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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熊:勾心斗角长入民主

【博讯2003年3月20日消息】     相信中国不少民众心里都在“敲鼓”:“枪指挥党”已成定局,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中国下一步将向何处演进?

    一方掌握着具有实质意义的军权,另一方掌握着程序的合法性。尽管围绕着最后拍板权与军权的交接双方必有一争,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够吃掉对方的实力。在两三年内或许更长一段时间,中国上层政治将维持一个“准伊朗化”的局面——“两个权力中心并存”。这的确是中共执政54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奇局。 (博讯boxun.com)

    胡锦涛内心肯定忧患重重。江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在3——5年内,他将把军委主席大权直接转交到他心中“中国的普京”——曾庆红的手中。这是其首选。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在5年内确立曾庆红作为胡锦涛之后中国下一任最高领导人的合法地位。在胡的人生道路上,避免做华国锋式的过渡性人物,是其压倒一切的急务。

    最近《21世纪环球报道》被停业整顿,令人们忧虑肯定要“收”了,就象1998年下半年所发生的那样。毫无疑问,“停业”事件的幕后是江——胡两股力量的交锋,这是江第一次给胡“套笼头”,但是胡不会轻易就范。江的手中已经掌握着“枪杆子”,如果胡再将“笔杆子”拱手让人,岂不等同于自动缴械投降?

    作为弱势的领袖,胡不能丧失先机,第一步退却,便步步踉跄。所以,胡必力求在开端便展开其人事路线,同时也必展开其政治路线,让党内和国人知道他将做些什么,以赢得民意和最高权力。

    江泽民之所以享有“邓后”政治上的稳固,是因为江—朱联盟在1990年代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江并借此充分地扩张了权势。胡锦涛如果要从江手中强势地接过实质性的最高权力——军权,就必须在进行人事路线运作的同时,也象江—朱那样为国家建功立业,在目前,只有走政改一途,才事有可为。

    “权谋大师”曾庆红也深知政改所孕育的历史性契机。十届人大国家副主席选举时近13%的反对票和弃权票,说明了人们对曾长期从事秘密权力运作的疑虑。曾也必须通过冠冕堂皇的改革功业,才能将手中越来越大的权力“洗白”,并累积和胡锦涛争雄竞势的资本。

    胡和曾之间必然发生的最高权力争夺战,肯定是一台大戏。有人认为江与曾军权在握,最后肯定是曾胜胡败,我以为不见得。如果军权能够决定一切,那么中国今天应该还属于秦朝第N世代。至少16大以来江不能不退出国家主席这一代表合法性的职位,就证明军权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并不能任意左右大局。时代已经给中国政治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

    “两个权力中心并存”的奇局,孕育着极大的上层政治危机,并有可能引发大陆社会四处密布的火药桶。但是如果双方抬头向前看,在思想上和角逐手段上“与时俱进”,那么,这个奇局中也孕育着走向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使中国和平长入民主社会的历史性机会。

    列宁对于革命的爆发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革命不仅是下层人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而且是上层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维系下去了。如果中共上层阶级永远象铁桶一般团结,中国的自由民主革命只能通过传统的社会大崩溃来实现。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权力斗争是人类永恒的规律,夹在传统的皇权继承制和现代的民主选举制中间的共产世界最高权力“接班”制,有着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和高危特征,它必然地导致中共内部妥协性、分赃性的团结周期性地破裂。在接近民主社会的前夜,上层政治中的各个权力集团再也无法接受54年来中共的“小历史”中惯常发生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命运,那么,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竞争,将成为他们的一个有力的选择(当然不是全部的选择)。由党内民主导向全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形势使然,由不得人。先行者将获得暂时的优先权,逼得思想并不封闭的对手争相采纳更深入的改革措施,局面往往在这样的赛跑和拉拉扯扯中被打开。

    由于经济改革已获得历史性的成功,在中共一些人士看来,它在实施政治改革中不丧失早期选举后的执政权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强了。从长程历史观照,在民主理念的催化作用下,上层阶级政治团结大局周期性的破裂将演变为最终破裂,中共这一掌握了中国社会各方面主要资源的极权政治力量,在党内或党外一分为二个或者一分为三个不同的政治集团,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如果当事人能够认清历史大势,主动把握历史先机,那么,中共这一极权的政治力量,在勾心斗角中长入民主社会,转型为多党政治中的一元和几元,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谋取私人和集团利益诞生的江——曾派系,可能无意中会充当历史的某种工具之一。这是一个不无新意的政治集团,它将中国传统的幕府政治和日本自民党式的派系政治揉捏在一起。在中共上层的历史性分化组合中,它可以说是在派系组织形式上先走了一步。人们对胡寄予更多的同情,而对江——曾派系报以相当的反感和怀疑,是有原因的,因为江在1998年以来实行全面专政,无必要地镇压民运和F轮G,铸下了大错。但是,胡和江——曾一样,其权力来自于极权政治中的分赃,而非来自于人民的投票。我们不妨对江——曾和对胡一样,察其言观其行,对于他们沿着“三个代表”的思维向前迈进的行为加以鼓励,推动和逼迫他们的个人和集团由野性向着文明转轨。在现有资讯条件下,对于在镇压历史记录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的曾庆红,尤其要避免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在促进政治改革的道路上,曾和胡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曾一手推行的深圳的“行政三分”试验,当然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但的确是高手所为,它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俗套,是一种有益的行政探索。中国皇权制度能够延续数千年,绝非用“一盆酱缸”就可解释清楚的,它的内部有着一定的制衡机制,在行政技巧贡献了一定的永恒价值。在决策、执行、监察三分中,以魏征这样的谏议大夫所代表的合法的行政化的批评权力相当强劲有力。但是,中共这一不仅专制而且极权的政治力量,其内部连可怜的皇权下尚能容忍的政治批评都无法实施,基本上是铁夹钳口,要么鸦雀无声,要么众口一词,至今如此。所以,曾的“行政三分”试验很难避免形式主义走过场的结局。作为一个幕府军师出身、没有长期的经济工作经验的政治家,曾必须避免在“三讲”和“三个代表”宣传运动中表现出的浓郁的形式主义倾向,通过抓实效取得实际业绩来征服人心非压服人心。历史不是通过花架子创造出来的。

    尤其重要的,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的探索,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才是有效的全局性政治改革蓝图。目前看来,江——曾派系公开宣称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他们愿意学习的方向乃是新加坡李光耀式的大家长体制。对于危机四伏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它也是不真诚的选择,不仅对于国人,而且甚至对于同样把日本、俄罗斯当作可能选择的方向之一的江——曾自己的不真诚。日本自民党主导式的民主政治,尚有部分中共党内人士能够接受,俄罗斯叶利钦——普京主导式的民主政治,尚有部分民间人士能够接受,但是李光耀新加坡式的家长政治,绝对不会为大部分党人和国人所接受。知其不可而为之,不为智者所取。

    两大权力中心的角逐的深刻之处在于,胡和曾可能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改道路。胡的政改思路隐藏甚深,尚未可知。胡也面临着在人事路线上初步建立派系的考验,团派的建立不无中介意义,但团派中也有众所周知的不良政客,如果让团派一手遮天,不过又诞生了一个新的专制集团。真正的政治家必须五湖四海,合纵连横,唯才是举。如果胡能够以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划界为基础,稳健接纳全球普适的民主政治和公民权利思想,正面顺应党内和民间力量的分化重组,通过务实的而非虚浮的(戈尔巴乔夫式)政改,既能团结最大力量,又能为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建功立业,不仅有助于赢得实质性的最高权力,而且有着独立创造历史的可能。

    出于思维和利益的惯性力量,未来的5年内,在两大权力中心的权力角逐中,发生破裂和大规模对抗的可能性不会小于发生建设性冲突的可能,如果把脚下的船弄翻,所有的人都会掉进水里。此非国人之福,也非当事人之福。但我们的任务乃是尽量地争取更好的选择。中国政改的空间其实很大,还是咸与维新为上。当然还有其他力量埋藏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使未来充满了不确定的变数。目前的关键是稳步推动舆论改革,进一步打开局面,使政改成为不可逆转。集众智之所成,则无不为也。

    2003年3月18日 (博讯来稿)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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