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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李希光毒化中国的记者
(博讯2003年12月05日)
   中国最近提出了媒体改革的《实施细则》,似乎颇有新闻要走向专业化的愿望。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93年出版的《变化着的亚洲新闻》一书中的数字,当时中国近10万名新闻记者中,有一半没有大学学历,只有6%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而过去十年来,中国建立了很多新闻院校和新闻系,在专业课程的设立,以及对记者的职业训练上,都比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改进。新闻人员,也比十年前增加了几倍,达到40万人。

    但中国新闻走向专业化,还有很长的道路,不仅需要“硬件”(保护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更需要“软件”(真正有专业水准的新闻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具有新闻专业知识、坚持新闻原则、指导学生走真正记者道路的教师和优秀记者的榜样。 (博讯boxun.com)

  但遗憾的是,中国明显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指导人才,更有极不合格的伪教授占据着重要新闻院校的重要位置,这将严重阻碍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例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前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就以他那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证明了,他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误人子弟的伪教授和劣质记者。

  中国俗语说“名师出高徒”,那么反过来可以说,“伪师出劣徒”。《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李希光、熊蕾、韩松等着),就是最典型的伪师编写的毒化中国记者的教材之一。几年后重读这本书,实在感觉它应该作为一本新闻院校的“特殊教材”,告诫想当记者的学生们,新闻写作应怎样避免“李希光式的错误”。

  ●新华社记者用概念取代事实

  简单说,《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背离了真实客观的原则:

  第一,使用概念和结论式的语言,而不是用事实说话。新闻专业训练中,最强调记者写的东西必须客观,记者只能向读者提供事实,而不是记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和结论。但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恰恰有很多这样的语言。例如,像该书第9页说“美国媒体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妖魔化中国”,第8页说“美国记者一切从意识形态出发,从白人至上出发,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当成他们的敌人来塑造。”第405页说“没有一个美国记者敢正面报道中国”,第72页说“美国媒体在播种仇恨的种子”等等,都是主观判断和抽象的结论。作为记者,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提供事实,而不应该用这些空洞的概念和情绪化的结论。不能抽象地说美国媒体是“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妖魔化中国”,而应该写出美国的哪一个报纸,哪一家杂志,发表了什么样的有关中国的报道,这篇文章怎样不符合中国的真实,如何歪曲了中国的情况的具体事实。这样才能让读者在这样的事实陈述中自己得出“美国的媒体在妖魔化中国”这样的结论来。而李希光等三名新华社的记者这种用概念和结论取代事实的做法,背离了记者首先要用事实说话的基本职业要求。这样的武断的语句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

  ●美国文学教授反驳李希光

  第二,在该书列出的“事实”中,不仅有很多与事实不符,而且有些明显是编造。例如书中第20页说“美国媒体从来不批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美国媒体从白人至上出发”,就明显违背事实。因为美国媒体在南非实行种族主义政策时,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而今天美国媒体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批判仍然是毫不留情。美国媒体中现在有很多黑人编辑记者,这样武断地说美国媒体都是从白人至上出发,也是对这些黑人新闻人员的污辱。

  该书类似这样的事实错误很多。例如,说中国异议人士吴弘达来美后“学业不佳,找不到饭碗”,就与事实不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和吴弘达写的《自传》,他从没在美国大学读过书,哪来的“学业不佳”问题呢?

  该书还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是反华人士,说美国国会举办的制裁中国的听证会,“十有八九有他”,他与美国国会保守的反共参议员赫尔姆斯“一个台上,一个台下,一唱一和”,但林培瑞是位研究张恨水等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家的文学教授,他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文章反驳说,这些都是编造的。因为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到过美国国会做证,还是在财务委员会。”所谓“十有八九有他”完全是捏造;而且他至今也没和赫尔姆斯参议员见过面,所谓与他“一唱一和”完全是无中生有。

  ●对美国媒体的无知,令人目瞪口呆

  这种与事实不符的例子书中实在太多了,再例如,该书说: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展开对中国的攻势,如同中国文革时的“两报一刊”一样。并还斩钉截铁地断言:“美国的媒体只有歌颂美国的自由,没有批评美国的自由”。

  我订阅《纽约时报》已十多年,每天都读这张报纸。在这张报纸的言论版上,几乎每天都有评论以至批评美国政府和官员以及美国政策的文章。而《纽约时报》的七个专栏作家,他们每人每周在上面发表两篇专栏文章,几乎都是对美国政府各个方面的议论或批评。由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是倾向民主党的左倾报纸,在目前右翼共和党执政的现状下,抨击白宫的声音更加强烈。李希光们说美国的两家大报联合起来攻击中国,也可能是由中国文革时代的报纸做法而联想出来的。事实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虽然都左倾,但却是两个相互竞争十分激烈的大报,他们各自隶属不同的报业集团,各自的报道也都是独立的,它们和中国文革时的“两报一刊”完全是两回事。这两张报纸当然有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但他们批评美国政府更不留情。坦率地说,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纽约时报》的很多人,对美国的仇恨(此处我用“仇恨”两字并不夸张)一点也不亚于李希光等三个新华社记者。

  而比较右倾的报纸,像《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等,则在左翼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时,三天两头痛斥白宫的各项政策。所以,像李希光等人这样把美国媒体捏成一个团,好象他们是一个整体,发出新华社、《人民日报》式样的统一声音,这实在是对美国左、右派媒体针锋相对、激烈争斗的事实无知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

  ●随口胡说,背离基本新闻专业要求

  第三,书中引用的很多事例都没有出处。新闻专业训练都要求对引用的话、援引的资料交待出处,即列出什么人在哪里说的、资料来源在何处。这样既便于别人查证,也说明你的“引用”有事实根据,显示作者对读者负责。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很多引用别人的话都没有出处。例如,该书引用说,“我的一名美国电影导演朋友贝尔”怎样批评谴责美国。但“贝尔”显然仅是这个人的名,他的全名是什么,具体在哪个电影公司工作,拍了什么电影,都没有交代。而且,在“贝尔”的后面也没有标上他的英文全名。中英文名字经过翻译差别很大,你不标上你所引用的人的英文全名,随便用一个贝尔或保尔,这个人是否存在就令人怀疑,他的话就不那么可信。

  这种现象在该书中很普遍,例如该书说“美国媒体公开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美国媒体是个很抽象的词,美国现在有1509家日报,上万家杂志,还有上百家电视,1400家电台,到底是哪家报纸,哪家杂志,哪个电台,什么时候,发表在哪里?而且你用“美国媒体”这个词,似乎美国整个新闻界有一个共同宣言似的,那么这个宣言在哪里?书中都没有交代,书后更没有任何索引、注释和说明。该书在激烈批判美国时,就说这“正如一家亚洲报纸所说的”等等。“亚洲”是个多么大的地理概念,一个有点新闻常识(更别说是指导学生怎么写新闻的教授)的人,会这么写吗?到底是哪一家亚洲的报纸说的,发表在哪一期报纸的哪个版面上,书中都无交代。这种“引证”不仅完全背离基本的新闻专业要求,而且给人以作者自己编织之嫌。

  ●谴责“性骚扰”却肯定“强奸”

  该书批判了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和伍洁芳合写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一书,但就在《中国觉醒了》一书的后面,我数了一下,该书作者们一共列举了171条注释,一一解释书中引述的别人的话,引用的资料,出自什么地方,在哪本书,哪一页上,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等详细资料。但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的后面,一条注释都没有!这样写书作文章,无论作者是记者,还是学者,都是既背离学术要求,也不符合新闻规矩的。

  第四,该书大量使用了新闻记者最应讳忌的夸张、武断、情绪化的语言。例如这类句子: “美国当年用巡洋舰向伊拉克发射导弹,是打给中国人看的。”“中国人不再是懦夫,让美国人吓的发抖。”“美国也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一人一票选举,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美国人别有用心。”西方人“丧心病狂”,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等。

  美国媒体当然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你的批评要根据事实说话,用这种空洞的共产文化语言,除了展示自己水平的低劣,实在起不到任何作用。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作者在做比较时使用双重标准。这正如对“性骚扰”和“强奸”的态度,当你批评“性骚扰”时,你必须更要谴责“强奸”。如果你一边情绪化地谴责咒骂别的地方的“性骚扰”,却对自己周围的“强奸”视而不见,甚至肯定“强奸”,这不仅是使用双重标准,而且是流氓逻辑,完全是不讲道理。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正是这样一个不以事实说理,不讲道理,严重背离新闻客观真实,使用双重标准的典型的例子。而该书作者中有三人是记者,其中李希光还是“新闻学教授”,给中国未来的记者讲授“现代媒体采访与写作”。在这种“伪教授”的指教下,如果出产一批“小李希光们”的话,他们才真正可能在媒体上“妖魔化”中国和世界,更对中国新闻走向专业化带来严重危害。(www.caochangqing.com) (载《开放》2003年11月号)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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