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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岳首:思想者李慎之——就李慎之晚年思想的评价请教曹长青

【博讯2003年6月03日消息】     一只健硕的手,托着一个沉重的头颅,这是罗丹雕塑出来不朽的“思想者”形象。阅读李慎之先生为数不多的文本,罗丹《思想者》的形像一直浮现在我眼前。

   “思想者”所凸现的是“这一个”,突显李先生不可代替之独特之处。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如果某个人思想很深刻,比周围的人站得高看得远,通常便怀着敬意将之称为思想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家”这一头衔李慎之当然是受之无愧的。曹长青列出“思想家”的“原创性的思想”和“系统论述”两条标准,认为李先生不够资格称为思想家,实在有吹毛求疵、尖酸刻薄之嫌。李先生确实还没有机会以专著形式将其思想作出系统的论述,但是,我们细读李先生的文章和谈话,并不难悟出其思想的原创意义与系统性。我并不想与曹长青争论是否应该给李先生戴上“思想家”的头衔,只是十分遗憾一向以思想敏锐著称的曹长青没有读懂、读透李慎之。 (博讯boxun.com)

   我不能同意曹长青对李先生的一些断言和严重偏见。

   曹长青从这一个思想者的头颅里面“读不出李慎之作为‘思想家’到底有哪些深刻”之后断言李慎之晚年写的文章“基本是没有任何原创性的”。李慎之文章根本无法与东欧知识份子和异议人士(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相比,而且“他那些观点在过去这些年来很多中国人早就说过、写过,并没有新鲜之处。”

   让我们先看看“国内”。把“这些年”扩大到49年政权转换后的五十年也不是有“许多人”说过、写过李慎之晚年的观点。先前有胡风、顾准等人对现存不合理现状大声的抗议和冷静的思索,晚近有王若水、李锐等人顶着刺刀与权势对峙,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强权的反对力量存在,这些体制内异议代表人士以其良知和勇气支撑着我们民族的脊梁。但可惜的是,无论前者后者,均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则在共产主义思维模式给定的意识形态中思辩马克思主义的真与假。他们当中最有思想深度的顾准也仍然未能超出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旧意识形态的总体框架,而最终在昏暗的思想隧道里找不到中国未来出路。

   李慎之十分推崇顾准,但他没有在顾准的思想平台逗留太久,他完全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和樊篱,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以其睿智的目光在自由主义的亮光中审视中国,从而达到对中国社会专制主义本质的洞彻认知,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新的分析与概括,并为转型中的中国探明了一条可行的出路——以个体价值为本的自由主义。在李慎之晚年思想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人”已经还原为自由主义的“不完美人”。

   这一审视中国社会现实的视角转换的意义今天尚未充分显现出来,连思想十分敏锐的曹长青的反映都有些迟钝。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中国道路的艰辛坎坷,也正可掂量出李慎之晚年思想的沉重份量。

   再说东欧。上个世纪末,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如玻璃落地,碎成一地碎片。促成这次破裂的动力主要来自东欧社会历史发展条件时机成熟的“内在动力”,也来自东欧杰出的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力量。作为同时代的思想者,李慎之也从这些思想(特别是哈维尔)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并将之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资源。

   曹长青在赞扬东欧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制度有一个较系统的理论批判”(如有专著)之后认为“李慎之先生还处在一个学习理解和消化的阶段,自然谈不上超过他们。”这种简单的类比完全忽视了“思想者”所处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实际境况,而谁高谁低的评判标准也失之倚重“批判”的偏颇。

   首先,中国由于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沉积二千多年,进入了中国人的骨髓。权力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强度,国民现代公民意识启蒙的难度都不是东欧国家所能比拟。民主潮流和对共产制度的批判当然也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但具体到中国的土地范围内却有一个两千两百年专制主义历史和目前“前民主和后极权”的问题。

   思想者在艰难的掘进中有两个基本的路向——批判和建设。对于共产制度旧意识形态的批判已经逐渐汇成全球范围的共识,在致力于这种批判中出现不少像刘晓波一类的出色的“爆破手”(曹长青也是当中一位),但相对来说致力于破坏之后的重建工作(也就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则更为艰难。为了给中国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找到答案,李慎之顺着陈演恪、殷海光、庞朴、王元化、罗荣渠……回朔几千年昏暗的中国历史,上下求索;又沿着胡适、顾准、哈耶克、哈维尔、昆德拉……放眼全球,纵横观望,最终发现了以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的自由主义亮光,并以此烛照出沉沉一线穿越秦之后二千二百年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

   在扎实的研究和痛苦的反思中,李慎之痛感“这个专制主义传统太深,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中国人并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中国的出路在于“先将制度民主化,再将子民公民化”,“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致何家栋信)

   至此,我们看到,李慎之已经转身和现存的中国专制体制作别了。并且,李慎之用自己的头颅为专制中国撞开了一扇通往自由新的大门。

   李慎之并非倒在门坎上,或许他的一只手还停在旧体制的门框上,但他已经走出来了,刚刚走出来便倒下了,门已被他撞开。

   回到曹长青的“原创”说。如果没理解错,原创指前人未有的创造。那么,请教曹长青,彻底推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分期以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无稽之谈,将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中国专制主义的框架中来分析和认识,并明确提出唯有自由主义能够救中国,有谁在李慎之先生之前?

   不可否认,李慎之先生沉重头颅诞生的新思维未及完整成熟为理论体系,李先生便已盍然长逝。李先生没有公开退出共产党,而且一些文章采取了开导中共领导层的言说方式,但明白人不难理解这是出于效用的考虑,而不是曹长青所说“李慎之不是不够勇敢,而是他的认识还相当有局限”。退一步说,即使李慎之有一定的局限,难道存在没有局限的全知吗?曹长青应该知道,民主制度本身也不是好制度,只是人类迄今未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才选用它。思想的进程就是突破局限的进程。在曹长青多产的思想中同样存在局限。至于对晚年致力于把个人主义唱开(致王若水信)的李慎之思想中对个体价值的褒扬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的内核没有吃透便轻率断言“他对‘个人主义’这个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基座几乎没有任何论述”便不只是局限而是明显的武断和无知了。

   至此,我们似乎再不需多费口舌来反驳曹长青对李慎之缺少“反省早年追随共产主义的错误”的指责,李慎之“风雨沧桑五十年”的独语和他对这个他曾为之奋斗大半辈子的政权投下的反对票已经做了回答。

   关于李慎之没有退党,曹长青的看法有点接近天安门广场一些激进学生的“美丽的幼稚”和“可爱的简单”。不错,更多像李慎之这样的共产党高官退党,从思想到形式彻底与专制政权痛快淋离的决别会加速专制政权的瓦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结果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在门外大声嚷嚷的勇士。如果从“建设”的角度来理解,李慎之没有退党正是为了把自己的声音留在“门内”。他出席大小会议,有时还不请自到,(“读不出作为一个颇有个性的人,李慎之有哪些可爱的个人气质、生活细节”的曹长青可以从这里更多体味李慎之)为的就是不堵塞自己的言路而能更实在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异见”。门内门外的异议都有作用(这里还有一个如何默契的问题),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门外抗议的声浪大,而门内反对的声音微弱。承认这一事实,请问曹长青,李慎之是在里面振臂高呼好呢还是出来和曹长青一起隔墙大叫好呢?

   李慎之迈出大门出走了。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近期挺身而出的中青年学者)走上了跟随他的道路,他们从李慎之的头颅中看到金子般闪光的思想宝藏。这些宝藏散落在杂志、书信和录言之中,需要后来人整理、开掘、汇集。

   由于专制制度对思想的长期钳制,中国的话语资源日渐枯缩短缺,以至李慎之的一些追随者用旧式话语来述说李慎之,这当然大可不必。

   李慎之的魂灵等待的不是对他赞美之词,而是他大声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回音和由这种思想指引的行动。我还相信,李先生更为迫切期待的,是后来人对他的思想的超越。

   曹长青也是敏锐和有极强文化消化能力的“思想者”。国外十几年的生活开阔了他的视野,但得到“天空”的同时小心失去“土地”,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仍然生活着“沉默的大多数”。从那里发生的每一个真言都是微弱和难能可贵的,而李慎之在生命黄昏发出的洪钟般声响将久久回荡在这片“黄土地”上。

   我与李先生素昧平生,只对他的文章早有留意,现在对他的全部思想也未有准确的领会,只是感到曹长青一而再对李先生晚年思想评判存有偏见和疏忽,才冒昧撰写此文,以请教于曹长青和更多有识之士。

    03年6月2日于悉尼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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