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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首席发言人──对李慎之老师的迟缓追忆

【博讯2003年6月02日消息】      李慎之老师去世(2003年4月22日)几个小时以后,海外的学术界就得到了通知。这个噩耗,是他在美国研究所的学生王君用英文向我们发出的。

     李慎之老师刚一去世,曾经和他一起共事的晚辈学者们,纷纷撰文,表示悼念。但直到李老师去世后将近一个月,我的悼念文章还没有问世。如此迟缓的原因,是我联系不到中国国内的报刊发表。虽然我多年在海外工作,但特别看重纪念李慎之老师的文章,能够刊载于中国大陆的报刊。看重这一点,是因为我自认为理解李老师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梦想,一生深刻的遗憾。他所思所论的,只有放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下,其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完满的呈现。因此,让他一生为之痛苦奋斗的国人来读到追念他的文章,才是最恰当的。然而将近一个月,我追念的文章无法在中国国内找到发表场地。这就是本文标题──“迟缓”──的意思。 (博讯boxun.com)

     我称李慎之为"老师",有两重原因。在1980年代的北京学术部门,包括非常衙门化的社会科学院系统,人们也很少以职务来称呼他人。我观察到,如果某人是地位很高、学术教养很好的尊长者,他称呼比他年轻、地位低的人时,冠以"老"字,譬如"老张"、"老李",那就是对那个年轻人学问极高的尊重了。反之,像我们这些刚从大学分配去的人,遇到比自己地位和学问高很多的尊长者,就会称他为"老师",即便他和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一声"老师",里面包含着敬重和亲切,包含着这样一种含义,就是:我尊重你,不是因为你的学术地位、行政职务很高,而是你的学问和文化教养高。这是我称李慎之为老师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和我的恩师苏绍智先生,既是多年的老朋友,也是多年的同事。所以,我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师辈来称谓的,内心里就是这样看他。

     我第一次听见"李慎之"这个名字,应该是1983年的初夏。每个星期二的上午是我们例行的政治学习,也是同事之间交流形形色色的政治观感包括小道消息的时候。在政治学习结束、快要吃午饭的休息时间里,我们几个年轻人站在走廊里聊天,我就问比我先来所里工作的一位林同事:"李慎之是谁?"因为在好几次的政治学习和聊天中间,我都听到这个名字,而且都是在一些非常有趣或者重要的背景下听到。“你都不知道李慎之是谁?”那位林同事带着一种非常意味深长的微笑,看着我:“李慎之是当今中国头号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

     这个说法一出来,令我大吃一惊。因为那时在报刊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结合着内部正蠢蠢欲动的批判人道主义、异化论的运动。当时在报刊上还没有点谁的名,但是在内部的讨论会和小道消息中,据说上面已经开始对鼓吹社会主义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的知识分子领头人物进行批判。而当时最着名的代表人物是周扬和王若水两位。周扬在中国文化艺术界,可以说是一个"异类"。他在文革前是中共主管文艺的最高官员之一,被称为文艺界的"沙皇"。文革中因为备受磨难,大彻大悟,从此认定了要对人的自由尊严进行肯定,大大推展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研究。王若水当时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是在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家。这两位也就是在我们内部政治学习或者小道消息中,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当时,还没有任何报刊和内部的文件,把李慎之也放到其中进行批判。所以,当那位林同事说他是当今中国头号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时候,我真是惊讶无比!显然,李的思想比周扬和王若水,对现实还要更具批判性。但他是谁呢?他其实当时就在与我们研究所同一层楼的社会科学院的美国研究所工作。

     林同事告诉我,说“李慎之是当今中国头号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的,是邓力群。邓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并且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副院长。他与胡乔木是最卖力地推动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和人道主义进行批判的领导人物。

     虽然从对李慎之的那个评语中,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暗中的敬意,当时却没有机会立刻直接地接触到李老师。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与李老师有过间接的接触,是1983年的8月份。其时,《邓小平文选》刚刚出版发行,这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最主要的官方报刊都在组织理论工作者撰写学习《邓小平文选》重要观点和思想的文章。当时的《人民日报》负责人是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思想最为开放的一群,包括胡绩伟、秦川、王若水先生。在他们拟定的十几个专题中,其他的都已经找到合适的人或者小组撰写文章。而他们认为《邓小平文选》中最最重要的思想,是反对封建主义余毒、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那篇讲话。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政治背景下,"封建主义"、"封建余毒"具有特别的政治敏感性,指的就是专制、独裁、暴政,而毛泽东便是其集大成者。邓小平的那篇讲话,是他对文革为什么会产生以及怎样防止文革式的政治悲剧再发生,所得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结论──就是要从政治制度改革着手,彻底清除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影响。

     《人民日报》当时通过我们所的负责人苏绍智老师来组织写这篇文章。很多人都觉得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这可以从王震的讲话中看出来;王震被认为是邓力群他们的后台。王当时就说,“反封建主义,反封建遗毒,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就镇压谁!”这便是当时的政治气氛。几位深为我敬重的师辈们,当时找到了我,让我写这篇文章。在8月的一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到了苏老师的家里,在北京永安里,那一带是《人民日报》干部宿舍区。在讨论这篇文章的要点时,在座有一位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人何匡先生,他也被邓力群指责为“思想极右”。在谈话过程中,他们打电话同李慎之老师商量。那是我第一次间接地与他有了接触。他们商量的要点,最后融进了我的文章,题为《切实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该文发表在1983年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我还记得,喜得稿费60块人民币,差不多我一个月的工资)随后,在10月份的《新华文摘》上,这篇文章被列为第一篇,放在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和领导人的文章之前。这是因为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可以说是触及到了最敏感的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非常有缘的是,将近二十年之后,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期间,李慎之老师成为我们科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聘请的学术顾问之一。通常,我们学院聘请的学术顾问,都是在海外、主要是西方的名牌大学里的名教授,地位崇高。他是顾问中唯一身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可见我们对他是如何的敬重。2001年,他来香港科大开完顾问会议后,应邀作报告。当时,院里问我,应该对李慎之做怎样的介绍。我说:“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他在当今中国大陆知识界的地位,就是: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是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传统的首要发言人。”而李慎之老师那一次在香港科大作的报告,又是关于反对专制主义。我记得来听报告的人非常之多,会议室里的椅子不够用,很多人是站着的,有些人是坐在地板上的。

     我1993年2月份离开美国到香港来,然后又到澳大利亚去。在这期间,我给李慎之老师寄过我在海外用中文发表的一些文论。每次回北京,只要有机会,也总想同他见面。可惜大部分时候都碰他不上,只能在电话中聊一聊。好在他在电话中,同与你面对面讲话一样的热情、亲切。第一次在北京跟他有过整整大半天的交谈的,是1998年6月下旬的一个周末。那次他约了几位青年朋友,其中有两位是我出国以前就认识的,但还有好几位是原先不知名的。大家都是因为李老师核心的吸引力聚在一起。他们告诉我,像这样的聚会差不多每个月有一两次,都是研讨中国历史或现实中最重要的一些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我当时就非常的□慕。在几个小时的研讨以后,我们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小餐馆。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喝低档啤酒,继续聊了一两个小时。最后我们几个晚辈弟子送他上车。当他个人的专车来接他的时候,他笑着对我们说,“这是我这个退休的高干才能享受到的。我现在唯一不拒绝的特权,就是公家给我配一个车子,配一个司机。这样,像我这样一个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人,才能在北京转来转去。”

     我欠了李慎之老师一篇大文章。2000年元旦,我在香港和台湾同时发表了一篇短评《美中冲突中的四种主义》,讨论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发生根本冲突的原因。这篇文章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中之间的冲突,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双方的政治制度不同造成的;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双方属于不同的种族和文化造成的。换句话说,假若1991年苏联垮台以后,中国不再是共产党专权,但同样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东方大国,美国会否不再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它的重大威胁?

     这篇文章因为在海外传播极广,李老师也看到了。我回北京的时候,在电话中同他交谈,他说这篇文章被一些中国国内的人视为鼓吹民族主义即nationalism,而且是无条件的。我简短地跟他解释,这是误读。因为我知道在海外发表的东西传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常常并非是完整原样的文本。李老师在婉转地表达了对我的批评的同时,也说到:“我理解你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要鼓吹用民族主义来对抗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李老师对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状况之下,民族主义只会帮助反对改革开放,反对自由民主的势力。

     我理解李老师沉重的考虑和告诫。但是在理论上,我不同意可以把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同民主自由价值观对立起来。我当时在电话中跟他说,我要写一篇很长的文章,把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理清,以便为争取中国国内的政治公正和中国在国际社会里的公正,找到一个理论框架。我知道这样的一篇长文很难写,因为它并不是纯粹的概念讨论,而必须把中国现在国内政治的困境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处境,这两者之间非常令人困惑的关系讲清楚。我确实是很认真地在写这篇长文,已经写了一年多了。本来是将它作为一本书里的一章,以回答那些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对我先前那篇文章提过批评和质疑的读者和朋友们。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状态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样一个难题,作一个立足于"民主的国族主义"(Democratic nationalism)立场的正面回答。这篇写了一年半的长文,现在还在我的抽屉里,几易其稿。这本大约是十万字的书,没有写完,李老师就已经离开了我们。作为一个学生,我欠了他一篇大文章。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那篇文章写好,把那本书写完。

     李老师是他那一辈人中最杰出的几位之一,在许多方面他都超出了他那一代人很难超出的局限。为此,他也付出了他那一代很多人都曾经付出过的有形无形的代价。他已经反覆阐明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很难推展。他所面临的另一些问题,不仅困惑了他那一代人,而且也困惑着后辈。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李慎之老师那一代人没有完全解答清楚的问题,实际上,在他们之前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都已经被反覆地争论过、尝试过了。使得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头脑都苦苦思索,无数的人为它们付出了心血,无数的人为它们付出了鲜血,还有很多人为它们付出了生命的那些难题,在中国本土没有被理清,遑论得到解决!这是那几代人的悲哀,是李老师本人的悲哀,是我们这些人的悲哀;很清楚地,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2003/05/20 (本文主要部分发表于北美《世界日报》所属《世界周刊》2003年6月1日一期)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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