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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伟东:国际大格局与中国在新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博讯2003年8月25日)
    (作者是原北大经济学教授, 现为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

    一.国际大格局与中国在新的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博讯boxun.com)

     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未来二十年为此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键期。翻两番后按现行法定汇率核算将是4。8兆美元年GDP。而依照实际购买力,再考虑中国在实物经济无与伦比的竞争力和服务经济与智能经济潜在的国际竞争力,届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应在八到十兆美元之间。统一的欧洲将在低水平上徘徊。美国除非创造一个新的至少可与PC时代相媲美的“后PC时代”,否则,无论是法定汇率还是官方统计如何,实际的年经济产出,即排除泡沫,依照实际国际购买力校正都不会有太大起色。届时中美欧在总量经济上基本上形成三足鼎立格局。东亚乃至亚洲地区由于日本,韩国与印度以及其它新兴国家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比重与地位将显著提高,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包括制造,服务,国际贸易,消费,运输等等中的主导力量。在国际知识与经济创新体系中,中国与亚洲的份量亦将有显著增加。届时中美欧将各占整个世界经济总量中的15% 到20%左右。由于美国在过去两百余年间的巨大财富积累效应,其累计财富总量与规模当仍旧使其独占鳌头。而未来五十年是中国以更加完善,合理的市场,金融,法律,军事,社会体系加速人均产值走向世界前列的关键期。

     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国际视野不为不宏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对未来国际格局的洞视仿佛让911恐怖以后形成的美国朝野大共识的先发制人新战略统率下的一系列动作所证实。以美国国防部长为代表的右翼或鹰派对以法德为首的对美英在伊拉克动武的强力反弹所表现出来的反感与不屑一顾,在其新老欧洲论中一清二楚。然而这一切在对深刻动态变化与发展中的国际局势的高视角把握甚至不如尼克松的大国观感。地缘政治与民族主义情结或西方情结在意识形态与种族双重主轴线下展开了后冷战时期的线性冷战思维的简单直线外推或趋势外推,輔之以鲜活的区域与国际事态佐证。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欧洲中心论与美欧兴衰基点上对世界的洞观与推断。

     《大国兴衰》整理了以西方文明兴衰为主线的大国在历史上的跌起沉浮,却不大情愿上升到更高的哲学高度:有生必有死,“反者道之动”。回朔中华文明,近代中国人倍感周期循环太持久,周期震荡太频繁。但那是一种领先,优秀的文明与超强大国衰败与沦落至二,三流国家时的悲哀,惆怅与不甘。历经如此严冬,华夏文明不死,不灭,不亡。又在两百余年间重塑,重构。仿佛从涅盘中再生:伟大的东方文明又见曙光;全球化小小地球村东西文化合壁,后现代世界文明悄然而至。

    二.两百年与两千年文明盛衰

     从1840年这个极具标志性的年代算起到2040年,由丧权辱国到重执世界牛耳无疑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起飞,经济剧变简言之经济革命是近现代大国兴衰起伏的基石与核心。尽管有古罗马帝国,一些海盗强权国家靠征服与掠夺而发迹与支撑的例证。甚至于历史上用西方眼光观察的所谓草原帝国亦是马背上弓箭射出来的,但古文明帝国也好,中原文明也罢,都是基于优越领先的经济文明与物质财富和经济管理上的卓越。军事强盛与文化扩展同经济文明形成互动。当然经济革命既非偶然的科技发明创新所致,也非单纯的民族性情差异或文化伦理诸如马科斯.韦伯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所能。

     事实上,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社会文明与文化解放总是经济革命的先声号角,是制度演进和主体参与的最宏观的准备。

     1793年虽对大多数中国人与外国人无甚希奇。然而举凡读过《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的人都不能不对此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正是这一年,英国王乔治三世遣派了一个由700人组成的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来华。由此在前后八个月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回味无穷的文明较量的历史剧,也为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此年在编年史上鲜为人知,然而却由其蕴育的一系列的丰富历史内涵而值得人们永远回味。或许这是历史的巧合或许那原本就是上帝的刻意安排:百年之后,中国在“无湘不成军”的湖南的韶山冲出了个毛泽东,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因此而生翻天复地的变动。

     说1793年重要,这是因为这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同时又代表两大不同文明体系(东西方文明),两大分属于不同演进阶段的经济强权的首次碰撞:礼仪之帮,地大物博的大中华文明古国和代表着新兴的现代西欧或西方文明崛起和乘驾工业革命(主要是传统机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英国式经济革命正在形成中的“日不落大英帝国”在“行礼”的表面上的讨价还价之下完成了一次终将为后世留下极大震撼的“新文明”对“旧文明”的实地考察。其结果就是后来历史呈现的:在中国人眼中的尚未开化“红毛蕃鬼”们确定了其傲慢无礼的本钱,外向扩张之野心与实力在表面上的傲慢无礼之下深藏着巨大的理性支撑:人文理念革命初步完成,科学技术朦动勃发,技术支撑与牵动的农业,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远洋跨国贸易大踏步前进。由此引出了东方文明古国的彷徨与不安的反思。

    三,康乾盛事之谜

     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平民百姓,从康熙帝国到乾隆盛事可谓有着相当的共识。而且无论是人口总量还是社会经济总量统计,无不给予这种观感与“定论”以支持。难道国人都错了,难道是近现代西欧或西方学术界的清一色的所谓“停滞的帝国论”,即中国两千年基本处于同一层次上轮回,反对与禁锢进步,进而采取了基本上是黑格尔式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文明的归结或着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隐含与“历史决定论”。疑或是人们简单思维推论下的仅仅是晚清皇儿的无能或慈禧老佛爷的恶劣与专断葬送了中华“帝国”的锦绣前程。或者如另一些专家学者们归结的中国错过了走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快车。无论是两千年停滞论,明末清初错车论,还是晚清帝王昏庸无能论,都失之偏颇。前者尽管包含着某些直观的事实佐证但却透露出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崛起的过度沾沾自喜;后者仅仅是一个表象观察与超级简化的因果归论。

     “康乾盛事”可视为两种经济文明在世界体系转型过程中典型的悖论:认定盛事存在的人们既非无中生有也非情感思维牵导下的视觉错映,而是参照系不同或视角差异所致。盛事观察者使用的是宏观总量和纯总量静态经济体系方法论: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人口规模在1。5亿基础上翻番,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产出总量,幅员辽阔的地理大国,物产丰盛,资源丰富,人们安居乐业,四海兴盛安平,典章法制齐备,精英文官治国,科举选拔栋梁,举国货畅其流,市井文娱兴盛,“国学”历经不衰。这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中华版本吗?这不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更理想吗?在令柏拉图难以想象的如此巨大的国度空间中,历经两千年兴盛不衰的写照吗?虽不可在严格的意义上将博学多才的康熙同古希腊哲学家笔下的“哲学家王”完全相提并论,但经秦汉到唐宋基本形成的中国对文武百官,皇帝大臣的约束要求难道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文明可与之比拟的吗?

     然而这都是在一种视角与参照系下的图景。在动态的广义的经济,尤其是结构经济方法论下却是另一蕃图景与结论;总量优越决不就同时意味着结构先进:农业人力精耕细作,千百年畜耕铁犁,小农自给自足,完全粗放式投入与经营,传统手工艺人力技巧,烟花炮仗而非枪炮机械,落后的造船与远洋航海伴之以诸多例似长江三峡两岸的以号子为伍的拖纤拉船运输,牲畜动力而非蒸气与其它现代能源动力体系,人力手工作业而非半自动自动机械加工,人力传递而非机械动力,非标准化大众化产品生产与经营,简单生产作坊而非初级工厂作业。

     盛事表现的是一种总量繁盛而非结构卓越。结果是人们一方面看到中央中国普天同乐琳琅满目,另一方面在技术,产品,贸易,制度,人文理念,科技支撑,教育文化在结构与速度上构成衰式,在动态演进中已显落后之势。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落后与另一文明的崛起又各自乘加数发展。无文艺复兴运动便没有人性之解放,无启蒙运动便没有人文之复苏,无大革命便没有政治之觉醒。农民起义的周期震荡只是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统治阶级与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与人民大众的无自主意识与觉醒是近代中国曲折转型的一个事务的两个方面。在民众解放与启蒙意义上说,“五四”运动的白话文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为大众教育甚至大众高等教育和相应的全民文化与思想解放创造了必要的语言与思维前提。

     由对康乾盛事的重估与反思,使人们可进一步重评德先生赛先生救国思路;亦能反思胡适先生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经济起飞或转型以至于积累和演化成文明升级与发展的经济革命,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连续统一的互动过程。从康乾盛事到半个世纪后开始的中国百年近代的横遭列强凌掳瓜分绝非一个简单的错过历史发展机遇,达错车的偶然事变。它是一种文明在面临另一种在社会文化与技术演进上更优越的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必然。不幸的是中华儿女在历经两千年的辉煌而一下几乎跌入底谷,幸运的是中华文明在不到两百年的痛苦转型苦难中,不但文明不灭,民族国家不亡,而且以如此强劲的姿态重新进入世界现代主文明流群中,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半个世纪后再执世界牛耳,重领世界风骚。吾辈之中华伟业是秦皇汉武所不及,为唐宗宋祖所不能拟。因为全球化地球村下伟伟大中华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其世界意义与历史学价值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四,北大西洋共同体下西方文明还是亚太世纪?

     美国兴衰已经在严肃的西方学者中成为热门话题之一。西方文明从公元1500起成追赶与上升趋势。真正形成强劲势头与达于颠峰只是过去的两百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是海盗国家在历史上都只是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其只是远洋征服与贸易同海上强权的一度结合。英国革命开创了央格鲁萨克逊式现代西方文明新纪元。把一个弹丸之地的不足千万人口的岛国发展到环球殖民大国,其胃口与胆识不可为不小,其历史作用不能说不大。但在各个层次,无论是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而言,英国经济革命都远不可同美国经济革命同日而语。19世纪无疑是英国世纪,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美国世纪。苏联的崛起与衰败是美国世纪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插曲。欧洲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双元革命在一个远离欧洲大陆的欧洲移民为主体的美利坚合众国开出了绚丽夺目的花朵。这个表面上的牛仔文明,在无休止的进取搏斗与征服的背后是令人惊讶的大众化共同体:大众消费,大批量生产,大众产品,大众传媒,大众民主与大众文化(大众服饰,大众文娱,大众电影,流行音乐)。绅士派的欧洲老牌贵族尽可以对自己的高雅与“上流”而沾沾自喜,美国中产阶层却在短短的时间里将欧洲贵族餐桌上的牛排,居住的豪华舒适的居室,身着的装束变成自己的普通的生活方式。美国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将这一奇迹的核心概括为选择的自由。 创业自由,居住自由,就业自由,婚姻自由,舆论自由,良心自由等等保证了选择的自由。罗尔斯在更广泛与更高的政治哲学高度形成了其当代社会公正理论。事实上,平等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是更为核心的东西。等级的自由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障碍。

     尽管这都是现实,但却都是过去式。孪生赤字仅仅是个表象。在世界生产总份额中的比重下降亦非事务的本质规定。实质是西方文明的逐渐在从当代世界霸主地位上的跌落。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有志之士对此不可能不处于高度警觉状态。这些人的心态当然比之当年八十多高龄的乾隆帝应该说是更为冷静与客观得多。然而象当前美国奉行的先行打击,全球布防,以暴强服的战略思维有任何反省与自律吗?固然美国现如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但具有总量优势,而且同时依旧兼具结构优势。但问题的实质不取决于动态较量吗?中国人力资源一旦在合宜的经济秩序与规范之下,由起始经济引擎牵导,不会形成犹如核裂变那样的链式反应吗?广泛普及的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提高将这种人力资本转化成巨大的国家经济战略资源,从而使在中国达到重回世界总量第一之后继续其世界人均前茅的征程持续若干个世纪。而源远流长的古代东方文明将融合西方现代文明而开创后现代化楷模。

     任何人如果把法德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立场仅仅视为其欲寻求自身的更多利益或简单地对美国单边主义,我行我素的反击,都将是短视的。不排除在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希拉克与施奈德有想成为象美国建国建国时那些国父的追求。欧洲统一进程的世界意义将是巨大的。一个强大的欧洲难道会放弃自身的独立而同美国联盟,而依旧充其附庸?联合国早已不是,北约,欧盟也迟早不会是美国主导下的欧美国际组织。欧美一体化在此情景下前景如何呢?更不肖说西方文明熏陶下的各自为政,舍我其谁了。当然核心与要害依旧是在给定经济条件下的核心劳动生产率与生产力。哪种文明能够驾御制高点,哪种文明就将成为天然统帅。而科技文明的创新力又与核心劳动生产力互为前提,互相支持,交相互动。

     日本人口规模与地域空间规定了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上限。其经济扩张力业已达到了顶峰。其人口老化,失去创新与技术进步冲动与活力,其长期的人为的通胀造成的经济泡沫与经营成本居高不下都使其只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逐步变成二流国家。日本世纪,加拿大世纪都成了历史笑话。印度无疑有相当的势头与实力。其未来前景也恐怕不是当年巴西的势头所能比拟的。但印度欲超过中国,取而代之,恐怕只能是极少数狂热分子的白日之梦:三分之一中国的国土空间,过度的人口压力和错综复杂的种姓宗教关系极其严重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即现代与原始两级世界并存,无法在任何意义上给印度成为头号强国之可能。印度要变成世界强国不但需要时间而且潜在着种种危机。

     亚太世纪实质上在前期是中美或美中世纪。在半个世纪后就会成为中国世纪。大中华下的统一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强国展现在未来世界之中。

    五.大国风范与国际新秩序

     世界警察绝非理想的大国风范所准允的世界领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第三世界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在障显中国大国风范的文明魅力。面对“强悍痞勇”的西方文明,我国古文明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远交近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之道”等等都有了极大的局限性。完全否定传统文化与思想根基是愚蠢,荒唐与幼稚的。扬弃是最好的办法与出路。西化不可取。更不必说全盘西化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应该是一些很好的原则。

     全球化下的国际秩序与世界体系已不容许我们仅做游戏参与者。近代中国以来我们所面临的对手已非古代史上的异族或外帮入侵与统治。换言之,无论是蒙金,女真族,还是满清血统,最终都要统统融入我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西方文明起自古罗马帝国始,就形成了强烈的外向,征服与扩张性。西方学者将中华亦称之为帝国。这是一种误导。中国是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统制,而且自秦始皇公元前221统一中国以来,除了满清王朝的一些体制与元朝时的一些作法而外,基本上不存在以种族为基础的经济,税收,政治,文化与宗教统治。不能将此简单地归结为因为统治主体的汉民族是国家的绝大多数。中华文明也基本上不主张世袭往替的那种先天的种族等级,代之以代代个人奋斗而赢得福禄功名。满清王朝的“八旗子弟”是个例外。而且正由于其有悖于大中华传统文理,才有了其统治的逐步解体与最终被推翻(原因之一)。

     “大国之患在内不在外”。“攘外必先安内”。前者有失偏颇。后者颠倒主次。面对“虎狼思维”,线性的简单外推的“鹿马思维”是难以为即的。以自己的“种群”的庞大,以自己的高度警觉与机敏,以自己在自己的“领地”里辛勤劳作与耕耘,去强盛,去繁荣。殊不知这是有被吃掉被灭绝的危险的。这种灭绝就是“边缘化”,附庸化,低级化。高端与上游控制在人家手里。游戏规则与游戏主动权掌握在人家手里,军事与文化优势操纵在人家手里。这不抵是我们的命运与国际走势把握在人家手里。

     的确东西方之间业已出现了某种逆转。这种逆转表明了已正在朝着有利于东方文明重新崛起的方向发展。这种逆转的核心就是历史好像已经颠倒了一个个:想当年西方世界“价廉物美”的工业制品潮水般涌向东方,涌向中国,而东方却以自己的茶叶,丝绸,陶瓷,香料,古玩,珠宝等高档品进行贸易。而如今中国造的各种中低端工业品在美国,其它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铺天盖地。但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断不可以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

     第一,西方征服世界时,它不仅有基于大批量生产,廉价物美的工业品,更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与结构优势。为继续上述逆转,我们必须创造出高于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后现代化文明,必须在科学-技术-人文系统形成高级系列产品与服务,必须使国际比较优势不但在既定产品与技术中占先,而且要在管理与文化创新上领先。并在动态上保持下去。

     第二,从鄙洋,自我感觉良好到崇洋媚外,国人经历了一个落后挨打,文化与心理上缴戒投降的痛苦过程。毛泽东的中国一举扭转了千年华夏“温良温良恭捡让”的局面(汉人不善兵战),彻底洗刷了百年中国丧权辱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钱学森精神下的两弹功勋,李四光光辉下的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打破了洋人优越的神化。中华民族的科学自尊与自信重回神州故地。中国业已步入硬专家统治阶段。这是美国铁路革命时代发生的管理革命:管理与经营权同所有权发生分离。硬专家阶段基本上奠定了美国物质与科技经济的世界霸主地位。这种民族的精神自信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与中流砥柱。

     第三,应对“虎狼思维”的最好办法是发展一套大象思维与战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必须进一步推陈出新,领先抢占制高点(在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与制信息权乃至文化道德领域),防患于未然,首创与更正国际秩序与规范,全面参与全球化构思,灵活多变的国际统一战线,有效地出示底牌,充分发挥威慑与警市作用,广泛动员政府,民间与国际社会与海外各种资源与战略优势。

     第四不但身体力行,而且积极规划与推出有利自身,又合于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多数利益的新型国际组织系统规范,将国家外交战略置于更大的宏观背景之下,将积极主动的国际活动同国家外交微观经济组织,个人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将维护国人的国际利益包括本国侨民的利益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尊重现行国际秩序与规则,但决不拘泥于其规范,创造性地制定,倡导与推进新型的国际范例。在推进中国特色体制的过程中,引导和创造出未来世界。美式橄榄球与篮球都是美国的独创。美国人就是基本认定,美国的就是世界的。就是要敢为天下先。占世界五分之一强的中国的必定是未来世界的。要彻底清除那种动辄就是什么达到国际标准云云的心态。代之以非“夜郎自大”而是洞观世界风云的健康心理来创造中华自己的从而引导与创造世界。正是由于毛先生与蔡先生在创办“新民学会”时抱定“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样的宏大志向,他们才能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乱码--)

    六,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在新世界体系中的意义

     中国中长期增长与发展是指从选择起至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时间里的经济变动与发展。未来二十年至关中国跻身世界几强之关键。而任务的艰巨不但在于要保持总量上的高速追赶,而且在于初步奠定结构优势的基础。为此国家动员与规划的科技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是重重之重。相应的金融与经济制度规范创新同样与之骑虎相当。而这种硬件的发展在未来的导向中会在已往二十年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引发一系列经济革命。要使这些经济革命,诸如消费革命,生产革命,享乐革命,发展革命,居住革命,企业革命,产业革命,金融革命等等充分启动与交互推进,形成链式爆发,合理公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秩序是关键与前提。由此看来,翻两番只是宏观总量指标。其结构要求与技术经济含量要求更高;其赖以形成的制度体系与人文理念将是今后中国发展的基石。改革要不断地深入,要与创新互动,要从改革与创新走向动态化的经济革命。这样经济起飞才不能仅仅是阶段性的和一次性的。经济变革方能最终引向更高级文明的产生。

     未来五十年依照7%平均高速增长,依照比较客观的购买力平价,半个世纪后,中国年GDP将达32兆美元。现今世界年GDP 30兆美元。按年均2。5%左右的速度,半个世纪后将达90兆美元。中国将基本上重新回到其历史上最好水平:占25%-30%世界总产出。这一前景是令人鼓舞的和及其美好的。但依旧要考虑,其一我们是否在集约比重上仍旧落后。换言之我们是以大兵团廉价投入作为成本代价而获取的;其二我们是否已经达到和把握了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与主动权,即我们的后劲如何?其三我们的国际劲旅是否在按和会按常规出牌。万一在期间发生某种跳跃与意外冲击,包括可能的大规模现代武装入侵,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变。我们必须时时告诫自己,“虎狼捕食动物”是以跳跃思维而著称的。善良的假定是没有意义的。

     未来一百年将是在前二十年的总量接近持平,后三十年稳操胜眷重塑辉煌后完成人均赶超世界的艰难历程。届时沿海绝大多数发达地区已同世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不分伯仲。内陆诸多中心辐射城市已几近沿海发达城市水准。人们的动力源泉会发生巨大变化。国人的世界观与心理亦将发生深刻变化。届时单靠剃度转移和向内陆落后地区的空间均衡能够刺激和带动中国进一步增长吗?届时后现代化文明在科学,技术,文化与伦理层次都将摆在中国人和世界人面前。地球可能支撑一个象美国人那样消耗世界能源的中国与印度吗?中国是要简单重复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还是在追求中完成与实现超越?东方伦理在创造亲情社会其乐融融,平衡物欲与精神追求方面有着异常丰富的资源宝藏。说来令人不可思议如此看重和强调与突显个性的西方世界,竟然会在服饰,房屋,汽车等等方面陷入如此的无差异性。对量的追求“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成了压倒一切的经济运作规律。体恤衫,牛仔裤更是把一切个性消灭殆尽,个性差异荡然无存。于是才有了青春女郎的露肚低胯新潮。

     生活品质,愉快与幸福的人生并非要建立在对物质的狂热占有与积累,更非是单纯的金钱所能买到的。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度却在无主的狂热物质与金钱崇拜之下忘却了耶稣基督的告诫:若是赔上性命,即使赢得了整个世界又有何用呢?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东方时尚。在整个世界陷入物质世界现代化狂潮时,我们务必清醒:轻视西方先进的东西为“奇技淫巧”是自大狂的无知;一味崇拜西方文化而丧失自身文化优势与巨大无比的潜能是自卑者的悲哀。

     两百年的沉浮跌起对几代人生可谓“悲惨的一生”。而对人类社会文明,更不肖说生命与地球宇宙史而言,却只是弹指一挥间。看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罗马,古希腊,甚至于东罗马,波斯,奥特曼,孔雀王朝的今天,华夏文明无疑是幸运的和具有强大无与伦比的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的障显将导致世界文明的未来。让那些全然跪倒在当代西方文明脚下的“民族小丑们”在这种世纪千载难逢的欢歌与复兴面前发抖吧!

    谭伟东

    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现为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 中美战略研究院董事长,总裁。曾任美家用国际金融公司和第一芝加哥银行高级分析家。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 (北大出版社,2001), 《公司文化》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经济信息学导论》 (北大出版社,1989) 。编著《软科学手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译著《信息经济学》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发表文章若干。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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