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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东方人的良心和西方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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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7月14日)
    于 [博讯论坛]

    “良心”乃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素质。如同东西方只有一个月亮似的,东西方人既然都是人,自然也就只会有一种良心,何来土产与进口之说?这个题目读上去,颇有些《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的味道,似乎完全不通。 (博讯boxun.com)

    此话有理。然而列位有所不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假中国。自从我党开始折腾到执政数十年,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每日挖山不止,好不容易才把神州大地的居民统统改成了假货。如今除了父母,什么都是假的,博士是假博士,校董是假校董,药是假药,货是假货,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共产党是假共产党,民运是假民运,就连女人的三围也是假三围,肤色也是假肤色,这良心当然也不例外。这才出来个与西方人的良心划然有别的“东方人的良心”。

    我党来前当然不是这样。孔孟之道最讲究的就是良心。老祖宗早就说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说的就是良心。如果用现代语言来作定义,大概应该是:良心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后果造成对别人的伤害而引起的悔恨、自责和痛苦的复杂感觉。因此,一个有天良的人,当自己的行为后果涉及他人时,就会在事先慎重行事。如果因考虑不周,事与愿违,自己的行动对别人造成了意外伤害,就会追悔怅恨,不但向受害人沉痛道歉悔罪,采取行动尽可能补偿给别人造成的损失,而且从此引以为戒,吸取教训,避免在日后作出类似行为来。

    从这个定义里可以看出,鉴别一个人有无良心,最主要的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无忏悔精神,敢于直面自己的丑恶,而在这点上,特别强调忏悔精神的基督教文明传统似乎磨锐了西方人的良心。

    二次世界大战中,双方杀红了眼,只求尽可能地杀伤敌国军民,报仇雪恨。盟军在汉堡投下凝固汽油弹,大火延烧数日,造成无数平民伤亡。德国德累斯顿本是英国牛津、剑桥一类文化名城。德国空军从未轰炸过剑桥、牛津,料想对方也会如此,所以该城未设空防。许多外地难民以为那个地方安全,跑到那儿去躲避空袭。盟军一直没轰炸该城,更加助长了这种错觉,难民越集越多。但到最后盟军还是大举空袭,将该城夷为平地,不但使无数文化珍宝灰飞烟灭,而且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死伤。虽然盟军是正义一方,但这两件事一直沉重地压在西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们的良心上。我在西方看过的二战史和电视纪录片,没有一本(部)不提到这两件事,不同声谴责这两桩战争罪行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红军打出本国后,一路烧杀抢掠奸淫,进入德国境内尤甚,比当初德军在西线的行为糟到不可胜计。然而直到今天,我还从来没见到一本俄国人写的书提到此事,更不用说是谴责了。这里似乎可以看出,同是欧洲人,共党国家和非共党国家的人良心长得不大一样。

    事情的确就是这样。盟军解放德国西部后,打开了集中营,把大批俄国战俘遣送回祖国去。那些人能活到那会也真是奇迹。德军入侵苏联后,苏军全线溃败。德方几个月内就就歼灭和俘虏了几百万红军官兵。约两百万俘虏让德军押送着步行到后方去。因为苏联不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而且极权国家之间开战特别血腥残忍,俘虏们一路上无吃无喝,受尽了虐待,到达目的地者三停不及一停。此后战俘们又在集中营中备受特殊虐待(因为苏联不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所以苏军战俘的待遇和英美军战俘有天壤之别)。只有生存能力特别强者才活到胜利。不料这些人一回国就给斯大林投入古拉格,乍离火海,又进油锅,让作出遣返决定的西方政治家们受尽了良心折磨。

    因为这件事,后来在韩战停战谈判中,当谈及战俘遣返时,联合国军一方就将“在自愿基础上遣返战俘”当成不容谈判的原则提出来。谈判本已基本谈妥,只等签字了,但这一条一提出来,便大伤了我党和慈父领袖的面子。被俘共军有许多是国军被“解放”过去的,人家根本就不想回国。现在万恶的美帝在此问题上无理刁难,当然是想让咱们难堪。世上只有尊严(面子),没有良心,所谓“良心”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是骗人的东西。于是战争就打了下去,毫无必要地又打了近两年。双方在三八线附近血腥拉锯,死了无数人,最后才由周恩来想出个变通办法,给党国保住了点面子:双方战俘分别由中立国家派员逐一interview,查明对方的自由意志后再决定是否遣返,这才好不容易签了字。

    有趣的是,决定回归祖国的好同志们在奔回祖国一方前,统统脱了个赤条条,只穿着内裤(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为何如此缺乏彻底革命精神),把万恶美帝发给的衣服扔在地上再嫌恶地跺上两脚,这才涕泗横流地扑进同志们的怀抱。联合国军战俘则无一人有此壮举,全部穿着中国人民慷慨赠送的衣服灰溜溜地滚回去了。由此可见西方人为了良心,堕落到连面子都不要了。可惜好汉们干得不彻底,不但没扒内裤,而且忘了使牛耳尖刀把身上那些万恶美帝发的食物变成的肉也割下来。或许就是这个原因,这些变节分子回国后受尽了歧视。

    因为良心大于面子,所以西方人的心理活动便显得十分奇特,常会干出在咱们看来是“抓屎糊脸”的事。1956年,在匈共领袖纳吉的领导下(可不是咱们熟悉的“邓纳吉”,乃是正宗纳吉),匈牙利开始改革,脱离了华沙条约,在国内实行自由化。这一行动受到西方的欢呼,却惹恼了老大哥。苏军坦克隆隆开进布达佩斯,轻而易举地荡平了当地人民的巷战,使误入歧途的匈牙利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痛击下,大批反革命分子逃到了西方。

    这件事本来是老大哥作的孽,和西方人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然而不可救药的西方人就是愣要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舆论界在愤怒谴责苏联的同时也开始沉痛反省,责怪政客们只知作秀,哗众取宠,当初号召鼓动人家起来反抗苏联侵略,等到人家真的起来了,自己又只能袖手旁观,坐视人民倒在侵略者的坦克下。这件事就此成了西方知识分子和政客们的良心负担,西方人不但此后再没号召铁幕后的人民起来造反,而且后来当历史在1968年在捷克重演时,西方国家的行动一直很谨慎,唯恐一不小心殃及了当地无辜的人民。

    匈牙利事件在西方人良心上投下的阴影,直到30多年后还不曾消散。六四时我在西方,就多次看到西方媒介提起此事,告诫大家不要因大屠杀而愤怒得失去理智,去不负责任地鼓动中国人民造反,害得人民无辜牺牲,自己又爱莫能助。六四后中国政府利用西方记者拍摄的新闻录像,指认、抓捕、监禁了一些活跃分子,引起西方传媒界的巨大震动和沉痛反省。以后西方记者采访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时,就再不敢暴露出人家的真容来,就连声音也用电脑重新组合过。

    类似地,当初“狗仔”们热衷拍英国王室的生活照。为了能拍上一张价值百万英镑的照片,狗仔们有本事像邱少云同志那样,餐风饮露,日日夜夜伏在长草中,用望远镜头窥伺并偷拍几英里外的金枝玉叶们如何搞“荤外练”。后来戴妃及其老姘因为躲避狗仔光荣牺牲,舆论界良心发现,自动开始“整风运动”,最后约定在戴妃留下的两位小王子长到18岁以前,谁要去偷拍他们的照片便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就是西方人的良心,它的特点就是忏悔精神。一个人干点坏事、错事难免,这并不说明该人没有良心。有无良心的标志,是看他究竟是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去面对自己犯下的错或作下的恶,还是千方百计文过饰非,把屎盆子往别人头上扣。因此,日本人在战争中作恶累累,却从来把责任赖到别人头上去,眼光专门盯在广岛长崎的无辜牺牲者上,却从来不敢正视甚至承认自己在东亚犯下的滔天罪行,甚至想把侵略战争说成是反对白人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刻石立碑、告子告孙、把当年的集中营建成“阶级教育展览馆”、以先辈的罪行教育子孙万代的德国人比起来,日本人完全是个没有起码羞耻心、善恶感的下流民族!

    比起日本人来,咱们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本来,共产党来前,咱们的良心感就有些怪怪的。记得看过一本西方旅游者游览大清国的游记。作者看到一个患病乞丐躺在路旁奄奄一息,身旁却放了一具棺木,据说是当地的大善士捐赠的。作者于此惊呼:中国人的慈善行为何以如此反常:不去医疗救助那个不幸者,关心的却是他死后是否骸骨暴露!有具棺材在眼前,本来不会死的人日夜受那个信号的强刺激也要心态失常,奔到九幽十八狱去了。

    然而尽管这样,咱们这个民族还是个有良心的民族。这一点从老一辈深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中最能看出来。糟是糟在共党手上。我党造的最大的孽,不是他们在内政外交上倒行逆施,使中国经济在别的国家纷纷腾飞之时陷入泥沼,也不是他们几乎彻底摧毁了传统文化,甚至也不是他们害死了几千万中国人,而是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把毛时代过来的中、青、幼统统变成了毛泽东。

    几十年来,我党以仇恨立国,把良心斥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据说道德不是一种超越阶级的泛人类的东西,而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正义”。因此,无产阶级干出来的事,哪怕是杀人放火,只要杀的是反动统治者,也是道德的,必须像伟大领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那样大声欢呼。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只要是煽动人民起来挺身起来反抗反动统治者,哪怕血流成河而又未曾伤及对方一根毫毛,都一律是值得欢呼的正义行动,一切都是反动派的罪,革命领袖只有功劳,毫无错误。所以,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也是付出的合理学费。谁要敢怀疑那不是特大丰收,就一定是丧心病狂的坏人。

    永不认错,决不忏悔,这就是我党的党性,比钢还硬,比铁还强。不幸的是,所谓民运领袖那些毛主席的好孩子们,同样具备了这种钢铁般的党性。

    “天安门一代”基本就是这种小毛泽东。柴玲、李禄、吾尔开希辈,居然丧天良到这种地步:在戒严令下达甚至紧急通知广播后,不但赖在广场不走,还要号召人民“保卫天安门”,听任或唆使人民用血肉之躯去阻挡坦克装甲车。他们干出这种事来,基本目的就是怕政府秋后算帐,把他们抓到牢里去。为了这自私的目的,他们竟然想出了用人民作肉盾的下流招数,直到肉盾被武力突破,面临着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兽军时,才现了原形,仓惶遁去。如果他们真有勇气“保卫天安门”,用鲜血去擦亮人民眼睛,此其时矣,何不“吾以吾血建中华”(柴玲女士语),效法谭嗣同颈血溅地,丹心书青?

    说到底,“自大”建立在“合群”的基础上,“勇敢”建立在安全的盘算上,流血建立在别人的动脉上,“慷慨”体现在唆使别人为自己火中取栗上,“良心”发作在不负责任的煽动上,“聪明”用在寻找替罪羊上。志士祸国,尤惨烈于汉奸;书生煽情,恒嫁祸于苍生!

    最体现出这些人毫无天良之处,是这些人在事后毫无忏悔之心。本来,那些人虽然是在中国那种人事关系无比险恶复杂的环境下长大的早熟青年,我党耳提面命传授的革命策略本是童子功,但毕竟还是一群青年人。如果他们稍存三分天良,只需诚恳地说:

    “对不起,我们万没料到党会这么凶残,以为用人民去堵军车就会一步棋把党将得死死的,只有丢脸的份。没想到我们的轻举妄动却害死了这么多无辜的人,让难属日夜以泪洗面,从此生活在无边无际的悲恸折磨中。纵是己身万死,也赎不回我们铸下的大错,挽不回我们闯下的大祸。我们深知,光是谢罪,无论如何诚恳,也无法让时光倒流,换回那些倒在长街上的热血青年的性命。毕此有生之年,我们唯有日日夜夜椎心泣首,尽一切努力去弥补自己的过失,协助大赦国际查明死者名单和就义情形,为烈士早日平反、凶手早日得到审判而日夜努力,并虔诚献上自己的全副身心,尽自己财力,去抚恤安慰烈属,争取补过于万一。”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说、这么做了,我相信,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包括老芦在内,都会原谅这些无知无德的竖子。然而他们作了什么呢?柴玲想和大陆作生意(按,这是2000年5、6月间倒共义士剿芦时透露的),李禄开香槟庆贺高风险投资成功,吾尔开希欢呼:“我们当年干得真棒!”那倒在长街上的数百甚至数千名市民就像被屠的死猪烂狗,在他们那古井无波的黑洞洞的心眼里激不起一丝波纹!也许,在他们心目中,那些无辜英魂不过是用来敲开美利坚财富之门的敲门砖。门既敲开,砖头当然也就该扔掉了。

    更不能容忍的还是他们不容别人揭疮疤。像毛共凶残镇压胆敢怀疑批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样,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愧悔之心,还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谁要敢出来说他们其实起到了帮助屠夫完成屠杀行为的客观帮凶作用,他们就要使出我党那套文化战争的下流手段来万炮齐轰,打哑天良的声音,让中文网上只回响着对屠夫的谴责和对革命领袖们的赞颂。

    难道这就是民运?这就是民主?这就是中国之路?没有良心的民运,到底和人民有什么相干?难道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百多年来,还没让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和骗子们利用够?

    2000年台海危机中,我对那些爱国志士说:谁要主张台湾与大陆回归,自己先回大陆去,谁要是主张武力“解放”台湾,统统报名去参军!慷他人之慨,流人民之血,算什么英雄好汉?!现在我对革命英雄们说:谁要是主张暴力推翻我党,自己先回大陆去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和共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纵是死了,尸骨也像黄花岗烈士那样万古流香,让后人世世代代传颂景仰!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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