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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路:文革中我差点被母亲毒死
(博讯2004年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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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路

    「小时候,我是个被吓坏的孩子,长大以后,我是个在恐惧中度日的青年。」 ── 题记

    我出生于大饥谨之后的1964年,懂事的时候,文革已呈癫狂之势,记忆里最早、最可怕的事是听村头高音喇叭的声响。喇叭一响,母亲便会吓地脸色苍白、双手发抖,菜刀切著自己的手指。母亲会指使我:去看看,是不是又要开批斗会啦。我常常跑出门去,不用到门口,立即就会惊惶失措的跑回来,后面跟著一帮被当时的老百姓称为「文攻武卫梆子队」的人,他们是来揪斗我爷爷的。

    我的家乡在青岛远郊,大沽河的东岸,胶济铁路的北侧。整个内战时期一直是国共两党精锐军队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1947年秋,我爷爷开酒馆外出要账,因为喝醉了酒躲避不及被国军抓了壮丁,三天后在老乡帮助下逃回家来。这本来在也算不得甚么太大的罪过,因为常年战乱,家乡兵匪如毛,有的人甚至共军、国军、皇协军还有叫不上名堂的游击队统统干过,村里没有当过兵、没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像玉米地里的高粱一样,分外现眼。爷爷他们反而「泯然众人矣」。

    可偏偏我父亲是村里最大的走资派──大队书记,虽然此时已经拱手交权,造反派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不能不拿我爷爷的「历史问题」开刀,意在批臭老子,株连儿子,将我们李家永远赶出沙梁村的「政治舞台」。

    知识界人士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一直是憨厚、朴实、最多再加一些顽固和愚昧,其实,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即便是农民,一旦与权力和政治有染,也立即会变得阴狠狡诈、歹毒凶残。因为父亲为人清廉,年轻能干,群众威信很高。他们没办法搞倒我父亲,只好在我爷爷的问题上做文章。

    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爷爷的问题突然升级,由历史反革命变成历史、现行双料反革命。原来有人告发我爷爷咒骂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杀头大罪,而且将株连全家。

    爷爷是个瘦弱的老头,个子不高,满脸皱纹,咳嗦起来惊天动地,母亲总担心他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现在想起来他可能是得了哮喘病。我还记得村里大喇叭一响,母亲就脸色灰白,双腿发颤,我就知道,又要开批斗会了。每次开批斗会,爷爷都会被揪到学校操场上的高台子上,弯著腰,撅著屁股,脖子上挂著木牌子挨批斗。

    我还记得,即使是炎热的夏天,爷爷开批斗会也要穿著黑棉袄,母亲说,穿棉袄,挨木棍时痛得轻一些。

    指控爷爷咒骂毛泽东是比他当历史反革命更冤的冤案。不管是抓壮丁还是自愿参加,爷爷毕竟当过三天国军,说他历史反革命还有点因由(其实爷爷何尝知道甚么革命反革命),但说他咒骂毛主席用我们家乡的话说纯属「没有盐做出酱来。」

    我伯父五十年代参加了共军,驻扎北京,常常几年不能回家探亲,爷爷想念儿子,酒后骂街:「当了八路连爹都忘了,甚么东西!」

    这本是抱怨儿子的话,十年文革,到了别有用心地人嘴里成了骂八路,后来又成骂共产党,最后变成骂毛泽东。

    爷爷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我们家好像一下子陷入了灭顶之灾。在学校宣传队的姐姐被老师通知不准再演节目了,哭著回家告诉母亲,我看见母亲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嘴唇咬出了血印子。后半夜,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被一阵哭泣声惊醒,听到母亲跟父亲商量甚么。性格刚烈、倔强的母亲说:「当了反革命家属,孩子们连地主的子弟都不如,不如一把耗子药包到饺子里,全家死了乾净。」父亲沉默不语,埋头抽烟,在明灭的烟斗火光中我看见了他铁青的、被痛苦扭曲的脸色。

    我吓得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紧紧咬住被角,只有5岁的幼小心灵一下子被巨大的恐惧吞噬了……

    第二天开始,我拒绝吃任何东西,也拒绝跟母亲在一起,我总是紧紧扯著姐姐的衣角,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姐姐觉得奇怪,反覆问我,我闭口不言,这个差点吞噬了我的生命的关于恐惧的秘密,我一直保守了35年!

    后来,虽经造反派反覆折磨、拷问,爷爷到死也没承认自己骂过毛泽东,这顶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也最终没有给我家戴上。

    母亲多次说,你爷爷做了一辈子糊涂事,临死的时候做了一件明白事,不然咱全家都完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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