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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人命如粪土,权欲似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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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4月22日消息】    芦笛 于 [博讯论坛]

   三年前,我写了《人命轻于草芥,社稷重似泰山》,指出中共统治将中国变成了世上最不拿人命当回事的国家,以致网上居然会有人主张牺牲4、5亿人口去和老美打核大战。令人悲哀的是,在今日中国,不但政府轻贱人命,百姓轻贱人命,就连所谓海外“民运”领袖也同样如此。 (博讯boxun.com)

   要明白这一点,只需去看看民运领袖高寒“大破芦笛”的“28字诀”就够了。我当初在《“扫荡”》文中对主张暴力革命的民主革命家们说,请你们先去证明暴力革命引起中国核内战的概率为零。不料这种关系到全民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居然被该领袖“举重若轻”、不费吹灰之力地“化解”了。他势如破竹地问我:你能举出世上没有风险的决策么?那就是说,因为世上所有的决策都有风险,不管那风险的性质和程度如何千差万别,暴力革命家们便可以不管人民死活,丝毫不用考虑引起核内战的可能和它的灾难后果,放手去干暴力革命就是!

   21世纪生活在美国的现代人中还有这种比本拉登还疯狂的志士,已经够让人吓得肝胆俱裂了。不料他还竟然以此“驳斥”为荣,一有机会就扬扬得意地展示自己的毫无心肝,把那个充份暴露自己以国事为儿戏、视民命如粪土的反问,当成反“扫荡”事业的伟大胜利四处加以广告!这种道德与智力上的双重堕落,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无话可说。

   也许,这就是中共统治在中国造下的最大的孽:从政府到人民直到所谓“民运人士”,全都化作了丝毫不知人道主义为何物的禽兽。

   这种流毒,连在我自己身上都能看出来。记得出国不久后,国内发生了一次什么自然灾难(记不得是什么灾难了)。室友看了电视,忙着告诉我,我听了后因为不在自己的家乡,就淡淡地答应了一声。那室友是个热心人,把那消息也告诉了其他中国人。过后他困惑不解地跟我说:“你们中国人是怎么回事?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那消息我告诉了好几个中国人,反应全跟你一样,先忙着问是哪个地区,然后就松了口气,告诉我没事,他家没人在那儿。你们怎么能这么heartless? 难道没涉及到自己的家人就可以漠不关心?”

   这其实根本不算什么。1999年我在国内,惊闻台湾大地震。不料人民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谓老天爷有眼,降祸惩罚了李登辉!其时我已经被鬼子再教育过来了,看着同胞们那幸灾乐祸的表情,真是悲从中来,欲哭无泪!

   回来后又看见台湾报纸大骂中共,说他们进行统战宣传无所不用其极,连这种大灾难都不放过。连捐款救济,都要搞成什么中央政府对台湾人民的关心。我看了那消息,又是恶心,又是愤怒,当下更觉得台湾还是别统一的好,省得那儿的人也变成咱们这种毫无心肝的禽兽。

   所以,在今日中国,许多人根本就丧失了珍惜人命、关心除亲友之外他人祸福的能力。常见的只是利用他人灾难作“良心秀”、从中渔利的龌龊事。

   换言之,中共的统治将国人极为有效地政治化了。在国外是一种纯粹人道主义行为的事,一旦到了咱们这儿,就一定会变成具有肮脏权欲的政治斗争。人命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筹码,他人的灾难乃是达到一己私欲的利器。上文说的中共对台湾的救灾活动就是证明。

   最让我伤心的是,似乎海外某些“民运”人士搞的也是这一套。我看过随便网友谈刘荻案的某个帖子,谴责所谓“秃鹫效应”,当下颇不以为然,觉得他言之过份,过于cynical 了些。不料近来围绕此案暴出来的丑闻,竟然证明了某些积极分子就是把一桩人道主义的救援活动变成了肮脏的党派斗争。

   我是刚才拜读了高寒先生的大作后才领悟出这点来的。高先生在《备案录》的按语中谴责安魂曲,说他“在网上与一些被公认为是专制辩护士的可疑人物一唱一和,肆意攻击这次由国内朋友发起和主导的且势头很好的关注刘荻签名活动;甚至不惜发帖否认杜导斌被软禁,配合网上所谓的‘杜声称遭软禁是撒谎’的舆论。与此同时,他还在国内发起人正艰苦努力克服困难、国外义工正废寝忘食工作的时刻,竟单方面公开他在2月20日与杜导斌的私人通信,用以强调这次签名活动太过激进,而唯有他的见解才具先见之明”。

   我仔细看了那个附件,除了单方面公布私人通信这条外,似乎看不出高指控的其他罪名来。倒觉得安主张慎重有些道理。我想,其实在高眼中,安最大的罪行还是第一条,即“在网上与一些被公认为是专制辩护士的可疑人物一唱一和”。这种罪名我可是太熟悉了,不就是我党常常说的“对敌斗争立场不坚定”么?不用说,那阶级敌人当然是高要杀害的随便网友了。

   本人不明白的是,这不就是场救援活动么?这当然是和中共专制政权作斗争,但斗争的目的乃是救出人来,一切活动都应该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并不是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去暴露共党的丑恶本质,更不能是借此斗倒斗垮斗臭甚至“杀”掉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

   然而高先生似乎却不是这么看的。他关心的似乎更是斗倒“公认为是专制辩护士的可疑人物”,坚持暴露中共的欺骗本质,甚至去为“谁的见解才具先见之明”争风吃醋!

   高先生在此事中最关心的是什么,在这段话里流露得最明白:

   “这还只是从个人的角度,如果从这次活动的角度,这次签名活动倘最终被拖入(有意、无意、被迫都一样)‘民运内斗’的泥潭为结局,让所有的签名者、同情者、旁观者和小老鼠的亲人都错愕不已,让镇压小老鼠的那股黑势力开心不已,那么,不仅‘旧民运’将永世难以翻身,让世人唾骂,而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如果还有点良心的话───都将是自己心灵的罪人!”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他最关心的,不是怎样才能最有效、最安全地把人救出来,不至于弄巧成拙、反而危及刘荻的安全,而是怕在别人面前失去面子和信用,让政敌开心,世人唾骂,让旧民运“永世难以翻身”!幸亏他的奋斗,这才挽救了这场政治斗争,让“安魂曲这次已经从我的心目中出局,他后面的那个人,也照样出局了!”使得“分裂、内斗、‘旧民运’在我们面前彻底地败了!”

   原来,在高先生,这其实不是一场人道主义的援救活动,而是借此暴露中共反动本质、孤立打击“公认为是专制辩护士的可疑人物”,打倒政敌,使“旧民运”“出局”,好让他这个“新民运”领袖“总把新桃换旧符”。这就是他的“无欲则刚”!

   这和中共的“地震搭台,统战唱戏”到底有何差别?这就是“新民运”么?这些肮脏政治名堂,完全是对那些一心一意救人的参加者的欺骗、利用和侮辱!

   自写《重述“民主恩赐”论》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国人应该怎样与中共进行理性斗争,迫使他们让步而取得社会进步。我的结论是,鉴于毛共“斗争哲学”被朝野普遍奉为国教的特殊国情,要想取得良性结局,国人的斗争必须参考17世纪以来的英国模式,主要以目标有限、具体、扎实的经济斗争为主。通过经济斗争的间接手段逐步获得政治权利,推动社会缓慢然而持续地进步。

   这次目睹救刘活动使我这一想法更加明确。在此我想向国人建议:不但以后不要再搞类似六四或法轮功那种大而无当、没有具体明确诉求、只能引起中共血腥镇压的大轰大嗡,而且应该尽量避免有海外民运人士参加的活动,免得受人利用,变成他人的权力斗争工具。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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