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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田:戴晴,请不要在六四的旗帜上涂抹……
(博讯200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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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写完,自己也觉得心头一颤。一来,戴晴女士曾经是我青年时代尊敬的师长。特别是她因为“六四”而入狱的经历,一直让我敬佩。二来,安田向来尊重女权,不愿意在这方面有所冒犯。但牵涉到“六四”,而且从戴晴女士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了“不是民主运动”的评价,也让安田忍无可忍。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权当作一次正常的学术交流。 (博讯 boxun.com)

    对“六四”的评价,曾经是众口一词: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当初就是那些下令镇压的屠夫们,尽管极尽造谣毁谤之能事,但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喊出了人民渴望自由、民主的心声。

    整个89学运中,虽然口号变换万千——甚至喊过“拥护共产党”这样的口号——但这并不能否定那场运动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民主”的事实。也许戴晴女士会辩护:要民主争自由的口号,在整个的学运过程中一点也不响亮。确实,相对于“五四”时,学生们高喊“德先生”“赛先生”,“六四”一开始就卷入了比较具体的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然后又提出了急迫的“打官倒”“反腐败”的明确目标。

    但这场运动要“民主”的目的性一点也没有被这些细节所掩盖。相反,只要戴晴女士掠去浮云抬望眼,应该一点也不难厘清贯穿整个“六四”过程的主线就是要民主、争自由。

    在4月18日学生第一次冲击新华门事件中,学生代表提出了七点要求,主要如下:重新评价胡耀邦是非功过;尽快公布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确认新闻自由;要求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财产收入情况;查处官倒,公布详情;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等。

    其中两条明确提出了争取“自由”的呼声。而另一条重新评价胡耀邦,也是对自由的变相追求。相信戴晴女士比安田更明白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所以,418的新华门之夜,学生以七点要求拉开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序幕的时候,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争取自由民主。而这次事件最后以警察暴力收场,一方面在学生的心里埋下了继续抗争的种子,另一方面,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暗示了整个学运的最终结局。

    418可以说是整个学运的起点。如果说在这之前几天还纯粹是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的话,正是当天晚上(其实是419的凌晨),警察的暴力激起了学生的公愤,也凝聚了学生团结抗争的决心。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了要求调查事件真相的大字报和警察打人的照片。从现在披露的资料看,当时赵紫阳曾经下令武警避免伤害学生。但最终结果,事与愿违。不知道戴晴女士是否责问过“本来在改革的上层”:到底谁下了暴力行动的命令?而在整个89学运期间,这样违背最高层的命令,蓄意激怒群众的行动数不胜数。

    正是从418以后,各个高校才有了松散的联盟。也就在这时候,有几个北大往届学生开始在校园里活跃起来。也许这就是戴晴女士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极端冒险份子”,也就是共产党一直强调的“黑手”。六四以后,这些人也很乐于承担“黑手”这样的称谓。不过,安田在这里不得不提醒一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黑手”,那么这只手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浸透着“天安门母亲”的孩子们的鲜血!

    但从已经有的资料看,并不存在这样的“黑手”,因为贯穿整个学运始终,他们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事实上,跟他们联系最紧密的学生领袖可能只有王丹。象刘晓波和吾尔凯西之间所谓的师生情谊,也是在刘先生于学运中途匆匆忙忙从国外赶回北京以后,建立起来的。而北高联的第一任主席,政法学院的周勇军,与后来的“黑手帮”更是没有什么联系。到了学生绝食广场,以及戒严后期,整个学运的主导权更是被柴玲、封从德、李禄死死地抓在了手里。北高联已经形同虚设,更不要提后来几个自称“黑手”的人搞起来的“知识界联合会”以及后来的“联席会议”了。这一点有柴玲的证词为证:广场指挥部和“联席会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联席会议”只起到参谋的作用。到这时候,就是王丹对整个后期激进的学运方向也影响甚微,更不要提局外的“黑手”了。

    权力总是吸引人的,到了谁的手里都一样,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广场指挥部”。由这一点,也更说明了民主制度对于权力约束的重要性。

    “六四”后期,由绝食团指挥部派生出来的“广场指挥部”控制了整个学运的方向。这样的权力不由让人眼红,甚至引出了“绑架”风波。那时候,没有谁会想到需要承担今天人们对学生领袖的指责吧?

    也许戴晴女士指责的“极端冒险份子”中,除了“黑手”就是这些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学生领袖,而柴玲无疑首当其冲。毫无疑问,柴玲属于激进派,而且掌握了后期学运的领导权。也正因此,在反思六四血案的时候,她成了众矢之的。即使笔者,也曾经多少年怀着怨恨的心情看待她,也会假设:如果不是这样激进的领导……

    但历史就是定稿,没有假设只有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试问:学生领袖中也不乏温和派,但为什么大浪淘沙的时候,却成了滚滚洪流下的石子?学运领导权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柴玲手中的。周勇军、吾尔凯西、王丹都曾经掌握了这样的权利。周勇军因为想取消427的游行,失去了领导权;吾尔凯西因为在戒严后主张撤离,也失去了领导权;王丹当时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大包大揽的领袖,所以,在整个学运中风头一直不是最足的。

    这样对比,我们是不是很明白:在那样的氛围下,只有激进派才会被群众接受?十五年后的今天,如果还有人一定要撇清自己当时激进的嘴脸,还要否认当时全民激进的事实,安田只有对他们认错:是我这样的极少数激进派害了你们。但我清楚地记得,大约5月22日左右,有研究所的人到广场征询大家的意见,是否撤离。当时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投了反对票:我们还在憧憬着一个巴黎公社的梦想。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如果我们是极少数,谁是大多数呢?

    历史之河奔腾不息,在那个特定的转折点,柴玲因为符合条件漂浮上来,引领潮头。这就和木头一定会飘在水面一个道理:不是因为她的轻飘而是因为流水的沉重。这样的选择不是她所可以掌握的。而她被选择的本性却必然引领着潮流奔向宿命。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激进派。这是一个悲剧,但不应该由柴玲一个人承担。

    戴晴女士应该明白,在共产党40年的严酷统治下的人民,一旦得到了爆发的突破口,积蓄的能量决不是“上层”美好的愿望所可以控制的。也希望当今为政者,从正面吸取“六四”的教训,不要忘记:即使有排气孔的锅炉,也有爆炸的时候。但戴晴女士开出了拯救锅炉的良方:下层人民只应该做锅炉里面的水而不要变成蒸汽,这样才不会全民变成“极端冒险份子”,这样才可以让锐意改革的“上层”可以按部就班地实施大计。

    这样的愿望当然没有错,如果能够实施,也就是中国人有福了。因为这很符合中华文化的传统模式:皇天后土,清官大人。但是我们的传统,哪一次选对了正确的方向了呢?以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戊戌变法为例,那只是一次小小的维护皇权的改良,最终的结果也是以流血告终。根本的原因,不过是触动了皇权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已。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要提国家民族大义,就是皇权也比不上自己当时当事的权位重要。而在六四中,一小撮来自“上层”的以邓、李为代表的小丑,只不过又一次演绎了这样的故事而已。

    但“六四”不是改良,是一场伟大爱国的全民民主运动。这不仅体现在学运一开始就提出“争自由”的主张,也不仅体现在全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中,根本而具体的表现是:学运由始至终要求的“对话”。

    谁跟谁对话?中共建立政权以后,除了自说自话,又跟谁对过话?而89民运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仅如此,还明确要求对话的层次和公开性。倒是想问戴晴女士:这不是在争取民主,是什么呢?而这样对话的主张,却一次次被中共当局要么拒之门外,要么敷衍了事。我相信他们也看穿了“对话”的本质在于还权于民(当然还不是全部),而这正是他们中一小撮的心头之恨。所以,才会有422拒绝接见学生代表的蛮横,让他们下跪了半小时,进一步激化矛盾。这如果不是故意,至少说明愚蠢。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在这场伟大的争民主运动一开始,就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篡取“儿皇帝”宝座(还不是最高权力呢)的良机,阳奉阴违,倒告黑状。4月25日在邓的寓所,获得了“不怕流血”的谕旨,炮制了426社论,引发了427百万人大游行,终于让已经渐趋平息的学运再次走上街头。学生中的“极端分子”哪里有李鹏陈希同的小报告厉害呢?

    作为同情改革派官员的戴晴女士,本应该追究李鹏等保守派官僚阴谋诡计倒行逆施的责任,却无端把“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完全归咎于“下层”的热情上,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这只能说明她的幼稚:认识不清民众运动的无序性。象六四前期那样全民激愤的状态,任何事情发生都是可能的,这决不是柴玲、王丹几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可以控制的。而当时掌握了国家行政立法执法全部资源的中共,由于内部派系斗争的原因,反应迟钝进退失据,才是造成这场爱国民主运动走投无路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不仅邓、李一小撮应该负责,即使赵紫阳先生——行文至此,容许安田对他的伟大人格表达敬意,也强烈呼吁中共当局还他自由——也要负担一部分判断失误的责任。

    比如,423出访朝鲜。那样一个民不聊生的独裁王朝,值得吗?特别是在田纪云提出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执意前行。何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朝鲜之行也。而貌似愚钝的李鹏恰恰大事不含糊,抓住了这个权力真空期,抛出了426社论,点燃了学生抗争的熊熊大火,也烤焦了“儿皇帝”的小龙椅。赵紫阳后来和邓由此分道扬镳:赵主张否定426。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没有朝鲜之行,何有426社论之歇斯底里?

    不过,看看今天戴晴女士的文章,也就可以明白赵紫阳当初的无奈:如果周围都是这样的糊涂谋士,“主公”的大业哪里还有成功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六四民运与赵系的改革派缺乏良性的互动。按照当时学生的说法,就是“不要卷入政治斗争”。但最后的结果证明,民运恰恰成了被保守派利用的筹码。其实道理很简单,在事实上存在两派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作为第三方的学生不愿意和改革派合作,本质上就是在和保守派合作。套用共产党的官话,就是“不以个人的美好愿望为转移的”。而幼稚的学生们就是看不清这个事实。但这并不是戴晴女士可以做个事后诸葛亮的理由。怨天尤人地怪罪“下层”,只说明了自己的是非不清罢了。

    学生方面和改革派最不合作的一个决定无过于绝食。安田也觉得,这是学生方面的失算。在究竟谁提议绝食这一点上,现在出现了许多推诿抵赖的文章。但根据安田接触的资料看,绝食是完全由王丹提出的、吾尔凯西赞同的违背北高联决议的个人主义行为。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个人是否能够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但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发生了。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赞成绝食的学生,当时是以“改革派希望我们闹大”为理由,劝说北高联接受既成事实的。北高联最后屈服于王丹、吾尔凯西的领袖压力,通过了保留北高联意见的绝食决议。

    由此看来,即使在“最不合作”的事件上,也曾经有过“下层”盲目遵循“上层”权威的话。想必戴晴女士知道的内幕比安田还多,是不是还掌握了什么证据没有暴露,不妨在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拿出来,还历史以清白。

    不过无论合作也罢,不合作也罢,在那样的历史关头,都只能是个人的意见而代表不了运动的主流:因为人民被束缚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一旦铁笼子露出了一点的缝隙,对自由的向往就吸引了所有人前进的方向。但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拥挤不堪的人潮,即使有愿意逆水行舟的清醒者,也必将被淹没。反而是那些顺应了潮流的人,登高一呼,立刻被赋予了合法领导的权力。这样的事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并不鲜见。所以,反思“六四”中学生这方面的责任,实在太过苛求,他们不过是时势造英雄的必然。何况他们由始至终也没有提出过,足以构成血腥屠杀借口的暴力主张。

    “六四”的悲剧,就是由那些习惯于黑箱操作的“上层”一手制造的冤案。也许,诚如戴晴女士所言,他们已经启动了“扒拉扒拉扒拉”一系列的改革。但那种黑箱体制,让局外的人民如同瞎子摸象。从这一点看,“六四”血案也无疑是中共黑箱操作体系的必然结果。如果硬要倒过头来,责怪瞎子看不清大象的全貌,不知戴晴女士是否应该首先打碎“黑箱政治”,让人民看见光明?

    在中共当局继续坚持对“六四”错误定性的今天,信口否定“六四”民主运动的伟大意义,无疑是忘记了“天安门母亲”们的伤痛,助纣为虐。不可否认,在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中有心怀叵测的人,但我们不要忘记法拉奇的话:“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上,都沾有鲜血和粪便”。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戴晴女士,在牺牲的英烈犹未瞑目的今天,请不要在六四的旗帜上涂抹……

    Apr 20 2004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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