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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打破黄宗羲定律,需要理论突破,政治突破,思路突破(I)
(博讯2004年3月31日)

-改革设计理论家与实际工作者的挑战

     (博讯 boxun.com)



引言:破题
    
     2003年无疑是中国的一个标志性年代:首次突破人均1000美元大关。历以宁教授提出了一个人均增长可持续性问题,即过此关口后,一些国家进一步腾飞而另一些则几乎原地踏步;陈桂隷,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以其三农问题的严酷性和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尽管岁末几大网发布与转载的一组弱势群体的镜头照片似乎很快就被大城市的繁华与喧闹完全湮没了。
    
     这里不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判断问题。因为相信没有多少人是象当年对工业革命大潮不满,而硬是要刻意歌颂旧时昔日的田园牧歌诗情画意的所谓快乐的英格兰那样的西式九斤老太。问题在于2000业已超过。5的吉尼系数这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的科学论证,在社会巨变,安全保障极不完全与暴发财富膨胀及其心态的情况下早已显得苍白无力。
    
     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两个务必”等不是什么亲民慈善“表演”,而是执政之本,立党立国之基,是驾御中国走向更高文明的政治向导;“打破黄宗羲定律”,温家宝总理发话了,宣誓了;一号文件出台了。。。新一轮“农村改革”那种农村包围城市盛况可能第三次出现。但理论家,思想家,政治家还要关注更长远的走势:几个一号文件之后怎么办?十年后第四代换届后又当如何?中国能够不但保持腾飞势头,而且在均衡和谐发展中走向胜利的彼岸吗?换言之,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是什么(象罗尔斯,斯特劳斯,丹尼尔。贝尔等对现代西方多元社会与文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与哲学社会学回答那样)?
    
     这不言而喻涉及许多重大的深层的理论问题,如贫困的循环与改革可逆性。其在历史演进上就是周期率问题:“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老先生访问延安时同毛泽东探讨过的)。兴衰彺替的根本就是中国百姓在历次起义,变革,朝代更替后,或盛市中兴之后再度陷入贫困的循环。当代中国百姓心理承受能力早已变化。他们决不会承继大锅饭平均主义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但过度两级分化的社会不但不可能长治久安,甚至在任何时点上都埋藏着定时炸弹。那种以所谓“财大气粗”的蛮横霸道的两级分化是连当代资本主义都不能接受的,更何况中国早已是打到过四大家族的新中国呢?!
    
     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质朴,勤劳的。他们从不奢望更多,甚至连自己最起码的要求都“羞于启口”,不惜自己忍辱负重,承受着艰辛与困苦,为家人为国家尽力尽责,何来仇富心理?理论家们该是拿出自己的良知与理性,为他们的权益呼唤,更为他们的尽快富足而献计献策。那种以为简单地引进市场机制,就能一把利益大饼做大,二则将来人人有份的“理论”(如果可以称之为),在学术上是幼稚的肤浅的;在社会结果上是误导性的不负责任的;在未来走向上是充满巨大风险的,必葬送中国经济腾飞与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所谓精英与权贵同金钱与色相的结合,就将是最恶劣落后反动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中国古代封建复辟与回潮。这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政治风险,是真正需要百分之百地扼止在萌芽之中的沉渣泛起。在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在什么扩大的力度上都不为过。对这种社会垃圾的心慈,就是对社会正义,民族复兴的犯罪。
    
     黄宗羲定律或贫困的循环或历史周期率背后深藏着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1)历史发展的反复或可逆性问题;(2)政策变形摇摆与分利集团形成问题;(3)权力腐败与政治清明可持续性问题;(4)权力界定与还政于民或人民主权问题;(5)老百姓私域与官员政府名公实私域的随意性问题。
    
     这不但是大文章,更是大题目。从破题到解题,需要一系列的突破:这就是理论突破,政治突破和思路突破。
    

第一部分: 理论突破

    
     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加以摧毁,但理论一旦被人们所掌握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理论是旗帜,意识形态的基础;理论是民族魂的精神学说支撑和具体化;理论是战略,政策,策略,方案,计划等得以产生确立的依据。国家意识形态不能替代具体理论,更不能替代理论的动态丰富与发展。理论必须而且只能在论战辩论中接受检验,在冲击对撞中创新与发展。路线的确立,战略的形成,不但倚赖理论的存在,更依靠理论的不断深入与发展。
    


一,放权让利与还政与民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农民给的,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给的。权力的基础与根本法理是人民授权。国家,政党,军队,警察,监狱,法院,一切的权力代表与象征都来自于人们委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委托政治。国家,集体与个人在权力委托关系中互动。因此,国家并非一个神圣的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超然权力机器;集体也非一个神秘的人民之外的异化体。它们都是人民在民族国家政权结构体系之下的人民总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的共同利益的代表。由此改革就是要在这种权力代言关系中进行必要的调整。这就决定了改革的主体与权力主体都是人民,由此其在改革中无须打什么擦边球。
    
     农村改革的最初不就是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来掩饰那种似乎是在挖国家墙脚,在拆集体的台,从而要羞羞答答地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吗?这就必然造成一种战战兢兢,唯恐走错,担心收回的心理。这就自然出现改革在理论错解了上述权力结构关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放权让利的改革取向。改革变成了权力受委托者向权力委托主体的“施舍”。
    
     权力可放当然就可收,当然可以变换形式。这样改革中的人民与人民的改革都必输无疑:改革失败了权力有千条万条理由收回。因为实践的结果是不好的吗!这就是以往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反之,改革成功,人民只能短期受益。因为分利集团的迅速生成,各种代表特殊利益的分利集团会迅速以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新政策,法规等,在国家与集体名义下将改革的增益部分分广吃净。
    
     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回归,从根本上防止贫困循环的出现?只能是还政于民。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就在于放权让利颠倒了权力主仆关系。而只要这种关系倒置存在,迟早权力就会异化成其反面。而国家反腐败的成本就会高到任何政权无法承受。相反,还政于民将不但彻底解决上述可逆摇摆,而且大大降低行政成本。
    
     为什么会是如此呢?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还政于民。市场经济还的是企业自主权,经营权和一定的所有权(如公共上市公司),从而资源配置失误风险被大大降低,配置效率大大提高;市场经济也把消费主权还给了人民。既非计划生产,也不是计划消费与分配。选择什么,购买什么是个人的偏好,是个人经济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消费主权的实现,不靠种种票证而是消费者手中的货币选票。同时它也完成了资源配置结果的奖励与未来资源配置的引导,从而实现了所谓大众化控制。
    
     当然市场选票绝非经济民主。因为其非一人一票,而是一币一票。而且其不问货币来源。即不管财富产生的前提。同消费品市场相适应,市场经济同样把资本选票交给了具体的投资者,从而股票选择媒介了公司资本运作。
    
     只要还政于民,就不可能出现“恶人治村”现象;只要还政于民,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就会出现相对平衡而不会造成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当然就像市场经济一样,仅只是还政于民有可能造成短期行为。这就须对三者在所有制与政权意义上进行更深层的理论框定。还政于民的根本在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政制与权力构建文化。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为着共和制,中国经历几十年流血牺牲,中国民主文化与体制的确立同样会是巨大的挑战。
    


二,终极价值,目标价值与手段价值
    
     美国老百姓是靠实现所谓的美国梦支持自己的。而其在爱国主义的光环下,对民主,人权,自由价值的推崇与推广具有极大的认同与热忱。美国有识之士对“世界领袖”的角色意识,甚至于“白人责任”与“上帝之城”示范理念有着深深地把握与警觉。
    
     实现现代化,奔小康等等具体化了中国特色的社会规范追求。但终极价值是虚置的空位的。中共在建党,抗战,解放,建国,建设各个阶段,其终极价值与阶段性目标追求是清晰的。经济变革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与伦理意识变革。终极价值在苏东巨变,世界市场经济浪潮下在社会流行意识上不受关注。
    
     没有终极价值追求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难以持久的。新中国的诞生固然同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领袖们的卓越领导与驾御有着直接关系。但从根本上更是人民流血牺牲奋斗换来的。这种巨大的牺牲无疑来自于英雄,先烈,前辈们对终极价值的高度追随与认同。从任何一个资源与能量角度看,蒋氏政权都远远优于中共。但历史的最终选择却是如此无情。这在根本上是文明自卡力和自组织力的强大无比:毛泽东的军队是协同作战,为整体不惜牺牲局部;国民党的军队与政府是保全自己,让对手消灭内部竞争“友军”。
    
     从“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绝大多数国人在改革中收益,再到快速严重的两级分化,这会大大动摇劳动大众对终极价值的认同。从理论到实践,这种目标价值与终极价值的一致性,阶段和谐性具有重大意义。当然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运作上难度都很大。但却并非不可为。而恰恰是在这个世界性的近乎于悖论的难题上才是真正中国特色原创性应该施展的大舞台。
    
     美国从向贫困宣战到建设伟大社会再到福利国家,结果是经济大饼增大了几十倍,但贫困线以下的社会群体比例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这就表明西方文明从制度本质规定上不可能消灭贫困。从而,人类平等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西方文化范式做不到的。
    
     中国远古的历史就曾产生了辉煌的经济,政治,军事共产主义文明。而且成了中国百姓的美好历史记忆与伟大的“神化史诗与传说”。马克思时代限于考古的有限与西方近代崛起的辉煌,对东方文明的了解并不深入。时代变化,由于现代化文明的对自然界的大规模征服与破坏,造成了自然大地母亲在支付,传输,代谢等等的超载运行和自修复机制破损。东方文明在各个层次上受到整个世界与未来的呼唤。
    
     同终极价值,目标价值相比,手段价值是现实的。但也是最低层次的。换言之,目的,目标,手段需要进一步理论廓清。市场经济体系是转型时期的追求秩序之一,但却是相对于终极价值的手段。而且同市场经济平行的还有规制经济,甚至于政府经济,更不肖说还有交换对等调节以外的其它经济。
    
     陈锡文已经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规范经济学问题。即经济增长速度本身不是标准。增长不但要促进发展,而且要推进社会公正与解放。最终要使中国老百姓富足,幸福美满。终极目标是政党与国家旗帜的根本与基础。它本身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与凝聚力。正是终极目标与民族魂的时代结合,构成了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支柱。哲学家,理论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都应以中华民族精神代言人之立场与观点,为开发与塑造这种民族魂灵进行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
    
    谭伟东
    
    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现为花旗集团信用卡公司副总裁,中美战略研究院董事长,总裁。曾任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 美家用国际金融公司(现汇丰(北美)银行)和第一银行(现大通摩根银行)高级分析家。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 (北大出版社,2001), <公司文化>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经济信息学导论> (北大出版社,1989) 。编著<软科学手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译著<信息经济学>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发表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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