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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观点

吕柏林: 朱总理的自豪,是建立在对农奴的犯罪性掠夺上

【博讯4月09日消息】

《朱总理,请慢一点自豪》对朱熔基引以自豪的“国企改革”“成就”作了相当深刻的揭发,如“7.8%”是一个马屁数字;“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突破,金融改革那当然就更加没戏”;“‘债转股’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馊主意”;比如揭发朱熔基不懂得城市竞争力与农奴利益的关系时,指出“城市的竞争力增强了,农民就有了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只有农民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缓解,通过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才有可能实现”;比如“居民储蓄有很大的增长,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解剖;比如“您听不到关于这些方面的批评,不是因为民智不够,而是因为舆论管制的结果”,极自然地联系到新闻舆论专政的要害上。更重要的是,作者尖锐地指出,虽然朱总理没什么值得自豪的政绩,但是,作者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朱总理政府的所谓政绩的罪恶性,即完全是建立在对农奴的犯罪性掠夺上:

一、“人民币不贬值”好比我自己种的白菜,我说不降价就不降价,大不了卖不出烂掉。

二、中国财政状况“这么好”都是“由农民负担着广大国企的亏损、以及政府的日常消耗”──只要给农民稍微加重一点负担,就有可能实现您所说的“财政好转”。

三、“财政好转、公务员加薪、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等等福利,“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压榨之上的。──对于这一命题我也许举不出足够的证据,仅有的一些报道譬如说湖北的李昌平所反映的情况,也许还不够全面和系统,不具备完整的说服力。但我却可以作出一个理论上的推理──那就是,人类所有的经济成果,最终必须是建立在劳动和创造之上的。既然国企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人们进行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那么国企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政府公务员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增加。创造的财富没有增加,而货币收入又要增长,那么承载这些货币购买力的财富──最终就出在创造者──(大部分是)农民──的身上”。

附:来自议报2002.3.27的文章: 朱总理,请慢一点自豪

朱总理,我在电视机前非常认真的看了您的答记者问,觉得您是一个值得敬仰的人,这么些年来您确实很不容易。但我对您是有意见的,这些意见憋在心里非常不妥,把这些憋在心里的意见说出来,并公之于众,对于国家的发展或许很重要,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所应尽的责任。

法新社记者问到你,“下一任总理在哪个方面应该向你学习?在哪个方面不应该向你学习? ”这其实是希望你对于自己的功过进行总结,可你却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埋头苦干 ”、“拍桌子”这些只是形式,而不是您实际的功过。您应该值得学习的地方我姑且不提,但我想指出您最大的失误,也就是“不应该向你学习的地方”,──那就是,您没有充当起一个真正改革者的角色。

我这里所指的“真正的改革者”,还不是指的政治改革,而是指的经济改革,或者更具体一点说,是“国企改革”。当去年“三年脱困基本实现”的口号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就直截了当指出,这是自欺欺人。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您的改革措施并未触及“产权改革”这一国企改革的灵魂。而离开了这个灵魂,就注定了您的所有的其他改革措施都不会成功,您的所有功劳都会在这一致命的失误面前黯然失色。

国企的产权改革,说白了就是私有化。许多的御用经济学家一直想把这一难以启齿的观点用模糊的、可以被接受的新概念表达出来,可都没有成功。一个个灰溜溜的败下了阵来。您刚上台的1998年,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股份化”的主张,比较著名的王珏教授,就提出了“劳者有其股”的口号。可您是给他们泼了冷水的,国企改革不是“一股就灵”,这是您给他们的答复。后来在一再的碰壁之下,您才在去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借用老布什之口提到,“股份化和私有化”,是“一种共识,各自表述”──可已经为时已晚,那些吃了苦头的经济学家们,已没有一个人按照您的想法去表述他们的“共识”了。

完善的私产制度,这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配置资源的灵魂所在,是中国经济发展所不能回避的“体制性障碍”。正因为国企产权改革没有触及这一灵魂,所以您的许多的施政纲领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先说您“为此感到自豪”的赤字财政吧。可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说“赤字财政”,是在国企产权改革未有突破的情况下,为了缓解紧缩而采取的一种迫不得已的“下策”。众所周知,政府花钱的效率比私人投资要低,原因是因为政府花钱缺少市场的约束。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是不是“优质资产”,现在还未可知,但“三峡工程”、“昆禄公路”、“九江大堤”则肯定不是“优质资产”。我们怎么也无法想象,这些花钱的政府官员,当其投资项目没有市场盈亏的约束,而怎么花钱又缺少民主监督的时候,他们还会给下一届政府留下“优质资产”──而不是趁机会拼命的捞一把。

但是,如果您所主持的政府,在国企产权改革上有真正突破的话,您是不必依靠“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民间的自发投资,这种有市场约束、有效率保证的投资增长,就足以克服紧缩,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其实我的这一观点,吴敬琏教授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虽然没有我说得这么直接,但您应该听得出来。

然后再说您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您对您的这些工作基本满意,可我却有话要说。

先说“7.8%”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马屁数字,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我们国家的GDP统计体系并不完善,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劳动工资报表及其它业务部门的有关资料进行计算和估算的。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国有企业的增长数字、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数字都是靠官员报上来的,因为存在着“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所以这些统计数字本身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经济增长“百分之几点几”,那完全可以根据统计的需要而进行随意的加工。──以至于,当我听到“7.8%”这个数字时,我当即就预测出了下一年度的GDP增长应该是“7.2%”,──因为这可以根据您所提的“7%”想象加工出来。当然,为了不至于太露馅,国家统计局可将这一数字说成了“7.1%”,但这还是没有逃脱“加工”的嫌疑。

再说“人民币不贬值”吧,戴相龙说,“人民币汇率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可在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汇率的决定其实就是政府说了算。人民币的汇率在你的手里捏着,你说贬它就贬,你说不贬它当然就不贬。不贬值的后果,大不了就是出口竞争力受损,出口下降,这一苦果则由出口商来承受。就好比我自己种的白菜,我说不降价就不降价,大不了卖不出烂掉。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我们的出口连续十几个月负增长,这都是“不贬值”闹的。您为了刺激出口,又采取退税、补贴等干预手段,可这种做法是低效率的,劳神费事、事倍功半,并在机制上支持着走私、骗汇的盛行。即便如此,这些措施的效果还是不如人民币贬值来得直接和有效。大白菜卖不出就直接降价好了,干吗绕弯子补贴菜贩呢?

在当前市场决定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调节关键要看进出口的利弊而定。汇率随市场的浮动,是经济系统自发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夸口“不贬值”其实就是自愿放弃这一极其重要的调控经济的手段,这是真正的作茧自缚。──而决不是什么需要“确保”的了不起的成就。人民币汇率应该看情况该升则升该贬就贬,国家利益远比面子要重要得多。作茧自缚的后果,是我们将为哨子付出过高的代价。新台币在金融风暴中应声贬值,人家就比我们聪明。

经济增长速度是由庞大的经济系统自然演变的结果,人民币汇率则是调节进出口平衡、维护金融安全的强有力工具,这两项东西都是不能去“确保”的。您的“确保”一开始就犯下了方法论上的错误。而您可以去“确保”的东西,──那就是“确保国企改革不走过场,触及灵魂,确保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得以突破”──可对这些您能够“确保”的东西,您却没有去“确保”。您在自己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突破,说明您对于这一点是心中有数的。

您认为“三年脱困”已经基本完成,理由是“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可能这么好”──当然,中国的财政状况是否真的“这么好”,我们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一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很大的比重,不管国企的改革是否有突破,其实际的利益格局,都是“由农民负担着广大国企的亏损、以及政府的日常消耗”──而农民的生产力也会有着自然的进步,所以只要给农民稍微加重一点负担,就有可能实现您所说的“财政好转”。

我个人认为,您所提出的政绩,像“财政好转、公务员加薪、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等等福利,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压榨之上的。──对于这一命题我也许举不出足够的证据,仅有的一些报道譬如说湖北的李昌平所反映的情况,也许还不够全面和系统,不具备完整的说服力。但我却可以作出一个理论上的推理──那就是,人类所有的经济成果,最终必须是建立在劳动和创造之上的。既然国企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人们进行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那么国企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政府公务员所创造的劳动成果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增加。创造的财富没有增加,而货币收入又要增长,那么承载这些货币购买力的财富──最终就出在创造者──(大部分是)农民──的身上。

既然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突破,金融改革那当然就更加没戏。因为一个健全的银行体系,它必须有着一个健全的、有活力的、有着理性经营机制的企业体系来作为它的基础。企业体系的改革没有完成,金融改革当然就是一句空话。您所提出的“债转股”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馊主意,把露在屁股外边的箭尾巴剪掉,就说箭伤已经治好了,这是笑话。您听不到关于这些方面的批评,不是因为民智不够,而是因为舆论管制的结果。

既然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您所提的五项改革中的其他改革,尤其是政府机构的改革,最终也会成为空话。因为不管怎么改,改过来改过去,这些人不是去创造新的财富,而只是以另外的形式参与对现有财富的再分配。所以这种改革的唯一结果,就是创新了“给农民增加负担的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这也就是您所说的“最让你头痛的问题”。

您说“农民负担的问题最终还是会得到解决”,但您却并没有指出具体解决的方法。所以我有理由对此提出忧虑。

我认为,农民负担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国企改革,或者说是“所有制改革”这一死结上来。也就是说,只有国企改革真的有所突破了,经济增长方式真的有了根本的转变,国家的经济才会真正的充满活力和机遇。城市的竞争力增强了,农民就有了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只有农民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缓解,通过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才有可能实现。

确实,在您所主政的四年间,“居民储蓄有很大的增长,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这却是以窒息经济活力、窒息民间投资积极性为代价的。官员们(和其他食利者们)涨薪了,这储蓄自然会增长,钱多了又不能投资,而老百姓的消费却每况愈下,所以当然不会有通胀。但毕竟发展才是硬道理,大量的货币呆在银行却不肯去参与创造,终究是很危险的,这虽然不表现出通胀,但却和通胀一样可怕。贫富差距的扩大不是依靠诚实劳动,而是依靠贪污受贿和对老百姓的掠夺,这迟早要酿成社会动乱。

把银行的存款逐步地引导出来进行投资,让其参与到经济创造的过程中去,这是化解当前潜在的金融风险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而要想让银行的钱出来投资,对于国企的彻底改革就迟早要进行,“建立完善的私产制度”将是早晚间的事。

我对朱总理的意见就这么一些,核心的观点就一句话,“开启真正的国企改革,并建立完善的私产制度”。现在您回避了这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您现在“自豪”,还为时过早。

当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明确地知道了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现在也为时不晚。开启真正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稳定,而且也有利于共产党的声誉,有利于国家政权以和平、稳妥的方式向民主化的转变。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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