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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当前的和平反战运动

【博讯2003年1月27日消息】    

   茉莉 (博讯boxun.com)

   一直对欧洲历史上的和平反战运动极为推崇的笔者,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面对欧洲再度兴起的反战示威,却裹足不前,困惑地沉默了。

   和平无疑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没有人能够否定和平主义者的理想价值。但是,和平主义不仅仅意味着走上广场喊口号,它是一种信仰生活的精神态度,一种试图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除了丧心病狂者之外,极少有人把战争当做一种正常的生活形态。从渴望和平的心理而言,和平与人性共存。基于此,笔者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是不属于今日游行反战的人群,因为使用怎样的手段获得和平,是有很大争议的。

   信奉和平主义却又主张自卫反击的人,爱因斯坦称之为“战斗的和平主义者”。他说:“我是一个坚决的,但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就是说,除了面对那些蓄意以毁灭别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的目标的敌人,在一切事情上我都反对暴力。”他又说:“我几乎完全认同甘地的那些观点。然而,对于那些试图杀害,或者剥夺我或我的同胞生存基础的暴力,我(作为个人,或集体一起)将会予以强烈的抵抗。” 这是一个真正面对现世的人道主义者的选择。

   在笔者看来,目前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与历史上的和平运动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它针对的对象,不再是过去那些一心扩大疆域和势力范围的政权,而是被害后行使自我防卫权利、竭力制止更多恐怖袭击的美国政府。和平主义在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制止强国为了利益争执出兵攻城掠地,而不是阻止被侵害的人们行使自卫的权利。其次,911后参加和平反战示威的人们,既有为911灾难痛心、为阿富汗平民生命担忧的善良人们,也有借机挑起宗教民族仇恨的恐怖组织支持者,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复杂形态。

   做一个口头的和平主义者,要求生活在恐怖威胁之下的美国人放弃他们的自卫权利,是容易的、轻松的,但却未必是道德的。为此,笔者试图回顾和平主义的历史,审视今天的和平反战运动,以求理清各种不同的和平观,分析各种怀有不同动机的反战呼吁,

   

   一,绝对和平主义者:宗教人士

   爱因斯坦当年所指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主要是基督教的一支———教友派。由于基督教《新约》要求信徒“爱你的敌人”,不提倡复仇,早期和平主义者大多来自基督教的教友会和耶和华见证人。1815年,世界上第一个和平协会由教友会成员在纽约建立。他们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拒绝一切形式的暴力,出于道德良心而反对任何军事行动与战争,因此又被称为“良心反战者”。

   从十九世纪起,欧美的和平组织成员就以传播基督教义的巨大热情,去传播和平反战的理念。爱因斯坦曾评价说:“教友会代表了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特别是在国际生活中,他们的影响极其积极有效。”圣.方济各的《和平祈祷词》很好地表现了基督徒们的心声:

   “上帝,请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让我用爱去消除仇恨。”

   当911恐怖爆炸声刚响过,人们的余悸未了,欧美各地教堂都举行宗教仪式,为死难者做追思弥撒。面对人类一再旧病复发的兽性,面对把世界卷入灾难之中的人心仇恨,宗教领袖们都再三告诫人们不要以暴易暴,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多次呼吁:所有不同信仰的人民,切勿心怀仇恨,要为人类文明携手努力共赴和平。

   在反对复仇方面,佛教比基督教走得更远。佛教教人珍惜一切生命,也包括恐怖分子的生命。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在911事件后不久,发表了给布什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强调以暴易暴只会令仇恨和愤怒加深。一位西藏佛教徒撰文痛苦地倾诉:“究竟是什么样共同的业力和果报降临在那些平常人的头上?究竟又会有什么样分别的业力和果报继续在六道轮回当中流转?绵绵不绝的仇恨,冤冤相报的下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在感同身受的时刻,我祈求佛教充满人性和人道的光芒照耀全世界,不暴力,永远不暴力,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地拥有一个没有暴力的人间天堂。” 

   在不信神灵的笔者看来,颂扬和平,反对战争,是基督的理念,佛陀的信仰。基督所赐福的是那些“宽容者”、“有怜悯之心者”、“缔造和平者”:能达到涅盘境界的,是那些不杀生的佛教徒。宗教家们的教诲不可谓不美好,但是,他们能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吗?

   在评论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事时,教宗说:“纷争必须透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但是,怎样才能展开和平对话?怎样才能使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教宗也拿不出办法。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也不主张美国报复,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回教恐怖份子发动‘慈悲之战’--空投粮食与救济品给阿富汗难民。”主张感化恐怖分子的星云大师,一定不太了解,凶狠的塔利班是怎样从阿富汗老百姓口中抢夺粮食的,而北韩政权又是怎样把国际救助灾民的物质出售,换成钱用来制造核武器的。现实比宗教领袖们想象得要可怕得多。

   为了承担和平的现实性责任,武力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圣经》也不提倡缺乏正义的和平,因为那将是更多苦难的哭喊。中国的古人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在西藏历史上曾发生过喇嘛被迫杀人的事件,那是因为,“若是佛法遭危害,即使比丘也持矛。”虽然佛教禁止杀生,但也有如下理论:为了制止凶残者者继续造孽。杀死一个正在作恶的人,是对他的珍惜,使他不至于犯下更多的罪孽。

   由于绝对和平主义者也有上述特许,最近,一些宗教领袖们发表的看法也开始现实。如南非大主教图图就和几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起发表声明,支持全面对抗恐怖主义。他们说,这些罪犯必须被指认、逮捕,并予以严厉惩罚。他们也敦促任何行动都应在国际法之下执行。

   不幸中的幸事,是这次恐怖事件促使了不同宗教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不少伊斯兰教领袖也公开谴责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罪行,表达伊斯兰教爱好和平的信仰。

   二,“曼彻斯特自由派”的和平传人

   

   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漠说:“唯有和平才能书写新的历史。”和平主义在欧洲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追溯到欧洲近代的一批伟大作家:伊拉斯谟、伏尔泰、卢梭和边沁。

   最早的欧洲和平组织,是英国人理查-科布顿于1840年在伦敦开始创办的。这位先生应该为我们中国人所记住,因为他曾在国会中强烈反对英国侵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著名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试图通过增加贸易自由、废除粮食关税等手段,将武力从国际政治中取缔,以确保和平。

   这一流派的和平主义者相信人类运用理智就能制止战争,当上个世纪毫无理性的两次血腥大战来临,这些自由派的和平理想即宣告破灭。而后,联合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权威机构,各国和平组织广泛建立。自由派和平主义者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争执,但他们并不认为应该指控那些被迫抵抗的人,并不反对国际社会采取特别的武力措施,以促使和平权利的实现。

   民间的和平反战运动曾一度沉寂,直到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时期才再度蓬勃兴起。今天,面对蓄意毁灭人类文明的恐怖分子,欧美仍有少数自由派人士参加反战集会,但大多数昔日街头的自由斗士因911事件改变了立场。在曾经同仇敌忾反越战、并具有反美传统的瑞典,这次除了左派党和环境党之外,其他各党派包括知识分子自由派的人民党,全都赞同瑞典政府无条件支持美国的表态,为此不惜放弃瑞典长期奉行的中立国策。在当年反越战的大本营美国,三十多年前曾高挂北越国旗、火烧美国星条旗的激进学生领袖,如今也挂起了美国国旗。

   这绝不是说今天的欧美自由派就不主张和平了,相反,他们比任何时候都痛感和平的珍贵。然而,这些自由派不同于具有宗教虔诚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他们认识到恐怖分子的极端危险性,深知恐怖辞典里没有"对话"这个单词,一味“反战”并不能达成和平。

   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格老秀斯就提倡过“爱的万国法律”,即通过武力限制战争。在前年的北约会议上,捷克知识分子总统哈维尔就表示:“应以摧毁邪恶的军力保障和平,离开能够击退邪恶的军力存在,和平是无法获得的。”目前欧美自由派的整体表现,基于他们对现实的理性考量。

   

   三,反战是欧洲左派的盛大节日

   笔者一直在追踪瑞典各个城市举办的和平反战集会。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目前的反战运动就如同又过了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广场上红旗猎猎人如潮。在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毫无例外地,举红旗喊口号的示威者大都是左派。如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席齐默尔就公开呼吁,要求该党成员及同情者积极参加和平反战运动。这样,反战游行成了欧洲左派登台露脸的又一个盛大节日。

   左派们喊出的口号,不仅有“反对战争支持和平”等一般性诉求,更有“不要战争,要全球正义”的特殊主旨,反对全球化的还打出“G8制造恐怖主义”的横幅。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的言论可以代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看法:“要想彻底消弭恐怖主义,就必须改变富裕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他们因此大谈南北冲突(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冲突)问题。

   笔者在欧洲和左派有所接触,对他们在本国内部事务中呼吁社会正义、尽人道责任维护弱势群体的言行,一向很有敬意,但发现他们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常常显露出他们的天真、片面和幼稚的一面。他们以为解决南北冲突,实现中东和平,停止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恐怖分子就会从此洗手不干,这些大都是不现实的和平幻想。

   正如胡平先生论述过的,恐怖主义固然有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但也有人性根源。即使在全世界消除了贫富差距,仍然会有人性的嫉妒、贪婪、野心,以及由人性恶滋生的犯罪。贫困虽然是冲突的一个根源,但如果一味把恐怖事件归结为贫富阶级的冲突,就会在无意中为邪恶者开脱。

   左派们把恐怖分子想象为可怜的兔子,是因为穷急了才去咬人,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解释。胸怀伊斯兰天下大志的宾拉登,本人即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按阶级路线划分,应属于大资产阶级。这样一伙富家公子,在阿富汗安营扎寨组织恐怖活动,却置阿富汗无数饥饿的儿童于不顾,从不尝试去解决穆斯林兄弟的基本生存问题,甚至在那里滥杀无辜平民。他们的活动完全不是为了争取平等富裕,更不是由于顾惜穷人而为之抗争。何况,在美国911事件中牺牲的无辜者,不少人来自贫民阶层。可见,左派们以阶级斗争理论解释恐怖产生原因,是不太能够站得住脚的。在瑞典,他们被人讥讽为“红酒左派”和“沙龙社会主义者”。

   至于一些号称“中国新左派”的人,公开在网上充当恐怖主义辩护士的,不属于笔者论述的范围之列,他们不配和幼稚但却真诚的欧洲左派相提并论。倒是台湾的左派可以一提,如“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Peacetime),他们别开生面的做法是,以行动剧呼吁美国总统布什在阿富汗及时煞车,改由国际法庭审判宾拉登。在剧中,布什与宾拉登在法庭中激辩,最后两人都坦承有错,布什允诺人道援助阿富汗,宾拉登接受“终生监禁”的判决,从此,世界不再陷于不安之中。

   这个剧情的结局可谓幸福之极,只是台湾朋友没法回答一个小小的问题:谁有这个强制能力,请宾拉登入瓮海牙接受法庭审判?

   

   四,热情青年的和平乌托邦

   不管左派右派,走在欧美反战运动旗山旗海最前列的,大都是年轻人。这是因为,年轻人最具理想主义热情,最愿意在时代潮流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在拥有个人充分自由的欧洲和美国,他们叛逆的激情、个性和勇气,也需要有挺立于人潮之上的机会来表现。

   由反战运动引起的一个典型冲突,是正在英国留学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由于不能忍受牛津大学高涨的反战反美情绪,一怒之下,她率领一群留英的美国学生,到英国学生反战集会上大闹了一场。亲身经历过911恐怖事件的切尔西,为英国青年的反战运动感到痛苦和沮丧。

   没有人能指责欧洲青年学生对和平的善意,但他们的单纯、不成熟和缺乏对现实的深层思考,却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反对“以眼还眼”,高喊“战争不是答案”,殊不知,使用武力除邪治恶当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没有人能找到完美无缺的方案。如果反战的年轻人提不出更好的方案,他们是否乐见人们为了“不以暴力抗恶”的信念,再次牺牲在恐怖爆炸中呢?

   正如美国的一名国会议员所痛陈的:"上一次,他们来炸世界贸易中心,杀死了我们的六个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这一次,他们炸掉了世界贸易中心,杀死了我们的六千个人。假如我们仍然什么都不做,那么,下一次,他们就会拿着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来,就可能杀死我们的六百万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爱的年轻人无法清醒面对的可能后果。出于和平乌托邦的幻想,出于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年轻人看不到原教旨主义末日情结的特殊性,看不到他们要实行伊斯兰绝对统治、以杀死一切“异教徒”为乐事的狂妄征服欲。这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年轻人会发表漂亮的言辞,而不知承担责任的艰辛。

   最近,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学生正在组织一股更大的全球性反战运动。作为美国开战后第一个发表反战声明的团体,他们豪情满怀,想要联合世界多国的学生,制造更大的反战效果,从此“改写学生参与和平运动的历史”。因此有人把他们比做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享受前辈创造的文明安定生活,却一心要和务实的前辈唱反调,把反战集会当做重新创造历史的热闹派对。

   

   五,这些人不是反战是反美

   当年汪精卫在日本入侵中国时,就曾发动过一场短暂而臭名昭著的“和平运动”。今年夏天瑞典的反全球化示威,也有纳粹分子混在其中制造暴力事件。和平反战这面大旗,是可以被各种企图的人们所利用的。

   一些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居住地区兴起的反战集会,其实只能称为“反美示威”,因为他们把一切归结于美国的“罪恶”,不但不反对宾拉登发动的恐怖战争,反而号召“圣战”(其实《可兰经》上“大圣战”的真正意义是救赎自己的灵魂)。如何质疑被歪曲了的“圣战”,走出民族悲情,关心人权,尊重生命,让伊斯兰教实现其和平的信仰,还得靠阿拉伯知识分子做出勇敢的自我反省。

   和平反战运动还有其有趣好玩的一面。一些在本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高压政策的国家,这次也振振有词大谈起“和平”来了,如用坦克机枪镇压自己人民的中国政府,一再“关切”阿富汗人民的和平,鼓吹“超限战”的中国网友也愤怒斥责美国的反击;在驱使几百万难民投奔怒海的越南,其党报也宣传:“战争不是一项选择权”;让自己百万人民活活饿死的北韩当局,也指责美国以“军队破坏地区和平”,造成“恶性循环”。

   连这些恐怖国家也俨然成了他国“和平卫士”,夫复何言?他们每天都在迫害人权,置本国政治犯、良心犯于死地,和宾拉登恐怖主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六,反战运动的正面意义

   尽管卷入当前反战运动的人形形色色,动机复杂,尽管这个反战运动是苟延残喘的宾拉登之流愿意看到的,但总体而言,这场运动体现了自由社会的多元化,只要它的声势不至于大到影响世界反恐怖的决心,它对目前的反恐怖战争和未来世界的和平建设,都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首先,各种不同的反战声音,能时时提醒正在进行自卫反击的美国政府,敦促他们抑制过份的复仇欲。虽然战争在目前是别无选择,政治家不是万能的上帝,只能采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武力措施,但和平运动斥责战争,暴露它的可怕后果,能促使掌握权力的人保持高度克制,尽可能避免祸及无辜,并帮助遭连累的难民重建家园。这样,和平成了一个目标,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主流势力必须尽可能克制,以减少暴力。

   其次,广泛的和平运动表达了人民参与现实的和平愿望。和平与亿万人生命存亡攸关的问题,不能让政治家独自承担。正如诺贝尔早就意识到的:“和平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来获得。它是全世界人民宽阔视野和良好意愿努力的结果。”为了和平,我们不得不去深入了解冲突的起源,了解宗教狂热的非理性,了解民族利己主义如何制造野蛮,并研究如何约束人性之恶。反战运动也有益于西方国家的反思,让西方人学习从别人的生存立场看问题,从而建立一个观照全球的新视野,掌握“和平的艺术”,加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相互理解,学会在这个星球上共存。

   再次,这场和平反战运动对欧美各国穆斯林移民的人权保护,也是很有作用的。在笔者居住的西欧,穆斯林移民基本上属于弱势群体。911事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反移民的纳粹言论趁机出笼。例如在极右派嚣张的丹麦,有人在911之后举起纳粹旗帜,叫嚷:“每一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更有人公开要求把所有的穆斯林和外国移民都赶到一个荒岛上去。在这种时刻,一向主张社会公正、关心弱者的左派挺身而出,呼吁宽容,无疑对极右的纳粹势力有一定抑制作用。

   总之,笔者仍然肯定这场异常复杂的和平反战运动,因为真理从来就不是片面的、单一的,真理有它的多元性。笔者认为,残忍的恐怖分子必须借助武力去战胜:笔者也相信,和平友爱的善意,能消除人类的敌视与仇恨。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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