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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笨牛:给出席中共16届三中全会者的话(仅供严肃思考且关心中国前途命运者阅读参考3)
(博讯2003年9月20日)
    【老笨牛按语】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核心领导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重要会议都与全体国民息息相关,不可等闲视之。当然中共16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早已经确定,但从长期的战略角度考虑我依然想促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能够从历史的高度关注几个有关全局的路线问题。以下几个帖子是我早些时候贴在强国论坛的,所涉及的问题都与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思想路线有关,特别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相关,我的一些想法和思路实际上已经被实践所证实。现在我将这几个帖子原封不动地从强国论坛旧版转过来供善於严肃思考且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者阅读参考。但愿我的帖子能够起到抛玉引砖的作用!

    ●姓社与姓资的争论不能停止:兼谈中国适应WTO而WTO也要适应中国的问题 (博讯boxun.com)

    乘有闲(QGLT不是不是语)翻看了自己早期的几个帖子,感觉到这一个还是很有可读性,所以也当一次网上搬运工,将自己的帖子再次奉行给大家,供参考。说实话当我今天重读自己的这个帖子时连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这个帖子就是好,帖子里所赞阐述的的某些观点的确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希望大家能阅读后写一点批评意见,以便我更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谢谢大家。

    在中国现代领袖人物中我最佩服的就是毛泽东,其次是邓小平。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不佩服其他领袖人物了,相对而言我更成甚至无条件地赞成邓小平的“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因此当我得知网友吾爱吾庐(以下简称爱庐) 认为我老笨年关于反对官员出国培训的思想有极端,颇有“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这味道时,我多少感到委屈,更何况我还不明白这里的“敌人”所指为谁,深望爱庐网友彻查并给我老笨牛平反召雪,以除我内心之委屈。

    好,让我们闲话休说书归正传:针对中国打算派官员到美国培训一事我老笨牛以为,美中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所以在美国不能培训中国官员。爱庐网友则认为我的说法显失偏颇。相反,他认为中国当官的尽量多地出国受训,对我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他看来:“制度的不同,并不意味著知识的截然对立。管理知识尤其是这样。美国有其行政管理先进的一面,吸收其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并无不妥。举个简单的例子,微软的操作系统,不也是被世界上许多不同制度国家的各级行政管理机关所使用吗?众所周知,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转轨成为客观要求。为适应WTO规则,培训一支新型合格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是我国当前尤为迫切的任务。那么,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高级官员赴美培训,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述所引之中爱庐网友误将颇具政治和社会色彩的管理这个软科学概念同颇具技术和 物理特色的微软操作系统这个软件工具相混同,因此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大家知道用不同质的两个事物作比较或比喻是没有意义的非科学的方法,因此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不可能在老笨牛与QGLT之间进行任何比较或比喻一样,假如一个人以老笨牛是个笨蛋为出发,因此而得出QGLT是愚蠢的这样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的有效性是任何一个头脑清醒且思维正常者都会怀疑的,更不用说我们QGLT上的各位大侠和英雄豪杰了。行吗,我的朋友爱庐?

    爱庐网友批评我说:“老笨牛观点的主要错误在于:认为两种制度不同,那么其管理就不能通融。这肯定是说不通的。邓小平理论早就让我们摆脱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老笨牛先生却还陷在那里跳不出来。”在这里爱庐网友似乎犯了同我的斑竹朋友余韵一样的错误,即维上而不维实,维书本而不维实践。比斑竹余韵更胜一筹的是爱庐网友以伟人语录为大旗裹住自己吓唬别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最无可争议的就是他关于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阐述和论证。而他关于不争论姓资姓社的论述,是他晚年时期脱离了他一贯倡导的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超越中国国情的空谈。实际上,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深深植根于中国建国以来的思想领域,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还是在全社会,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直至目前,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到QGLT上的激烈辨论无不围绕著这个问题。事实胜于雄辨,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并没有也不可能因为邓小平的一个命令而停止,相反以我老笨牛的看法,这个争论还会持续下去,直至某一方取得最终胜利。显然,爱庐网友以某个伟人的一句尚待实践检验是否真理的语录作为论据来批评老笨牛的作法是不能令人折服的。

    爱庐网友在拿邓小平关于不争论姓社姓资的论述批评完我老笨牛以后突然大谈起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说:“从我国来看,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也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宏观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是能够维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的。这一点有关论述洋洋大观,我暂且不再论述,因此,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更好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微观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一整套能够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提高微观经济运行效率和效益的体制和制度。这是我们探索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我们已经找到了。”哈哈哈,刚刚还在批评人家陷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不能出来,现在自己却大谈特谈什么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更好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看来爱庐网友与我老笨牛一样陷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不得而出。虽然爱庐网友在其整个说理中前言不顾后语,犯有形式逻辑上的错误,但我老笨牛却是非常赞同他的这一段论述的尽管他的这一段论述偏离了他的主命题,可见我们还是有共同之出的。

    爱庐网友接著阐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他指出:“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求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随著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这就是改革。生产力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因此,改革也是没有尽头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必须坚持改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当前的改革,是对原先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根本性改造。过去搞的社会主义,没有体痕7b社会主义本质,适应不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很多方面还阻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进行改革。”爱庐网友这一段论述严密的就如同“人民日报”社论一般滴水不漏虽然同上文一样远离了他的主命题,我老笨牛无可挑剔,因此全盘接受(瞧,我老笨牛多么虚心好学)。

    接下来爱庐网友以邓公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为阐述社会主义应当如何发展生产力,他说:“现在只有搞市场经济,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搞市场经济,又离不开市场和市场的扩大。经济全球化是必然趋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大势所趋。随著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各类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实现优化配置,各国的经济活动相互交融,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必须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快与国际经济的接轨。这种接轨,对政府的要求显得尤为迫切。不是说,WTO的众多规则协议,只有两条针对企业的吗?”在写了这一大段类似西方经济学大师和宏观经济操作圣人格林斯潘的论述后,爱庐网友突然让我成了丈二的和尚:“因此,对政府官员加大培训力度,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经验和管理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中国官员赴美培训,决不是浪费国家资源。何况还有严格的考核呢。”我反复地阅读了爱庐网友的论述,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没有找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经济全球化(至于是否全球化了咱暂且不说),和中国官员出国受巡之间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只好再次请求爱庐网友重新用严密的推理和论证在给我老笨牛表述一番,以便我好好学习,与时俱进。

    我老笨牛认为对高级官员的最好培训办法还是下放到县级政府锻炼。对此,爱庐网友也不反对。事实上他也不好反对,因为我们知道县级政府麻雀虽小可是五藏具全,而且县级政府直接与人民群众互动,在国家机器运行中起著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重要作用。毛主席曾经说过实践出真知,我想经过县级政府锻炼的官员稍加理论上的提高就能够担当大任,这也是我老笨牛为什么长期以来想当个县长的理由,尽管在我昔日的同学中当什么司局级的官员有的是。然而爱庐网友却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把我的观点给悄悄地全面否定了,他说:“过去认为把一个县搞好就能把一个省搞好,把一个省搞好能把一个国的事儿搞好,大致也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必须与时俱进。现在的县与过去的县有很大不同。按照新型政府框架的要求,也不可能再以过去的眼光来看问题。”我不知道爱庐网友是如何界定过去和?'7b在的,更不明白他的新型政府框架指的是什么,所以还无法与时俱进地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只好待爱庐网友阐述清楚之后再说了。

    爱庐网友认为官员到县级政府锻炼“只是官员培训方式当中的一种,和出国培训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至于说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为数不少的党校和行政管理学院,这也只是必培训方式中的一种,和出国培训不是根本对立矛盾。”那么我倒是要问爱庐网友出国培训是不是也只是干部培训方式中的一种呢?如果是那么在诸多的培训方式中究竟应该强调哪一种或哪几种呢?我想在目前的国情下爱庐网友肯定不敢说应该以出国培训为主,由此我们不是返回到我老笨牛先前的命题了吗?

    我的命题就是中国的官员应当以在基层锻炼培养和在各级党校及行政管理学院培训为主而不应当强调什么出国培训。我本人是反对官员出国培训的,对此我将“稍后”(看见这两个字儿我就有了挫折感,哼!QGLT!不过稍后不是QGLT的专利,我也可以用一用,谁说老笨牛不与时俱进?) 再谈。而在爱庐网友看来干部不出国培训就不能与时俱进,中国政府也就无法适应WTO了,因此干部出国受训便成了爱庐网友心目中强国的充分必要条件了。好家伙,按爱庐网友的说法反对官员出国受训就是“实行封闭主义的政策,只能是走向衰微。过去我们实行禁海封关尝到的苦头还不够吗?难道还要让我们倒退到那让人落后挨打的世纪吗?”帽子大的吓人,我不得不发出哀鸣:“网友们,救我老笨牛之命!”

    爱庐网友大概是知道我这个人喜欢开玩笑,所以就给我来了个黑色幽默:“说到某些国家反常的邀请心理,我认为我们不必太过慌张。比如,老笨牛是个非常正派的人士,对美女和色情从来就憎恶万分。但是,如果有人真的送个美女给你,演出一场‘美女蛇诱老笨牛’之计,我想清醒的你不仅决不会上当,而且进一步识破伪装、提高了警惕。”我想如同爱庐网友一样,我是喜欢美女的,不要说什么世界小姐了,当年仅仅为了追我老婆便感受到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乐趣。不过我生平最怕蛇,不管是大蛇小蛇,或化装成美女的蛇,我都怕的要死,所以求爱庐网友以后不要再对我施加什么“美女蛇诱老笨牛”之计了,好歹咱们还是同一个坛子里的网友嘛。

    爱庐网友还批评我说:“老笨牛最后还认为接受美国的培训,就是文化虚无主义。这更是无稽之谈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来就是兼容并蓄的。”不过我要澄清我老笨牛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既然爱庐网友从我的文章中得出这个结论,那么我也就不妨大胆承认了吧,免得有人怀疑爱庐网友在制造老笨牛言论。我从不否定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性。但是无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还是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性,统统不能代替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肯定,继承,和发展。就目前的国家形势来看,我老笨牛以为中国最首先需要做的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新肯定,继承,和发展。入世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传统一味强调什么与国际接轨的借口。WTO无疑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影响;同样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也必然会对WTO产生影响。中国自然要适应WTO,而WTO 也必须适应中国,放眼世界那个国家或民族会因为加入WTO而只是单纯强调与国际接轨了?我的知识有限,还望爱庐网友赐教。

    我之所以不赞成官员出国受训,不是我老笨牛度量小怕官员同我一样接受了美式教育从而使得我的美式教育相对在国人眼中贬值,而是我的确认为那种培训是得不偿失的。我相信,按爱庐网友所说,出国培训人员经过严格考核不会再出现什么大校逃跑之类的事件了,但我还是认为由于制度的不同美国的行政管理哲学或方法是根本不能应用与中国社会的。比如说,美国的政府系统并非象中国那样自上而下的垂直布局,而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水平格局,各级政府首先必须对自己的区域负责,而不是首先向上级负责。此外,美国政府的功能主要是为公民和企业提供服务而中国政府的功能主要在于领导和指挥。再此外,美国官员办事主要依据相应的法律条文和规则,中国官员办事除了法律和规则之外还要“研究,研究”什么的。如此等等,不同性远远大于相同性,我们的官员有什么需要向美国学习?当然,如果爱庐网友认为美国的作法就是好,我们就是要学习,那也应当首先从立法的角度或制度的角度来学习而不是首先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去学习。恐怕爱庐网友还没有胆量这样说吧?!

    诚然,美国的制度和管理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说非常先进的,但那毕竟是美国人民在其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与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相适应的,不一定同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相适应,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化那么多的外汇去学习。如果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变的话,硬要学习美国的行政管理只能是东施效颦。正如美女因为披红挂绿而更加美丽而我老笨牛或者爱庐网友披红挂绿则会被人们视为妖精一样。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中国官员到美国哈佛大学受训毫无必要,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说到这里,我猜想远比我成熟和老道的爱庐网友一定不会甘心让一个老且笨的牛如此数落的,因此我在等待著爱庐网友理性和善意的再批评。http://www2.qglt.com.cn/cgi-bbs/ReadFile?whichfile=199355&typeid=17

    ●摸著石头不能过黄河与市场经济不能救中国:改革还要改多久?

    阿,朋友,黄河以她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她象征著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崇高。这里我们向著黄河唱著我们的赞歌!<<黄河颂>>,一首我十分熟悉的歌曲,她唱出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魄,也唱出了我们国家的希望。正如一位网游所说:她“使人奋发向上”。对中华民族来来说黄河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和无限的文化蕴意与力量。抗战时期的一首歌曲中有这么几句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其中所蕴涵的内容,力量,勇气,和决心不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是难以体会得出来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想一想没有黄河,中国还会是现在这样的中国吗?

    我爱黄河,我为她的汹涌壮观而感叹,我也为她奔腾不息的生命力而感慨。曾几何时黄河也为我们民族带来过无数的灾难,后来在毛泽东等建国领袖们的领导下我们终于认识了黄河,改造了黄河,让黄河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对黄河这样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我联想到了当前在中国盛行的机会主义思想结晶“摸著石头过河”的“理论”,我就是不相信谁能摸著石头过黄河。

    所谓摸著石头过河是我们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在摸索中推进的社会历史现像所进行的描述性论断,而不是对未来发展所作的方向性或目标性的推断。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年的具体实践中许多号称小平的学生们,往往歪曲甚至篡改小平同志的本意,力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无论作什么都可以摸著石头过河。一时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摸著石头过河”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了,无论作什么都可以用“摸著石头过河”为借口而不承担责任。如今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百出的结果就是这种机会主义思想所导致的。

    非常显然,小平实行改革开放路线,打破了旧的理论框框,但却未能及时确立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代之。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形而下的经验之谈和方法论,如“三个有利于”标准,白猫黑猫论、摸石头论等。由于历史的局限,缺乏根本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无法为改革明确目标和方向,使改革处于一种“摸著石头过河”的盲目状态中,从而时时误入岐途,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端。

    对小平理论的先天不足,多少大御用理论家或茫然不觉或伟疾忌医,只有我老笨牛傻乎乎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来修正。我曾经以“关于当代中国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严肃思考”为题谈了我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问题的一些认识。中国的“改革”到今年已经进行了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所谓“改革”,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变革性的过渡。“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最终在中国将确立什么制度? 什么时候中国的“改 革”才可以“渡”到彼岸?至今我们居然没有看到一个官方的文件对此给出任何有确定意义的回答。

    难怪政府一再号召人民大胆的消费可银行的储蓄存款余额就是居高不下,因为人民心里没有底呀,这改革到底会把我们国家改成个什么样,没有谁能说的出来。而社会现实却是残酷无情的:教育产业化增加了人民的教育投入负担,医疗的改革吓的人民大病等死,中病小治,小病干脆不治,国企改革让千千万万劳动者下了岗,造成重庆市一个商场招营业员450名却有50000人摆龙阵竞争几个少的可伶的就业机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造成的,现在的确到了我们非要对此进行认真思考不可的关键时点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中毛泽东为中国设定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上采取了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第二代领袖小平的“总目标” 实际上就是修正毛泽东那条不很成功的或者说尚未成功的总目标。小平将自己的总目标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把路线叫做 “改革”,在经济政策上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上是重消费而轻积累。但是在小平的目标和路线说明中却避而不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改革成为 缺乏明确目标的改革。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在继承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政治经济遗产的基础上比较明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目标,这就是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就是明确了改革是以市场化为最终和唯一目标的社会大变革,但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什么,中国将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等问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历史就是一个由政府推动的市场化过程,这个市场化的进展严格地讲,应当说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的事情,然而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人改革明确为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是在中共十四大上,即1992年时确定的,在此之前,整个的改革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特别是在政策层面,是摸著石头过河。

    实际上,自小平时代以来,中国政策上的改革就 “名正言顺”地采取“摸著石头过河”的方法,这种先实践,后理论;先地方、 后中央;先民间、后国家的方式在改革的初期曾经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摸著石头过河”名义下的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政策之后没有制度,因此政策 本身有本质上的不可预测性,也就是不稳定性。政策上大方向的不确定性,也 就是制度的不确定性是新时代时期的一个特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河的对岸”在那里,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担忧,也正因为如此人民才不能不发出改革到底还要改多久的疑问。   

    一个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在制度上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在今后的历史过程中是要付出 巨大代价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查当代中国社会便不难发现,我们已经在开始为“摸著石头过河”付代价了。问题是我们还有没有资本继续为“摸著石头过河”付代价了,还要付多久?任何一个对中国社会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也好,官僚也罢,都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的思考。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对这种制度的不确定性及其有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我基本同意作者的看法,在这里我转述给大家。

    首先,制度的不确定性是目前中国控制不住的“腐败”的原因之一。国内学者的说法:“中国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规模越来越大,如同 传染病一样越来越流行,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已属于制度性腐败”。 对于腐败的原因,大家往往认为实际上就是因为政府行 为没有透明度、没有群众的监督、第一把手权力过大等等。但是人们忽视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是“腐败猖獗”的一个不可忽略的 原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几乎是全民性的座右铭;成了无数贪官铤而走 险的“原动力”。

    其次,制度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经济“景气”具有典型的衰退特征:内需不足,生 产过剩、物价疲软、失业严重、大量企业停产、半停产,企业破产数明显增多 等等。据内贸部近期对600种商品的统计,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3/4,供过于 求的商品占1/4,供不应求的商品几乎没有。 内需不足是当前公认的中国经济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然而,中国的 城乡居民储蓄连年上升。据官方数据中国城乡居民 储蓄余额已经达到8万多亿元人民币。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人们的实际支付能 力是支配人们的消费的最基本因素。中国国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提高了,其消费 却不随之提高,一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尽管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消费”: 大幅度降低储蓄利率、放长假、房屋改革、花大钱搞大型庆典活动、体育盛会 等等,总的来说影响内需不强劲的“畸形的储蓄倾向”基本没有改变。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则是制度的不确定性”,真是一针 见血。报告中说:“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都与社会中的制度安排 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制度安排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特征的时候,人们才容易 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然而,制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 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我们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 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种状况,对人们 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巨大的。"   

    报告中还说:“许多人在嘀咕这样的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个人究竟要花 多少钱?不知道;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如果有的 话又能有多少?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将来病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有个 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不知道。类似的‘不知道’ 还有许多。出于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 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就更是强烈。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 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无奈之中就只剩 下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多存钱来获得‘安全感’”。中国的改革政策固然 灵活、机动,党和政府权力极大,制约极少;但是同时也影响到了一个健康的 社会在和平时期应有的秩序、信用和稳定。这种秩序、信用和稳定,只有在改 革的总目标确立了以后,经过有切实成效的改革之后才能形成。没有目标, “改革”永无完成之望;社会永远处在“初一十五不一样”这种不可预测的动 荡状态;人民也就永远不可能有“安全感”;这种“不稳定性”制约经济发展, 而受到的损失也会越来越明显。 第三,制度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中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将是如何?一个大国经济和国防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是长期倾国倾民的努 力才获得的;设定目标是战略部署的首要,当然也是当权者的责任。多年以来,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希望建立“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但是,连中国自己 也不知道中国要在这个“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一个连自己是 什么、要什么也说不清楚的国家,究竟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能为和平做 出什么贡献?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现在都把中国如实地看成是不可捉摸的“转 型中国家”。既然如此,他们当然只能从一时一事的利害出发,就事论事地考 虑和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即兴地作出权宜的决策。这种状况,本身就是国际社 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有些国家或者是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是进行“最坏情况 的准备”,不必要的相互猜疑和对中国的“不信任”的现象比比皆是。   

    每一次美国总统换届,中国的专家学者,照例要连篇累牍地估测“美国对 华政策”,感觉上象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起“决定性”的 作用,而不是中国自己的“对美政策”。中共的外交自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 以来,清楚、不含糊的、不用来在国际上“作交易”的,只有“台湾问题”一 项,基本上是用“对台政策”取代了“对外政策”;似乎只有先解决了“台湾 问题”,中国才能够有条件考虑“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查一查中国在联合国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记录就清楚了:中国是以投“弃权票”而闻 名于世的。  

    第四、搁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究竟能不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其实,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大陆制度的不确 定性一定对解决“台湾问题”不利。原因是,中国大陆坚持的“一国两制”的 模式,在中国大陆本身制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对台湾人民的吸引力打了极大的 折扣。就算50年制度不变,“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改革”了24年了;设 想支持中国统一的台湾人,在投票时会如何作想?

    从以上论述中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摸著石头过河”行不得也哥哥。现在让我再回过头来谈谈为什么说市场经济不能救中国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曾经对市场经济及其要领进行过分析。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信用经济,商品借贷、货币买卖,所有的市场经济制度、工具和经济关系,都是信用关系。存在决定意识,既然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是信用经济关系,它就要求人们在精神、道德领域弘扬守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在传统社会里,自然经济传统农业社会里,道德世界的核心是忠诚,而在商品社会里,道德尺度的基本准则是信任,就是守信,因为是信誉经济。另外还有一种状态,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经济转换、转型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最容易发生的道德状态是什么呢,叫做道德的无政府状态,人和人之间既不讲忠诚也不讲信任,因为以忠诚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的基础已经动摇了,而以信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道德大厦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时候,可能忠诚准则失去了作用,守信的准则还没有树立起来,人和人之间既不讲忠诚,也不讲信任,在道德上只讲什么呢,放纵,行使个人的权力,推卸个人的责任。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道德无政府状态,我倒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道德无政府状态,但我们现在正处于转轨时期,因此在道德秩序上面临著非常大的历史性的挑战,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无政府状态现象,因此在我们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展的关键时期,从这个高度来对待这些道德无政府状态,绝不能让他们什么呢,侵蚀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瓦解我们整个经济道德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所面临的任务还相当重,比如最近发生的南京毒杀无辜的恶性事件就是属于此类。说实话,我担心由于诱发类似南京恶性事件的社会因素还没有被政府所认识,特别是劳动就业和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政府虽然在老笨牛等人的呼唤下开始清醒了,比如停止了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百出的连续给公务员加薪的错误决策,但是对于如何调整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似乎还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对此我是十分担心的。

    我曾经在这里讨论过市场经济问题。在经济学中我们通常是这样来表述市场的,所谓市场就是一种将商品的生产经营者与商品的购买或消费者通过交换行为而结合起来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包含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即商品交换的方式和交换的场所。而在当代西方市场营销学中,又常常将市场定义为对同一商品有需求欲望且具有实际购买能力的消费者群体。

    因此,市场在我看来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它是自从商品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体体现和反应,也就是说市场的所有内涵都是人类赋予的,离开了人类市场就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人类社会以市场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全部经济活动的集合,除以市场为目标和出发点的经济活动外,人类还有其他内容和方式的经济活动。比如农民用于为自己消费而从事的生产劳动,家庭主妇为自己家人煮饭,环境保护人员的劳动,等等。因此当我们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市场经济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社会经济的全部。

    诚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市场经济不能也无法替代社会经济的其他内容和方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我们全面发展社会经济。那种过度强调市场经济而忽视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的思想,显然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而以牺牲非市场经济为代价来片面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路,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一种反动,因此是不可取的。

    市场经济主体论强调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其他非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根据市场经济主体论的思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让市场在其中发挥最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为掩人耳目市场经济主体论者又不得不言不由衷地承认说,这种市场主体并不排斥某种调节性的计划性,只要这种计划是在利用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它必须把市场规律认为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加以严格遵守。在这里市场经济主体论者虽然提到了调节和计划,但另一方面却毫无掩饰地将市场规律作为把握社会经济的前提,实际上就是要人类社会经济无条件的服从被其冠以“客观”的市场规律。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市场规律稍作说明。所谓的市场规律实际上就是人们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中的表现已及市场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反映,它包含两个基本点,其一是供给方面在市场中的表现以及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其二是需求方面在市场中的表现以及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和反应都是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而得以体现的,因此市场规律也可以说是市场上的供求双方关系及其对商品价格的反应之表现。简单扼要地说就是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落;当商品的价格上涨时供给就会增加而需求则会减少,相反当商品的价格下落时供给就会减少而需求则会增加。这两种逆向变化的结果使供求关系达到均衡,从而实现了商品的均衡价格(这里我不打算说明商品的需求弹性问题)。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迷最早发现并表述了市场规律,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斯迷无法揭示市场规律的内在联系,他把市场规律看作是超越人们的认识和控制范畴的,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假说。随著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市场及其规律不仅取得了新的认识,而且也摸索出了一些掌握和驾驭市场及其规律的手段和方法。比如市场调研和预测,市场监督和管制,价格规范和税务调节等等。商业机构和政府通过这些手段和方法完全可以引导市场,从而弱化了市场规律对社会经济的决定因素。市场经济主体论者显然忽视了这个事实。

    传统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变得可以看的见。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与其让千千万万的微观经济体盲目地被动地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扒来拨去,还不如政府认清并把握市场规律并根据市场规律调控社会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就是强调政府在宏观经济上的调控功能的。因此将市场规律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盲目夸大,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缺乏是中国的最大的国情。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我们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从而牺牲了社会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机会的话,不仅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会形成大范围的贫富不均,从而造成社会动乱。当前中国社会所有的各种矛盾,集中起来就是盲目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所造成的。

    我反对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但却不反对发展市场经济,根据中国的国情我认为我们应当回归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以社会经济的全面综合平衡发展为目标,而不应当单纯地以市场经济为目标。中共13大时期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大收获,我认为,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实际上按照13大的政治思想路线和社会经济发展思路,在经济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格局应当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改革发展特色的经济道路。之后在经济发展上过多强调了市场的作用,甚至不惜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本来集生产/经营,社会,福利,教育,文娱等功能于一身的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的前沿,同只具备生产/经营功能的所谓三企(外企,私企,及中外合资企业)竞争,结果是国有企业无法适应激烈的纯市场竞争而纷纷倒闭。

    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其他社会组织所能起到的作用,他们不仅平衡了中国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为社会提供产(商)品,为职工提供收入,而且还承担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功能,比如托儿所,中小学和职工教育,维护社会秩序,公共福利事业等等。在激进的市场化过程中国家似乎没有考虑国有企业在非生产经营方面的功能,而以所谓非生产经营功能社会化为源由迅速废除了国有企业原来所具备的社会功能。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社会服务系统资源的严重短缺,造成一些原本由由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陷入瘫痪,也因此埋下了有可能迅速成长的社会动乱种子。显然,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观点是以牺牲社会经济全面综合平衡发展为代价的,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不能够救中国。当前对于中国来说稳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稳定必须建立在社会和谐的基础上,假如构成社会的某个系统或方面出现了不和谐的现像作为政府就必须因势利导予以修复。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百出,集中到一点就是富有者通过正常不正常的手段太富有了,而贫穷者因为超越自己的控制能力而沦落到太穷的地步。多少有志之士象政府提出过类似老笨牛提出的建议,希望政府能防患于未然。现在三农问题,下岗职工问题,城市贫民问题,等等,都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任何一方面搞不好便会带来极大的全社会的动乱。更何况国际上还有那么一股势力罢不得中国大乱呢。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讨论,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中国社会目前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究竟能否解决,怎么样才能得到解决等问题。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讲,我以为最好的办法首先还是应当给人民一个定心丸,实行公民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注意这里是指的公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同时以经济的手段加大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力度,加速社会生产的发展。

    16大就要召开了,我热切的希望我的这些肺腑之言能够被有关方面重视。笨牛别无所求,只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的民族繁荣。谢谢大家读完我的这个长帖子。

    http://www2.qglt.com.cn/cgi-bbs/ReadFile?whichfile=196765&typeid=17

    ●社会公平, 社会认同及社会市场经济:厉以宁们究竟要把中国引向哪里去?

    网游华盛顿鹰在QGLT撰文批判了时下在中国正当红的大名人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一个荒唐观点,即所谓公平感是认同感的产物,厉以宁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只要对他所处的集体有认同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公平的待遇。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什么是公平?过去我们认为平均分配是公平,后来认为机会均等是公平,现在看来,公平来自认同,一个人融入到群体中,认同为群体的一分子,就会感到公平,群体中的认同感非常重要。”在这里显然厉以宁显然混淆了公平的真正的本来意义而代之以他的认同。我完全赞成网游华盛顿鹰对厉以宁教授这个荒唐观点的批判,只是我觉得批判的还不够力度,因此原意就此再多说上两句,因为我毕竟还作过这方面的研究。

    一,对厉以宁公平来自认同论批判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是认同,什么是公平的问题。认同是多方面的,比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等等。从厉以宁的观点上判断他大概主要讨论的是社会会认同。让我们以组织认同为例来说明社会认同过然b,因为组织认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认同,它与宗教认同,语言认同,地域文化认同,阶级阶层认同,职业认同,性别认同等等有著类似的心理机制。它指的是,由于组织本身的吸引即社会吸引导致的组织凝聚,而不是以组织成员之间个人特性的相似、相互依赖或交换而形成的人际吸引导致的组织凝聚。形成组织认同,即形成“我们感”是事业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心理基础。形成“我们感”意味著个体将自己归属于群体,自我认定是组织中的一员。组织中的成员在“我们”意识的推动下,才能风雨同舟。因为,组织是“我们的”,而不是“他的”、“他们的”。

    在“我们”意识推动下,处于组织中各级权力地位的人,才能在组织权力结构之外的意义上尊重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因为,组织是“我们的”,而不是“我的”。同样,在“我们”意识推动下,处于组织中同一级,处于特别是核心领导层的人才能减少和避免权力争夺和工作摩擦,因为,组织是“我们的”,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也不是小团伙“你们的”。 形成社会吸引的心理机制是,完成个人的“自我类化”,形成心理群体从而达到“群体凝聚”的结果。在个体心理历程上需要经过社会比较,社会类化,社会区隔和社会定位四个阶段,最终得到“我们感”而凝聚成共同体。因此,认同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寻求与获得一种归属(某一群体)感以及被(该群体)所接受;其二,从群体的角度讲就是对某一个体的(本群体成员资格)承认和接纳(该个体为本群体的成员)。可见认同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即认同者不仅要主动去认同还要被动地被认同,如果仅仅有主观上的认同而没有客观上的被认同,或者说如果仅仅被认同但却没有主观上的认同感,那么这种认同就是单方面的就是没有实际认同意义的。

    再来看什么是公平,它由哪些要素构成以及它的涵意是什么。公平是人类道德的重要价值之一,它虽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至今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概念和标准。公平在圣经中被译成许许多多不同的意思,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们也曾探讨过公平,其实我认为所谓公平就是指在绝对平等的原则下处理一切事情,在绝对平等的条件下建立和谐并正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平是在人与人关系的比较中获得的一种评价,公平的本质是对主体间相互交往关系的反映。公平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主体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程度。公平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作为一个道德与价值的判断,公平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具有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不能离开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去研究社会公平。从人们的社会生活来看公平主要用于判断人们的经济生活过程及其结果。

    在经济生活方面关于什么是公平,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往往论争不休,归结起来大概有三个方面:规则的公平,资本的公平,结果的公平。规则是指人们参加经济活动(游戏)的规则,规则公平是指参加经济活动的人在权利方面是否平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规则公平主要体现:劳动者之间是平等的、自由的。规则公平是体现公平的重要和主要方面。资本是指生产经营者拥有的土地、资金等资源,能力和受知识教育训练等方面,资本的不公平是指这方面的差别、不平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的不平等是造成结果的不公平的根源,是产生社会问题--贫穷,犯罪,社会战乱的根源。社会应实行资本的公平--共产主义,实行结果的公平--平均分配生活资料。

    我认为公平并不仅仅是指劳动成果分配上的公平,而且还有资源配置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机会上的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正不断改变著传统的利益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面对社会转型,不同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出现,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扩大,社会公平问题便构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社会公平问题有著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从学术层面来说,主客体关系的现代重建、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控制、社会道路的多样选择等,都与社会公平的研究有著密切的关系。只有进一步深入研究把握社会公平问题,才能对上述重大理论问题有一个科学的把握。从应用层面上来说,社会公平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政策的制定。

    但是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学者,比如历以宁教授等,认为结果的不平等是调动刺激生产者积极性的最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有效率的生产。他们强调规则的公平,认为只要是在公平的经济规则--自由平等的竞争规则,社会生产率就会大幅提高,就会出现物质财富丰富。所谓馅饼做大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就自然会整体提高的天方夜谭。认为市场经济模式是保证自由平等的最好的经济模式。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总是破坏规则公平,压抑生产者积极性,并且在改变分配结果方面是无效的。认为对收入再分配将牺牲效率,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最终得到的是效率下降和不公。

    如果我们还坚持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事实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线的话,我们就应当勇敢地承认在激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全国各地广泛出现了效益和收入分配上的企业内部、企业间、行业间和地区间的巨大差距。本来有差距应当是正常的,但差别应控制在社会公平认同的范围之内,如果超过了社会公平认同的范畴那么就不仅仅是一个认同问题了,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以我的看法都与此相关。历以宁教授等不知为什么,在他们极力歌颂“市场新经济”的“繁荣”时,却怎么也看不到他们的激进的市场化运动创造出千万工人的下岗,百姓有病不敢进医院,贫穷人家因为无法凑足子女上大学的钱而自杀的个案接二连三的社会现像。

    我从来不否认现在的经济可谓是比以前繁荣多了,可是下岗工人可也越来越多了,贫富悬殊也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老百姓有病不敢看医生了,不少因此成为一些江湖骗术如“法什么功”的牺牲品。我们看看在这繁荣了的经济里富了狠了起来的是哪些人?再看看穷了下去的是哪些人!我在QGLT曾经向大家推荐过一个简单的经济人类学调查报告,作者用无可指责的事实回答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到底提高了没有的这个问题,有兴趣者请查阅。

    就在我们大家都忧心如焚地讨论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的问题是,厉以宁却跳起来说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一些杂志,上面经常就有这样的一些文章,认为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现在收入的悬殊问题,两极分化等等。但中国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平均主义思想。实际上这是阻碍著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阻碍中国经济的改革,也阻碍著中国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贫富分化已经严重到连中央高级领导都不得不认真对待了,这位教授竟然还在那里嚷嚷著什么平均主义才是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他看来竞争就是一切,只要有了经济效率就可以不顾社会公平。我真不明白他到底算的上什么经济学家。

    作为一个资历远远不如厉以宁教授的一个经济学者,我清楚的知道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根本问题。公平与效率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不能简单地分出先后。保持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制衡,是我们把握两者关系的重点。离开了公平原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效率,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绝不是平均主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特定的经济活动中,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在政治和伦理的层面上,不能分出简单的先后。我赞同公平竞争,只要是能刺激中国各行各业上进发展,而又不至于让中国各行各业无法承受的竞争,我都持肯定态度。但一旦这种竞争超过了一定限度,偏离了人民期望的初衷,就反而成了致命的伤害,政府就应毫不犹豫地下决心干预它,人民就有权力拒绝它。

    一个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他的制度和管理方法,如果这一切都按著真理、公正、和平等去行使,那么这个国家就必有力量。那么,公平的力量何在?在于公平可以满足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心底深处那种深沉的平等需求。公平为人的生命追求一个最真实、最好的平等条件。公平可以叫国土上那些不满的声音止息,这种不满的声音,乃是一个国家生存安危的最大威胁,是全国性的危机,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外面来的攻击,而是存在于内部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往往就是由于社会公平没有得到认同而产生的。当前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动乱现像其源盖出于此。社会公平与否是一个客观存在,是可以得到测量计算的各种社会经济指标及其参数的综合反应,而绝对不可能是根据什么虚无漂眇的认同感而产生的,对此我们必须给予澄清。

    二, 石桦内心深处的自我矛盾及其认识误区

    石桦网友在回答我的一个帖子时质问到:试想,医院是一般的企业吗?它应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老笨牛称,“产业化的医疗机构实际上就是企业”,就算是这样,那么它的“产品”应该是治病救人,产品质量是医疗服务。凡接诊的病人(若考虑“市场规则”,医院可以不接诊),特别是急救(这时生命的原则高于一切),即应以病情之轻重安排就治的顺序,市场规则不可以深入到“生产工序”之中吧?如果医院成为创利润之大户,甚至进入“财富五百大”的排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企业内部规则往往是非市场规则,是现代经济学已经确认的,况且,医院对接诊的病人本应一视同仁,这是它与一般企业对待客户的不同之所在,如果要由政府来教它这样做,不是太可悲了吗?

    当然如果仅从上面这段引文中我们是看不出石桦网友内心深处的自我矛盾的,我们必须联系到他关于对中国市场经济化的全面认识上才能发现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及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总的来说石桦是主张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同我的观点比较接近的是他也不认为应当以市场经济为目的,市场经济对他来说是一个手段,是消灭市场经济的手段,他甚至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来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由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限,虽然读研究生的时候通都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坦白地讲我是真的没有学好,还是到了西方之后又补充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这里我自己承认我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有限虽然还不至于无知。我倒是很希望石桦将马克思的原著中关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消灭市场经济的论述介绍给我,以便学习。

    在石桦看来,中国的经济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置疑的。石桦指责我对市场经济主体论的批评是武断,“没有看见有何论证,表现得相当霸道。”让我们看看石桦是怎么论述的:“不错,市场经济主体论,应该是指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但是老笨牛的看法却指向另外一个方向。老笨牛硬要说,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就‘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其他非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我们还是让读者们来判断,以市场经济为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经济运行最重要,如果这个理解没有错误,那么我说市场经济主体论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其他非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又有什么错呢?值得在这里同我咬文嚼字地过招吗?以我看的确是没有那个必要。

    我之所以说石桦网友在关于市场经济为主体方面存在著内心深处的矛盾,主要是依据他对市场经济的认同态度和对医院按市场规律办事先给有钱人家提供医疗服务的否定态度而概括出来的。在现代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医疗保健服务是一个重要的商品,而且随著人们对健康水准的提高,医疗保健消费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家庭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以美国为例,2000年居民用于医疗保健等服务方面的费用为3925兆美元,占消费总支出的58%。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切商品包括医疗保健都是遵循著这样一个原则:愿意购买且有能力购买者得之,愿意购买而无购买能力者失之。这就是市场经济规则,谁也别有什么怨言。当然,美国政府也为穷人购买医疗保险,但那只能获得有限的服务而无法同实际购买得来的服务相比。没有钱购买医疗保健服务者自然只能获得有限的服务了,而且就是这有限的服务其质量也是无法同购买获得的服务相比的。

    显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医疗保健服务自然是商品,要想获得这种服务商品就必须按市场规律和游戏规则办事。其实,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两天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将抢救中毒患者的费用提高,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是根据市场的供求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形成的,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供给方面自然会提高价格,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不对的。既然石桦网友那么认同市场经济,又缘何谴责医院的市场经济行为呢?如果石桦网友对医院的市场经济行为不能认同,又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加速市场经济主体推进过程呢?这种内心深处的矛盾的确有时候不易被察觉,特别是矛盾的承载者。就象我一样一方面批评QGLT斑竹小媳妇心态,另一方面又厚著脸皮在这里上贴,虽然我不高兴自己的帖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喀嚓。我自己也有内心深处的矛盾,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地方被别人指出来并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劝石桦网友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要再同我过招了。

    其实,石桦网友也承认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确存在著矛盾,他说:“我的所%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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