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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文章: 中国的死刑和受害者 ---在瑞典国际大赦研讨会上的演讲

【博讯4月17日消息】 中国的死刑和受害者---在瑞典国际大赦研讨会上的演讲

莫莉花(Mo LiHua)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因参加中国的民主运动而入狱。在被监禁的日子里,我接触了一些犯了经济罪的死囚。和他们的交往给我的一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悲痛记忆。他们是我的兄弟,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尝尽了人间的痛苦、耻辱、绝望和恐怖之后,一个个从我身边拉出去,惨死在所谓「正义」的枪口之下。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为他们哭泣。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中国的死刑问题。我思考这种司法屠杀是否公正,思考一个政府是否有权杀戮一些犯的只是经济罪而有深深忏悔了的年轻人。当我被释放出狱后,我和那些死囚留下的孤儿老母相拥而泣,那时我也痛感到,当一个政府不肯仁慈一点刀下留人时,给死者家属带来的苦难是无穷无尽和无法形容的。

我和死囚的故事

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共国庆节前夕,中共当局正式宣布逮捕我,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这时我被从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收审所押解到看守所。

看守所的气氛比收审所阴森得多。二十几间牢房,只有一间是女监,其余是男监。我和十几个女囚挤在一个通铺上。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们都可以听到隔壁男监传来的「叮叮铛铛」的响声。同监的女囚告诉我,那是被判了死刑的犯人,一审后他们即被戴上脚镣手铐,此刻他们正在等待最后的判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和死囚离得这么近,那镣铐声一下一下叩击着我的心,令我产生恐惧的感觉。

很快,这些死囚便找我来了。由于狱方害怕死囚寻死闹事,往往给他们一点额外的待遇,比如说可以让家里人送一点好吃的东西进来,有时也让他们拖着镣铐走到别的监房门口,隔着铁栏和别的犯人说几句话。

这些死囚不仅是带着「叮叮铛铛」的响声到女监门口看我来了,他们还节省下他们不多的食物,给我送来了狱中珍贵的果汁、饼乾和书籍,并向我表示他们对八九民运的景仰。就这样。拖着沉重的镣铐,他们走进了我的生活,再也不曾离去,虽然他们早已脱下脚镣手铐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是一个曾经轰动中国的银行诈骗案。一九八四年,几个年轻人因为缺钱花,利用他们中有人曾经在银行里经营过联行业务的经验,使用联行密码,到外地银行诈骗取款。此案涉及案犯十几人,诈骗金额 达一百万。为首的四个年轻人被判取死刑。

根据我现在掌握的北京法律专家对此案的分析意见,大多数法律专家认为此案是一起利用技术作案的智能犯罪,属诈骗罪性质。在中国的? 刑法? 里,诈骗罪不 适用死刑条款。由于中共当局一贯的从严惩处、宁杀毋赦的态度,此案被党领导下的司法机关强行定为贪污罪,适用死刑条款。

一九八九年四月,此案由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审。当时,我在我教书的学校为我已退休的父亲弄了入场券去旁听,但我本人对此却毫无兴趣,对这样的罪囚毫无同情。

然而半年之后,命运却让我在看守所和等待终审判决的他们做了邻居。他们称我为「老师」、「姐姐」,每天隔着墙壁为我歌唱,和我通信通话。他们把生命中最后的真诚和爱心献给了我,然后倒在血腥的枪口之下。至今我仍珍藏着他们给我的近百封信件和遗书。在一封封长长的通信中,他们剖开自己痛苦流血的心,向我叙说他们对自己罪行的深深悔恨,对父母亲人的歉疚之心,以及他们爱情的失落和面对无情死神的恐惧。

面对他们的真诚与痛苦,我无法不抛弃自己过去对罪犯的成见和排斥厌恶之情,无法不一颗女性的怜悯之心,去倾听,去理解,去开导,去抚慰。

在我看来,一方面,他们是犯下大罪的罪犯,但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些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们聪明好学,讲义气重情谊,然而却误入歧途。

正如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所说:

「没有人能预知生命的后果,因为他盲目的灵魂可能会迷失。」

他们在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八日被枪决。当时几乎是人人皆曰可杀,死有余辜。但我珍藏的他们的日记、信件和遗书,却是他们向善觉悟之心的见证。由于篇幅有限,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叙说关于他们的许多向善的故事。我只能在悲剧过去六年之后,作为他们的老师、姐姐和朋友,代他们这些受害者向中国的死刑制度提出控诉。

我 的控诉

一、他们是一群经济罪犯,他们侵犯的只是国家的财产权。他们被处死的四个人实际所得的赃款是: 熊桂柳八万,马小波九万,孙湘十一万,滕文高二十八万。金钱有价人命无价,然而中国政府却利用司法制度滥用权力剥夺了他们的生命。这种不当而又过份严厉的杀人报复,侵犯了他们的生命权利。

二, 他们是一群已经知罪悔罪的年轻人。犯罪时,他们的年龄仅二十岁上下。狱中三年的面壁思过,他们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人。

称我为姐姐的马小波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自杀了—— 但扼杀的只是昨天的我。非我所得,一文不取,这才是至上的品德。此乃我必学之课题也。」

在法庭上,作为被告的马小波向法官和听众陈述说:

「我的悔太多了! 如果政府能留下我的躯体,我将以十倍、百倍的劳动所得来偿还我造成的经济损失。」

称我作「老师」的熊桂柳,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年轻人。他因为大量买书欠了债,工资低难以偿还。为了能「坐拥书城」,他走上了经济犯罪的道路。熊桂柳擅长写作古典诗词,并在狱中自学英语。他死后,狱警取出他留下的几麻袋书籍交给家属。在熊桂柳写给我的书信中,他和我探讨生命的意义。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早知有一死,我宁愿死在天安门广场( 即学生运动中)。他还是一个痴情的恋人,在狱中,他给他的情人小红写过无数痛悔的诗词。例如:

「丽人今安好? 铁窗望断心痴渺。走火入魔误绮貌。罪囚,两情缱绻付水流。」

对于这样一些知罪悔罪而又愿意偿还罪债的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他们死?

三, 他们所受到的虐待

1, 他们从一九八七年入狱到一九九零年被处决,在看守所渡过了三、四年黑暗的时光。在漫长的岁月里等待受刑,是对身心的严酷折磨。这种无法形容的恐惧煎熬,甚至比死亡还要痛苦。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做法。

2, 从一审被判死刑,到终审枪决为止,他们一直带做沉重的脚镣手铐。这种酷刑给他们带来了身体上的疼痛和生活上的极大不便。这是国际人权公约明文禁止的一种虐待方式。

3, 在临刑前,他们被剥夺了见家属最后一面的权利。他们被五花大绑、插上牌子,拉去万人公判大会上示众 然后押上囚车游街至刑场,受尽侮辱而死。

4, 对他们的行刑也是极不人道的。我出狱后曾看过枪决他们的录像带。看到他们被强迫跪下受刑。其中最文雅的熊桂柳被连射几枪不中,然后辗转轱辘而死,其状极为痛苦。

四, 他们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这桩诈骗案从一九八八年案发,到一九九零年经最高法院和人大审查后枪决,期间经过许多法律界知名人士研究讨论。当时,许多法律专家都主张刀下留人,他们似乎有了一线生之希望。

但是,由于八九民运提出了「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在镇压八九民运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平息民愤,也装模作样地开展了一个「两反运动」。但他们不去抓真正的「官倒」,而把这个老诈骗案拿来从严处理,以此作为「反腐败」的典型。四个年轻人因此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为此许多法律专家都扼腕叹惜。

留给孤儿老母的苦难

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曾通过送饭的人给我传话,说希望我将来去看望他们的家庭。我也边哭边大声向已经进了隔离室,被军警重重包围的他们喊话,要他们放心走,我会关照他们的父母与孩子。

两年后我出狱,即遵守诺言去寻访他们的家属。家属中有的不敢接触我,怕勾起伤心的回忆。有点爬沾上我这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还是有两个家庭把我当作他们的家庭成员。我们共同抚慰失去亲人的痛苦

如果说枪声一响,死者的痛苦即止,那么家属所承受的苦难却没有尽头。在这些年轻人被审判的几年中,其家庭为请律师到处求援,已经耗尽钱财。家徒四壁,负债累累,儿子仍不免一死。

在熊桂柳临死前的一个深夜,我曾听到他的哀叫声:「饿啊! 肚子里没有一点油了。」第二天,我即把我自己藏着的一瓶猪肉罐头托送饭的人送过去。出狱后,我见到熊桂柳的妹妹,问她为什么没有送点东西去给她哥哥吃。妹妹泣不成声,说为了请律师,家中也快揭不开锅了,那有东西去送。“ 邵阳日报” 上曾经刊登过一张照片: 走投无路的熊桂柳老母,在大街上拦住律师下跪磕头。她乞求律师救她唯一的儿子一命。

马小波的母亲则在其心爱的小儿子被枪决那天几次昏死过去。她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面对生命中的巨大黑洞,她用放大镜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古兰经",但这仍不能减轻心灵的痛楚。她对我说:「我不敢埋怨真主,但是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要让我那么年轻的儿子去死?」去年,这位母亲患了胃癌,我在瑞典为她问医,医生说是积郁成疾。去年秋天她不幸去世,留下一个小孤女。父死母嫁,小女孩现由亲戚代为抚养。一个死囚的女儿,在中国那样的环境里,其倍受歧视的处境可想而知。

中国死刑制度的传统、现状与将来

在我这些小弟弟们被行刑之后,我曾陷入 一种虚脱的状态。几天不吃不喝,光是痛哭。为此中共公安当局曾对我发出警告,并在“ 公安内部通讯” 上通报,说是「反革命分子莫莉花与死刑犯称兄道弟,为他们鸣冤叫屈」。

极度悲哀之后,我开始思索: 这个极端残忍的死刑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

--- 传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少人权因素,死刑一直就是历代统治者用来维持其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所谓「治乱世,用重刑」,是千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几千年来,中国的极刑文化盛行,执行死刑的方法极为残酷,如绞刑、弃市、腰斩、车裂,叫人悚目惊心。而且,只要皇帝一句话百姓即人头落地,毫无法制人权可言。

---现状中共建国以来,他们承袭封建皇朝的传统。为了其极权主义权力结构的需要,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处决了政治反对派近千万( 联合国安理会统计数字为一千零五十万)。土改时,中共甚至把判取死刑的权力下放到村一级,造成滥杀无数无辜的后果

在刑事司法中适用死刑的案件,中国在五、六十年代还不是很多。到七十年代开始增多。到了八、九十年代,由于社会治安恶化,数字大为增长,每年至少有两千人被判处死刑。现在中国刑法中适用死刑的条款已达50 条,罪名65 个。无论政治上的反对行为、经济犯罪、拐卖人口、伤害罪、扰乱社会秩序,都可以被判处死刑。

一九八三年的「严打」,邓小平大开杀戒。我在女监服刑时碰到一些老犯人,她们一提起八三年就谈虎色变,说那时一卡车一卡车的犯人送进来,监狱里人满为患,她们只能挤睡在走廊上。当时社会上到处是杀人布告。有的年轻人就因为开裸体舞会,为首的被判死刑,其余的被长期监禁。我认识的一个漂亮女人,就因为拍了一些裸体照片,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当时甘肃兰州有一个16 岁的中学生,在大街上抢了解放军的一顶帽子。按照刑法他还未到可判死刑的年龄,但在邓小平「从重从严从快」的指示下,也被判取了死刑。

在我的家乡湖南省邵阳市, 前几年由于失学失业现象严重,一些青少年结成团伙,聚众 寻隙,打架斗殴。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残酷的害人方式—— 割断人的脚筋和手筋。在这种犯罪风气兴起之初,中共公安部门听任不管,认为这只是团伙之间的寻仇报复。待到不少入被割断脚筋手筋变成残废,震动社会,引起中共高层重视,公安部门才大肆捕人杀人,一次就枪毙几十名罪犯。

我在监狱里曾经与许多犯人聊天谈心,了解他们的犯罪经历和根源。没有人一出生就是罪犯。从纯洁的婴儿走到罪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幸的辛酸故事。有的人一辈子就在通向死亡的黑暗道路上摸索,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和受教育的机会。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无论经济犯还是盗窃抢劫犯几乎所有的罪犯都为自己鸣不平。他们认为,中共高干利用权力背景搜刮国库,和他们运用自己的「本事」( 偷、扒、抢、改帐目) 挣钱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中共高干大捞钱财逍遥法外,而他们却必须为小额钱财身陷囹圄,甚至掉脑袋。所以他们觉得社会对他们太不公平,许多罪犯都有出狱后报复社会之念。

--- 将来

由此看来,中国将来的治安形势将更为严峻。目前,中共高干及子女正利用手中权力掠夺天下财富,普通的人民却因失业贫困而铤而走险。面对社会混乱失序,犯罪猖獗,中共无力维持社会安定,只有动用大开杀戒这一法宝来维持其统治。

这些年,中共又搞「严打」了。据中共「严打办」披露: 从1996 年四月十五日到五月五日,全国以判取刑事罪犯八万二千七百余名,其中被判取死刑者三千二百一十 名。中共治理社会不是靠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功能,只是靠突击性的「运动」,滥杀滥捕,牺牲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由此,我们可以预料,在动荡的未来,中国将有数不胜数的人头落地。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废除死刑还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中国政府至少可以做到,在刑事立法上缩小死刑适用范围,在刑事司法中减少死刑的适用。国际社会应该促使中国政府做到这一点。

我们相信,废除死刑这种残忍的侮辱性的刑罚将是历史的必然。一切生命都有值得尊重的价值。让我们用和平仁爱的精神,去关注千千万万临死呼救的中国死囚们的生命!

1996 年6 月于瑞典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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