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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中国科盲作家从“不学有术”走向“不学无术”

【博讯7月23日消息】    我喜欢读《译林》,它既是杂志又是书,说是杂志,它每月出版一期,是期刊;说是书,是因为它每期都有一部长篇小说。翻译的小说大都是作者所在国和国际市场上销量排在前列的作品,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修辞优美感人(和翻译水平有关),读后常常不由得拍案叫绝,回味无穷。故事情节和语言表达固然重要,但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是作家的思想性和科学知识水平,是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真实的描写和具有哲理思想的表达。整个小说里经常贯穿着现代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医学、数学的知识,使我们习惯了中国痞子文学、情感文学、武侠文学、宫廷文学、民间传说等庸俗文学的中国人,真正感受到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在耳目一新之余,也搅动了我们的心灵。

   2000年9月我写了一篇题目为《“韩寒现象”与毛泽东的“不学有术”》的文章,对上海中学生韩寒考试七门不及格,却写出小说《三重门》和《零下一度》发表了评论,我写道:“我瞧不起那些只会做文章而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学者,他们的文章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性。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思想家、哲学家,我倒是相当赞同。没有物理学和其它自然科学,怎么会有哲学?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的观点立刻遭到了来自作家圈子里的批评。有一位新闻专业毕业的女作家给我写信,说喜欢我的许多文章,就是不喜欢这一篇。我当然理解她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在中国的大学里,许多文科专业根本就不学习自然科学,所以出来的作家、记者、秘书,一个个都是“科盲”。

   在中国作家看来,科学与文学艺术不搭界。所以在中国你很难看到有思想性的作品,更难看到与时俱进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文学的模式,只是重复传统的道德说教或脸谱化的艺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作家是被强奸的群体,是缺少人性和良知的群体。“文艺必须面向工农兵”,“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成了专制统治的工具。作品除了战争题材以外,其它反映现实生活是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而其中塑造的人物典型都是超现实的和精神化的,充满了迷信和愚忠,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我不是要否定平民文学,清一色的平民文学不能反映时代科学精神。从《高玉宝》到《欧阳海之歌》,从《艳阳天》、《金光大道》到《废都》、《编辑部的故事》、《上海宝贝》,故事中的主人翁要么是英雄人物,要么是支部书记、劳动模范,要么是颓废作家、编辑,要么是社会痞子和流氓,也难怪,这些与现代科学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专门描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虽一时引起轰动,但还是昙花一现,后继无人。

   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专门描写科学家的故事,只是说很自然的将现代科学知识贯穿于文学作品中,但是没有。如果大多数作家本身就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在他描述的故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运用现代科学的语言、知识或形像比拟。我们知道文学的思维主要是形像思维,通过形像思维对事件的描写,反映深刻的现实生活。那么现实社会已经是科学飞速发展的社会,已经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你不懂科学,连日常生活你都不会描写,如何反映现实。《千龙网》刊登署名小寒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作家何以成为最大的科盲群落》,耐人寻味。文章说,“近年来,世界科技革命成果迭出,当一些最令人震惊、最能改变人类命运的科学发现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时,我们那些最强调终极关怀的主流文学家们似乎都销声匿迹了。从载人航天到基因科学,从纳米技术到能源革命,从环境改造到大脑认识,从相对论到自组织现象,在这些深刻重塑人类面貌的领域,我们看到了文学家的缺席。”文章嘲笑某些中国知名作家竟然对现代科学知识一窍不通,“一位知名作家是这么理解克隆的:‘克隆技术……似乎比制造原子弹容易。’并以毒品作喻。又说,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就可以复制恶人,或者创造忠心的‘品种’。中国科学报批评说,作家完全不懂科学ABC,作家为这项生物工程技术进展选择的模拟对象,竟是毒品和原子武器,真让人悲哀!”

   进入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尤其是江泽民体制下,国家对科学是重视了,文学创作环境相对宽松了许多,但是文学作品上的政治自由始终没有解冻,毕竟共产党还要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必须牢牢掌握笔杆子。作家没有政治自由等於没有创作自由,政治要求你不真实反映生活,或者在政治允许的框框内活动。这就使得作家无法用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科学成果真实描写现实,因为“三个代表”告诉你,共产党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然科学家和作家想不明白,世界上那么多科技发明和发展与共产党有什么必然联系?

   科盲作家的盛行还是因为培育的土壤,土壤就是读者群体。作家科学知识贫乏,亿万中国读者也一样是科盲。作家从作品的可读性出发,从功利主义出发,必然写出受到科盲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来;这样的作品越是受欢迎,作家就更加受到鼓励,写出更多无聊的作品来。帝王戏受欢迎,於是作家不惜伪造历史,为封建皇帝和封建专制制度歌功颂德,《铁齿铜牙纪晓岚》就是把许多不相干的事捏在纪晓岚、和申(王坤)和皇帝身上,他们的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官阶的差距不可能发生那么多的故事,但是老百姓喜欢,有读者、有观众,谁在乎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喜欢帝王戏,是因为专制制度和个人崇拜是与封建皇朝一脉相承的,江泽民也是借古喻今,一方面鼓吹专制制度下一样可以为民请命,宣扬清官治国;另一方面,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伟大、英明领导者个人身上,淡薄民主的意义。

   对於作家,习惯做御用文人的中国作家,对於毛泽东时代作家的遭遇,心有余悸。而写帝王戏既没有政治上的风险,又可以得到那么多观众的捧场,从而又能得到丰厚的经济收入回报,名利双收,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在社会上盛行的文学作品主要由四大类:

   一、武侠类。以港台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作家的优秀武侠作品为代表,并且大多都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大陆拥有数亿计的读者和观众。书店的书架上,不仅武侠类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武侠类书籍在数量上也超出其它类别的书籍。更有甚者,武侠电影《藏龙卧虎》竟然破天荒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十项提名,并荣获四项大奖。最著名武侠作家金庸(查良镛)红遍了祖国大地,到处邀请他演讲,浙江大学聘请他任文学院院长,金庸研究机构也到处出现,还有专门的金庸图书馆,金庸著作中的人物也经常被各界学者频繁使用,失业工人在贫困和饥饿中依然孜孜不倦地阅读……,在中国出现了金庸现象,到现在金庸热和武侠热还看不到降温,金庸还在招研究生,要让武侠精神流芳百世。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排名中,金庸是与鲁迅、巴金等一样齐名的,甚至有人鼓吹金庸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自己也胡涂了,心想,既然武侠电影可以荣获奥斯卡奖,说不定金庸也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武侠故事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观众,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内心世界空虚,不仅科盲而且政治盲,追求着虚无缥缈的虚幻世界。

   二、言情类。以港台女作家琼瑶、三毛、岑凯伦等作品为代表,主要的读者和观众以女性为主。近几年来,韩国、日本、新加坡的电视剧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也大都迎合中国女观众的口味。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被当局以不健康为名禁止公开播映,这可乐坏了盗版者和商人,这部剧的盗版光盘在中国到处有卖的,你越是禁播,人们就越是好奇,非买来看看不可。结果是政府的禁令不起作用,还让非法盗版者美美地捞了一把。

   三、帝王戏类。皇帝、娘娘、妃子、太监、皇子(阿哥)、公主(格格)、忠臣、奸臣和弄臣等充斥了中国的荧幕和舞台,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降温,新的帝王戏还在写作和拍摄制作之中。《慈禧太后》、《戏说乾隆》、《武则天》、《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刘罗锅》、《天下粮仓》、《李卫当官》、《环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它们不仅仅鼓吹封建礼教,散布的是弄权思想、厚黑学,污染人们的心灵。诚信、民主、宪政、人权、科学等现代社会精神,让社会和作家丢到爪洼国去了。

   四、痞子小品类。典型的痞子文学似乎发源于王朔。作品中充满了迷茫、颓废的世界观,反映了犬儒主义在中国盛行,其中名句“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了生活中流行的口头禅。痞子和流氓精神与科学精神背道而弛,自然在其作品中没有任何现代科学气息。《我爱我家》的确是个优秀的小品系列剧,里面的政治讽喻比比皆是,但使用的语言和知识完全还是毛泽东时代遗留物,似乎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群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即便是联系到现实,依然看不到现实社会生活真实的影子,嗅不到现代科学和哲理。以赵本山小品为代表的系列小品,生活气息浓厚,但没有一点科学精神。科学家怎么也不能成为小品的主题,科学知识不能融于其中。

   科盲作家在中国还可以“不学有术”,但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倒是让人感到悲哀。当看到报导说,美国连续剧《X档案》走过了九年的历程,是美国卖座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据说五月份大结局,让人惋惜。在中国有哪一部科学气味浓厚的文学作品?少年儿童热衷的卡通片、科幻片竟然几乎全靠进口。看到“航天员”、“外星人”嘴里讲出的不是“叽里咕噜”的英语就是“哇啦哇啦”的日语,怎么就没有中国语言?

   美国整个国家从教育到文学创作,人们普遍都有科学意识。政府对科学的重视,全民的科学精神,是我们中国应该认真学习和自我反思的。

   中国科学家难以在科学发明(发现)方面达到世界一流,不知道什么时候共产党专制统治下中国科学家有所作为。科学需要宽松的民主自由的环境,科学家不仅仅是机械式的科学家,他们往往对政治也关心。他们的科学成果是为人类造福的,不是专制制度拿来炫耀专制制度优秀的工具。想想过去,科学家有一点发明创造就被当局宣扬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现在却一定要与“三个代表”联系起来。科学精神是不容掺假的,掺假的中国文学作品怎能有科学精神?

   如果说过去和现在中国的作家可以“不学有术”,那是封建、专制、愚昧、落后时代的产物;那么展望未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整个社会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作家如果跟不上时代的变迁,那一定会从“不学有术”走向“不学无术”。

   2002年5月6日

   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7月号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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