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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岳首:后极权中国社会与李慎之现象
(博讯2003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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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李慎之现象”
  
  二零零三年三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思想界异见人士李慎之在北京逝世。中国境内外思想界人士纷纷发表悼念文章,除来不及收集的文章外,仅丁东主编的《怀念李慎之》上下两册的纪念文章就近一百五十篇。这种情形与王若望、王若水、吴祖光等异见人士去世时思想界反映的情形截然不同。饶有意味的是,多如牛毛的中国出版社,竟无一家能够出版该文集,文集最后是以作者各掏腰包,并第一次以无出版号“谨作纪念,概不出售”的方式印刷出版。
  李慎之没有专著,公开发表的文本不多,从八九年起,平均每年只发表三篇有悖官方“主旋律”的文章,但已发生的影响之深之广却已成思想界罕见的事实。从已公开表态赞同支持李慎之晚年思想的人士来看,聚集在李慎之执掌的自由主义思想旗帜下,由不同身份、年龄、国界人士组成的队伍已略具规模,并正日益壮大。
  李慎之究竟是否是有深度的思想家,算不算自由派的领军人,仍是有争议之题。事实上,八十年代中期以胡平发表在武汉《青年论坛》的《论言论自由》为例,已有一批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学者活跃在思想界,但随后这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初啼旋即归于静寂。这除了当时政治环境、学术条件等原因之外,至少也显示这一时期的大多论者并未真正领悟到自由主义的价值真谛。
  笔者无意介入上述争论,认为更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将知识学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进行知识结构的调整和重组,这种调整和重组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指向,并且不屑于隐瞒自己新的思想倾向,勇敢争取和捍卫自由言说等个人基本权利的现象概括为“李慎之现象”,那么“李慎之现象”何以在此一时期得已呈现并尉为大观?这种现象的意义何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这是中国思想界必需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由于李慎之思想从共产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换只是晚近才完成,也由于国内语境的特别敏感和诸多限制,现有“李慎之现象”的思考文章或欲言又止语焉不详或青蜓点水浅尝辄止,至今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成果尚未多见。
  笔者认为,“李慎之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动因,特别是与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延伸有一种内在和必然的联系。观察和分析“李慎之现象”当然有多视角可以切入。但同时笔者更认为,要准确把握“李慎之现象”必须首先把握当代中国的后极权本质特征,依据上世纪五十年代人类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sm)的新认识来分析考察近期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可以使我们对“李慎之现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二、当代中国的极权主义性质
  
  二战后,世界东西两端进入冷战时期。西方自由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和成绩便是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和抨击。
  一九五一年,严格意义上不属自由主义者的美国德裔政治学家韩娜•艾伦特(Hannah
  Arendt)发表的《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为自由主义者开拓了新的视野和理论思路。艾伦特第一次将法西斯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称极权主义——一种与传统压迫性政府迥然不同的全新政府形式的代表。这种极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意识形态和恐怖。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消灭反对派,而是为了实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对内全面控制,对外征服的目的。1随后,美国另一位同是德裔的政治学者弗里德里奇(C.J.Friedrich)在与后来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K.Brezinski)合著的《极权主义专制与独裁》中对极权主义作了如下的界定:①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②以单一的党和集团控制全国;③强烈干预经济;④垄断大众传播媒介;⑤以军警暴力恐怖手段对付异议分子和控制国民身心。2
  两位学者对极权主义的上述定义在后来成为世界范围内知识界(不独是自由主义者)的一种普遍共识,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对发生了变化的世界的观察和分析。
  我们暂且延用以四九年划线区分现当代中国,参照上述极权主义定义即不难看出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中国的极权主义性质。即便是五十年代中国与前苏联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八十年代前当代中国的政体基本上还是斯大林主义政府模式的“克隆”。在这种政体模式中,“权力中心”也是“真理中心”,谎言便是“真相”,当权者“既是社会资源的实际管理者,也是政治控制的实施者,还是意识形态的权威诠释者”。3
  走过这段历程的李慎之一辈人,回头望去,看到的正是浸入骨髓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一党之外鸦雀无声的“民主党派”,国家对经济的长期“计划指导”,统一论调的大众传媒和在石缝里枯萎的顾准、陈寅恪等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无所不在的“恐怖”之中,李慎之曾经“连树叶掉下来都怕砸了脑袋”。4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李慎之长期置身于这个政权的上层,深谙其运作内幕,又因编大小参考的职业原因,不间断的接触最新的西方文化,了解其发展动向,加之自身渊博的中外古今知识,从而对“法东斯”(李慎之语)中国极权主义的面目和根源有更入里的认识,5对自由主义的价值有更深层的感悟。
  李慎之认为二千二百年中国专制主义的峰巅是四九年政权换界后的五十年6,正是因为这一界政权将专制主义发展到极致变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对人身心的控制比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酷烈。血的事实已经显示,这一届政权治下的文革十年浩劫与法西斯集中营、波尔布特大屠杀并列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三大“杰作”。
  十分遗憾的是,在李慎之之前,中国多数知识学人对于一九四九年后屡屡发生在中国的悲剧的反思并未引向对极权主义的深刻认识。人们更多的是在极权意识形态给定的思想框架中思想如何重新解释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绝少意识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和认识论构成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即便是自由主义自九十年代浮出水面后,知识界的精英们仍然对最大限度限制“自由”的极权主义表现出有些迟钝的淡漠和疏忽。
  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因为这不仅仅是疏忽一个重要概念——“极权主义”,而是疏忽了对究竟是什么机制、因素、手段构成了对自由价值和生活的致命摧毁,暴力何以能规定真理,强权如何得以控制思想等等这样一些应有的追问及其自身的反省。极权主义概念的重要在于它准确描述和概括了一种严酷的生存状态。
  
  三、后极权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
  
  八十年代由邓小平一手主导启动的“改革”把中国带入了后极权社会。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西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深入到“后极权主义”。
  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sm)由林兹(Juan Linz) 在七十年代中期首次提出。在此之前已有卡索夫(Allen Kassof) 阐述“无恐怖的极权”(Totalitarism without Terror),之后则有华尔泽(Michael Walzer)的“失败的极权”论说。7
  李慎之曾认为,后极权社会应理解成“后期(或晚期)极权社会”而不是极权主义之后(post)的社会,因为“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8此说是否成立,中国的后极权社会应从文革后,或“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或“六四”后算起,都是应该认真讨论之题。至于如何界定中国后极权社会的本质特征,目前为止的研究工作更是做得太少。
  鉴于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和支撑,我个人倾向于中国自七九年末“真理标准大讨论”一定程度动摇了极权意识形态根基之后的八十年代起进入后极权社会。
  我以为,概括起来,后极权社会的主要特征是:①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因其乌托邦属性的显现而失却对社会全面强控制的能力,以致于掌权者不得不将之虚置和淡化,如“不争论”敏感理论问题,不问姓资姓社等。②失去意识形态支撑合法性的极权权力的边界开始出现可以伸缩的不确定模糊地带,从而使原本极为狭窄的个人和社会团体活动空间有所拓宽。③极权权力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以发展经济作为维护自身合法性的主要资源(辅之以民族主义和国情论),同时以刺激消费欲望消弥对其权力合法性的怀疑和追问。④不再以大规模社会动员方式强制人的思想言论,但仍以行政、警察、技术等软性手段控制大众舆论,如勒令停刊、封杀网站、逮捕网络作者等。⑤逐步完善一些法制但仍然拒绝任何政党在宪法范围内竞争活动的法治。⑥机会主义和务实的新官僚作风以寻求权力稳定的新秩序,如亲民、访贫、允许资本家入党等。
  后极权社会仍然是极权社会,仍然是“有官场少公开政治,有市场少公平竟争,有社会少伦理共识,有媒体少舆论作用”(金克木语)的社会。极权政府为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让出的部分权力随时可以“收复失地”,私人暂得的部分权利未有明确的法律保证。极权政府虽然不再以赤裸裸的暴力恐怖手段控制思想,但在表面的“无恐怖”中,人们仍普遍感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后极权时代的改革只能是“政治铁腕统治与经济自由开放并行”9的“半吊子”经济改革。这一点从改革走到市场经济和加入“WTO”便陷入停滞或曰终结可以看出。这种经济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正面的,在经济活力增加,个人私有领域放宽的同时,因为权力边界的模糊,出现了“权力寻租”和“权力黑帮化”;因为法律处于虚位而使私有产权随时被侵犯;因为市场没有规范准则而使竞争没有公平起点……
  已有论者指出,经济改革原本上就是迫于极权控制需要庞大的经济开支,而日益僵硬的极权计划经济再无力满足这笔开支的无奈之举。10
  这种改革已经陷入了“改革的悖论”:改革为国人带来部分好处,也因带来腐败不公而被国人抱怨——富者抱怨财富没有法律的安全保障,贫者抱怨失去原有的国家依靠,仁者抱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智者抱怨学术艺术的庸俗化和低级趣味……11
  后极权时代的的改革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根本原因是这场改革不是要改变当代中国社会极权主义本质的改革,而仅仅是从实用主义出发来修补和加固原有的极权统治。
  明确了当代中国的极权主义本质,我们便不难理解真正的改革目标必须是:把私人领域还给个人,把市场领域还给经济,把自治领域还给社会,把公共权力还给人民。12而由于改革仅仅是极权政府“一厢情愿”的“改革”,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部分私人空间还给个人,部分经济领域还给市场,而最为关键的后半部分改革则前路茫茫,遥遥无期。
  但无论如何,后极权时代极权政府对社会全面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松,终于使被禁闭了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得以“挤出门缝”。
  
  四、自由主义:消解极权最好的思想资源
  
  正是在中国的改革再无退路可走而又对前路感到一片茫然的时候,李慎之以其过人的胆识适时地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再次将在中国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唱开来”。在给王若水的信中,李慎之不无自豪地写道:“我晚年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自由主义’在中国叫开了。现在虽然它的意义仍然说不上‘光大’,然而学术界至少知道了在世界上还有一种与毛泽东所反的‘自由主义’不同的自由主义。”13
  的确,自由主义在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中国是如此被扭曲误解,如此声名狼藉,以致于一般国人只把自由主义看成“迟到早退和自由散漫”。
  时间的流水渐渐洗去蒙在自由主义面上的尘埃后,将自由主义的几个基本原则与极权主义稍加对照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正好站在和极权主义当面对峙的另一头。
  首先,自由主义认为言论和信仰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反对思想的控制和大众传媒的垄断。
  其次,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原则,要求政府的权力有限定的边界,国家的职能以维护个人的自由为最终目的,应以法律的手段保护而不是妨害个人的自由。
  再则,自由主义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自由竞争获取经济利益的合法性,从而要求不被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当然,人类理性有限的事实已经注定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思想和主义。自由主义本身也存在未解的困惑。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从头便不拒斥其他理论言说,并特别强调多元并存理论平台的建构。也正因为对人类理性的怀疑,自由主义同时强调怀疑和监督公共权力的必要。
  但从主要内涵和理路来看,自由主义无疑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对抗和消解极权主义最好的思想资源。
  关于自由主义近年已有不少论述,在此从略。
  
  五、李慎之现象的意义及其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我们在对当代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本质特征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一番描述之后,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看出“李慎之现象”的意义和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一是以真话对抗消解极权意识形态。
  极权意识形态以一套动听的话语为极权主义披上迷人的漂亮外衣。真理、规律、人民、国家、历史、社会等是典型的极权话语,这些模糊笼统无法量化的话语把一个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消弥于无形。正是这些话语驱使无数被迷惑者“理直气壮”去践踏人权和人的尊严,误导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去构筑“人间地狱”(波普)。
  讲真话是“李慎之现象”的突出特征,以真话对抗谎言以消解极权意识形态,以个体言说对抗总体话语以彰显自由主义个人价值,正是“李慎之现象”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为改革向政治体制深层的推进注入新的动力。
  新近一段时间,中国思想理论界弥漫着一种看不到推进改革的新的内在动力的悲观情绪。似乎各利益集团已经安稳于既得的利益之上,知识精英也乐于为新的权贵效命,极权统治下的经济并没有像预料那样濒临崩溃,相反它在填饱腐败贪婪的胃口之外,也勉强可以解决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的温饱。社会的改革与转型陷于停滞或临近终结。
  作为“李慎之现象”主要支撑的自由主义,显然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要求改革,而是从人的全面需求上,为获得人的自由的根本保证上要求改革纵深伸展,进行新的政治体制安排。在这里,自由主义思想观念更大面积的传播漫开,也就给改革注入了更强的内在动力。
  三是为困惑的理论界引入新的进路指引。
  在目前理论界的三大派系中,保守主义要求在原有体制框架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的改革;新左派喋喋不休于资本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而绝少论及极权与专制对人权的践踏。此两种理论的上述明显特征表明论者虽有人道关怀情怀却未能切中时弊,因而在极权主义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自由主义在表明自己鲜明的反极权专制的立场的同时,拒绝非理性的暴力革命,也因为将人的生命和财产置于首位而极力防止社会的剧烈振荡。注重理性和建设,理性地抗争,妥协中建设,是自由主义理论不同于其它主义的显著特征。
  自由主义者为此正遭到情绪激昂的激进主义者的嘲笑和讥讽。但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无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如何浓重,国情如何特别,“李慎之现象”已经表明自由主义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证明自己的普世价值。
  四是“李慎之现象”将加速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重组和转换。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主要构成,而自由主义因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而在这三块板块中面积最小。14基于这一事实,人们不难领悟到“李慎之现象”在此时的出现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知识学人思想文化结构的重组工程不可能短时间“完工”,其意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显现。这一艰巨的“工程作业”是中国现代化大工程最至关重要的部件设置,只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占据国人思想文化结构的主要位置,极权主义的阴魂才能真正消散于无形。
  五是将自由主义学理落实于实践。
  自由主义的学理再好,若束之高阁,禁于书斋也将失去其意义。
  无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也造成了中国知识学人对自由主义学理认识的贫困。就此一点,书斋中学者对自由主义学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但无可指谪而且应大加鼓励。但同时更应倡导的是实践自由的精神。自由主义学理本身就要求接受者一点一滴实践自由,因为这种学理无意炫耀自身的高深,相反它具有浓重的世俗平民色彩。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归根结底,这种学理是要让每个个人在行动上从极权主义的束缚中“自由”出来。
  “李慎之现象”正是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学人将学理推向实践的一种可喜现象。他们不再自我萎缩,躲躲闪闪,开始用自由的言说来向极权公开说不,勇敢争取和捍卫自己最基本的权利。
  
  结语 “李慎之现象”的忧思
  
  后极权时代的“李慎之现象”是一道夺目的曙光,它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和告别极权专制的临近。但这道曙光能否引来磅礴的日出,仍是未知数。以二千二百年专制主义作为基础的当代中国极权主义虽是强弓末弩却尸魂未僵,其“钢性”力量仍未丧尽。相比之下,先天不足(“存天理,灭人欲”漫长的专制传统)后天失调(政治强人的拒斥、战乱等)的中国自由主义仍是大病初愈后面黄肌瘦步履蹒跚的弱者。已有论者指出,聚集在李慎之旗下的队伍只是“一种松散的精神联系”。
  弱者如何成为强者?个人自由与自由群体关系如何摆正?笔者认为是当下中国自由主义者急需思考的问题。
  上个世纪末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开始对自由群体(Liberal Society)的重视应该给我们有所启示——自由人不同于鱼群,因为鱼群永远不会结队与“网”抗争,而只是想从网眼穿过去。
  
  
  注:
  1. 《自由主义》,李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120
  2. 《极权政治的省思》,刘泰安,《思想评论》网,www.sinolliberal.com,22/05/03
  3.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孙立平文,93年2月号
  4. 《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著,香港明镜出版社
  5. 同上
  6. 同上
  7. 《后极权和东欧知识分子政治》,徐賁,《二十一世纪》2000年12月号
  8. 《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著,香港明镜出版社
  9.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卞悟,《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
  10. 《后极权时代的改革困境》,萧寒,《二十一世纪》,2002年9月号
  11. 《渐进改革的新动力》,季卫东,《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9月号
  12. 《改革的停滞与自由主义的两种调子》,萧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9月号
  13. 《补天填海情未了》,冯媛,香港《明报月刊》,2003年6月号
  14. 《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困惑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冯崇义,《真话》网,www.truewords.net
  
  
  2003-10-31
  
  (作者系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学博士侯选人)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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