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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邓小平给胡锦涛铺设好的右翼专制轨道(德国道路),以及何新、王沪宁的角色

【博讯2002年11月30日消息】    中国向何处去?天真幼稚的人们总是在盼望着“和平演变”,盼望着在江泽民退位后或元老们死光后或中共垮台后,中国能够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但是,绝大多数人们都没有想到,邓小平早就根据中国国情为中国走向右翼专制和德国道路,设下了不可更改的固定轨道。

   中共和中国的“和平演变”这个概念,是美国的杜勒斯在五十年代对中共前途的设想。他的这一设想是根据对西方民族社会的演变而做出的。不论是当初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理论,还是今日西方对中共经济改革必然要带来政治改革的期盼,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是忽视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西方社会有崇拜上帝的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而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却是崇拜人:崇拜活着的“圣王贤臣”及死后化为神明的人。

   正因为有这一根本区别,法西斯专制的德国在战败后的最短时期内就可以转变为民主社会,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却在经历短暂的民主社会时期后迅即变为一党专制的社会。也正是由于这一区别,耸立于莫斯科广场的东正教教堂不仅历经八十多年没有垮掉,而且带动了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使一个专制社会转变为民主社会,而在中国却是中共一党专制的加强。 (博讯boxun.com)

   中西社会的这一根本不同,就从根本上确定了中国要走的道路。那不是“和平演变”,不是和平转型到民主社会,而是或快或馒地走向右翼专制道路,走上当年德国的道路。具体来说,这一道路早就由邓小平设计、铺设好,并做好了部署。这一道路的表面特点是:放弃主义,加强专制。

   从邓小平以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共都是以白猫黑猫观点放弃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个代表理论的出现,更是直接为中共提出了新的行动指南,标志着中共在放弃主义这一道路上的新阶段。在放弃主义的同时,中共却加强了一党专制。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有体会。邓小平为了使他这一方针能够坚持不走样,生前做出了最重要的部署。

   首先,当然是指定胡锦涛为“第四代”接班人。邓小平所以会指定胡锦涛,已经有很多分析文章,这里不多谈。我只是想强调,胡锦涛的魄力、能力及年龄,是他最主要的优势,加上他坚定支持不拘泥于主义的一党专制方针,是他被指定统帅中国的根本原因。

   但是胡锦涛的弱点是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建树,因而就必然会缺少理论上的坚定性。为了防止胡锦涛动摇乃至“反水”,邓小平给胡锦涛设立了两个更加年轻的右翼专制理论家做为胡锦涛事业的理论支柱和框架。

   这两个极为年轻的右翼专制理论家就是何新和王沪宁。他们大体上都是与胡锦涛同时期得到重用和提拔的。王沪宁一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以致于当初胡耀邦都要批评他的集权思想。后来江泽民上台后他得到重用,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赏识他根本不可能上到那么高的位置。至于何新,他在六四一过,就被中共派往北大收编六四期间的叛逆学生。以后他就直接与中共高层保持联系,直接给邓小平出谋划策。

   对于何新,议论和批判的人很多。由于何新过于锋芒毕露地鼓吹中共一党专制的国家主义,鼓吹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他明目张胆地公开鼓吹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他似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但他的地位一路上升,先是从社科院转到政协,以政协委员为伪装招牌,为中共进行对外关系的战略学研究。他是中共的首席战略学家。当他还没有被正式提拔到最要害的机密领导部门时,他头戴中共赐于的特殊皇冠国内国外到处风风光光地发表谈话。但这些年来他拒绝对外活动,说明他已经进一步被提拔掌控中共战略学研究的智囊班子,手握中共重要战略机密。

   王沪宁则是默默无闻不喜欢曝光的右翼专制理论家。人们普遍对他缺少了解,但是从台湾记者记者徐宗懋写的下面一篇介绍王沪宁的文章,可以初步洞察这个深居简出掌握中共走向机密的理论家的秘密。让我们随着徐宗懋先生近身观察王沪宁后写下的下述文字,品味一下王沪宁所代表的中共走向。

   “学生们告诉笔者:「王老师支持新权威主义。」话中带著不以为然的口气,不过今天看来,笔者认为有必要认真重读这些艰涩的文字,王沪宁写道:「哲理性政治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理想,政治目标,也是一种道德伦理规范,选择并追求它是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然而,另一方面,现代化中社会在程序性政治民主方面又是最没有基础的,最没有准备的和最没有训练的。选择和追求一种政治理想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形成条件,但建立程序性政治民主绝非易如反掌,没有程序性政治民主,哲理性政治民主往往导致不稳定。」”

   “由激进民主派转变而成渐进改良派者与过去的新权威主义论者,仍然有著明显的区别,前者本质上仍抱著浪漫的民主憧憬,民主是终极价值,渐进改革只是达成这个梦想的必要手段;后者则更重视渐进改革中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社会管理,并由此达成民富国强的发展局面,至于民主则是调和社会矛盾达成永续发展的理性工具。因此,前者崇拜的多是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大师;后者心仪的则是俾斯麦、伊藤博文这一类能够强化国家能力迅速达成现代化的大人物。可以说,江泽民手下的主要策士属于后者,尽管后来没有人再用「新权威」这个名词。”

   “他们是实用主义者,见识过西方文明,受过严谨的理论训练,看问题冷静、冷酷,如果掺有任何浪漫主义的色彩,那可能是1995年台海危机所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带给他们更多促使中国富强的使命感。大抵上,他们的历史视野可能使得中共在处理国事上有著下列的特性:(一)他们认为创造民主政治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将十分缓慢,「三个代表」反映他们不会走东欧或苏联民主化的道路,不会立即由党外发展多元政治,而是由改变中共党内的体质著手,扩大党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代表性,他们显然认为,这样做较易掌控住大局,可以较有效地调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矛盾,而不会出现动荡失控的情况。(二)他们不是「现代康、梁」,对民主自由没有诗人般的情怀,民主更多是用来调和社会矛盾促进更大发展的工具;在同样的逻辑下,他们在动用国家机器排除发展障碍时也会比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策士更理直气壮,他们不会手软。”

   这些文字可以把王沪宁代表的中共治国方略归结成一句话:为了国家发展,必须牺牲人权和民主自由。

   如果我们再读一下胡平最近的一篇文章,就可以更深刻体会王沪宁代表的中共右翼专制本质。

   但是,不论是上述徐宗懋对王沪宁的近身观察还是胡平对中共右翼专制的解析,都只是限于中共公开表现的右翼专制特点,而没有明确切入中共隐藏的但却是更要害的既定发展方向,那就是纳粹专制。胡平在文章中纠正了《纽约时报》把中共等同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共与东南亚哪个国家都不象。他没有明确讲的是,中共更象德国的纳粹党。

   什么是纳粹专制?就是以“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为旗号的专制。希特勒在解释什么是纳粹(即民族社会主义)时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按照希特勒的解释,“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是什么呢?就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本民族高于一切。

   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抛弃了巴黎公社式自下而上的民主,又抛弃了国际主义,就只剩下了代表本民族利益的“三个代表”主义。这就是带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纳粹。

   并不是所有右翼专制国家都会走向纳粹专制。导致纳粹专制的国家条件大致有如下这些。

   (1)国家有遭受屈辱的历史,因而社会上及民族精英中有排外及翻身报仇的传统要求;

   (2)国家有崇拜权威的传统;

   (3)国民中泛滥着本民族优越感的情绪;

   (4)本国资源不足,急于通过对外扩张得到新的“生存空间”;

   (5)在原来具有相当国力的基础上,国力急剧增强,国家快速崛起。

   如果说,就是这些条件,曾经使得德国从原来的民主国家急剧转变为一个史无前例的纳粹专制国家,那么今天的中国,不仅这些条件样样具备且更加强烈,而且更加严重的是,中共这个已有的既得利益执政党,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巨大压力下,深感不进则退的巨大威胁,为了保持自己的专制地位,必将不惜一切手段铤而走险,把中国推向对外扩张的道路,步希特勒的后尘。

   这就是在右翼专制表面现象掩盖下的中共危险走向。根据历史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共的表现及中共对“中国威胁论”的超常敏感,我们完全可以透过中共的层层掩盖,看到中共刻意暗藏的这一既定道路。

   走德国之路,就是邓小平为胡锦涛铺设好了的道路。走这条路,上有“老同志”们监督,下有王沪宁、何新们年轻之辈的理论框框,中共将世世代代不会被和平演变打倒。

   西方国家政治家们看着邓小平以来中共离开共产专制走上资本主义而暗暗偷喜。他们在鼓励给中共大量输入资金和高科技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共的右翼专制道路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比共产专制讨人喜欢,但其暗藏的纳粹专制方向足以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附录(1):

   陈奎德十年前提出“中国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

   作者:胡平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就中共十六大发表文章,其中讲到,中共如今已从全世界最后一个左派独裁政权,转变成全世界最后一个右翼专制。其实,早在十年前,我的好朋友陈奎德博士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从全能主义统治的转化讨论会”,普林斯顿,1992年1月18日--19日)。在这篇文章中,陈奎德归纳了所谓右翼专制的六个特点。它们分别是: 1、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政治目标;

   3、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所不在;

   5、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6、在外交上,这种右翼专制政权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传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陈奎德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共转变为右翼专制的客观现实性。他指出:

   1、在国际上,西方国家比较能容忍右翼专制政权,对共产左翼政权更不能容忍。陈奎德这一分析,可从十年来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得到印证。

   2、如果俄国和东欧各国在民主转型后的数年间,其总体经济状况未能摆脱困境,则中共右翼政权可以侥幸保住其独占的政治权力。这十年来,中共一直大肆渲染俄国和东欧国家的“乱象”,也确有不少人因此而降低了对政治改革的热情。

   3、经济起飞的成就可为中共重建所谓政绩合法性;

   4、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及由此孪生出来的所谓“国情特殊论”在短期内可作为右翼专制政权的政治资源;

   5、由于右翼专制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性格,它可能创造某种出其不意的政治联盟,开辟新的政治组合空间,并从而巩固其统治。关于这一点,只消想一想中共允许资本家入党就行了。

   应该说,陈奎德对右翼专制的预测和当今中国大陆的现实是大致吻合的。其先见之明,令人叹服。这里我再作几点补充说明。

   首先,今日中国的右翼专制是直接从昨日的左派独裁或曰共产极权制度转化而来,因此它还带有极权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若干特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一转化中,道统,尤其是法统并没有改变。在中国,仍然是同一个共产党在掌权,而共产党仍然自称共产党;固然,今天的中共实际上更强调邓小平理论,现在又加上所谓“三个代表”,但是中共仍然宣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

   《纽约时报》文章提出问题:当中共走上右翼专制之路时,它是会象台湾和南韩那样,经历长时期的改革而成为民主国家呢,还是会象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那样,由于经济停滞和贪污腐败而垮台?

   考虑到中共由左派独裁转变为右翼专制的特殊方式,考虑到当今中国还兼具极权主义与后极权主义的若干特点,我们必须指出,共产党毕竟不是国民党,因此大陆很难重复台湾的道路。

   第一、国民党从一开始就认同宪政民主理念,它把实行威权统治视为权宜之计,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要求回归宪政,要求还政于民的主张总是合法的、正当的、可以理直气壮的。南韩、菲律宾和印尼的情况也差不多,连当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也不能不从原则上承认宪政民主,只敢把自己当作临时性的过渡性政权,因此在这些右翼专制的统治下,民主力量总拥有一定的正当生存空间。

   中共却相反,因为中共从来没有承认过宪政民主原则,就在这次十六大上,江泽民讲话还再次重申反对所谓西方式民主,因此在中共内部,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呼声总是不“合法”不“正当”的。国民党开放民主是顺势运作,可是要共产党开放民主却不能不依赖民间反对力量和党内的反对力量逆流而上。

   第二、台湾、南韩,以及菲律宾和印尼,民主化以前就是传统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民主化以后还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改革经济转型的问题。在这些地方实现民主化,只需要开放政治、实现政治和解就行了。

   中国大陆却不同,中国大陆原先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中国大陆还需要实现化公为私的经济改革或经济转型;与此同时,中共又不是象苏联东欧那样在民主化的前提下实行经济转型,中共是在坚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实行经济转型的。由于缺少起码的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中国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私有化,导致权势集团公然地、大规模地抢劫公有财产,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是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残酷血腥、不公不义、伤天害理。现今中国的贪污腐败,不但在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年的台湾、南韩,也超过当年的菲律宾和印尼,而且在性质上要比菲律宾和印尼的情况还恶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样,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难道不比苏哈托治下的印尼还恶劣百倍吗?

   由此可见,中国很难象《纽约时报》文章所设想的重复当年台湾或南韩的道路,中国的前景甚至比菲律宾和印尼还危险得多。除非我们大家及时行动起来,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为时不算太晚地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否则中国必将陷入极大的灾难。

   附录(2):

   台湾记者回忆与王沪宁的一段交往

   由于过去工作因缘际会的关系,台湾记者徐宗懋十多年前结识后来成为江泽民亲信智囊的王沪宁。这位国际政治学学者据信是写下「三个代表」的主笔之一,并且如外界所料,十六大后被擢升为中央委员,续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徐宗懋在25日的中国时报撰文回忆这段交往,希望透过对王沪宁的描述,推断当前中共领导队伍治国的基本逻辑及态度,以及处理两岸关系可能的思维。

   1988年初,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比赛在新加坡举行,台湾派出的是台大代表队,大陆则是复旦大学代表队,学生多是新闻系的高材生,指导老师则是国际政治系的伍贻康和王沪宁,由于此时两岸接触还不多,所以台大与复旦大学在新加坡的辩论赛立刻引起媒体的普遍关注。几乎每天都有大篇幅的报导。当时笔者是中时驻东南亚记者,对此事全程追踪,也因朝夕相处,与复旦师生培养了相当的情谊。此时的王沪宁方三十二岁,被誉为复旦最年轻的教授,他态度随和,不过话不多,一副时时刻刻在想事情的样子。

   一个月后,即1988年4月,笔者藉机赴上海,并专程去复旦看他们。由于他们多少还沈溺于辩论赛胜利的兴奋当中,看见不久前才天天相处的台湾友人再现复旦校园,更是高兴。1988年的上海不比现在,街道一片黯淡,公车拥挤不堪,但社会上有一股反省反思的自由气息,此时主流的知识份子多醉心于西式的民主政治,尽管如此,知识界也有另一种主张,称为「新权威主义」,这批少数的学者认为「开明专制」是一个社会由贫穷落后走向富裕民主的过程中,必经的历史阶段,不可能跳过去的。

   当笔者初到复旦时,即可清楚感受到这两种思想的激荡。学生们自然畅所欲言,几乎恨不得中国马上实施民主,王沪宁不太发表议论,不过毕竟没有预料到自己以后会当大官,所以也没防著什么。大夥儿到复旦的学生酒巴灌啤酒,天南地北地喧闹一番。王沪宁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比较政治分析》,内容是有关各种政治形式的演化和比较,内容乾涩,但显示出作者严密的逻辑铺陈能力。此时的王沪宁已是上海市长江泽民较欣赏的年轻学者,经常在《文汇报》发表长篇的理论文章。学生们告诉笔者:「王老师支持新权威主义。」话中带著不以为然的口气,不过今天看来,笔者认为有必要认真重读这些艰涩的文字,王沪宁写道:「哲理性政治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理想,政治目标,也是一种道德伦理规范,选择并追求它是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然而,另一方面,现代化中社会在程序性政治民主方面又是最没有基础的,最没有准备的和最没有训练的。选择和追求一种政治理想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形成条件,但建立程序性政治民主绝非易如反掌,没有程序性政治民主,哲理性政治民主往往导致不稳定。」

   1989年的中国大陆即处于这两种思辨的对立情绪中,反映的也是整个社会观念上的混淆,第二年4月笔者再赴复旦,在学者宿舍夜谈,深感这两种观念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已进入了摊牌阶段,学生们甚至明白地告诉笔者:「恐怕要出事了!」两个月后,天安门事件爆发,最后血腥收场,笔者与复旦师生失去连系。直到1990年6月,笔者再赴上海,才知道其中两位学生卷入事件,遭开除党籍,幸赖学校师长奔走,始免于牢狱之灾。此时,笔者又与王沪宁在复旦见了一面,笔者问他:东欧的变化能不发生在大陆?他若有所思地说:「怎么可能!」意思是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中国将会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的确,天安门事件结束了混沌不清的局面,东欧与苏联的瓦解更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大转折,民主成为举世共同的价值与信念。不过始料未及的是,天安门的血泪并没有使得激进的中国民主运动家更获支持,反而事件后的民主大倒退的事实促成了反思,尤其在激情冷却后,有关激进民主会带来倒退的论调似乎获得印证,渐进改革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哲学家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代表了这股改良主义思潮的高峰。尽管如此,由激进民主派转变而成渐进改良派者与过去的新权威主义论者,仍然有著明显的区别,前者本质上仍抱著浪漫的民主憧憬,民主是终极价值,渐进改革只是达成这个梦想的必要手段;后者则更重视渐进改革中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社会管理,并由此达成民富国强的发展局面,至于民主则是调和社会矛盾达成永续发展的理性工具。因此,前者崇拜的多是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大师;后者心仪的则是俾斯麦、伊藤博文这一类能够强化国家能力迅速达成现代化的大人物。可以说,江泽民手下的主要策士属于后者,尽管后来没有人再用「新权威」这个名词。

   1992年,王沪宁曾以学者身份来台访问,临走前,笔者曾去旅馆看他,谈了一阵子,他说:「台湾建设得不错!」随著江泽民在北京的领导地位逐渐巩固,他开始从上海北调一些过去就熟悉的年轻学者。1995年,王沪宁北上,正式当了京官,一路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升到研究室副主任、国家主任特别助理等,进入中共中央的核心理论小组工作,参与党的发展方向的制定,王沪宁自然不可能再过一般人的生活,他与旧友的连系从此中断,不见人影。这里顺便一提,在中国大陆,任何人能够对著媒体侃侃而谈,而且被指为或暗示为某某核心智囊时,必然不是事实。真正的核心智囊手握国家机密,除非必要,否则绝不轻易露面,更不会公开对外发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尽管如此,类似王沪宁的学者们进入中共中央理论规划队伍,并多少反映新一代领导阶层的特色时,他们是实用主义者,见识过西方文明,受过严谨的理论训练,看问题冷静、冷酷,如果掺有任何浪漫主义的色彩,那可能是1995年台海危机所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带给他们更多促使中国富强的使命感。大抵上,他们的历史视野可能使得中共在处理国事上有著下列的特性:(一)他们认为创造民主政治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将十分缓慢,「三个代表」反映他们不会走东欧或苏联民主化的道路,不会立即由党外发展多元政治,而是由改变中共党内的体质著手,扩大党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代表性,他们显然认为,这样做较易掌控住大局,可以较有效地调和社会多元化所带来的矛盾,而不会出现动荡失控的情况。(二)他们不是「现代康、梁」,对民主自由没有诗人般的情怀,民主更多是用来调和社会矛盾促进更大发展的工具;在同样的逻辑下,他们在动用国家机器排除发展障碍时也会比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策士更理直气壮,他们不会手软。(三)在两岸关系上,由于没有太多的情感因素,他们不会像过去那样轻易被台独言论激怒,也不会以丁点的进展而喜形于色,而是以看问题一贯世故的眼光以及「渐进」的耐性,步步为营。以发展一个大的军事经济以外交结构,将台湾吸纳进其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中,以实现最终的政治目标。 _(博讯:自由发稿人)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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