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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路》社论:高屋建瓴、走出阴影——再论与江泽民反政治改革路线彻底决裂
(博讯2003年7月27日)
    刚刚出刊的《中国之路》双月刊第4期发表如下社论,题为:“高屋建瓴、走出阴影——再论与江泽民反政治改革路线彻底决裂”:

    本刊上一期发表了题为《与江泽民反政治改革路线彻底决裂!——论变SARS危机为政治体制改革契机》的社论,现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政治体制改革再深入议论下去。 (博讯boxun.com)

    一、“三个代表”是垂死的斯大林主义之折衷版

    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固然是胡锦涛仍然处于江泽民阴影之下的一个指标,然而,倘若胡锦涛真如外界所期盼的那样讲了“党内民主”或“政府职能转变”,就意味着他走出江泽民的阴影了么?

    其实,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行政改革,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就连胡锦涛这次刻意对“三个代表”诠释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均无一例外地可从前几届 中共政权中找到相似的版本。

    于是问题便来了:喊了好几十年、喊遍好几代人的这类口号或誓言,中共就“立党为公”了么?中共就“执政为民”了么?中共就“为人民服务”了么?中共就是“人民勤务员”了么?如果答案为“是”,那为何胡锦涛今天还要强调再强调?如果答案为“否”,那为何中共数十年来就只能说到而做不到?今天,倘若胡锦涛、倘若中国共产党人,还要继续陷在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的禁锢里,那么他们想求此解就比登天还难了。君不见有诗曰:“不识庐山真名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毫无疑问,在一元化体制下,执政者的这种言与行的自相矛盾、言与行的尖锐对立,无解。原因就在于:任何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即使真有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初衷和开端,也将注定以“立党为私、执政为己”的归宿而告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实,拂去那些个光怪陆离的党八股泡沫,这所谓“三个代表”的实质不外乎“强权代表一切”。请看: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无须有客观的标准;是否代表先进文化,无须经多元文化的鉴别;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也无须获被代表者的授权和认可。总之,仅此,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便暴露无遗,其皇权主义面目亦昭然若揭。

    不过,江泽民的这“三个代表”,却只是羞羞答答的斯大林主义,只是吞吞吐吐的皇权主义。何以如此?盖因专制文明大势已去,正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不来点犹抱琵笆半遮面的“与时俱进”,就实难混得下去了。如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即指那种妄想凭借“主观能动性”,凭借“上层建筑反作用”就可为所欲为、并终给半个世界带来过巨大灾难的主张;即指那种以为凭借手中的政权强制力,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历史,便可以强行抹掉或跨越人类必经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学说;即指那种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和社会主义辞藻包装起来的专制皇权主义,那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则不过是这不 个甘退出历史舞台的斯大林主义在一败涂地之后,于中国大地上的一丝折衷主义回光返照罢了。说它是折衷主义,是因为:它既看到了以资本主义市场文明所代表的现代生产力的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却又力图将其与腐朽的一元化专制文明嫁接在一起;它既想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唯物史观来为现行的经济改革作辩护,却又竭力抗拒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文明之不可抗拒的历史铁律。说它是折衷主义,还因为:这“三个代表”妙就妙在,将它放在几千年前也无不适用,因为中国的历代帝王,有哪一个不是自称代表天、代表道、代表普天下的子民呢?

    二、全部问题的要害:决不能回避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

    在当代,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两种不同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在空间上并存:一种是资本主义代替专制主义的必然性;另一种则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是,不经前一种必然性,就谈不上后一种必然性。历史已经证明并仍在证明:试图回避、抵制、绕过、跨越前一种必然性,不仅统统碰壁,还将继续碰壁。而且,在一个专制文明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在一个还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文明充分洗礼的国度内,抵御和抗拒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就实际上是在抵御和抗拒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资本主义文明的标志是权利平等,而专制皇权文明的标志则是官僚特权。不错,社会主义文明并不满足于抽象的、法权上的平等,它要追求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的事实平等。然而,不经过“权利平等”的历史阶段,何以侈谈“事实平等”?妄图跨越“权利平等”,直达“事实平等”,其结果则只能是画虎成犬,导致更低历史阶段的官僚特权文明的大复辟。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早已在理论上严整地论证过这一点,那么所有第三国际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专制复辟史,便为此论点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佐证。这是因为世界上除了建立于资本主义多元文明基础之上、并进而对其加以扬弃的社会主义文明之外,不可能有第二种社会主义文明。由此可见,没有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奠基,没有对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之优秀遗产的人权、法制、自由、平等、多元等等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继承,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所谓社会主义文明,便统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便统统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而已。

    尽管中国共产党今天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时代那拔苗助长的国策,但它却继续以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类折衷版的斯大林主义来强力抵御资本主义多元政治文明。其结果,就如同我们每时每刻都看到的那样:一方面,新兴的、健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幼芽在官僚特权的肮脏政治中苦苦挣扎、被逼良为娼、被逼良为盗、甚至被逼良为匪;另一方面,那没有宪政文明约束的市场经济与中共官僚特权政治相结合,就如同一头毫无羁绊的怪兽在中国大陆横冲直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的残酷、贪婪、暴虐、无耻、血腥,在中国大陆畅行无阻。一些外商甚至将所在国或地区明文禁止的雇佣童工、超时劳动、违法低薪、体罚工人、强迫搜身、污染环境、贿赂官员……统统搬到了中国。资本与特权沆瀣一气,使整个中国大陆的堕落与腐败触目惊心。过去中共是“公正”至上,今天,它又走到另一极端,来了个“效益”至上。为了提高“效益”,许多当年为中共高积累政策作过巨大牺牲的老工人被扫地出门又毫无社会保障。为了提高“效益”,一级压一级的所谓“行政责任制”,驱使农村官吏横征暴敛,穷凶极恶。也是为了提高“效益”,公检法等执法机构,将“公正”、“执法如山”弃之如敝屣,一个个如狼似虎地扑向笼中猎物。还是为了提高“效益”,甚至在医院、学校这些历来的圣洁之地,也竟然将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悉数踩在脚下……。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江泽民当道的这十几年里,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中华民族,包括苦不堪言的人民大众,均在瘟疫一般的腐败中沉沦和挣扎。

    由此可见,这样的跛脚经济改革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且这个政治改革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以资本主义的多元宪政文明为导向。原因就在于,中国当前的腐败和痛苦,均非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尤其是苦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不发展。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一切脱离资本主义宪政文明的药方统统无效,唯有资本主义多元宪政文明,才是专制独裁文明的天敌。

    三、不要绞尽脑汁修补一元化体制,而应旗帜鲜明走多元化之路

    因此,中国共产党今天所面临的,就决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类的行政改革,这类“改革”,朱鎔基干过,赵紫阳也干过,结果统统失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史的教训是:所谓“党内民主”、所谓“差额选举”、所谓“转变政府职能”等等,都是既可以成为启动现代政治文明的支点,也可以成为抵制现代政治文明的盾牌。两者之别就端赖其受制于何种改革基础理论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如果中国共产党仍旧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为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仍旧将对一元化政治文明的修补作为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归宿,如此亦即仍旧以折衷版的斯大林主义为圭臬,那么,完全可以判断,中国的腐败、中国的黑暗、中国的沉沦、中国的动荡,将有增无已,中国大混乱、大分裂的危险因素将与日俱增。因为,这种一元化的政治上层建筑必将与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发生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这种冲突的张力若无法以渐进的方式逐步释放,就必然以激烈的形式引发天崩地裂。

    如果中国共产党是以多元宪政文明为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这也就意味着,党的生存、壮大、发展、执政,统统须靠多元体制下的竞争机制而获得,如此亦即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指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那么,这就表明中共终于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重生之路,即由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造反党向着现代型政党转变了。即使这个转型需逐步实施,非一蹴而就,但它毕竟标志着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指明;毕竟标志着政治上层建筑在向着与经济基础相协调的方向受控调整了。事实上,匈共、保共、蒙共在主动转型后的多元化宪政体制中的继续执政,便不失为一种参考。

    所以,毫无疑问,对于胡锦涛、温家宝而言,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改革派而言,他们正面临着比当年发动经济体制改革更深刻得多的思想大解放,更艰巨得多的理论大突破。它将面对:要不要彻底抛弃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唯心论,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承认不承认由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历史必然性,承认不承认中共只能顺应这个历史必然性而在资本主义宪政文明中求生存求发展。如此,也便自然将涉及迄今为止的诸多理论禁区,譬如: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分水岭,关于重新认识修正主义,关于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争论,关于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争论,关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关于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争论,乃至关于晚年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争论,……等等、等等。

    四、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其核心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正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了,也是中国人走出近一个世纪的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关信息之误导的时候了。

    在上世纪初叶,围绕着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发动的“十月革命”,当时的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发生了一场空前的理论大论战。其焦点均围绕着如下一些问题而展开:落后的俄国是否已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否会因工人阶级的掌权便可能被“省略”或“跨越”;以及当时是否已经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这场理论激辩,一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为首,一方则以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列宁为首,并最后以第二国际的大分裂为结局。当时,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率先改名为发端,各国凡是赞成列宁主义的政党和派别,均纷纷退出社会党国际并更名为共产党。1919年3月,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自此,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便分道扬镳,两种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便分头地进行了。于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画面上,人们看到:一种是由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党国际所推行的、在不否定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必然性的前提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以合法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扩展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验;另一种则是由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所进行的、用暴力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借助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而直奔共产主义“天堂”的豪迈穷过渡实验——中国共产党也就正是诞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并且是直接受莫斯科派出代表的领导,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面世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双方在各自的道路上均已走了很远,世人现已有足够多的资料来对这桩世纪公案作出评判了。

    我们知道,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社会党相继上台执政。目前欧洲许多国家的本届执政党即为社会民主党。今天,各国社会党乃至社会党国际,已经是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了。所谓社会民主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由社会主义者建设的资本主义。它是由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坚持走历史必由之路,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合理性、必然性和不可跨越性的前提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一步一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它是首先以“权利平等”文明为前提,并创造条件在量变与质变中同未来的“事实平等”文明逐步接轨的资本主义;它是以自由主义为同盟军,令专制主义官僚特权文明无以藏身的资本主义;它也是与自由主义者并肩作战,冲决专制罗网,高擎人道主义大旗,高唱天赋人权战歌,砸开形形色色奴隶的镣铐,大写“人”、解放人的资本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体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两个必然性的有机连接,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现实的有机连接,也体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华民族几代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道的有机连接。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就都是一种中国版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当年不是靠高举什么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是靠高举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旗帜,去吸引农民、吸引工人、吸引资本家、吸引知识分子而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共所犯的历史性错误,也就是从它抛弃自己当年作为旗帜号召人民响应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针开始的。自那以后,毛泽东奋斗了近三十年,想全面跨越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走不通;邓小平(以及江泽民)试了二十多年,欲只要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而又抵御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走不通。难道今天胡锦涛、温家宝还要再试下去吗?还要信誓旦旦“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搞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吗?论权力和资源,论威望和能量,毛泽东、邓小平掌控的不可谓不大,还有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几乎半个地球、数十亿人口都操在其手掌心中。结果又如何?能抗得了那看不见的手、能抗得了历史必然性吗?偏要与历史铁律过不去,偏要向历史必然性宣战,能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吗?

    五、拭目以待

    世人已经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伊始,就响亮地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亲民口号,就刻意塑造新一届政权的亲民形象。这至少表明,胡温体制一开始就不乏“合法性危机”意识。看来他们比江泽民聪明,他们明白:政权的合法性最终得以人心向背为准绳。然而,真正与民心相连并有历史悟性的政治家当敏锐体察民心的深切需求。如果说当年毛泽东是靠新民主主义、靠联合政府、靠反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民主宪政诉求而一度获取过执政的合法性;如果说当年邓小平是靠拨乱反正、靠平反冤假错案、靠改革开放而一度获取过执政的合法性,那么在今天,历史留给胡锦涛去建立执政合法性的机会,就只剩下以多元化宪政文明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了。历史是苛刻的,也是公正的。本来,这个建奇功、立勋业、超毛邓的难得历史机遇,是江泽民的。可此公有小聪明却无大智慧,他成天只盘算着玩点不担风险的文字游戏便去与毛、邓比肩,却悟不出鼻子尖前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个政治侏儒尽管心比天高,可他的历史地位恐怕比那只会念“两个凡是”经的华国锋还不如。在SARS危机中,人民给予了胡温体制那么多的鼓励,可说均无不出自于对 其将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殷殷期待。因此,倘若胡、温眼下竟然感悟不到今日中国这一汹涌澎湃的最广泛民意,竟然与历史机缘擦肩而过,那么历史就只好另寻使命执行人了。

    诚然,江泽民留下的旧包袱实在太多,从对SARS的隐瞒到贪官如雨后春笋,从剿灭法轮功到推行香港“二十三条”,从全国民主党案到各地工运农运案,从黄琦案、扬子立案、刘荻案到杨建利案、王炳章案,从国内异见者遭盯梢骚扰到国外流亡者被拒于国门之外,……等等、等等。 更何况旧政尚未结束,新政亦还朦胧。诚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极为错综复杂的巨型系统工程,它需要通盘考虑,需要瞻前顾后,需要谋定而后动;它甚至需要迂回、需要妥协、需要后退,需要纵横捭阖……。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当其冲需要的,是一位有历史担当、亮出旗帜的领军人物以及他那立于历史之巅的高瞻远瞩。

    胡温体制何去何从,人们正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东方平

    《中国之路》双月刊:http://chinaway.org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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