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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喱:不应该谅解上海帮——和朱学勤教授商榷
(博讯2003年8月12日)
     在新世纪网上读到一篇《联合早报》采访上海历史学家朱学勤的报道。主题是上海帮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上海帮,怎样理解上海帮,这是朱学勤要回答的问题。总的说来,朱教授认为上海帮问题是“上海地方性格”使然,有历史原因,可以理解也因此可以谅解的。朱教授学问渊博,有很多精彩的论著,对上海帮问题仍有独到的见解。应该说读他的文章总会大有补益。也因为如此,本人愿意对有些不解的问题在此讨教。

      第一、朱教授认为“那些被称为上海的干部在北京工作,其实未必是在上海土生土长,都是在上海当过一轮市长、市委书记以后离开的,所以,说他们是上海的干部,可以说正确,也可说是不正确,他们不是在上海,从基层党员一步步干上来,只是在政治生涯当中,有过一轮“上海记录”而已;” (博讯boxun.com)

     我认为外界所指的上海帮除了朱教授所分析的“有过一轮‘上海记录’而已”的人之外,是指那些为共同利益、共同权力而共同作为的那些在京城呼风唤雨的有上海背景的干部。并不必须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甚至加入上海帮阵营的非上海出身的干部,也可以归入上海帮一类。他们通常在政治上结盟,同生共死,并有天然扩大帮源的和帮派势力的本能。他们在选拔干部的时候,更倾向于任人唯亲。甚至罔顾党的组织原则和民心被向。想一想十六大的人事安排,不难理解上海帮的能量和他们的政治取向。只要有过一轮“上海纪录”的干部都逃不脱上海帮的政治吸力,这并非是上海的政治传统,只能说是自邓小平以后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列的。这是事实,不是“可以说正确,也可以说不正确”的问题。这里面不存在外界的误解或者误读。

      第二、朱教授认为,他们在上海当官的时候,确实吸收了很多上海城市的性格,这要比做其他省市的官吸收的地方性格明显,上海的地方性格,对他们的从政生涯有一些积极意义,“上海标签”就很突出,这也是个事实;“为什么在湖南、在四川做过一轮官的,一旦提拔到中央,人家不会说你是四川帮、湖南帮,你从上海出去的,人家就说你是上海帮?因为这个城市的地方性格太强烈。”

     首先,什么是上海城市的性格?朱教授认为上海城市的性格在于上海市的“更国际化”。这是不错的,作为临海的开放大都市,上海占尽地利人和的优势。如果上海帮的干部确实吸收了这个更国际化的性格,那的确应该“对他们的从政生涯有一些积极意义”。可惜的是,外界所看到的上海帮多是负面的,心胸狭隘的利益团体,拉帮结伙的政治帮派。只认帮主,不认中央。帮派的权力和权力范围就是他们的政治宗旨,谈何“更国际化”的上海性格呢?如果真有更国际化的上海性格,当他们做了北京官之后,为什么不会变成北京官或北京帮,而一味死守上海帮呢?

     至于其它省市出来上北京的干部为什么不叫四川帮,湖南帮的问题,和朱教授的“地方性格”没关系。如果他们的帮主位居政治局主要领导并形成相当的人数,如果帮主的政治道德和上海帮主一样,我们也会看到四川帮或者湖南帮的。好就好在上海以外的省市没有上海这样的“更国际化”的城市性格,以及上海帮在组织上毫不留情的刻意打压,中国政局才没有成为地地道道的帮派大拼盘。

      朱教授还有一段屁股论:“你做过一轮(上海官)以后,尽管半个屁股坐在北京、中央政府这一边,上海地方政府的这半个屁股,比其他省市要强烈得多,所以他标签性格就出来了,把两个东西合起才看得清楚。”

     这段论述的确很精彩,但是既然已经把屁股坐进北京了,为何还留一半屁股在上海呢?如果一定要分割那另一半的屁股,也该像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一半还中国”呀。天下为公,身在中央政府,却把一半屁股坐在上海,哪里还能够秉公执政?

      第三:朱教授认为:上海干部“由于他们有相同的地方背景,所以产生一些相同的政治取向,这是一个事实。引起议论、受到赞扬,或者是遭到妒嫉,这个事实回避不了。”他还认为,“相比其他省市的地方性格熏染下的干部进中央,上海进中央的干部,文明程度还多一点,更知道国际大事,知道跟国际接轨是怎么一回事。”

     的确,对上海帮的事实“回避不了”。但是因此认定比其它省市的干部“文明程度还多一点,更知道国际大事,知道跟国际接轨是怎么回事,”这话可不敢苟同。如果可以那样说的话,是不是应该号召全国的干部向上海帮学习向上海帮致敬呢?同时朱教授是不是涉嫌泄漏了国家的重要机密:即上海以外进中央的干部,水平极其低下,连“跟国际接轨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呢?那可是相当大的一群国家干部,他们如此低能,再不跟上海帮靠拢,别说“国际大事”,可能连“国际小事”都搞不懂了。中国岂不危矣!

     其实,“回避不了”才更需要面对。如果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上海帮”也并非不是一个光荣的名词。其商标价值可以传世,可以写入历史。否则,无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有责任发出批评和声讨。这和“妒忌”扯不上关系。

     最后,我仍然不同意朱教授的观点:“在这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地方干部进北京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的干部占的比例多一点,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其实,历史完全可以做出另外的选择,如果上海的干部心胸更大一点、更愿意执政为民的话。除了人为的原因,没什么能够解释“上海的干部占的比例多一点”的原因。本文无意考证那“多一点”是多少人。

     好在上海帮也不是铁板一块。前总理来自上海,似乎很避讳被称作“上海帮”;做过上海主要领导的徐匡迪好像也被清出了“上海帮”。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当官就应该在为民的理念上、理想上结帮,其帮才有历史意义和价值。任何以地域、利益、权力和出身结帮的行为都不具有民族性、党性,更不具有“国际性”,不值得为其辩护,谋求理解的。朱教授身在上海,也可能喜爱上海,对上海帮多一点理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更愿意接受朱教授可能会组织倡导的“学术上海帮”,而坚决反对政治“上海帮”,如同当年毛主席反对的“四人帮”一样。因为后者可能关系到亿万人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啊。

    03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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