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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明:给后江泽民时期民主中国前途研讨会 的两个文件
(博讯2003年11月15日)
  在会议期间我向会议提交了两份文件。后来虽然没有被会议交付讨论,但是关心民主人权运动的朋友都感觉到文件所提的问题是意义的。 有些未参加会议的朋友希望了解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就把文件在网上张贴出来,供大家一起琢磨琢磨吧。 我认为,在海外从事反对一党专制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做生意,也有权利发财。可是决不是"一切向钱看"。有的生意可以做,有的生意不可以做。一项应该提出的建议就是谈这个问题。 另外,从十六大新的领导班子上台以来,国内国外都在大谈"胡温新政",对于共产党内的矛盾和争斗可以分析、利用,但是决不应当放弃自己的思维话语系统,不知不觉地投入体制内的话语系统,甚至产生出新领导人是否会来"请我回北京共商国是"的梦境。从六四走出来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十余年过去了,还没有对共产党各届领导人有一个总体的战略评估,对比青年时代就已经发出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我们的这些人到中年的朋友们难道不觉得有一点汗颜吗?

     文件一: 一个应该提出的建议 彭小明 1948年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文件第八条提出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改的本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但是一般不宜让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详见《毛泽东选集》1282页)。1963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二十三条》,其中明确规定了干部的"回避政策"。回避政策,其实并非始于中国共产党,更非说明共产党特别清廉。中国封建时代早已有相当明确的限定。回避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后汉书。所谓回避,是指侦讯、弹劾之对象的家属、子弟不宜被任命为执行侦讯、弹劾的官员,科举考试中考官也因自己的子弟应试而回避公务作业。国际上,法律规定为防止对案件审理的不公,凡与案件可能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的侦讯、检察、审判人员必须回避有关案件,以避嫌疑。 从封建朝廷,到专制的共产党人,他们都明白"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道理,尽可能地避嫌,让上下两清,何况我们追求"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我的建议是,凡是在国内有经济贸易项目的人,不论投资是否已经盈利,不宜在海外民主运动的组织担任领导职务。这里的国内,当然是指中国大陆,是否包括港澳,可以存疑,而且不论独资、还是合资,都包括在内。这是一种合理的回避政策。民主社团是与一个拥有庞大国家机器的共产党执政集团作一场"生死"较量。我们虽然没有提倡暴力斗争,没有杀害共产党干部的计划,可是对方却几乎认为我们是他们的死敌。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结束一党专制,就是拆除了中国党政当局的特权基础,掀翻了国内贪官污吏身边的人肉筵席。党政机关势必使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威胁利诱,使之软化,使之丧失斗志,无所不用其极。而国内的项目,国内的资产正是国内当局用以要胁、利诱的最佳筹码。 国内近年来发生的杨斌案、仰融案,刘晓庆案和孙大午案,说明当局对名人大款是相当注视的。海外民主社团可能会产生名人效应,当事人在国内的投资或项目就会成为党政当局反制的杀手锏。一旦受制,几无招架还手之力。 民主社团虽然不是暴力阴谋团体,但是面对残酷的专政机器,毕竟可能保持一些机密,关系到国内外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处境、联系和人事关系。国安部门的盘问、"聊天",打听的就是这些大小消息。除了涉及一些人员安危以外,组织还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势需要表态,未来的国际国内形势千变万化,所有制、土地政策、香港立法、对台湾的战争状态,等等等等,都需要高瞻远瞩、超脱私利的决策。 现代民主的原则就是不轻信任何个人,而依靠足够的制度安排。那就是回避政策。这是当代社会的新情况。民运刚刚起步的时期是依靠捐款活动,后来资助逐渐萎缩,人们各自经营求职,站住了脚跟。贸易经商,打工领薪,而且国内吸引外资,于是也出现投资国内的可能。但是,毕竟民运朋友不是简单的商贾,除了在商言商,还有理念抱负,更有组织的任务和责任。所以对国内经贸的资源必须有所回避。有所为,必有所不为。 为理念必须有所牺牲。上世纪末,共产党也已经禁止党政军公检法干部直接经商,不仅是为了避免贪污腐败,也是为了减少私利干扰公正。美国官员也不得经商,而且阳光法案要求公开个人资产。中国的海外民主知识分子应该有清醒的自律精神,如果自己确有国内的资产项目,也应当主动告白,申请回避,(但不要求公布财产)。国际上的司法人员还有详细的申请规定。已经担任民运组织领导的人,如果国内投资成功,就应当立刻主动申请回避。 (博讯boxun.com)

   文件二: 致国内朋友对邀请信意见的答复 各位先生:来信收到,谢谢你们对海外民主中国前途讨论会的关注。身处国内的危险境地,仍然冒险讨论有关的问题,这样的献身精神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 邀请信是我起草的。我不敢说这封信写得至善至美,但是写得比较坚决,特别强调某些措辞,的确是有某些原因的,国内的朋友们可能不了解。待下文略作解释。简单的答复如下: 1。任何会议在召开之前都有一定的确定性。例如德国社民党的会议,开宗明义就是讨论保险和税制改革,党内反对派参加会议,可以抵制领导人的决策。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党的决议按照程序民主通过。在海外的环境下,研讨会的邀请信绝对不会影响到会议的意见自由。会议也没考虑国内朋友参加。 2。严格地说,关于二线,关于后……时代,都不是规范的描述。共产党的权力分配和执掌方式因人而易,因时而易。二线的说法最早来自毛泽东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毛居二线。实际上毛依然是大权独揽,刘奉命惟谨。如果先生们认为今天江仍然大权在握,那么毛刘式的二线定义不是也跟诸位的想法差不多吗?(也有朋友质疑后某时代的说法。此处一并解释之:后某时代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上一次在德国召开的邓后时代中国民主前途研讨会,邓小平和江泽民关系到底如何,也有不同的说法。这次套用了一下这个名称,并没有什么定性的意义。关键恐怕不在我们的定语和方式,主要还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垂帘听政,枪党论,党枪论)。到底是死后叫后时代,还是下台后叫后时代?克林顿下台,布什上台,上下分明,一般就不会再叫后克时代,而叫布什时代了。美国总统当然就是三军总司令,一目了然。) 什么叫"扭住某胡温小媳妇不放"?难道这不是一种"定调在先的确定性话语"?先生何以得知胡温一定是锐意改革而不断遭到牵制的民主政治家,而不是新的逮捕、关押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独裁者?德国有句俗话,叫做"信之虽好,鉴之更佳"Vertauen ist gut, kontroll ist besser. 作为共产党独裁政治制度的反对者应该有必要的清醒意识,所谓的党指挥枪、民主集中制等虚伪理论都是法西斯专制的垃圾,从根本上应当彻底摒弃。在战略上就是要把共产党看作"铁板一块",包括它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和干部队伍,只有结束这个一党专制,才能建立民主中国。坚持民主的反对派就是要不断揭露和批判专制的独裁者,尽管他们内部还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台湾的民进党长期批判国民党,决不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直到今天他们也不认同蒋经国是民主的功臣,坚持认为他虽然下令开放党禁报禁,却依然离不开独裁暴君的历史定位。正是这样旗帜鲜明的反抗才动摇了专制的根基。民主不是独裁者的恩赐,而是抗争的结果。(这里的抗争和反抗不是说一定要暴力行动,希望不要误会)。邓江胡温个性各异,都是共产党专制的符号,制度驱使他们行事。胡锦涛究竟类似勃列日涅夫,还是类似戈尔巴乔夫,猜这类谜语没有任何意义。坚持反对一党专制的揭露和控诉才能对专制有所触动。尤其是身在海外自由民主环境下的民运会议根本没有必要顾忌什么、隐讳什么,旗帜鲜明才能显示海外力量的存在。国内的朋友则完全应该采取各种策略的说法,注意避免触犯党政禁忌,照顾群众的认知水平。战术上利用党内斗争的矛盾。但是不要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更没有必要要求海外也来迁就。 3。先生的意思似乎不正面期待北京新领导的新形象就是要搞以暴易暴改朝换代,未免太简单化了。只是不认同人治而已。不抱幻想,不等于杀人放火。专制不解体,亲民、为民、为公之类的新旧宣传都是谎言。难道还需要作什么解释吗?先生拿出苏联东欧的事例来说理,我想,苏联东欧的变局告诉我们,任何对共产党当局抱有的幻想都是毫无意义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得到人民认同才答应民主竞选的,相反正是人民唾弃假民主,要求真正的竞选,共产党才立刻失去了多数;罗马尼亚的军队在群众"效忠"大会时忽然反叛,人民立刻支持他们处死了齐奥塞斯库;团结工会不认同党在军管中的说教,哈威尔和他的难友在监狱里和监狱外对任何新老总书记都从心底里十分蔑视,不抱任何幻想。柏林墙倒塌前夕,东德群众上街游行的标语甚至全都不再使用马列套话,直接要求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和迁徙自由。可以说苏联东欧的变局正好说明是体制外的胜利,跟照顾迁就没有关系。对体制否定得越彻底,发生的演变却越和平。流血冲突后上台的罗马尼亚执政党仍然以共产党干部为主体,体制也不再延续下去。 相比之下,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过分迁就党政的意识形态了。反右四清文革压制太严酷,反抗寥若晨星,改革开放后,走出体制的新知识分子,许多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在国外、回国后,依然紧跟党政话语系统,实在是民族的悲哀。只有吴祖光、李慎之这些九死一生的老知识分子敢讲直言不讳的真话,却也不久于人世。余杰这样的青年批评家还是太少,太孤独了。我不是提倡国内的朋友盲目地提出过激口号,去搞组党、甚至搞暴力的盲动。苏联东欧的变局已经否定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关于毛的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理论,我曾有文章作过分析。简单地说,毛派世界革命的武装斗争实践已经证明,该理论走出国界以后,没有取得过任何胜利,以在亚非拉全面失败为特征,仅成恐怖主义的余绪。此不赘述)。把希望寄托在党政领导人身上是一种战略错误。有些国内朋友的做法很实际,他们很注意群众的利益和冤屈,把群众的呼声表达出来,不让党政当局掩盖和消灭痕迹,让群众认清专制的本质。这是非常脚踏实地而卓有成效的进程。另一方面国内朋友似乎缺乏对上层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沟通。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新型企业家有了知名度的保护伞,可以说部分真话,可以向党政发出警告,可惜一个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已遭打击。如果更多,更有呼应,就能造成对专制的强烈冲击。我们要尽早地争取扭转这种万马齐喑的民族悲哀。海外对留学人员的影响则是海外朋友的责任。全德学联坚持进行人权民主宪政的介绍,从不懈怠,希望从品学兼优的留学生中推挽出萨哈罗夫式的中国科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群体。 4。具体的名词不必拘泥。中南海新贵,或改称北京新领导人,海外朋友直率些,国内朋友尽可以平顺些;注意分析党中央的变动和迹象,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对概念打笔墨官司没有意义,到此为止。下面说一下招安的问题。 在胡温上台以后,尽管抓、判、关的案例一再出现,海外仍然出现了期待招安的倾向。胡的团派背景也令原来就是党员的人们容易产生幻想,期待北京吸收他们回国当干部,当教授。这样的期待令海外的民主运动显得比过去更加消沉。为了廓清思想,重新振作,所以才希望邀请世界各地的朋友重聚一堂,研究形势和对策,昭告世人,宣示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存在。 招安的概念也无须争议。关键在于现在党政当局远远没有承受到强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海外民运握手言和。国内和国外也没有萨哈罗夫式的人物令胡温坐卧不安,非电召安抚以谢天下。江泽民对记者华莱士的谈话对海外民运极尽轻蔑之能事,胡温对王炳章、杨建利、刘荻、北京四君子的残忍处理,仍不足以唤醒这些朋友的幻觉,说明海外民运的艰难和曲折,以及对共产党的认识之不足。列宁主义的党有它铁血组织的传统,基本不能容忍反抗和背叛的成员。有志气的民主知识分子即使有机会回国定居,也不宜重回共产党当干部,而应当身体力行营造多党民主的新型政治结构。 2003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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