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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友联名公开信声援岳昕,附"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5月02日 综合报道)
    起因于老师强奸学生,学校(政府)不作为,北大学生岳昕因呼吁对涉案老师和案件进行调查而遭非难,引起北大学生的不满,北大三角地一度出现大字报。博讯从网上得到一份由北大校友签名发出的公开信,截止到4月29日,有近200校友签名。公开信如下:
    

    
    以下公开信发于4月30日,国内已经封锁。
    
岳昕: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相识或未曾相识的,最亲爱的朋友:
    
    一周以来,你们发的每一篇文章,微信、微博、知乎、Facebook上的每一条留言,我都已仔仔细细地看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成千上万,我也在一条条一字字地看。同窗送来的面包、梨、丑橘、菠萝、蓝莓与菠萝蜜,很甜很甜;老师捎来问候的字条,“愿你能继续正常地做自己”,很暖很暖;每一篇存活期只有哪怕几秒的文章,都一字千钧。
    
    一声感谢,用在这里,太轻太轻。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关心、帮助与支持,都意味着承担本不应承担的,风险与代价。
    
    有同学转发了《人民日报》就此事的评论文章,被父亲要求强行删帖,甚至关闭微信;
    
    有工友分享了《我所认识的木田同学》,被人找去问“想干啥,今后要做啥”,这位工友站出来表示,“他们越说我越发,你们说不让发,我就偏发”;
    
    李一鸣同学更是发起了联名信,要求校方妥善弥补约谈伤害,加强制度约束,充分保障同学的合法权益,完善约谈制度的群众监督与制约机制,截至今日已有近200名在校师生与校友联署,为此,包括李一鸣同学在内的所有联名师生校友,很可能同样承担着与我一样的约谈压力······
    
    这几天,我梦到朋友们因为发文章、签联名信、写区块链、贴大字报而被施压,凌晨四点被惊醒,担心是因为我才连累了这么多朋友们。
    
    我担心朋友们,也担心自己的家人,因为我太知道他们是怎样担心我;倘若我有什么闪失,他们的身心真的会垮掉。
    
    除了担心之外,我还感到憋屈。
    
    感到憋屈,不是因为零零星星流言中的污名,那些都不堪一击,清者自清;
    
    而是因为,被迫沉默的日子里,我不仅无法像以前一样见朋友,无法向大家一一表达感谢,无法为真心关注的议题持续发声,甚至在朋友圈里看到勇敢抗争的工友们,连个赞都不敢点;而且我知道,现在家人情绪的日趋缓和,也是以我完完全全禁言,“再也不参与类似的事情”为前提的。
    
    决定写这篇之前,我心里也一直在斗争。我担心这篇文章会像一颗定时炸弹,炸毁我本来渐趋平静的家庭,让4月23日所经历的一切重演;我害怕我的家人真的会因此与我断绝关系,甚至因此一病不起。
    
    然而,现在,我依然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大家交代,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约谈中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这一周以来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一、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夜约谈一开始,学院老师主要询问的点,是我是否联系媒体,是否将学校的答复外传。
    
    首先,学院老师听说我正在联系媒体,但并无证据,于是反复询问我是否近期(4月20日之后)与媒体联络;母亲称我“一举一动全在掌控之中”。在我否认后,学院老师又说:“我都不知道是你在撒谎还是有人在诬陷你。”我的母亲则认为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出于好心”,但因“单纯”而被境外势力利用了,“是可以挽救的”。
    
    然后,学院老师怀疑,网上泄露的关于学校回复内容的聊天截图来自我,我表示“确实不是我发的”。学院老师又说,“没人和我说是你发的,但是连你妈妈都觉得栽赃到你头上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我的母亲认为, “别的十个同学提交申请,别的人都没声了,只有你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经过院长、班主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走完回复程序)的人,谈完了你还拍照拿走。”
    
    我之所以遭遇怀疑与质问,是因为4月20日学校回复当天,我坚持将信息公开回复函拿回。
    
    学院老师在我母亲面前,回忆了4月20日当天的情景:在我要求将回复函拿回时,另一位领导老师说暂时替我保管,等我毕业后可随时取。我则问领导老师,能否在自己提交毕业论文后,即5月11日之后给我。在领导老师答应后,我表示要和学校签一个书面材料来确保此事。最后,领导老师将回复函当场给了我。
    
    回忆起领导老师给我回复函时的态度,学院老师这样说:“你不觉得她对你已经就完全没有耐心、信任了吗?”学院老师表示,她不能理解我为何要急着将回复函拿到手,并觉得“五月十一号没有任何意义”,五月十一号的时候,“XX(某历史事件日期)还没过呢” 。
    
    听完学院老师叙述事情经过后,我的母亲非常生气:“这一串的老师,这一串的学校领导,我就真的觉得,你太令我失望了。”我母亲由此认为回复函“是个雷”,“攥著个雷你怎么能够踏踏实实的呢?” 对于为何非要将回复函拿到手,我表示: “因为这个东西就该是我的,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拿到手里我觉得这是程序有始有终的一个过程,反正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想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学院老师表示,她之所以深夜来找我,是因为有新的情况 :“如果没有新的情况,老师犯得上来找你吗?犯得上大半夜过来吗?”但在我随后试图知道是何种情况时,学院老师却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学院老师也拒绝透露“有情况”消息的来源,只说“有人想让我知道”。
    
    在询问我是否将回复函给过别人时,学院老师称:“不知道别人找到了你什么东西,但肯定是有事。”可在我问到底是什么事时,她又说自己也不知道。
    
    当我问及学院老师提到的“境外势力”究竟是什么情况,表示“确实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这样更详细能让我更相信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时,学院老师让我就相信就好了,而不需要知道。
    
    学院老师同时暗示,此事高层有定性,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 ”在此期间,我的母亲一直沉默。而后,学院老师又表示,“但是只要跟任何什么媒体扯上关系,只要对北大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怪不到别人头上,只能怪到你头上”,因为“你是唯一拿到这个东西的同学” 。“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
    
    同时,学院老师说,“今天晚上站在这儿的可以不是我,可以是北大的副校长、校长”,因为“你的这些所有的事,校长直接都知道”,以此表示事情的严重性。
    
    对于后续的处理方法,学院老师认为,我应安稳地毕业,并建议我的“手机微信这段时间都不需要用了”,只需要联系联系我的家里人就行了。她还以北大老师接受采访需要征得北大校方同意为例子,说明“你不要觉得你能写点东西,在媒体上发表点什么声,在你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点什么,你就觉得这是你的自由。我给你讲孩子,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对于你来讲我觉得现在最好就是没有自由。”
    
    我的母亲认为,学院老师的建议是唯一的出路:“就这一个路,你哪受伤了我都没这着急,真的,你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吗?”“如果再被别人继续利用的话,你就完蛋了,家就完蛋了,我也完蛋了。”“前面的不说了,后面的刚才老师说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这种方式封圈封微信封电话,和家里电话联系就可以了,才有可能避免这个,特别远离才是最保险。”她甚至表示,愿意每天来接我放学,来换一个踏实。
    
    我拒绝了这些要求,一再强调自己真的可以把握住;但面对母亲不想过提心吊胆日子的请求,我回答道:“我理解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不想过这样的日子。”继而,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表示可以每天与母亲保持微信、电话联系,每天汇报论文进度,甚至“直播看我写论文”;但我的母亲认为,我这样的态度表示根本没有理解她,学院老师也认为,我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谈话进行到后期,学院老师和我的母亲发现我正在录音,便要求我将手机交出。遭到我坚决拒绝后,我的母亲情绪激动。争执到一半,学院老师便走了。随后,我和母亲就是否删除录音等相关资料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同楼层同学的劝说下,我被母亲带出了寝室楼。
    
    以上材料来源于我的回忆,对真实性负责。
    二、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
    
    4月19日晚间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只有两位同学要求走完信息公开全过程,以此劝阻我不要走完4月20日周五的信息公开回复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到场交表的同学共有8位;其中据不完全了解,至少有7位同学都要求走完全过程,且确实前往各自院系的办公楼,走完了信息公开的全过程。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是唯一拿到了回复函原件的同学;“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以至于“想想脑袋就大”。实际上,另一位法学院同学同样拿到了回复函原件,且拿到原件的过程更为顺利。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有“新的情况”,“境外势力”,高层有定性,是“颠覆”。实际上,具体问及时,学院老师却表示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想让我知道”,“你就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不愿或无法给出证据;而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将此事定义为沟通中的方式方法问题,即高层否认了此事“颠覆”的定性。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在约谈现场录音是“违法的”,所以要求我“打开手机删掉这条录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我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条,也未找出一条佐证我的单方面录音行为涉嫌违法的依据;我在那种场合下,只能选择通过录音保存证据,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三、这一周以来的心理斗争
    
    我所认识的学院老师本人,也是学日语的喜欢猫咪的大姐姐。她一开始也希望能柔性地处理问题,和我做朋友;之前的约谈中,还请我在勺园西餐厅吃过饭,和我坦诚地聊过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喜欢读的《北京法源寺》。然而,她也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理解,换做其他老师,在这种环境下,也很可能采取类似的举措。所以,我们要的是更完善的机制,而非怪罪一个具体执行工作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发声明,感谢一直关心我的朋友,表达自己对机制的看法。
    
    怕家人担心,我提前跟家人打了招呼,说自己要发一份声明。大家所看到的那版声明大片留白的地方,本来都是有字的。
    
    完整版的声明是这样:
    
     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我的朋友,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学校。
     值此关头,我们更需保持冷静理性,团结一致,继续促进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完善,从实体和程序层面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
     这是我一开始的本意,也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看到:
     参与校园事务时把事情拿到明处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为了把几位同学、几位辅导员推向风口浪尖,而是为了能够在制度上促进事情的真正解决;
     越来越多的同学直面被约谈的压力站出来,不是为了自己被赞美被抬高,而是为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为了更多同学参与校园事务的积极性不被打压。
     我们都是种子,戮力同心,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
    
    4月25日周三晚,三位家人在宿舍楼门口拦我,要求我在声明中只留两句话:“我已回学校上课了,谢谢大家”,因为“这都是为你好”。我跟家人说,理解家人来是想“对我好”,但家人和我心中的“对我好”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会在声明的重点内容上与家人核对确认属实,但具体字斟句酌,以及最后决定发不发、怎样发,一定是我自己的权利。
    
    家人以病危与断绝关系相逼我不要发后面的东西:“你现在答不答应只说这两句,其它都不说?你答应我也走,不答应我也走,但这是两个走;你答应我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你不答应我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可能就直接躺倒在医院里,也可能就死路一条。”
    
    我怕家人真的身体有闪失,但又不想给大家我已完全没事、在压力面前选择屈服的虚假印象,所以在最后的手写版声明中大片留白。
    
    如前所述,一开始,学院对事实的部分曲解和对消极影响的夸大,激化了我母亲的情绪;可发展到现在,校方淡化所有事情,不公开当面回应我公开信中的诉求。然而,所有与此事相关的文章都被删得一干二净,我这边很多矛盾都被化为家庭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迫使我沉默。
    
    那天晚上,面对辛辛苦苦赶来的家人,我心如刀割。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要怎样讲出上面这些话,讲出这些后,可能面临的最坏的压力是什么。
    
    尽管我早就明白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我依然会因为做这些事可能会连累家人而责备自己;我依然会害怕,家人的身体真的会因为我而垮掉。 我也一直在想,这样的压力,应该被如何面对。
    
    2018年初,我曾写过,何谓“用你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来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对家人的爱与愧疚”。经历过家庭变故,我更加知道:愧对家人的罪疚感,有多容易把人从应然的道路上拉走。
    
    2013年,父亲突然离世的第二天,我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如果······转向?设想自己从此做个最顾家的普通人,之前想的都不想了,选个自己还算喜欢的专业和清闲的安稳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我不知道。”
    
    2016年,我这样回望三年前的悲痛与挣扎:
    
    “甚至,(父亲去世后)有那么两天我突然想,如果我转向,不要再想去当记者,安安稳稳地大学毕业,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然后安安稳稳地过一生,这样或许能让我妈放心些。幸好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找我谈心,讲了一些如今看来一下就想通的道理,告诉我无论如何还是不要用理想换一份妥协。”
    
    而现在,我这样想:
    
    与世上那么多劳动者家庭的不公与苦难相比,我和我家庭的苦难是多么微不足道;
    
    与阶级矛盾“既得利益者”的罪疚相比,我面对家人的罪疚又应当是多么轻。
    
    所以,哪敢与世无争,分明是这个世界逼着人去争!
    
    尽管,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为此做了多么大的牺牲;
    
    “您最想最想要的东西,女儿不能给您。”
    四、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平心而论,我现在继续发声的理由,和刚开始相比,也有了变化。
    
    刚开始发布公开信,最直接的原因确实是我自己和家人受到了冲击,所以可能想的更多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让校方说清真相,修复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但后来很快我就发现,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我早就可以退缩妥协了。
    
    固然,我听说,有校领导在某院系座谈会上说我性格不好,说我因为家庭变故心理有问题;但我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倘若果然有人这样想,大可真名实姓,坦坦荡荡地说出来。
    
    现在,如果我就此不再发声,不再关心“类似的与维权有关的事情”,学院老师很可能也不会再来找我,家人对我的态度也会回归正常,我将重新得以享受一个北京中产家庭的幸福与温馨——像初夏山楂花圆鼓鼓的白花瓣一样的温馨。
    
    然而,倘若果然如此,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公开完善将更不易被提起;即使有了所谓的机制,也很可能是闭门会议的产物,普通学生若想维护参与其制定、管理与监督的权利,依旧难上加难。
    
    我不能让我的学弟学妹们仅仅为了争取完全合法的权利,依然这么憋屈;
    
    我不能让下一个高岩到了生命尽头,依然被迫忍气吞声。
    
    4月24日周二,我稍微冷静些,就一直在想:我只是个普通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绝不是什么“勇士”、“英雄”;如果我被当成“勇士”、“英雄”的话,只能说这个时代这个制度有太多的不正常不合理之处。
    
    同时,我也在反思:正如此前在《自述》中写到的一样,我因为是北大的学生,仅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获得了这么多的注意力资源,与此同时,正在抗争的工友们,获得的注意力资源却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无疑是对本应属于工友们的注意力资源的盗窃。
    
    那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要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为更多难以说话的人说话。”
    
    我希望,我有能力去保护更多人,帮助更多人,而非相反。
    
    我看到尘肺病,看到工伤,看到塔吊工友的抗争。
    
    4月27日周五,我走在路上,看到午后酷热的天气里,躺在桥底蜷缩著的工友。
    
    4月25日周三,晚上吃完饭,一位工友走过来坐到我旁边,她说,自己只能偷偷坐在这里休息,因为这里没有摄像头,不然本来她们都是不让休息的。
    
    劳动节就要到了;很多劳动者想要休息,都那么那么难。
    
    看到工友们,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更促使我鼓起勇气:相比被欠工薪、超时加班、没有假期、伤病缠身、衣食无著的境况,我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与压力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也更没有软弱和退缩的理由;也只有我们继续鼓起勇气站出来,争取一个更好的制度,才能保障更多同学们工友们站出来行使合法权利时,不至于受到那么惨重的打击。
    
    从4月23日至今,我的微信公众号“木田无花”共收到赞赏1774元,扣除1%服务费后,到手1756.26元。我谨代诸位友人,将赞赏款项全数交给正在抗争中的尘肺病工友;尽管实属杯水车薪。
    
    今后,我也将一如既往,与天下的劳动者站在一起。
    
    最后,身为北大人,还是要讲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怎样爱北大;北大精神是什么。
    
    一周前被深夜约谈时,我被问过两次:“你想要北大不好吗?”
    
    我回答:我要是想要北大不好,就不管北大了;北大出什么事我都不管,就自己管自己的事了。
    
    爱北大不复杂,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简单,就是突破社会冷感与原子化处境,为最被压迫也最有力量的群体积极发声、认真争取的精神。
    
    这样的爱,这样的精神,也绝不应仅仅属于北大,属于北大人。
    
    木·田
    
    2018年4月30日 [博讯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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