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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云: 也谈中国的外交心态
(博讯2004年5月21日)
    读了何以救国先生的《中华文化,你千万别领导世界——从中国的外交心态谈起》一文,感触甚深,不免想在这个问题上也谈几句。

     中国自古以来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帝国,古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即中国在名义上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其他国家都是地方政府,需要向中央政府“俯首称臣”。但这种“称臣”的代价并不大,中国并不向这些从属国索取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即不向他们征钱征物,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只是给他们的国家元首册封一个名义上的封号),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独立的宗教信仰和独立的语言文化。 (博讯 boxun.com)

    对中国来说,从属国所要做的只是每年派一批使者给中国皇帝进贡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品(当时称为朝贡),而中国要回赠更为丰厚的回礼,远远超过“朝贡国”所纳贡品本身的价值。当从属国发生灾荒时,中国还要赠给大量钱粮予以救助,体现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关心。因此从属国对中国除了在虚名上吃一点亏外,在实利上绝不吃亏,甚至还要占些便宜。另外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但不被歧视,还得到超过本国人的优待,所以中国的从属国对中国产生“仇恨感情”的并不多,双方基本能够和平友好相处。

    中国的这种外交心态,可能与中国人“面子第一”的世界观有关。过去晚辈给长辈拜年,对长辈叫一声“大爷”,长辈一高兴就要给晚辈一些钱,这种心态似乎就是中国人外交心态的原型。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的心理,是出于对穷苦人的同情心理,给予穷国一定的救济援助,但绝不会向比自己生活更好的国家提供援助;而中国对外援助的心理,是得到了外国的赞美和颂扬,只要外国人到中国来说几句“中国真伟大”、“中国人真了不起”,中国一高兴就要给予援助,即使是比自己更富裕的国家,也要打肿脸充胖子给予援助。

    不少中国人要面子,平时自己萝卜咸菜省吃俭用,可是朋友来了,却大鱼大肉招待一番,勒紧腰带花钱卖个面子。中国对外国的援助也是这种做法,以前中国大力援助的阿尔巴尼亚、朝鲜、坦桑尼亚等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超过中国,可中国还是勒紧腰带竭力援助这些国家。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多半是把自己的剩余物质送出去,绝不会把自己少有的紧俏物资拿去送人;而中国不仅拿自己的紧缺物资对外援助,甚至还把最好的物资赠送外国。

    西方人搞外交的第一中心是通商、贸易等实际的经济利益问题,而中国搞外交的第一中心不是经济实利,而是面子。中国动辄无偿援助别国大批物资、金钱,表面上似乎中国真的高风亮节,什么都不要,实际上呢?对这个问题何以救国先生给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说明:“其实中国想要的东西很大很大,中国想要的东西就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立一整套“天下秩序”,也就是古代中国几千年来曾经有过的那样——中国是天下的盟主,尽管这种盟主地位只是一种名义。”

    当今中国没有在世界上当盟主的实力,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不能做世界的盟主,就退一步,做一个“第三世界”的盟主。毛泽东时代中国自称属于“第三世界”,每每以“第三世界”代言人的口气发言,对“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异常热情大方,不能说是有求必应,也是倾囊而出。因为中国外交的中心本来就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博得众人的称赞,花钱卖一个面子。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一个以熟悉东方著称的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的近百人庞大使节团访问中国,希望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一个遥远的国家派出庞大使团远度重洋来到中国,一定是仰慕中华天朝文化,因此不远万里前来朝拜。乾隆大帝听说英国使节团前来朝贡,也是非常高兴,特别破例免除了马戛尔尼勋爵的三跪九叩大礼,亲自召见。可是马戛尔尼勋爵开口闭口谈的都是通商、贸易等经济问题,这让乾隆大帝大为不悦:中华帝国从来不贪不占别国的便宜,英吉利人开口闭口就是怎样通商、怎样赚钱,岂不是把中华帝国小看为“重利不重义”的小人国度了吗?乾隆大帝全部回绝了英国通商贸易等商业话题,这让英国人后来不得不用武力来敲开中国的市场。

    外国打仗为的是获取殖民地、割地赔款等物质利益,而以前中华帝国打仗不是为了贪图外国的土地和财富,而是为了名分。如果外国不对中国称臣了,自己僭称皇帝,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定要出兵讨伐。现在中国对台湾的争执也在这里,中国对台湾要的不是财富,不是土地,仅仅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名分,只要台湾对中国“称臣”,接受自己是中央政府之下的一个地方政府的虚名,中国就不会干涉台湾的政治经济,可以让台湾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在需要时中国还会对台湾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可是如果台湾要独立,那就是坏了名分,让中国人丢了面子,中国将不惜出兵武力讨伐。台湾问题体现出中国人古老外交心态的回光返照。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如果当时中国打胜了,中国会向日本索取巨额的割地赔款吗?我想不会的,中国一定会“宽大地”对日本说:只要你们今后对中国心悦诚服,不再起反叛之心,中国不会要日本的一寸土地和一文赔款。抗战结束后,中国果然来了一个“以德报怨”,慷慨大方地放弃了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但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并不是真的什么都不要,而是要日本一句感激的话。

    如果日本人说:“中国真是伟大无比,中华人物真是重义不重利的君子,日本永世对中国放弃赔款的高风亮节感激涕零。”,那么中国人就满足了,觉得放弃这个战争赔款是“值了”。可是日本人却偏偏不说这种感激的话,这让不少中国人感到恼火,又嚷嚷起要讨回赔款了。

    尽管今天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可是仍有很多中国人仍然抱着传统的外交心态,正如何以救国先生所言:“(中国人)表面上接受,实则卧薪尝胆,暗暗较劲,憋着一口气:‘哼!老子这是虎落平阳遭犬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看老子将来发达了,再……’心里想的是将来中国‘复兴’了,还要重建当年汉唐的天下规则,将全世界都纳入‘中华大秩序’里,继续走咱们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老路。”中国人多少年来上下求索,为的就是寻回那个已经失去多年的大国梦想,重新找回“四海归附,万国来朝”的中央大国的自豪感觉。

    

    附录

    中华文化,你千万别领导世界——从中国的外交心态谈起

    何以救国

    外交是反映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样。中国在外交上的原则是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反复宣称的外交方针是“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那么中国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这句话如果深究起来就要牵涉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东西,中国想要的其实是要恢复中国古代那种“四海归附,万国来朝”的中华世界秩序。

    中国从秦以来甚至更早到周、商乃至炎黄时期就基本是一个疆域广大的中央帝国(所以才有“中国”之名),中国是天下的盟主,是天下的中心,是国际社会的“老大哥”,周边国家(或者说天下所有的国家)都是从属者,都是“小弟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似乎养成了一种只会做盟主,做“兄长”,做“父亲”,不会做“平等的朋友”(更别说做别人的从属者、做“小弟弟”了)的心态。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发生改变。中国多少年来一直上下求索,为的就是寻找回当年那个已经失去多年的梦想,重拾“中央大帝国”的感觉。

    来到国外后感觉尤为明显的一点是,外国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上非常直来直去,也很实际,虽然在中国人看来,这有点“冷冰冰”的,显得很不“热情”,但是外国政府的态度是平等、坦诚的;反观中国外交,表面上看来很热情,也很“大方”,比如动辄无偿援助别国大批物资、金钱,完全不要任何回报。我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在国家外交上的一种反映(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时代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兄弟式的无私援助”其实只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恰好与咱们的传统文化相吻合,所以被中国人拿来借用,与所谓“共产主义道德”实际上并无任何关系,只是挂了块共产主义的招牌而已),不只是外交,小而化之,中国人在与人相处上也同样奉行这一套准则。但其实中国人真的什么也不要,就只是为了无偿援助“兄弟国家”吗?

    回答是否定的,其实中国想要的东西很大很大,中国想要的东西就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立一整套“天下秩序”,也就是古代中国几千年来曾经有过的那样——中国是天下的盟主,但是这种盟主地位只是一种名义,一种表面上被周边国家服从而无其实际意义的尊崇,“四夷”只要表示表面上的服从,每年象征性的向中国进贡一点土特产品,中国则回报以丰厚的回礼,这种回礼往往远远超过“四夷”所纳贡品本身的价值,并且给予“四夷”国家的元首一个名义上的封号,而“四夷”各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是根本不会去多管闲事的。

    这种以中华“大哥哥”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周边的“小弟弟”尊重“大哥哥”,中央的“大哥哥”爱护“小弟弟”,国际社会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庭里如果谁和谁闹别扭了,“大哥哥”就会出来说两句好话,打个圆场,和和稀泥,你好我好的糊弄过去,如果这种纠纷是由于经济利益(比如谁吃不上饭了),中国“大哥哥”就会慷慨的拿出大笔的援助,因为“大哥哥”家里物产丰富,钱多得花都花不完,中国会说:“好了好了,不要在乎谁对谁错了,每个‘弟弟’都有份。”这样对付过去,大家都有面子,就这样解决了国际纠纷。只要“兄弟和睦”,天下就可以太平。中国要的只是一个“老大哥”的名分,这就是中国人闻名于世的所谓“面子”(有意思的是,中国似乎除了这种传统的天下秩序外,不知道还可以有怎样的方式与周边的国家相处,中国直到今天,也还仍然处在逐渐转变自己的这种传统思维之中)。

    这种中国传统的,不在乎原则对错的,和稀泥式的外交处理办法与今天的美国式外交比起来,如果把中国比作是“慈父”,那么美国就是“严父”,“孩子”如果闹了,“严父”会先和你讲道理,告诉“孩子”不该做的事绝不能做,如果“孩子”不管你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严父”就要打屁股。这种晓之以理,备之以武的处理方法比起中国的一味怀柔政策来对世界的整体利益似乎更有利,如果中国碰上一个像历史上辽、金、夏那样的“无赖国家”,只有年年的岁币、茶叶等“胡萝卜”去喂,却没有准备另一手的“大棒”,只能让恶人更嚣张,让暴力与“恐怖主义”充满这个世界。中国传统的“兄弟和睦”式思维,简要言之,在中国国内就是“君爱民来,民拥君”、“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在国际上就是“兄爱弟来,弟拥兄”,就是这样一种秩序。

    中国的这种文化心态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有点过时了,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仍然抱着这种心态,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十分难以理解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中国人会干出为了所谓“面子”甚至不惜牺牲人命的原因。

    我无意评价这种文化心态的好与坏,我想这是历史和客观环境造成的(中国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历史上国力强盛,周边没有国家有能力挑战中国的盟主地位)。西方国家并没有这种文化心态,他们非常实际,反映在外交上就是凡事都讲条件,看上去像是在做交易,在中国人看来,这就很“不近人情”,这同样也可能是由于欧洲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历史所造成的。这样在全世界就主要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之间很难互相理解,文化本身并无优和劣,但是作为一种文明实行后产生的结果就有了“好”和“坏”,或者说是更有利和不太有利、短期有利和长期有利之分更为准确。

    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为了农耕文明而量身定做的文化,它就是需要制造这么一种秩序:以中土为中心,四夷各安本分,天下臣服,四海归心,如此则天下太平;如果不这样,天下就要大乱,黎民涂炭,世界就失去了秩序。这种文化的核心实质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要的就是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它是一种不思进取的稳定,它只要求人民什么也不做,每个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听皇帝的话,按照某种固有的秩序(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过日子就可以了;而西方文明却不是这样,它没有这样一个中心,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平等的,(如果硬要找这样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上帝,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拥有像中国皇帝那样的权威,而上帝并不生活在人间),西方文明提倡人民不要安分守己,要发挥每个人的个性,要各显其能,能发明的发明,能航海的航海,能经商的经商,在国与国的关系上率先发明了“外交”这一概念,把国家间的关系按照西方的人与人关系来处理,讲究讨价还价,附加条件,这在中国人是不太好理解的,因为中国文化里有一层像纱幔一样的东西,无所不在,覆盖在一切事物之上,这就是儒家提倡的“德”,但其实这个“德”是虚伪的;西方文明里没有东方的这个“德”,西方文明是一种更有活力的文明,它适合于竞争的环境,它不强求中国人喜欢的“大一统”,欧洲的总面积还没有中国面积大,但分成了那么多民族和国家,如果大家过不到一起,就分家各过各的,不强求面子上的“好看”,不搞虚的,很直接。这种文化贯穿在西方人的一切生活方式上,比如在求爱方式上,东方人讲究含蓄,西方人喜欢直接说“I Love You.”,这也典型的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华秩序”被打破了,中国不再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与人平等相处的经验,一下子变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也才有了上世纪初中国人(当时的大清政府)在刚刚办“外交”这个洋玩意时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做法。

    中国人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尽快抛弃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的束缚,尽快融入到国际通行规则上来,外交、经济、政治、文化等都要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如果还是死抱着“祖宗家法”不放,拒不接受西方的现代观念,或者再使出一招咱们老祖宗的“神机妙算”、三十六计之类,来个瞒天过海、暗渡陈仓、虚与委蛇,表面上接受,实则卧薪尝胆,暗暗较劲,憋着一口气:“哼!老子这是虎落平阳遭犬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看老子将来发达了,再……”心里想的是将来中国“复兴”了,还要重建当年汉唐的天下规则,将全世界都纳入“中华大秩序”里,继续走咱们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老路。

    这种心态实在是要不得。因为到了中华民族真的“伟大复兴”的那一天,人类文明有可能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人类可以自由来往于宇宙之间,而那时外星文明的潜在威胁也不再是一种天方夜谭。如果那时仍由中国传统文化来主导世界,遇到了ET那样友好的外星人还好,如果遇到了《星球大战》里充满恶意的外星人就完了。如果真到了那时,主导地球文明的中华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把中国糟蹋得不成样子不算,将来还要把地球和人类也毁了,非要弄到丧权辱星,甚至亡星灭种的地步,成为灭亡人类和地球文明的罪魁。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看在地球的份上,中华文化,你千万别领导世界。

    最后要补充两点,第一,如果有人要以 “中华文化不会全是糟粕,总有好的地方吧,精华和糟粕要一分为二嘛”来反驳我的话,我要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中华文化一无是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华文化的综合效果就是导致了近一百多年来丧权辱国,把中华民族弄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从清朝到民国到现在,让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头,几乎就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这已经是被过去的历史证明了的,难道我们还要说“这只是历史的偶然,以后中国不会再碰上这样的坏运气了”的话来自我安慰、自我欺骗吗?不,不是的,中国人如果再不好好思考,好好反省,今后这种坏运气会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记不得是谁说的了):“如果一个民族独立了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仍然不能够富强,就要从民族的自身找毛病。”我认为这句话很有几分道理。

    顺便说一句,其实以所谓“精华糟粕论”对传统文化定性这种做法本身也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它是由中国传统的“中庸”、“谁也不得罪”、“搞平衡”、“一团和气”等旧文化思维中产生的,是典型的只有在中国社会的土壤上才会产生的一种看法。

    第二点是如果有人以“你还说西方文明好,你看看今天横行霸道的美国‘文明’吧”来反驳我的话,我要说,我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坏,西方文化好,我无意评判它们的好与坏,我只看效果,今天的中国应该全面采用西方的现代文化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文化思维一丁点都不要保留!留着它对中国的富强发展只会起到阻碍作用,是历史的绊脚石!我想说一下“五四”, “五四”运动其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化启蒙阶段,晚清的衰微、军阀的混战让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不能再死守着老祖宗的传统了,于是开始大力介绍西方的各种文化和思想,将它们引入中国,年轻人出洋留学去探索救国自强之路也蔚然成风。

    “五四”的第二个阶段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因为“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向日本移交青岛等事件,各路风云人物掀起了一场社会运动,当时提出的一个尖锐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中国把西方当作先生,可先生却要反过来打学生?”于是,一部分中国人就撕毁了洋书,堵死了继续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一门心思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灭洋”运动、“反帝”运动、“抵制日货”、“抵制美货”等等爱国运动中去,这场运动从“五四”开始延续,经过抗日战争,到国共战争,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就是说,中国人不是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中国人在反思之后开始向西方学习,到了“五四”可以说是一个节骨眼,一个分水岭,中国人从那以后以爱国主义的主流代替了学习西方主义,中国的历史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

    今天回过头去再看当年的这一分水岭,我的看法是,这恰恰是中国人在“五四”时期学习西方没有学习彻底的缘故,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一切知识都加以诚心诚意的学习,但是在潜意识里还残存着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文化思维(可能这是不自觉的),中国人只学到了技术,没有学到精神,中国人认为向西方学习,西方国家是“老师”,中国是“学生”, “学生”对“老师”应该执弟子礼,中国人还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师道尊严”、“尊师重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一套来对待“老师”,认为“老师”也应该按照三纲五常的一套来对待“学生”,“老师爱学生来,学生敬老师”,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认为我中国已经要向你西方诚心学习了,向你“服从”了,你就应该像中国古代天朝上国时那样心胸广阔,包容四海,对中国施以“怀柔之策”,这样才能四海归心嘛,但不料西方人脑子里想的东西和东方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想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自由贸易”、“开国通商”等洋玩意(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么多花岗岩脑袋的皇帝为什么那样抗拒开放海禁,怕与外界接触?),而西方文明也恰恰没有中国的这个“德”,径自按照西方文明自己的一套规则来做,不按照中国传统的“为师之道”来行事,这当然惹恼了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传统观念深厚的中国人),说到底,这还是文化的冲突。

    西方虽然没有“德”,但是,有一个“上帝”,西方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不管你是国王也好,总统也好,小民百姓也好,都一样的有着人性的各种弱点和丑恶(从解剖学上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人就是那么一团肉,人间不存在所谓“圣人”、“真龙天子”), 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卑微,都需要忏悔,而这恰恰是中华文化里所没有的东西。中国的文化尊“圣”,而西方文化尊“神”。“圣”还是人,中国人认为有些人不同于普通人,他们有着各种过人的非凡品质和能力,他们可以扭转乾坤,拯救这个世界,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也有着各种普通人的毛病、缺点甚至丑恶的一面(现在这一点又被中国人以“普通之处更见伟大”的荒谬理论加以美饰),虽然一些“圣主”通过打下江山让人们相信他确实可以扭转乾坤,但他其实并不能拯救这个世界;西方文化尊“神”,这也许正是西方人聪明的地方,他们创造了一个在人间无从寻找的神作为道德的标杆,让所有的人在神面前表示服从,表示景仰,表示忏悔,而永远不会有人出一本书揭露神的私生活的种种不可告人的一面,神也永远不会多吃多占,贪污公款,腐化堕落,从而打破人民的希望,认为“黄天已死,苍天当立”,“今上无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而起来揭竿造反,避免了社会因农民起义而遭受巨大的破坏和倒退。

    正因为中国尊“圣”,而“圣人”和“明君”又是不存在的,所以中国人不得不千方百计的为“圣人”作掩饰,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即使中国人中有些人明白“圣人”背后的真相,但是生活在中国这个社会,为了传统的“天下秩序”,为了社会的稳定,也只好“为尊者讳”,“顾全大局”了,否则的话,在古代就是“诽谤君王,诽谤圣人”,在今天就是“破坏团结”,这是中国人的无奈之处,这也是林先生以前一篇文章所说的中国避讳文化的根源所在。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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