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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宪政乃是咫尺天涯
(博讯2003年9月05日)
    近来,有两件事引起了颇大的反响:一是历史剧《走向共和》在普通观众中引起的反响,二是李慎之先生的去世在知识界所激起的反响。如果有什幺东西能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来,那就是一百多年来一直萦绕在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且曾渐行渐远的宪政梦想。《走向共和》再次激活了那个沉睡已久的宪政梦想,而李慎之先生则一直在追寻那个挥之不去的宪政梦想。如果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算起,中国的宪政运动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自那以来,建立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宪政秩序一直是中国人致力追求的目标。

      数千年来,在中国主导性的政治传统是,打江山者坐江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只承认“祖宗的江山”和“打下来的江山”,而所谓“祖宗的江山”最初也是打下来的,打江山者坐江山传江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江山是夺取江山者的江山,天下是劫持天下者的天下。在这个天下,劫持者总是视民众为刍狗。打江山者坐江山,无异于成功的抢劫,使关系到每个人生命与福祉的江山,成了大盗手中的战利品。满清的江山正是来自努尔哈赤对中原成功劫掠的战利品。 (博讯boxun.com)

      独占江山的理由之一是夺江山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按照宪政的理念,夺取江山时不论付出多少人命或物力的代价,都不构成可以垄断权力、不征求被治者同意而任意行使权力的理由。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是每个人自己的,不属于任何组织和团体。任何人的生命都不应该成为别人的筹码。觊觎江山者更不应该拿别人的性命为自己夺江山。再说,劫掠者是不能把为劫掠付出的代价当作占有劫掠品的理由。而且,如何劫掠江山必然决定如何坐江山,必视江山为私产,必防民如贼寇。这样,高度集中的、强制性的暴力,而非自愿的同意就成了独占江山的根本手段。满清贵胄之所以一再抵制宪政,就是不愿失去对江山的排他性独占,甚至不惜割地赔银。

      宪政的理念彻底改变了这种“江山哲学”。任何江山都是所有被治者共享的江山,因此江山的治理必须得到被治者的同意。“打江山”并不能自动取得“坐江山”的天然权利。谁来坐江山要由被治者通过自愿表达的同意说了算,即以选举的方式、经由下至上的自愿同意,并且通过定期的自由、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重新确认被治者的同意。“打江山者坐江山”变成“得同意者坐江山”。按照宪政的理念,任何统治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都有两条检验标准。第一条是政治权力的取得、行使与更迭是否遵循宪政程序来获得被统治者的自愿同意,第二条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否受到保障。只有定期得到被统治者的自愿同意,并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提供有效保障的统治权才是正当的;只有遵循相应的宪法程序取得、行使和更迭的统治权才是合法的。仅靠定期的自由选举并不能确保公民个人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还必须对权力加以分立、制衡。任何宪法都不应赋予任何政治家以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专横的权力。任何权力,只要是集中且排他性地掌握在一个人、一些人或许多人手中,不论权力是来自世袭、自己任命、或是选举,都将导致暴政。个人的权利是政府权力的来源,且高于政府的权力,因此,政府权力的范围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即所谓有限政府。

      宪政对国家与政府的权力总是投以怀疑的目光,故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类的国家至上信条总是要施加一些约束条件。林则徐、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满清帝国的忠臣,他们为这个国家不避祸福;但是,这个国家显然是君主及其家族的国家,不是臣民们的国家,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事务和他们自己的命运都没有什幺发言权。所以,在不避祸福之前,先要问问是不是宪政国家;只有是宪政国家,才值得为之不避祸福。上述诸公的命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问青红皂白的国家至上是十分值得警惕的。

      一切政治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始终伴随着程度与方式各异的冲突。宪政区别于其它政体形式的根本特点在于,它为冲突各方提供了得到共同认可的、几乎可以化解、调和一切冲突的游戏规则。若是没有这种规则,没有冲突也会滋生冲突;一般冲突也可能会酿成流血冲突。这种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的核心便是宪政制度。落实在宪法中的宪政制度的功能和目的,就是处理和化解包括利益冲突在内的各种社会冲突。这些规则、程序和制度在解决社会冲突上所具有的有效性和公信力,正是因为它得到了全社会的共同认可。没有宪政的社会,往往面临着两个相反的结局,即治与乱的循环。这里的治是假治,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乃至专制独裁;而乱则是真乱,是枭雄四起、占山为王、乃至全面内战。

      在世界还没有进入宪政时代时,君主专制依靠少数明君贤臣或许可以带来诸如中国盛唐时期那种空前的辉煌。但是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千年不变的君主专制仍在裹足不前的时候,许多西方列强已经踏上了宪政之路。正是落后的野蛮的政治制度才是中国近现代悲剧的总根源!满清统治集团所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的是,现代国家间的竞争,不是军备的竞争或物力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承不承认私有财产权的制度之间和有无宪政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要不然落败的就不会是一个世纪前的大清和十五年前的苏俄。

      中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追求宪政过程中走的是一条艰难、坎坷、未见尽头的崎岖路,仅更换过的宪法就多达十多部。宪法与宪政被混为一谈,立宪的任务早已超额完成,宪政仍然杳无踪影,亏欠“宪政的赤字”也越来越大。革命被视为宪政的不二途径。革命剧一再上演却未能自动带来宪政,革命始终未能变成宪政革命。通过革命成功夺取政权者,不过是给自己颁发一份永远执政的“权力证书”。辛亥革命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建立宪政,而在排满;不是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而是改变了帝王的称呼;对如何取得权力、使用权力、终结权力的规则并不容许有实质的改变。历史从终点回到起点,然后开始下一个轮回。这也应证了在中国实现宪政是多幺艰难,以至宪政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仍是咫尺天涯。

    寻求用宪政秩序代替以治乱循环和成王败寇为特征的王朝政治与霸道政治,是中国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最持久而未果的政治追求。人民早就厌倦了自己的命运被当作占据江山者的战利品的生活。对统治者统治资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追问从此开始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尽管政权更替、革命迭起、军阀混战,甚至像宋教仁那样的倡导与践行宪政的人士少有好下场,但是,宪政的梦想在中国百年历史中从未彻底消失过。了断那个梦想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宪政变成现实,它就永远不再是梦想了。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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