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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打破黄宗羲定律,需要理论突破,政治突破,思路突破 (III)
(博讯2004年3月31日)

-改革设计理论家与实际工作者的挑战

     (博讯 boxun.com)


第二部分 政治突破

    
     废除终身制,砸碎铁交椅,分流精简。。。不能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行政改革动作不大。收容制取消,户籍制将成历史,国务院三会减之两会制,取消夏季北戴河办公制与领导人出访迎送制,政治局会议公开制等等。。。似乎静悄悄的改革在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步展开。但政治改革的前景是什么?当今的现况又如何呢?
    
     曾几何时,在河北西柏坡,中共是以世界上最小的最高统帅部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三大战役与人民解放战争。没有这样的精干高效的统帅部与行政效率,革命胜利会从天上掉下馅饼?卫立煌不蠢,杜聿明不苯,傅作义不傻。蒋介石手中先后有八百万军队,有装备精良的数个王牌军,更有一大批优秀高级将领。路线,干部,毛泽东的军事天才等都很重要。但行政效率,从最高统帅们的忘我工作就可清楚地体现出来。毛泽东一人兼多少任?!他甚至给新华社直接起草文稿。行政效率是个晴雨表,而且或许是一切其它效率的基础与前提。
    
     现如今,中共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党,执政党。估计党员人数超过全世界各国政党党员之总和。此外,党,政,工,团,妇联等等,“一个戴草帽的养活八个戴大盖帽的”。不要说以现有的中国国力与财富总量,就是以美国的经济实力也养不起。绝对养不起!中小乡镇如雨后春笋。各种职位纷纷出现。吃皇粮的冒出无数。既不尽“婆婆的义务”,又“享受婆婆的供奉”。农民不苦,不穷困才怪呢!
    
     政治非职业化势在必行;民主建制非走不可;人民主权不立不足以根除一切弊端。制度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基础;制度与权力腐败的核心是干部腐败。干部腐败与“钱色”黑金暗欲形成正反馈,造成罪恶深渊。反腐倡廉要搞,并要大张旗鼓地搞。但要根除前“腐”后继,只能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除了阶级,民族与国家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的博大胸怀,和“以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高尚情操,走政治奉献非职业化之路。这既是党一贯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之大潮。
    


一,政治非职业化
    
     现代社会只界定一定数量的职业军人作为社会国防的中坚力量。极少数职业政治家在民众选择与监督下从事职业政务活动。包括社会活动家等均已非职业化。食利阶层的贵族生活早已被社会抛弃。人人靠“一技之长”谋生被公认为社会进步与无尚光荣之举。
    
    中国行政改革的初期,针对“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终身握权”,“老人政治”,“推委扯皮”,“串串盖章”等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是卓有成效的。但现在问题的焦点已集中到了事后控制与利益分成上了。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有了位置,就保证了“特供”与关系网(后门);现如今有了位置就能化成对等财富与“享受”。
    
    “高薪养廉”的前提是党务政治非职业化;“政务”专业公务员化。位置的设计要交给“政治市场”决定。否则,只能是权力保护权力;权势滋生权势,走向权势经济。中国历史上的官官相护,“只须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才是绝对的黑暗,绝对的大染缸,绝对的“无法无天”与黑白颠倒,绝对的暗无天日。新中国诞生与存在的全部历史公正与社会法理,就在于搬掉了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当今政治的最大考验就在于在高歌猛进的经济繁荣的征程上能否防止与革除新大山的滋生!
    
    古人政治智慧告诉我们,“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笔者在北大经济系授教于石世奇先生获得的智慧性教育之一。政治非职业化操之过急不得。而且如同中国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改革一样,应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控下逐步放开。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充满矛盾。一方面,它建立在不断深化的分工体系之上。专业化职业化越来越细,人们成了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另一方面,碍于人工成本的昂贵,一个人“拳打脚踢”的全能式工作在公司,企业,政府是家常便饭。中国的媒介与咨询服务,中间媒介市场,尤其是小机构代理人行业潜力很大。变权力约束为市场约束;“变行政机构为媒介机构”;变行政管理人员为服务业就业人员,黑色灰色交易才能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政治非职业化将为从根本上杜绝权力腐败开创基础性工作。并且使中国的行政成本,控制与监督成本大大降低。从中央到地方,中纪委及其公检法等经济犯罪相关的控制惩办机构将会大大减低需求量。而与此同时转移出去的资源与能量,又可以积极创造与媒介社会财富创造与流转。这无疑是十六大提出的让一切国民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制度创新。
    
    领导力量与执政力量决不在于行政管理机构的庞大与网络缜密。而恰恰相反在于其路线对头,精兵简政,清明廉洁,高效多能。
    


二,执政党挑战:民主制规划与建设
    
     民主制并不能保障选择结果的最优,但却能保障对最劣的定期去处;民主制不是运作效率最高的指挥行政机制,但却能保证定期的动态社会调整;民主制更由于人民的直接而非代仪授权,保证了执政,贯彻的权威社会基础。
    
     单纯民主制本身并无法保证政治的清明与高效。腐败落后的选举文化,恶劣的选情操纵都可能导致民主的滥用与误导。否则就不会有以王永庆,李远哲,林怀民三巨头对台湾朝野与选民的《沉重的表白》了。
    
     在中国现阶段情况下,中共执政必定面对并时刻应对和战胜下述几大挑战:
    
     (1)创新集团与分利集团的平衡和对后者的最有效防范。创新集团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存在的。一个高效合宜良序社会就是尽可能激发潜势创新集团,创造良好环境与条件使创新集团尽可能释放其最大的潜能。当然创新集团的能量释放并不可能无耗损地全部转化为必要的效能。而且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还必须平衡过度亢奋。就像过度的高速增长就会引发通货膨胀;过度的创新就会妨碍有序积累,带来过大风险。通常,创新集团社会经济成就到一定引人注目的阶段,分利集团就会产生或开始行动。完全消除分利集团是不现实的。但中国现行行政体制下分利集团的力量是如此之大,破坏力是如此之强,其轻而易举地将社会相当一部分劳工群体锁定在贫困的循环之中。在中国,分利集团产生的动机同创新集团乃至中间集团没有重大区别。都是第一规避风险;第二求取生存与发展空间;第三可能情况下施展抱负;第四获得一定的利益保证。因此分利集团并非是个人品德与思想方法上的根本差异。主要是其对谁负责。服务于不同行政口的对应的机关系统基本上构成了分利集团存在的机构与权力基础。指标,政绩,晋升等等放在那里。政策一来,机会便到,分利行动开始。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利集团基本上是历次中央计划会议上的精兵强将。争的是地方利益。地方搞好了,晋升有望。但个人直接到手物质利益不明显。现如今回扣提成已经改变了这种状况。包干挂钩已经成为分利集团直接获取个人利益的动机要求。
    
     执政党靠创新集团闯出改革发展的新路,带来社会财富生成积累。而不得不倚赖其它行政机构平衡与运作社会公益事业。运作的过程与结果却引发了分利集团。美国靠游说制度和大量的慈善组织这样一些非赢利组织来平衡社会利益。它们也成为分利集团。但其程度是不可以明显损害其它社会利益,在社会可接受的限度内。公司里对受贿利益冲突管理的就更为严格明确。美国大金融公司均有规定,个人收受客户年度节假日礼物,金额不得超过50美金。超过此线的礼品须上缴。否则将按照违反公司政策处理。重者可能开除工职。50美金是个什么观念,日工资的几分之一或十几分之一。
    
     (2)和珅漏斗杜绝。一个贪官和珅,在天子脚下,竟把国家财富的12万万两黄金据为己有,其私家财富相当于两年国库岁入。而和珅这类超级大贪官历史上决不仅仅只是乾隆年间的那一个。大贪官是大漏斗;中贪官是中漏斗;小贪官是小漏斗。国民经济循环流转,正常运行被截留,被打断。不仅弄得国虚民枯,而且败坏了“朝纲”,毒化了风气,遏制了发展,颠倒了正义邪恶。
    
     大贪官,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拉响刺耳的警报,告戒各级官员警钟长鸣;不杀不足以扭转“朝纲”,理顺乾坤。杀,关,退是绝对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
    
     范文澜先生把中国史称之为史官文化。中国的官本位主义是其它文明中不多见的。就其社会文化原因,就在于一是民间力量要么太弱要么偏激;二是政府招安能力与官场利益染缸文化太强;三是失意知识界只会洁身自好;四是汪洋大海的滋养社会土壤:没有强大的行贿就只会有掠夺而非受贿;没有广大的走后门就不会有无处不在的关系网。痛恨贪官的国人是否也该反思一下社会的助贪‘环境’与土壤?!
    
     民主制,市场经济均是社会个体信息决策成本极高的机制。其对行为个体的信息把握,决策能力与管理意愿有极高的要求。主人公意识不是一句空话,其背后包含着诸多纷繁复杂的学历,专业,就业,投资,娱乐,发展等等机会的收益风险成本利润复杂多变的决策。民间力量并非没有自发地完成这类决策的倾向与潜力。但社会需要有意识地教育和培养。只有在这种民间素质和资源达到相当的程度,民间反制贪官的力量才能健康发展;民间力量的壮大才能通过理性的社会維权,达到对贪官的根本监督与革除。
    
     单纯的舆论监督未见得能解决问题。君不见有偿报道早已使舆论监督变成了舆论帮助。权钱交易连同舆论化妆不但使财富流转扭曲,而且使公正和心灵受到玷污。
    
     (3)洪秀全现象革除。政权的可持续性,执政的持续合法性均取决于执政党能否从根本上革除洪秀全现象。革命,“当朝”,从政,为什么?洪秀全政权一到手,终日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几年之内只发出几个诏书,终日躲在后宫深院中,过着荒淫无耻而自以为很是高贵的皇家生活。这并非只是农民起义首领问题。而是一切从在野到执政后都将面临的权力诱惑与腐蚀问题。
    
     财富美色在权力权柄之后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而稳定繁盛的日常社会规则下,追求的非神圣化同社会繁荣紧密连在一起。“新贵旧势”在文化品味,生活质量等等的光环之下,对社会风气形成巨大的诱惑与示范。更加上直接的收买与交易。洪秀全现象就不会是个别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严重挑战。
    
     不论洪秀全现象发展在哪一层级,都将对执政党形象造成极大伤害与严重的执政危机。腐败贪污受贿的丑闻不绝于耳。所谓初级阶段不可避免论是没有根据的。
    
     洪秀全现象不同于和珅漏斗。前者是指一个政党,一种社会力量在政治与军事变革后以及赢得政权后其中的一些所抱定的走向与选择。这里涉及一个前与后追求问题,境界问题;后者是个个体腐败问题。作为一个宦官,和珅的个人动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纯的,其都是基于私欲的。但洪秀全等在起义前却未必就是不纯的。很可能还是基于基本正义的。这就有个堕落蜕变问题。
    
     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放弃教育却是万万不能的;同教育监督一样重要的还有一个“一把手综合症”问题。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普遍真理。首要领导人的示范效应,甚至是其所谓倾向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约束,政策政制都很重要。但任何东西都是人来执行。而一把手就是从形成政策到具体执行的关键中的关键。领导干部中的所谓“前腐后继”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西方社会的“一把手”是否不同呢?公司CEO通常五年合同。有些甚至更短。经营业绩,华尔街股市情况,员工利益那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帐面作手脚”的也有。但总结算却是要算真帐的。不好只能卷铺盖卷,被炒鱿鱼。至于西方行政机构,因为花得是纳税人的钱,就更是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来不得大肆铺张浪费。中国各地方一些部门办公室之宽畅,设备之齐全与豪华,应该是让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老外们瞠目结舌。这种超前的豪华与浪费,有几个现代化也会给拔光用净。
    
     正因为好德比好色,好俭比好奢,上山比下山,逆境比坦途要难上加难,真正的俊杰与英雄才是那样受人敬仰,让人爱戴。因为他们从个人的和人性的喜好弱点中超越了自我,战胜了自我。
    
     性爱与家庭发展史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人类自身解放与平等发展史。认定健康,美丽,力量,智能都大为不同,喜怒好恶也各异,自然对异性吸引力就不同。但人类超越了动物本能与动物社会结构(强力绝对竞争),使一夫一妻制成为普遍选择而无论当事人之个人财富权势如何。更在此基础上,赋予了情爱以高尚情趣与心灵追求。这就把情升华到极高的境界,使性爱成为同人类其它一切美好追求同样的崇高与伟大。强迫的贞节烈女是男性统治对女性的残害。但发自内心,情深意长的从一而终却是美好纯洁的追求与向往。
    
    
    谭伟东
    
    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现为花旗集团信用卡公司副总裁,中美战略研究院董事长,总裁。曾任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 美家用国际金融公司(现汇丰(北美)银行)和第一银行(现大通摩根银行)高级分析家。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 (北大出版社,2001), <公司文化>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经济信息学导论> (北大出版社,1989) 。编著<软科学手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译著<信息经济学>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发表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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