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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我向总理说实话》节选

【博讯4月16日消息】 联合早报刊出文章说: 今年初,一本叫做《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书一出版就跃上畅销榜。书是一个叫李昌平的前任乡党委书记写的。封面上一行红字“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令人瞩目,另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则撼动人心,而书里揭露的农村人民的惨况,更是令人震惊。 李昌平前后17年干了四个乡的党委书记,最后2000年在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的棋盘乡党委书记任上向朱镕基总理写信,痛陈地方干部的可恶、农民的悲苦。这个乡党委书记,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揭发地方政府压榨农民的情况,行文的大胆,在中国公开出版物中,几乎是前所未见。

他以棋盘乡的具体案例,指出农民越种田越亏钱,结果,青壮农民都扔下了田,跑到城市做“盲流”。

农民种田为什么亏本?李昌平说,粮食收购部门压价钱,行政部门收税费,农民忙了一年,收成之后一结帐,还倒欠政府不少钱。结果,地没人种,人跑到城里了,各种税费没著落,地方政府干脆创出“人头税”,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一人一年要收300多元至500多元人民币“人头税”。

书里有句话,是两个来申诉的老人问作者:“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

李昌平为棋盘乡农民算了这样一笔帐:棋盘乡农田6万亩,1999年平均每亩产粮900斤,粮食收购价格每斤0.4元,每亩毛收入360元,生产成本170元,上交给地方政府的负担是230元,结果,农民种了一年之后,每亩还倒亏40元。棋盘乡4万农民,几乎是倒贴240万元。

作者说:“这样下去,农民不造反,就只有死路一条啊!”结果,农民说他们“一辈子都不种了”。单是棋盘乡,弃耕的田就超过90%。

地方政府收不到钱,就巧立名目,除了人头费,还有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明费、待业费等等。例如屠宰税,收得离奇,一头牲畜都没养的按一头交税,养一头的按两头交,养两头的按三头交。收款的时候,也是“坚决打击抗粮抗款坏分子”的时候。对于农民交不了税款要自杀的,官员有句话,叫做“吊颈不解绳,投河不拉人,喝毒不夺瓶,告状不开门”。当地还真发生了四起农民被逼自杀的案子。

官员也是为生活所逼。例如有个周沟乡,70多名干部之中,54人总负债1100万元!干什么?收不到款或收不够款,需要运转,不得不借。怎么借?干部各自借高利贷!起初是许多人勾结官员,借钱给地方政府,为的是坐收厚利。最后是收来的公款连还利息也不够。

书里介绍,监利县、乡、区、村级债务已达10亿元,而且大量都是干部经手借的,一大半属于高利贷,县政府每年利息就高达2亿,但是,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该县农民的合理负担只是1.5亿元。于是,每到收款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偿还自己借的债。

书中说,1992年,农民一亩田的负担不超过30元人民币,现在负担则是200多元。

农民交不了税费,官员就出动“收款队”。不交钱就关、打、罚。书里引述一句话说:“看到那些行为作风简直像日本兵一样的收款队,我就真想和他们同归于尽。”

农民交不了款,原因还有粮食收购部门的贪污腐败因素。书里介绍,中央政府规定,粮食收购价是每百斤(50公斤)55元,但是,收购部门就只给38元,而且,如果农民不送礼,还不收购呢。更可恶的是粮站拒绝收购,迫使农民贱价卖粮给粮贩,粮贩则勾结粮站,又悄悄用官价卖给了粮站。

书里一段话对地方官的批评,大胆得惊人。作者说:“‘改革、发展、稳定’,有何难哉!上面要什么样的改革典型,下面就出什么样的典型;上面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下面就报什么样的数据;上面说‘稳定压倒一切’,下面就花钱买稳定,即使出了大案子,也压案不报。”

这本书看来谈的事不假,因为官办的《半月谈》2002年第5期文章《农村消费为啥热不起来》就透露:农民现在一怕生病,二怕子女考上大学。据调查,2001年河南农民全年人均纯收人为1985元,但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至少8000元。结果,就像李昌平介绍的,农民有子女考上大学,全家抱头痛哭。

李昌平揭露,地方干部的家属子女亲友,就业也困难,怎么办?都当官来!结果,干部越来越多,需要的经费越来越大。不仅如此,基层腐败,个别乡村干部连救灾款也贪污。反贪局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李昌平哭号,朱总理都听到。所以,朱熔基才会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他最感“头痛”的,就是8亿农民如何增加收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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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作者简介及节选:

中国不是由几个大城市组成的,还有另外的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中国人,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城里人居高临下睨视着盲流,却不曾思考过盲流们为什么会离开自己的家园:如果你也曾在政府的收购承诺下认真耕作,丰收了,卖完粮,你却每亩地还倒贴上几百块钱,如果你的老父也曾因无力交付某种苛捐杂税而被村干部殴打至死,你除了逃亡还有什么其它选择?李昌平,一位辞了职的乡党委书记痛陈今日中国底层之黑暗现状:县、乡、村已是一团乱麻,如此之中国,将走向何方?

--------------------------------------------------------------------------------作者简介:

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洪湖边的一个小渔村。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亲临监利,李昌平本人也经历了一番洗礼,10月,首次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12月,高票当选《南方周末》 2000年度人物。2000年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南下打工,现居北京,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 李昌平发表的文章主要有: 农村债务——颗定时炸弹 农村税费改革面临五大挑战 上书是我向农民忏悔的开始 给农民休耕的权利吧! 农民负担与愚公移山 解放农民——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我的困惑——研究三农问题的问题 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谁剥夺了孩子义务教育的权利 步云‘乡长直选’——农民又一次伟大的创举 我为三农找出路 是先立后破,还是先破后立 一之道 寻找动力

--------------------------------------------------------------------------------作者自述:

2000年3月8日,我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经济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我所尊敬的朱基总理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现在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经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中国农民为中国改革开放付出的心酸和苦难。但是,我的家人都反对我出版这本书,他们怕。我过去的同事大多数反感我出这本书,他们怕。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则是因为我怕。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在农村工作了17年,我管制了农民17年。我目睹了农民分田分地、当家做主的喜悦和弃田撂荒、背井离乡的无奈。我经历过太多的悲伤:有多少农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为穷而失学,他们哭、他们的父母给我下跪,求我救助,我已经记不清了;有多少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哭,他们的爷爷奶奶给我下跪、求我开恩,我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因亲人生了病住不起医院给我下跪、求我发慈悲,我记不清了;有多少贫困老实的农民,因为有冤无处申,他们给我下跪,求我伸张正义,我记不清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事情你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帮助,你会一辈子不安。而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下无数次地狱! 回首我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我以此书献给我的衣食父母--我心中的上帝。愿中国农民永远不再下跪!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2001年7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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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强烈的反差

1997年6月,一农妇含愤服毒自杀身亡,(称为“茶卜事件”),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朽木乡党委书记的我,被追究领导责任,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夜之间,在武汉学习。离开岗位一个月的我,由乡镇干部的楷模、全省优秀党员。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变成了因“农民负担”过重而撤职的“反面教员”。若不是有人在网上发表言论,诬陷我1997年亲自逼死农民,阻止我当选《甫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也许我的这段“代人受过”的历史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此事后文将有详细交代。且说两年半后的1999年12月6日,中共监利县委报请荆州市委同意,任命我为中共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这是我第四次担任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对此我理解为是对我在“茶卜事件”中代人受过的不平反的平反。此前两年多的平民生活,使得我更加了解和理解了农民。当我重新返回乡党委书记岗位的时候,更加感受到农村的破落、农民的痛苦和官场的腐败。所有这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让我几乎天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痛苦地发现,当年震动全省的“茶卜事件”,并没有使人们变得清醒起来。事过境迁,麻木依旧,冷漠依旧。我为“茶卜事件”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没有换来任何积极的结果。上任后一系列耳闻目睹的事实,时时让我深感震惊和遗憾。小有名气的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地18.3亩,收粮18000斤,生产开支18.3×160元=2928元,上交负担18.3×185元=3385元。李开明家现库存粮食11000斤。尽管粮食只能以每市斤0.35元的价格出售,远远低于国家保护价0.55元,粮食收购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粮食市场基本封闭运行。算来算去,1999年李开明种田纯收入竞然是负数。种田能手尚且如此,监利的普通农民种田纯收入就更可想而知了。李开明的结论是:“打死我也不种田了。”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580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还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当年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纳所承担的税费负担还有巨大的缺口。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比政策规定多负担了800万元,但仍不够村、区、乡三级使用,三级组织为了维持运转,大举借债,当年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全部都是高利贷。1999年全乡三级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欠债就占到60%之多。1999年,棋盘乡桐湖管理区预算支出只有15万元,实际支出却高达140万元,其中用于支付利息49.9万元,最高利率40%。更有甚者,干部把借钱给管理区当作盈利的手段,即便没有借钱给管理区,也可以随意虚设一笔高利贷,然后冒领利息。总支江书记,曾以其女友的名义冒领利息,其中一笔就是19980元。监利县是个多灾的地方,监利人民为抗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保卫长江大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也是历任监利县领导最大的政绩。然而,抗灾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边装。1996年,是灾情最大的一年,桐湖管理区的桐湖村,全年农民负担高达120万元,实际用于抗灾的不足10万元(老百姓为抗灾付出的代价,还不在120万元之中)。然而问题在于,1996年棋盘乡的农民都是颗粒无收啊!侯王村的侯大爷,老伴儿俩都七十出头了,听说来了读过大学的新乡党委书记,步行十多里找到我,十分困惑地要我帮他解答一个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两位老人1999年交了整整700元的人头税!上面说这征收人头税费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侯大爷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政府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府,天理难容啊!”许多农民生病了,先找赤脚医生,治不好,转头就去请菩萨做法事。这不一定是愚昧,其实是没有钱,实在没有办法啊!我亲眼看着我在棋盘的亲姑妈和在周河的亲姑爷有病不治而慢慢地死去。有一位荆州市的领导出差到长沙,刚一下车就围上来一群孩子要给他擦皮鞋,一问全是监利拓木乡的小孩。该领导得出结论是:“监利不重视教育。”那位领导不知道,其实并不是不重视教育,也不是家长不让孩子读书,而是读不起,是没有办法啊!更让我深感震惊的是另外一些事实。每当我回到县里开会时,会上传达的精神和下面汇报的情况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99年,全县农民实际人均收入下降了800元,上报的数据却是增加了200元。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上年减少4000多万元,而实际上是增加负担2亿元之巨。1999年,全县80%的农民种田亏本,甚至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而县里开会时却反复宣称:“监利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9年,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8亿元,上报的材料却说达到了2.2亿元。不仅如此,而且还声称在2000年要实现2.4亿元的奋斗目标。不错,人们确实看到,监利县的小车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监利县的办公楼越来越高,越来越现代化;监利县的干部住房越来越大,装饰也越来越豪华。但是,所有这些,有哪一条能作为提高财政收入的保障呢?监利的工业一年不如一年,监利的农业一年不如一年,监利的商业一年不如一年,监利财政的增长难道能依靠空气、阳光吗?监利县一位领导干部戏谑地对干部作风做了这样的概括:“早上,你约我,我约你(安排一天活动);中午,你请我,我请你(公款请吃饭);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打牌);晚上你抱我,我抱你(跳舞)………”农村和城市。干部和农民。官方数字和实际情况。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让我在郁闷中迎来了2000年的春节。己卯年腊月,到任不满两个月的我,设法筹集了350多万元现金,用来发放干部的工资和支付高利贷债主们的利息。腊月二十七,乡里发给每个干部2000元现金,各打了2400元的“白条”,然后放他们回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干部回家了,年关催债的债主们却不肯放过要账的良机。人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我却是新官上任忙赖账。我使出浑身解数,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前来催债的各路“大爷”。我一直坚守到腊月二十九的下午,才送走了最后一个讨债的债主。这哪里是过年啊?!

--------------------------------------------------------------------------------目录:

我们欠农民太多(序一)/杜润生 一个时代的发言者(序二)/秦朔 写在前面 第一章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 强烈的反差 正月初四这一天 我一定为你做主 老同学教我如何做官 第二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棋盘是一盘棋 欲将心事付瑶琴 给朱镕基总理的信 两件事促使我发信 第三章末雨绸缪 决心改革 动员报告震撼棋盘 第四章中央领导情系棋盘 中央来人了 国务院调查组在棋盘 第五章中央与地方的对话 中央要保持绝对权威 问题在下面,责任在上面 最大的问题是政策执行不够 农业的危险来自农业外部 县乡政府的体制创新已成为瓶颈 要系统研究农业政策 第六章一样的事实,不一样的态度 少两个人是怎么回事? 我最孤独的一个月 第七章来镕基第二次批示 第八章真领导、假领导 省督办组在棋盘重新调查 省领导莅临棋盘调研 假省领导为真省领导解围 监利现场办公会议 第九章提前引爆定时炸弹 “秋后反弹是王八龟子” 化解债务,面临的是一个强势集团 撤销管理区 解剖桐湖管理区——谁是江平的后台 要民心还是要干部? “要我们回去?没门!” 四面楚歌,田则林解围 再次握手,最后的握手 第十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重要的是解放农民 棋盘改革怎样走入迷途 第十一章监利经验 监利经验出笼 假话说过一百遍之后 第十二章生死之间 我的死亡诊断书 在北京受到特别礼遇 派人秘密跟踪 监利查禁《南方周术》 最后的判决:“无罪释放” 短暂的深圳之行 第十三章正义与良心的声援 一位人大代表给中央的信 老干部联名给中央的信 6乡镇负担与债务情况调查报告 第十四章赶不走的记者与提心吊胆的y书记 最能勾起我情感的一封信 Y书记以退为进的高招 不讲理的“三点意见” 第十五章在棋盘的最后十天 结束张秋波时代 辞职前的心里话 去意已决 刻骨铭心的离别 别了,我的故乡! 第十六章“女儿何时回到您身边” 愧对女儿 又一次受到了特殊礼遇 女儿带来了对父亲的理解 第十七章前车之鉴: 安徽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 第十八章做客《有话好说》: 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纵论“三农”问题 主张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监利经验”或许会变成“监利教训” 与农业专家对话 第十九章“茶卜事件”真相与李昌平撤职内幕 第二十章巧遇桂晓奇: 一本奇书,一桩奇事 第二十一章我爱深圳 体验深圳人才市场 在深圳做农民真爽 第二十二章反思监利改革 “稳定”派的胜利 一盘永恒的棋局 第二十三章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 人民需要讲实话 说句真话不容易 第二十四章离开故乡的监利人 两个监利能人 “汉正街”,我心中的延安 有一位老乡叫朱思银 第二十五章李昌平不能“死” 愉快的代价 短命的总经理 挥不掉心中的农民情结 第二十六章假如我是“钦差” 税费改革暂停 人往哪里去才是关键 发1000亿国债也值得 还权于民 两种错误的改革思路 第二十七章回首灾难深重的家园 四个乡亲的冤魂 四个命案的背后 谁为民做主 附录 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读《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有感/李昌平 一个农民孩子的呼吁 ——我的农村情结/邓放歌 一个农民孩子的心路历程/邓放歌 与总理谈心/胡学华 ——留美学子给朱总理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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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洪湖边的一个小渔村。先后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农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2000年3月,李昌平致信朱基总理,反映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亲临监利,李昌平本人也经历了一番洗礼。光明日报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详细披露了李昌平含泪上书的前后。本文摘自该书。   正月初六,我没有回家看母亲。当晚,一个人躺在床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几天的情景一遍一遍地在眼前浮现。到职两个月以来,许许多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许许多多尖锐对立的矛盾,找不到化解的良策。想到这些,我怎样也无法入睡:这盘残局该怎么下啊!

  深夜12点,我拿起笔,想给县领导写份调查报告,并提出我对当前农村这局棋怎么走的一些想法。可是,我怎么也写不下去。我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也应该已经都知道了。如果我给他们提什么问题、矛盾,写多了,解决不了问题不说,搞不好还落得个“对农村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缺乏正确的、辩证的、科学的认识”之类的严厉批评。我又何苦呢?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那还是1993年,当时的监利县委书记提出了“三兴、三变、三靠、三富”的发展战略,即:兴农、兴工、又兴商;变粮食大县为多种经营大县、变多种经营大县为农业大县、变农业大县为农业强县;靠粮棉油起步、靠多种经营致富、靠综合加工腾飞;富农民、富集体、富财政。

  这“四个三”的发展战略如果出自国务院总理之口,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县的发展战略,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我经过认真的思考,写了一篇题为《“三靠”靠得住吗?》的文章,文章指出:我国近20年内还须农业、农民、农村为工业、工人、城市作出牺牲,靠粮棉油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猴年马月的事;由于监利长期争当粮食冠军县,几度丧失了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好时机,现在“突破性、跳跃式”发展多种经营,如果没有高技术、大资本、大流通的支撑,只能是新时期的“大跃进”;监利的加工业一年不如一年,已经充分说明监利靠工业腾飞只是空有满腔热血。文章认为:吃透宏观才能搞活微观……当务之急是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鼓励劳动力外出打工,吸引发达地区资金、人才、技术、市场,开发监利农业资源,以使人尽其力、地尽其用、货畅其流。

  我写的这篇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从此几乎没有人再提“四个三”的发展战略了。可是,我也因此得罪了县里的领导,县委的主要领导从此视我为另类,甚至好长时间不愿搭理我,我多次登门做深刻“检讨”,也终究没有取得他们的原谅。

  一个人要想说几句实话、真话,难啊!难到无处可说!可我确实有满肚子的话要对人讲。有谁能听得进我的话呢?这真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最终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朱镕基总理。当我提笔写下“总理”两个字时,泪水顿时溢满了我的眼眶,此时,我觉得我与总理的心是相通的,一封特殊的信从我的胸口喷发而出。

  信写好后,我叫来了打字员,先对她进行了一番保密教育,然后把稿子交给她打了出来。但是,我没有立即发出去,我有些犹豫了。我知道,如果把信发出去,我有可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监利县三月初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所发生的两件事,最终促使我义无反顾地把信发了出去。

  第一件事是县委作出决定:2000年的农民负担将与上年基本持平,个别项目比上年略有增长。这就预示着,棋盘乡和全县的农民,人均又要多负担200元钱。

  第二件事是县委要棋盘乡在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棋盘乡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宏伟构想。棋盘乡的材料是早就写好了的,只要我照着念。面对全县实况转播的镜头,我红着脸念完了材料。通篇的牛皮大话吹过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像做贼一样,做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心里难过极了!

  大会散了以后,在乡镇党委书记分组讨论会议上,我再次发言,把监利县当前农村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摆了出来。我认为必须正视问题的严重性,着手研究解决深层的问题,特别是要研究解决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恶性循环的问题,即“农民负担过重→田无人种→田亩负担减少→人头负担增加→弃田外出长期不归家→负担收不起来→靠高利贷保运转、聘请社会流氓收款、收款给回扣→加重群众负担”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既要鼓励一部分人将农田转包给他人外出打工,又要扶持部分人多种田,种好田,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要坚决果断、旗帜鲜明地打击高利贷,要把信用社过高的利息降到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否则,农民种田、干部收费收税,全都是在给放高利贷的人打工……。要痛下决心精减机构和人员,全面加强农村财务管理……。

  我的发言,引起大部分乡党委书记的共鸣,但很快被主持讨论的人,扭转了讨论的方向。

  主持人在会上指出:“我县最近几年农村形势是好的,有问题是局部的、个别的,是改革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不是主流,关键是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所以,讨论要抓住主题——发展,要多交流发展的好典型,鼓舞士气,靠好典型带动发展……”

  显然这是在回避矛盾,是希望少说问题,多唱赞歌。

  有位资历较深的书记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果敢地站起来,针锋相对地指出:“开会就是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发展,如果总是回避问题,问题总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发展。打个比方,一个人脚底长了肉刺,只有打了麻药或把刺挖掉,才能跑得更快,如果我们对着一个脚底长刺的人说,快点跑脚就不会痛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另一个党委书记也站起来声援:“我们监利县农村形势一年比一年差,乡镇企业一年比一年差,县直工业一年比一年差,财政一年比一年紧,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应该认真冷静地反思,不要动不动背语录: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对我们监利而言,改革是发展的惟一动力,改革是促进稳定的根本措施。如果党委书记会议不集中研究解决一两个问题,只自己恭维自己,录几个镜头,糊弄上面,愚弄百姓,这样的会议还不如不开……”

  县委书记双眉紧锁,满脸胀得通红;县长和其他县领导闭目养神,一言不发;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如坐针毯,左顾右盼。会议的气氛甚为紧张。

  我清楚地记得,80年代中期开乡镇党委书记会议时,当时的书记、县长总是鼓励大家多讲问题:“成绩不讲跑不掉,问题不讲不得了,脱裤子要不怕丑,脱就脱得一丝不挂。”问题摆出来后,大家先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开得尖锐、活泼、紧张、团结。散会后,大家指导思想明确,政策措施具体。所以,每一次会议都将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再看如今的会议,再也找不到80年代的那种感觉了。

  面对大家指出的问题,沉默了几个小时的县委书记并没有引导与会者研究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相反,他开始发起了反击:

  “党委书记要讲学习,有些同志不学习,对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论述缺乏理解,对农业新阶段面临的问题缺乏辩证的认识,所以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党委书记要讲政治,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要研究发展,确定发展目标,统一思想,鼓舞全县人民的势气,振奋精神。有些同志就是要改变会议的主题,这是不讲政治的表现;党委书记要讲正气,今天的会议讨论很不正常,主持会议的书记几次纠偏都纠不过来,这叫正气不足啊!……”

  县委书记的讲话,表情严肃,语气强硬,还不时站起来敲打桌子。

  此时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正在进行“三讲”学习阶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没有预料到的是,县委书记学习提高竟如此之快,运用竟如此之灵活。我没有理由不把给总理的信发出去。

  3月7日,我把信略作修改,连夜带回乡政府打印。3月8日,我回县城,把信交给妻子,我想听听她的意见。妻看完信后流了泪,但她没有阻止我,而是主动地帮我把信发了出去。3月,是农民们春耕大忙的时节,也是中央领导关注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时节,应该说我这封信发出的正是时候。

  我预感到这封信将要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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