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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谈]之002:叛逃(十八、十九)
(博讯2005年9月20日)

十八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可是,你当时却仍然是个小小的公社书记,你已经当了六七年的公社书记,对不对?”杨文峰尽量模仿戴维斯医生那轻柔和平静的语气问。
     闭着眼睛的李新生点点头,脸上显出无奈和不甘心,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草店公社。 (博讯 boxun.com)

    “你找出了什么办法,让自己成为典型,最终上调县里工作?”杨文峰循循善诱地引导着。
    “什么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领会上面的指导精神和思想,在理解透彻之后,大胆向前走,没有什么捷径——”
    “李先生,这里不是做报告,也不是思想汇报会,你不要和我打官腔,我是来帮你的。也许,你故意忘记那些互联网上是如何揭露你的,也许你想不起来了,让我给你提个醒吧,当时干部要想脱颖而出,不外乎两个方法,第一个仍然是千古不变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得到人民的尊重,例如当时出现了焦裕录这样的好同志,估计这点和你的性格不符合。第二点,就是紧抓阶级斗争,紧跟林彪副主席,高举红色语录——你是靠后面这个发迹的吧?”
    李新生摇了两下头,停了下来。
    “你们郊县有把阶级斗争搞得如火如荼的,例如有个县城干脆把地主富农的后代丢进枯井里让他们活活饿死,来个斩草除根,还有的……你当时做了些什么?是否会让一些人对你怀着刻骨仇恨呢?”
    “应该不会,”李新生说,“我们公社比较讲政策,我不允许发生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的事,这一点,我的档案里有记载。”
    “我同意,”杨文峰不无赞赏地说,“所以 ,十年浩劫后,你的很多同事被作为三种人投进了监狱,但你却没有事,这和你这个时期讲政策的做法有一定关系,但会不会有些被遗漏的事呢?例如一些小插曲。我提醒你,你在文革中被接二连三地提升,这不可能是无功受禄吧?”
    李新生没有做声。
    “不如我再提醒你一下,在我出生两年后,我们家乡出现了一件大事,使得我们公社成为全县的标兵,你也因此引起了县委的重视,为你三年后上调县委宣传部打下了基础。那是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
    “你说的是杨大昌台湾美国特务案吗?”
    杨文峰双手微微颤抖了一下,竭力平静地说:“是的,你还记得?”
    “记得,当然记得,那件案子很大的——”
    “真的?”杨文峰打断他,“怎么个大法,是不是你一手策划的?在你上调县委工作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李新生睁开了眼睛,奇怪地看着呼吸急促的杨文峰,淡淡地说:“我不想说这件事,如果你想找我的仇人,这个杨大昌不应该是,我到现在都根本不认识他,更没有亲自动手打过他。当时定他为特务后,他很快就承认了,后来听说,‘四人帮’垮台后,他要求翻案,政府也给他平反了,还补发了一大笔工资,他还有什么不满的?还想怎么样?”
    “这样说,”杨文峰竭力装得平静,“你根本不认识被你定为台湾美国双料特务的杨大昌?那么你更不会记得他后来怎么样了?”
    “不认识,也不记得了。再说,他的案子轰动一时,我在他案发后三年,就上调到县城里工作,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李新生肯定地说。说完又闭上了眼睛。
    “他死了,是在被折磨了十几年、平反昭雪后不久死去的!”杨文峰冷漠地说,脸上浮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冷酷的笑。

十九

    四十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燃烧到浙海省草店人民公社,时任草店公社党委书记的李新生面临选择:要就是靠边站,要就是披上战衣,与时俱进,成为草店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领导。一向紧跟时代的步伐,时刻领会上面精神的李新生没有犹豫多久,很快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里。然而,经过反右超额完成指标和大跃进中“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的磨练,全县甚至全省的人民公社都在别出心裁,这使得李新生面临了严重的挑战。他无论多么积极,无论抓多少阶级敌人,无论把地主富农改造得多么服服帖帖——总之,无论他干什么,总有其他人民公社走在他前头,换句话说,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始终无法跑到队列的前头,跑在时代的前面。
    李新生感到无奈和烦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好几天翻查资料,他的小聪明启动了——他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本县还是邻县的人民公社,抓了无数的地富反坏右……直到排在第九位的臭老九,然而,却没有真正抓到一个台湾或美国的间谍特务——李新生陡然间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和光明,他当晚激动得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赶到办公室,让公社秘书把全公社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文化水平比他李新生高的人的资料都拿给他,同时,让秘书立即和县城公安局取得联系,要求获得近期全国破获的间谍特务案件的有关资料。
    一个星期后,李新生对照各种材料,从全公社范围内挑选了四十五个人选。之后,他部署自己的亲信逐一调查这些人,调查结果显示,这四十五个成分不好又有海外社会关系的只有三十个还活着,活着的三十位中有六位正在坐牢,另外十五位年纪超过六十岁,只剩下九位特务候选人。李新生怀着不安的心情开始研究这九位候选人,结果,让他失望的是,其中至少有六位正在农村劳动改造,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所在的农村,李新生担心,如果把他们定性为特务,那么很难给他们找到适合他们的“收买”“培训”“派遣”的时间和机会。
    名单上只剩下三位候选人,其中一位的父辈中有一位很早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了革命,现在在县委工作,显然不适合定为特务,就是定,也得人家县城那一级定。另外一位最有特嫌的人是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李新生的手下。此人倒是各种情况都符合特务的要求,但,如果定他为特务,就得承认李新生把持的公社革委会被敌特“渗透”了,这显然有违李新生初衷,搞不好还弄巧成拙。
    名单上只剩下一个名字:杨大昌。草店中学语文教师。解放前就读武汉师范学院,解放时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历次运动中虽然都受到冲击,但由于认错及时,主动配合对他的揭露和批判,没有戴上右派的帽子。此人曾经自豪的宣称,当时国民党从武汉撤退前夕,他们青年学生都获得了转移到台湾的通行证,但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向往新中国,而毅然决然地把通行证抛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万里长江里……
    太好了!李新生当时就跳了起来,高兴地想起了两句诗词:众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公社公安局的同志在革委会成员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美国和台湾双料特务杨大昌之时,整个草店人民公社都轰动了,随即整个县城都获得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三个星期后,杨大昌对自己的间谍特务行为供认不违。这时,省公安厅下来的小组刚刚到达公社,他们本来是带着不满下来的,他们认为草店公社在抓特务这件事情上操之过急而且有些草率,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公社革委会至少应该先给他们打个招呼。但他们到达后,情况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外,首先,间谍特务本人已经招供;其次,人民的积极性和热情空前高涨。省公安厅的领导吃惊于这种高效率的抓间谍游戏,放下身段,认真取经。公安厅的同志看到杨大昌的坦白书时,先是疑惑不解,随即紧张得喘不过气,最后几乎休克过去。要知道,从杨大昌坦白的罪行来看,完全可以称得上共和国最大的间谍特务案,他不但供认出自己充当美国和台湾间谍特务其间参与的三百多件大案要案,而且还证实了三年自然灾害是他们参与策划和制造的。真是没有想到,如此重要的间谍特务竟然藏身在这个穷乡僻壤里,难怪全国都翻遍了,也找不到造成中国人民贫穷落后和饥饿而死的罪魁祸首!………公安厅的同志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立案侦察,以便顺藤摸瓜,破获整个美台在大陆的间谍网。他们向公社革委会提出,立即押解杨大昌到省城。
    没有想到,这一要求被公社革委会主任当场拒绝,而且从口气上判断,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公安的同志抬出了领导,李新生还是不买账。最后公安的同志做了让步,希望他们留下来,和关在监狱里的杨大昌见面。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个要求也被断然拒绝。李新生的理由是,目前罪犯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审问,当然这话没错,当时经过三个星期的拷问,杨大昌已经气息奄奄,断了一条腿,手指关节被折断了三处,胃部大量出血……公安的同志也生气了,认为李新生这样太过分,可是,李新生又出了新招,他冷冷地笑着说:我不让你们把人提走,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此人知道很多秘密,就他所说,他还知道,连你们公安内部也混进了特务,我如果把他交给你们,谁知道会不会被灭口?如果有意外,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公安的同志傻了眼,再坚持要人,无意于证明自己就是内奸。他们这才知道遇到了高手,吓得不敢多说话,按照他们的经验,眼前的李新生完全有可能让特务李大昌供出任何致命的绝密,包括公开指责他们几位公安的同志是美国间谍。他们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全国各地到处涌现出一个比一个大的间谍特务案子,上面公安部门应接不暇,也就把杨大昌案淡忘了。
    其实,李新生把特务杨大昌留下来的原因很简单:杨大昌案件已经是全省闻名,搞不好全国也会挂上号,只要杨大昌还在草店人民公社,李新生就不会寂寞,就不会默默无闻。当然,杨大昌作为反面教材,留在草店公社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这好处很快就显现了。公安的同志半信半疑地回到省城,但怀着更大野心和激情的记者又一拨拨到来,报道接二连三地出现在省报……紧接着是一拨拨前来取经的革命群众——草店公社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远近乡里和邻县群众前来旅游瞻仰“反面教材”的圣地,全国各地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同时,还暗中流传过“抓特务就要学草店”的口号。
    这时,特务杨大昌已经从监狱出来,甚至恢复了中学教师的工作职务。李新生这样做是有其考虑的。如果把杨大昌关起来,自然无法经常性地供人参观和批判之用。放出来,而且还恢复工作,说明公社不但抓到了特务,而且把他置于人民群众的监视之下,借助人民的力量把他改造好。
    杨大昌当时快四十岁。他妻子带着两个较大的孩子在农村务农,把一个三岁的儿子留在他身边。杨大昌被定为特务后,妻子根据他们早就商量好的计策,宣布和他划清界限,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农村过艰难的生活。但她确实无法供养第三个孩子,那第三个孩子就跟着父亲。
    杨大昌虽然从监狱出来,但他的人生角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他因为成分不好和臭老九的双重罪名,早就心里有底,也和妻子私下商量好对策。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美国间谍和台湾特务。从那以后,他成了草店人民公社挨批斗频率最高的反面人物。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大大小小批斗了五百多次,腿被打断了六次,胸脯下几乎每根肋骨都折断过一次以上,他的脸成为激动的群众练习抽耳刮子的沙袋……
    然而,他坚持过来了,他带着浑身的伤和流血的心挺过了十年浩劫,比他罪名轻的很多人不是被折磨死就是自己挺不过来而自杀,但杨大昌挺了过来,坚持到小平同志上台,坚持到“四人帮”被投进监狱,坚持到自己被平反昭雪,甚至坚持到儿子考上大学——在他认为儿子懂事后,他想告诉儿子自己怎么能够奇迹般挺过来,满身病痛未老先衰的杨大昌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总结了原因。
    他含着苦笑说,自己大难不死,整整拖过十年,首先要感谢公社革委会书记李新生。震惊省内外的杨大昌特务案是李新生树立的典型,为了这个反面教材不倒,杨大昌必须活着,哪怕苟延残喘,哪怕还有一丝生命,要做到生命不息,批斗不止。所以,无论李新生在公社时,还是后来上调到县城工作,他都明确指示,怎么打他折磨他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弄死他。他说,让他活着作为活的反面教材教育人民比一个死翘翘的死老虎要有用上百倍。当然,聪明的李新生知道,只要杨大昌活着,上面就不能对他视而不见,他也就可以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进步前进。
    这是自己客观上能够坚持了十年活下来的原因,杨大昌透过浑浊的眼睛深情地凝望着儿子说,第二,也就是从主观上面说,你,我的儿子,是让我没有垮下来,让我坚持到平反昭雪这一天的原因。
    开始被打成特务的时候,儿子只有一两岁,他把两岁的儿子寄存在邻居好心人家里,但随着他的“特务”罪行被逐渐揭露,邻居也吓坏了,他们不能不和他保持了距离。儿子三岁的时候,杨大昌开始带着儿子出席各种批斗他的大会,很多时候,与会的革命代表们和全省各地涌来的造反派都故意把他三岁的儿子安排在批斗会现场的第一排。一开始,低着头插着牌子的杨大昌在被架飞机、跪洗衣板、抽耳刮子的时候会看到台下的儿子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他感到惭愧,他回避着儿子天真无邪的眼睛。但时间久了,他不再回避,而且,有那么几次,当他快要挺不住,想高声呐喊,想以死明志,想一头撞死在台上甚至一头撞向造反派的时候,他从儿子眼神里看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他得到了安慰。从那以后,他不再回避儿子的眼睛,就这样,他看着台下的儿子一天天长大,他注意到,儿子那盯住自己的眼神也一天天变化。直到有一天,儿子那给他安慰给他活下去勇气给他希望的眼神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和可怕——
    “孩子,我当时也想了,人都有一死,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头撞死,也免了遭受那么多耻辱和折磨,可是,孩子,那个时代,那个我生不如死的时代,死还不容易吗?可是,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你就要流落街头,你能长大吗?所以,孩子,我不能死,他们无论怎么折磨我,我都不去死,他们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准备好,打吧,折磨我吧,只要还给我留下一口气,我就要把我的儿子带大,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你给我活下去的勇气……”
    杨大昌已经泣不成声,他用枯树皮般的手背擦着脸……他抬起头,吃惊看到儿子冷冷的眼神,那眼神里竟然含着一丝残酷的冷笑,杨大昌怎么也无法从这个眼神里找到那个坐在第一排看爸爸被人揪斗被人抽耳刮子的三岁男孩那天真童稚的影子。
    那个三岁的孩子就是杨文峰,他从十岁起就不再哭泣,或者说,他不会哭泣了,他也不笑,至少不像常人那样笑,只有在他感到满腔仇恨的时候,他才笑——就是那种透着残酷的冷笑。
    
    (未完待续)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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