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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加平:“三个代表”思想与“一党多派”体制

【博讯2003年1月14日消息】    

     

     在本人1月6日写的《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实际为什么不宜实行多党民主竞选制》一文中,探讨了“三个代表”思想,即属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范畴的“先进代表”思想[注1],是一种多党民主竞选制理论,但由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实际并不适宜实行西方自由式的或中国“三个代表”式的多党民主竞选、轮流执政政治体制,所以只能予以搁置,等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说。 (博讯boxun.com)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国现行的一党执政专权体制,因不适应中国国情实际和时代要求而需要作重大民主化改革,然而又不可能去实行西方式的或中国“三个代表”式的多党民主竞选体制,那么究竟实行什么样的体制才好、才能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呢?其实,含有“三个代表”内容的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已经作了回答,这就是“一党多派”的政治体制。因为在这个重要思想中,除了包含有多党民主竞选的内容外,也包含有在共产党组织中可以有多个派别进行民主竞争竞选的“一党多派”内容。

     本人在1月6日文章中提到,属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范畴的“先进代表”思想即“三个代表”思想,去掉了共产党及其政权纯粹单一的无产阶级阶级属性和阶级专政属性的局限,使之扩大成为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包括工农劳动阶级和有产富裕阶级在内的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最广大的代表性,先进性,从而使劳资各阶级、社会各阶层、强势弱势各群体的所有中国人,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即“三个代表”面前人人平等。它们间的一切矛盾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即使有对立的矛盾与冲突,也必须用摆事实讲道理和说服教育调解为主的人民内部矛盾方式处理,用法治手段解决,不需要、也不允许采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敌对式斗争和镇压式专政。因为中国已经把全社会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科教等去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放在了一切的首位,把以宪法治国和把对人的服务放在了首位,而不再把整人斗人为主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放在第一位。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条件下的自身发展需要和社会奋斗任务有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尤其在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战略目标,也就对党提出了两个新的要求:

     (一)根据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即“三个代表”思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所以只要不是犯罪分子、精神病患者和不够年龄者,不论他的出身、成分、地位、财产、学历、性别等如何,包括用正当合法方式获取高收入的富有者、资本家在内的任何中国人,只要他要求入党并承认党章,交纳党费,不必经过以往那种繁琐的手续,就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的一名党员。既然只要符合党章要求并愿意入党者都有权利方便顺利地加入中共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并不需要再去成立也是按照“三个代表”思想标准和要求去做的新政党,不必要去进行西方式或“三个代表”式的多党民主竞选和各政党轮流执政,中国仍可以继续实行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含“三个代表”)思想为宗旨的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人民民主政治体制;

     (二)老的和新加入的中共党员都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即“三个代表”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但由于党员们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他们的各种具体主张和要求有所不同,每个党员本身的素质、水平和实际表现也各有不同,因此在对“先进代表”即“三个代表”的贯彻实行方面必有好坏优劣的区分。这就需要每个党员之间进行人品、能力和智力等方面的比较与竞争。谁在三个或更多个“先进代表”上做得好,为人民服务成绩大,是真正的三个或更多个先进代表,广大党员和选民就可以选举他担任党和政府相关的领导者;如果谁做得不好,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要求,甚至违反党纪国法犯罪的,就会落选或撤职罢免,或依法惩处;每个党员为表达和实施自己的主张,可以在党内公开提出,进行讨论和表决,求得多数的支持和通过。如果为争得领导职位,每个党员可以自荐,党员间也可以相互串连、沟通和交流,同观点者可以自由组合成为派别,推举觉得合适的人选,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党代会、人大会上与其他候选人展开竞选竞争,获多数票者胜而掌权。这就是党内民主的“一党多派”体制(可研究参考日本自民党内的“一党多派”结构)。

     现在,尤其在十六大以后,作为三个先锋队的中共党组织已向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敞开了大门,包括资本家在内的任何符合党章基本入党条件而要求入党并承认党章、交纳党费的中国人,都可以方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会像过去那样左审查、右考验、“过五关斩六将”地麻烦和困难;而为了贯彻实行毛泽东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有派,历来如此”的论述,使党内有派,避免党内只有一派、一帮甚至一人说了算的不民主状况,促使党员间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即“三个代表”为言行标准,组成合法的不同派别,展开民主的讨论和竞选竞争,这方面十六大也已经做出了榜样和表率。

     据传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先已决定江泽民在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两职上全退下来而把此党权军权都交给第四代接班人胡锦涛,但以张万年为首的20名军队代表为了改变党政军由一人独掌的专权旧体制,互相串连交流沟通,组成同观点的“军人派”,在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上以提出“特别动议”的方式,建议和要求已经不是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只是普通党员的江泽民继任中央军委主席,不同意即将担任党总书记的胡锦涛兼任该职。张万年等20名将领组成“军人派”的这个党内民主行动得到了主席团常委会的高票通过,从而合法地推翻了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原决议,迈出了党军分开、党政分开、党总书记不领导军政、军队听从国家主席统帅的党内民主化改革的第一步,同时也打破了过去那种党的决议和决定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就是反党篡党罪行而要受到严惩的严酷党纪禁区。这个例子就是冲破由党内一派一帮甚至一人说了算而实行“一党多派”党内民主的生动表现。

     其实,现在实行的中共一党执政、多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体制,实际上就是一种“一党多派”体制,因为很多民主党派的党员或成员,尤其是它们的中央和各级领导者,不少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双重党员。而中共在这些民主党派中也派有专人领导管理,有的甚至还在其中成立了中共的党支部领导该民主党派,这也就使这些民主党派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派别组织而已。因此他们也就完全有权利可以采取如“特别动议”的党内民主方式那样,提出和推举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去竞选竞争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职务。

     党内实行“一党多派”的民主体制,是一切由一派、一帮甚至一人擅权决断的专权体制的克星,由于对任何大事都需要经过党内各派充分的民主讨论、争论,并进行获多数者胜的表决,不可能由哪一派哪一人武断决定,更不可能发生由握有大权的哪一人哪一帮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或改变其名称或性质的事情,从而也就不可能再使戈尔巴乔夫一人宣布解散苏共政权使苏联国家解体分裂却无人敢反能反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如果真有什么人敢对中国共产党这么做,肯定会有反对的一派或多派出来群起抗争,不使其得逞,从而也就确保了中共的长治久安。

     更重要的是,为了早日实现中共在十六大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战略目标,根据任何愿意入党并符合党章规定的中国公民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共新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踏雪专访革命圣地西柏坡、重语告戒全党全国“两务必”的胡锦涛总书记,如果也能像毛泽东在抗日初期为了全民抗战而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那样[注2],号召愿入党者大量入党,并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正式文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去广泛发展新党员;而每个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如果也能响应和执行党中央的这个决定,都去积极物色、介绍和发展2至3名以上要求入党者加入以胡锦涛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并且又对曾被错误打击而开除党籍但要求恢复党籍的党员也予以恢复党籍(见附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使中共党员人数翻两番,翻三番,更多番,达到一亿以上、两亿甚至超过三亿,超过除印度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口数,极大地壮大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与此同时,实行“党内有派”、“一党多派”的党内民主体制,任何矛盾、意见和改革方案,都可以按照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即“三个代表”的要求,在党内、在人大会上提出,用人民内部矛盾方式,展开讨论、争论、竞选和以多者为胜的解决。这样一来,胡锦涛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就是依靠对内实行各派人民的广泛民主和对外进行市场、资本的竞争性全球扩张这两手都硬高速发展起来的吗。

     [注1]对于“三个代表”思想,究竟是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称谓为好呢,还是就称“三个代表”思想为好,值得商榷。本人以为,因为它并没有脱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范畴的“如来佛手掌心”,所以如果要科学而准确地予以表达,以及避免代表数目量化太死的缺陷(因为也可以说四个、五个、八个、十个甚至更多个代表),应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的称谓为妥(可以简称为“先进代表”思想)。究竟那种称谓好,可以加以讨论。

     [注2]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尤其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以打土豪分土地为主的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在这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而中国共产党和其军队又极为弱小困难的紧急关头(红军达延安时才2万人),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同时也为了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自己,作为中国工农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实行了团结和放手发展一切抗日力量坚决抗战的正确方针,并相应采取了有利于全民抗战和减缓国内阶级矛盾的政策与措施。

     比如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与血战十年的国民党握手言和,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取消红军名称,摘下红五星帽徽,改换为青天白日帽徽;撤下镰刀斧头的红军军旗,改为国民政府军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承认并接受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和第新四路军,领取国民政府的粮饷;

     比如,把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人民政权实行“三三制”权力分配,允许一些开明地主绅士、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日政府,打破土地革命期间只吸收工农入党的禁区,大量吸收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者,以及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甚至本人就是地主资本家的知识分子入党(很有点像现在允许资本家入党一样)等。

     毛泽东早在抗战爆发前两个月,即1937年5月7日,就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255页)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党的队伍的措施。但是这些为了全民抗战和壮大自己的政策和措施,在贯彻实施过程中,虽然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群众运动,却也遇到了来自党内的巨大阻力。比如有不少同志仍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左倾路线,不愿意与国民党及抗日爱国的地主开明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抗战,对知识分子也存在着恐惧和甚至排斥的心理。一部分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为了纠正这种不能与国内外形势变化相适应的自我封闭、关门主义错误倾向,毛泽东又在1939年12月1日专门为中共中央写了一篇题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严肃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告戒全党:“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81-583页《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军的决定,才使更多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本人就是地主资本家的抗日爱国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实际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后和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有不少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对于这段党史,很多老战士、老同志都经历过,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那时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军入党的决定,才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和加入共产党的。拿这段历史与现在的中国社会现实相对照,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似有相似之处。因此有抗日时期这段经历并因此得益的一些老同志、老干部,也就不必因为对腐败分子及庇护者反感、厌恶和有气,就怒发冲冠地把属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体系的“三个代表”思想当作修正主义的“全民党”理论来批判、斥责和反对;也不必因为允许资本家入党而怀疑甚至否定共产党的三个先锋队性质,更不必以退党弃党来表示自己对共产党的失望和悲观,否则就会像把洗澡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一样得不偿失,而是应该居安思危、顾全大局地支持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领袖的党中央和自己也在其中的中国共产党才对。如果要把这种支持付诸实际行动的话,应该做到:

   1、首先改变对“三个代表”思想不满、反感、否定和反对的立场和态度,不要因为反对和厌恶某个人而“由此及彼”、“憎乌及屋”地去反对否定“三个代表”思想,而是应该给予满腔热情、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并身体力行地贯彻实行和广泛宣传。因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法毕竟还属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并没有脱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如来佛手掌心”,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而孤立地去看、去评“三个代表”。因此特别希望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同志,和《谁是最可爱的人》与《谁是最可恨的人》的作者、《中流》杂志主编、受到广大人民尊敬热爱的革命老作家魏巍同志,和一些曾写文批过“三个代表”的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老同志,能够带头出来拥护“三个代表”思想,并影响和说服其他一些持“左派”观点的同志(如林炎志等)也能这样做。

   2、由于“三个代表”思想的提法并不准确和科学,在语法上和语意表达上有毛病,而且代表数目只有三个,量化太僵死、太局限,这也表明其提出者的辩证法思想、文学修养很是欠缺。以这样语意不准且又有语病的提法就匆匆忙忙地宣布当作党的新时代前进的宗旨纲领,显得很为轻率、浅薄和不慎重、不郑重。因此可以向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建议,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可简称“先进代表”思想)这个准确、科学又无语法语意毛病和量化缺陷的提法予以替换,并要求中央、媒体和社科机构对于这个称谓是否变更进行讨论和表态。在未经全国讨论和定案之前,不宜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法写入下届人大会要修改的宪法中去;

   3、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和相关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党史,将它与现今的中国社会现实相对照,居安思危地深入理解十六大精神和所提出的党的下阶段任务、方针政策,去予以认真贯彻实行。同时也应该欢迎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愿入党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主动积极地去介绍发展2至3个以上,甚至更多的愿入党者入党,壮大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4、不应对正在全面贯彻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代表”思想即“三个代表”思想的胡锦涛总书记抱有怀疑、观望、甚至反对的不信任态度,而是应该全力拥护和支持刚刚接班主持党务工作的胡锦涛总书记和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服从他和党中央的领导和指挥,努力维护他的形象和权威,密切关注和警惕他的安全情况。并且广泛动员和串连广大党员、选民和人大代表,在下届人大会上投票选举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和兼任国家军委主席,甚至也可以采取在十六大上采取过的并得到合法承认和通过的“特别动议”民主方式(最好仍由张万年为首的20名军人将领带头联名提出该“特别动议”),鼎力推举胡总书记当选,真正完成三、四代权力交接的重大历史使命及党和人民托付的政治责任;

   5、坚定对党、对党的事业的信心,不要因为对某个或某些领导者不满和反对就怀疑党,就要去退党。要做到自己坚决不退党,也要尽力劝说有退党和成立他党之意的党员不要退党,更不要去组建与中共敌对性对着干的其他的党,或别的什么组织。不要去对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增加困难,而是应当去积极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力量,有意见和不满可以到党内去谈,去民主解决, 而党内也必须提供相应的沟通渠道和民主解决的规则;

   6、尽量到群众中去,到社会各阶层中去,到弱势群体中去,尤其要到工人当中去,做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说服教育工作。尽自己所能,努力缓和和化解一切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群众骚动和局势动乱的各种负面因素,把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领袖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传达给人民群众,绝对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心党心的团结,以保证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二阶段战略任务的顺利贯彻实行。

   7、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打天下的中共老战士、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事业的宝贵财富,他们党性坚定,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对贪污腐败、不正之风嫉恶如仇,敢于直言,因此可以建议中共中央允许他们组织设立中共老战士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机制,以充分发挥他们对党的事业、为人民服务的赤热忠诚。 写于邵阳

     [附件]说明:

     文革中有不少冤假错案,但在文革结束后的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运动中被改正,遭受错误打击和开除党籍的中共党员大都恢复了党籍和工作;“四人帮”被粉碎后,由于在文革时靠支持造反起家而在文革结束后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兼任公安部长和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为洗涮自己与“四人帮”有牵连的责任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大搞清洗“四人帮”斗争扩大化,所以在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的同时,又制造出了一些新的冤假错案,不少人遭到错误打击和被开除党籍,但直至今日很少有得到平反和恢复党籍的。据了解,仅就湖南省邵阳市而言,因对华国锋有意见而遭到华打击报复、牢狱之灾的人数很多,仅开除党籍而至今仍未恢复党籍的各级中共党员、干部就有数千人之多,有一些甚至被杀、被害、被逼死(其中有原邵阳市市长石贵亭、市运输公司党委书记韩朴等一批南下干部和领导干部),他们及其家属要求平反冤假错案和恢复党籍的呼声长期被置之不理。

     下面两份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党籍的报告就是典型佐证,现征得报告人曾康健、李敢闯的同意特公布于众。同时也恳请胡锦涛总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湖南省、邵阳市的有关党组织能够早日批准恢复曾康健、李敢闯以及与他们有相同遭遇的原中共党员的党籍,更希望广大中共党员对这两位对党、对党的事业忠诚坚定的原中共党员予以同情、支持和声援,呼吁有关党组织及早解决他们的党籍和其他困难问题  现在资本家都可以方便入党了,像曾、李这样的工人阶级好同志,中共党员中的坚强战士、不屈的硬骨头,为什么就不能恢复党籍呢?何况给他们恢复党籍,是对一些党员丧失对党的信心而要退党弃党的倾向是一种有力回击和遏制。因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缔造出来并使之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体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自己的党,不是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权术者、贪污腐败分子的私家党。因此人们、尤其是中共党员们不要应因为鄙视、厌恶和反对这一小撮混进党内窃取高位的谋私利者而去轻易地退出自己的党而把党的权力和阵地拱手让给他们,由他们为所欲为地作威作福,欺压百姓。这样做不仅是在给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造困难,而且也是在帮那些以党谋私、以权谋利者的大忙,是极不可取的。曾康健、李敢闯要求恢复党籍,就是这种要回到自己的党里,讨回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应有权利和责任的实际行动。

     附件1: 湖南邵阳 曾康健:

     关于要求恢复我的党籍的报告

     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

     我叫曾康健,今年66岁,湖南省邵阳市人,贫农出身,初小文化。解放前我父亲被国民党以“与共匪有联系活动”的罪名抓捕关押,严刑拷打,死于狱中。刚解放土改时我12岁,被党组织任命为儿童团团长。1954年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8年组织上要我到邵阳市钢铁厂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当年就被评为邵阳地、市劳动模范。第二年又被评为湖南省和邵阳地、市劳动模范,这一年党组织又吸引我入了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以后我又多年被评为地、市劳模。1961年因工致残被取出六根左肋骨,1972年又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中共邵阳市钢铁厂党委副书记。

     从解放初期当儿童团长开始,我的一切言行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和上级领导的要求去做的,从不违反党纪国法,只是在文革后期对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兼公安部长和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在以派性处理邵阳问题上有意见,并按照党章和党员权利的规定光明正大地提了出来。可是在文革结束、华国锋当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仍兼任公安部长和湖南省委书记)后,我即被上级党组织中一些紧跟华国锋的领导错误对待。他们命令邵阳市政法机关把我抓捕关押,以“把矛头指向英明领袖华国锋”为罪状,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开除了我的党籍、公职,撤销了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由于他们对我的指控全是迎合华国锋的无限上纲上线,所以邵阳市法院在1982年以“事实失实,量刑过重”为由撤销了原判,改为十年徒刑。后来华国锋因违背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下了台,邵阳市法院在1985年3月对我因反华国锋所作的错误判决又以“原判反革命罪定性不当,量刑过重”,“改判为免予刑事处分”。我在被冤屈关押九年以后,终于被释放,获得了人身自由。

     我的冤案被改正而无罪释放,但上级党组织的某些领导却并不给我恢复党籍、户口和工作,使我成为“黑户”人口,甚至连起码的生活费也不给分文,使我的生活陷于绝境。自此后的十四年间我只得靠乞讨度日,而我又身残多病,伤口化脓,极为艰难,两个儿子由于家境贫寒均未成家,一个儿子因生活无着落而失踪。经我几十次到北京、长沙上访和向市委领导要求,直到1999年才发给每月300多元的生活费,可是对我的党籍却仍不闻不问,不予恢复。

     对于原邵阳一些领导按照华国锋的旨意对我的不公正待遇和残酷打击,后任的党组织和政法部门的领导已经根据党的政策和相关法律给予了一定的改正,其他一些遗留问题我相信现在的党组织也会予以合理解决,对此我这个已有44年党龄的老党员能够正确对待。但是使我难以接受的是上级党组织至今仍不给我恢复党籍,而我最迫切要求的就是希望尽快恢复我的党籍。听说华国锋已经退了党,如果确有其事,这足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对党和党的“三个代表”和全面奔小康伟大事业充满信心的共产党员,甚至可以说他这样做不仅是共产党的逃兵,还是在损害党的形象和名声。而此时我则强烈要求恢复被华国锋无理剥夺的党籍,仍成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名战士,决心在以胡总书记您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伟大旗帜,按照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针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贡献出自己作为一个老党员应尽的力量和余热。

   希望党组织能够恢复我的光荣党籍,特此要求!

     此致敬礼

     报告人:曾康健  2003年元月9日  

     附件2: 湖南邵阳 李敢闯:

     关于请求恢复我党籍的报告

     党中央、胡锦涛总书记:

     我叫李敢闯,男,汉族,现年65岁,系湖南邵阳市人,贫农出身。刚解放时我父亲是土改根子,我被党组织任命为儿童团团长。1955年参军,1958年入党,转业以后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邵阳地区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文革时又被任命为邵阳地区工会副主席、地区革委会常委和湖南省革委会委员等职。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我的所有言行都是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办的,从不违反党纪国法,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多次立功受奖。

     但在文革结束后,我被原湖南省委某些紧跟华国锋的领导认为我反对华国锋而被错误对待,他们责令中共涟源地委和其公路管理局党委开除我的党籍和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其实我的户口、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一直在邵阳,从未去过涟源地区,当时邵阳地区不同意这样整我,湖南省委某些领导就违反组织关系责令与此事无关的涟源地区来搞我),并指示涟源和邵阳政法机关将我逮捕入狱。因我曾说过华国锋是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两面派,背叛毛主席的叛徒,专门挑起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就以各种捏造的事实和指控我“攻击英明领袖华国锋”,以“反革命罪”判我八年徒刑。

     我的这个冤案已过去多年,但至今仍没有恢复我的党籍和公职,经我几十次到北京长沙上访和向邵阳市委领导要求,才在1999年每月给我100多元作生活费艰难度日。我始终坚信上级党组织和政法部门一定会按照党纪国法给我的八年被关冤案给予妥尚解决。我是因为对华国锋有意见才被湖南省委某些领导指示涟源邵阳找各种借口打击迫害的,他们要我坐牢和开除我的党籍是错误的。因此我要求尽快恢复我的党籍,以便在以您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与时俱进,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更好地发挥我这个老党员应尽职责和余热。特此报告。

     此致敬礼

     报告人:李敢闯
  2002年12月29日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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