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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回忆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日子:他们不认命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09日 转载)
    
    来源:凤凰卫视 作者:潘石屹
    
    我们小的时候(村里)就27户人家,到了这个饥荒的年代,饥荒的这些月份,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出去逃荒要饭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槐树下面数,村子里27户人家,出去逃荒要饭的有17户人家。其他的人呢,吃的粮就是救济粮,救济粮不是粮食,是个很厚红薯片。
       
    
内容摘要:日前,潘石屹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专访,聊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父母。
      
    潘石屹父亲潘诗麟,因为地主出身,上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住在一个漏风的厨房里。1963年,潘石屹就在这个厨房里出生。
      
    幼年时家里贫困,因为营养不好,潘石屹的母亲瘫痪了,两个妹妹先后送人(后来又接了回来)。但和村里人不一样,虽然全村最穷,父母还是咬牙供潘石屹读书。小妹妹送人时,父母对领养者提的唯一条件也是长大了要让她读书。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一个同样地主出身的人飞奔跑来,把消息告诉了正在自留地劳作的潘诗麟,对他说,“这回你的娃娃跟我的娃娃就有希望了。”
      
    毛泽东去世后,潘石屹父亲不停写信,希望获得平反。在平反之前还发生了一段插曲,村子墙上出现了一条“打倒毛泽东”标语,公安局迟迟未能破案,采取由村民投票的办法“选举”案犯,潘石屹父亲因为会写字,得票数第二。得知自己可能被抓,他交代给潘石屹两条,第一,作为家里的男子汉,要带着妈妈和妹妹活下去,第二,标语不是他写的,要帮他喊冤。
      
    后来案件告破了,潘石屹父亲洗脱嫌疑,右派身份也获平反。潘石屹父亲曾乐观地说,全县划了100多个右派,好多人送到了夹边沟,只有6人幸存,而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觉得“挺好”。
      
    1977年,父亲平反后,潘石屹也成了城市户口,上学时学习优异。1987年,潘石屹“下海”了。他回忆说,当初决定“下海”,母亲是反对的,因为当时潘石屹工资比他父亲还高(1987年月薪101元),“你还下海干什么呢?”。但父亲嘴上反对,心里希望出去锻炼。
      
    而当时中国建了特区,社会氛围也是鼓励年轻人不要安于现状。潘石屹下海后,很快取得成功,但并不认为自己有经商的DNA。
      
    潘石屹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比较善于,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成为好朋友”,而这一点,是受母亲的影响,“妈妈身上的一种谦卑,能够跟周围的人都能作好朋友”。他讲了一个故事,母亲有次病危,在一个医院住了10来天,最后妈妈和病房的三个病友,都成了好朋友。
      
    潘石屹说,一个人能不能团结,能不能团结周围的人,能不能交朋友,这是特别重要一个能力。
    
    2008年,潘石屹一家全家福。
    潘石屹回忆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日子:他们不认命
  
    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为什么那么喜欢这花,这是你要求种的吗?
      
    潘石屹:这个花的季节特别对,你看这个阳光下的话就没了,这地方有阴影还有花,很快就没了,你看这个都快不行了。
      
    记者:花期短,花都是那种特别名贵,又娇艳的那一种,像美丽的女人一样。
      
    潘石屹:哎呀,是,我妈就很漂亮,我妈特别漂亮,结果就是到了农村去啊。我爸呢,一看就特别粗糙。
      
    记者:所以就必须得粗糙起来适应生活?
      
    潘石屹:对。
      
    记者:那妈妈瘫痪是为什么呀?
      
    潘石屹:就是营养不良,有病没治啊,各种原因,最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瘫痪了,等那个病得了,瘫痪了之后到了协和医院过来看,都看不出来,说发生病都是30年前发生的,病因是什么,不知道。
      
    潘石屹:因为我们家的出身不好,所以我们家的大量的房子都分给村民了,给我们家(就是我的奶奶,我的姑姑,我的叔叔)留下来的房子特别少,等我爸爸妈妈回到农村去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个厨房里,那个厨房就是临时搭的房子,就住在厨房里面。
      
    记者:那边有灶啊?
      
    潘石屹:有灶,有锅什么的。
      
    记者:那床怎么摆放?
      
    潘石屹:就是炕,我们没有床,都是一个炕。
      
    记者:就是烧火的那种?
      
    潘石屹:烧火的,我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的,就是在这个厨房里面出生的,我是11月份出生的。我妈妈说,在我出生没几天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炕上面飘来了一个树叶,实际上这个房子是靠着别人的房子建的,这地方是漏的。
      
    记者:而且11月份也特别冷?
      
    潘石屹:对,西北又非常的冷。
      
    记者:你在家是老几?
      
    潘石屹:老大。
      
    记者:老大就得是家里的长子如父嘛,那你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你肯定什么苦都吃过?
      
    潘石屹:对,什么苦都吃过。可是父母呢,也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我的身上,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是没任何希望了。
      
    记者:那你觉得,就是在你的小时候的印象里,爸爸的这个盼望是什么样子的,就是爸爸他曾经有过年轻,有智慧的时候?
      
    潘石屹:对,年轻有智慧。一开始在我蒙蒙胧胧的第一个印象当中,
      
    觉得他很乐观,很坚强,他做的所有事情跟村里的人都不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记者:比如说?
      
    潘石屹:例如不让我讲脏话,而且小小的时候就要刷牙。还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跟村里人的矛盾冲突,他不信鬼神,所以这个院子里面,一会儿这样挖土,一会儿那样挖土,这是农民们特别忌讳的,一定不能轻易的动这个土啊。
      
    记者:因为什么?
      
    潘石屹:就是你要挖土的话,动了土的话,这是会破坏风水的,我爸就没有这讲究,村子里的邻居就不断地来跟我妈妈说,说你们家会有很大灾祸来的,不能够这样不敬鬼神嘛。
      
    记者:但你爸爸不在乎?
      
    潘石屹:他不在乎。
      
    记者:那你妈妈呢?
      
    潘石屹:妈妈就是性格比较柔弱一点。不像爸爸很坚定,就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就得跟村子里这些没受过教育的人不一样,(爸爸)这样子,经常跟我这些婶啊,我的叔啊,大伯啊,村子里邻居发生了冲突,就是这方面的冲突,各种各样的冲突。
      
    记者:你父亲的名字里面有一个诗歌的诗字,这个名字在当时当地很少见的。潘诗麟,很文气的一个名字?
      
    潘石屹:他的名字是诗歌的诗,是麒麟的“麟”,这个麒麟的“麟”写起来很复杂,就是写上一大堆才能写出来,农民记工分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林”就行了。我妈妈的名字叫晁琴,“晁”就是这个一个日字底下一个兆,琴是弹琴的“琴”。结果呢,这个农民记工的时候,说这个“晁”,太难写了,就写了一个招呼的招,“琴”呢就写了芹菜的“芹”,就是把这些你就是这些笔划多的字,他都不用,发音一样就行了。
      
    记者:但是你觉得父亲还认不认同一个,能够用这种龙啊,麒麟啊这样的远大知识青年,一下子就改为“林”啦,妈妈(名字)改为芹菜的“芹”啦,那他们认命?
      
    潘石屹:他们不认命。我觉得他们在村子里待了十几年的时间,在我觉得,前面这些年啊,他们都不认命,就觉得迟早会出去的。从去的第一天,他们都没想着就在这个农村里面待上一辈子,尤其让我们去在农村待上一辈子,可是到了最后的就是(19)75年,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了,也能够看的出来,我觉得他们很绝望,就是······
      
    记者:就是你发现他们的变化,你从什么发现的?
      
    潘石屹:一开始呢,他就是走的路啊,坐的姿势啊,吃饭的样子啊,都得要跟农民不一样,等到最后都可能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然后大概差不多10年的时间,我就觉得他们慢慢地跟农民越走越近了,样子也像了,坐的样子,躺的样子,吃饭的样子也都慢慢像了。可是思想中的东西,他没变,天天操着心呢。都是中国的心呢,世界的心呢,都在操。
      
    记者:那时候就看看一些报纸,或者广播?
      
    潘石屹:对,广播的时候,我们村子是九大(凤凰网编者注:中共九大1969年召开)之后,就是中国开完九大之后,才有这个广播的,我记得就是······
      
    记者:那时候没有半导体?
      
    潘石屹:没有半导体,村子里也没有大喇叭,我记得开九大胜利闭幕的时候,是村民们敲着鼓喊,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就问我爸,他说有一个会开完了,我说这个闭幕开完了,开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开的时候我们怎么不知道呢?那个时候开的时候不知道,闭幕了才能知道,所以是开完九大之后,才有了那个喇叭,刚有了喇叭的时候,我们都听不懂,就是普通话听不懂。
      
    记者:然后呢?
      
    潘石屹:就听听,慢慢熟悉了几年时间,才能够听懂。
      
    记者:你刚刚说,父母的一些举止越来越像农民,慢慢地融入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那个希望火苗是没有灭的,他们把这种观念转变你身上?
      
    潘石屹:对,就是最后的话。等我十几岁的时候啊,天天跟我谈话,说是我们的希望就都寄托到你的身上。不断地强化这个,说这是全家的希望。我记得有一年,我跟爸爸在自留地里干活,结果突然一个人就从山上跑了下来,跑的特别快,过来以后,就跟我爸爸悄悄地说,说毛主席死了。然后我爸爸说,哦,你怎么知道的?说是对面的喇叭里面说的,他在山上面听到了,跑着下来。我就看我爸爸的表情特别的木然。我就听到这个村民对我爸爸说,“哟,这回你的娃娃跟我的娃娃就有希望了”,因为他家也是地主。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
      
    哎哟,我说发生这样大的事情,我得看看他们的表情啊,看看他们的反应,谈了一些什么话。这两句话呢,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深刻的。
      
    潘石屹:小时候经常挨饿父母咬紧牙关让我去读书
      
    记者:你刚说到地主了,我就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听说地主,你是地主家的才子。
      
    潘石屹:那是解放前。
      
    记者:对,那你这个地主的才子,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潘石屹:我大概到上初中之后,从来没有穿过自己的鞋。
      
    记者:那你不是家里的老大啊,你不穿自己的鞋,你穿谁的鞋?
      
    潘石屹:我就穿我婶子的鞋,我奶奶的鞋,她们穿破了的鞋。我就记得我穿鞋的话,后面永远大着一块。还有我姨的鞋,主要是穿着她们几个的鞋,她们几个穿完了的鞋,我就提拉着穿。
      
    记者:挨过饿吗?
      
    潘石屹:主要是挨饿,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有个语录叫,是给王杰的题词还是给谁题词,是给英雄们的题词,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凤凰网编者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出自解放军王杰部队战士王杰的“王杰日记”。是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之一。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
      
    记者:张思德是吗?
      
    潘石屹:张思德还是谁,反正是个英雄人物了,英雄人物题词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时呢,小孩对死并不怕,苦的话呢,能苦到哪去?又不怕,就怕饿,这个饿,真是很难受。
      
    我们小的时候(村里)就27户人家,到了这个饥荒的年代,饥荒的这些月份,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出去逃荒要饭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槐树下面数,村子里27户人家,出去逃荒要饭的有17户人家。其他的人呢,吃的粮就是救济粮,救济粮不是粮食,是个很厚红薯片,就是干的,在地里面晒干的红薯片,所以是河南人救了我们的命,就有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不断地吃这个红薯片,不断吃这个红薯片,红薯片就各种各样的办法吃,磨成面吃,然后煮了吃,烙陈成饼吃,怎么吃都很难吃。
      
    记者:是吗?
      
    潘石屹:而且你像在地里面晒干的,有时候上面有发霉的霉点啊,吃起来非常不好吃。
      
    记者:在最艰难的时候,在你印象中,那种艰难的岁月,母亲做了一些什么,她怎么想方设法让你们过的好一点,长的稍微壮一点?
      
    潘石屹:基本上在我印象中,我妈妈就瘫痪了,所以呢这个···
      
    记者:没有能力照顾你们?
      
    潘石屹:因为这个刚回到农村去,这种寒冷啊,这种疾病啊,没有饭吃了,很快就瘫痪了,所以这个瘫痪之后基本上就给家里面帮不上任何忙了。
      
    记者:那在这个时候,你也就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力?
      
    潘石屹:对,家里面的主要劳力。其实在家里这个情况下,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不能让我去读书啊,我的弟弟妹妹都不能去读书了。我记得我听到这个村子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家是我们村子里面最贫困的一家,还读书干什么呢?你看你们两口子,指着我爸我妈,读了这样多的书,不还是受这罪?”所以,我觉得我爸和我妈,做出来的一个最伟大的决定就是咬紧牙关让我们去读书,就最后确实没有饭吃了,我记得把我的小妹妹送给别人家的时候,唯一提的一个条件就是,长大了要让她去读书。其实送给这一家人,父母都是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最后他们还是按着我们家的承诺,让我妹妹去读书。
    
    潘石屹家庭照片
     
 
    记者:不是说你们家小妹妹给背回来了吗?
      
    潘石屹:送走了两个妹妹,这个是小妹妹。
      
    记者:你们家把两个妹妹送人了?
      
    潘石屹:对,两个妹妹送走了,这个小妹妹送出去得比较早,另外一个妹妹是3岁多送出去,4岁就背回来了。
      
    记者:等于你一个妹妹在别人家?
      
    潘石屹:上了高中之后就回来了。
      
    记者:那那个背回来的是妹妹,是怎么背回来的?
      
    潘石屹:她是先坐了一段火车,就是托人坐了一段火车。
      
    记者:你先给我讲讲那个妹妹,那个是先送出去的妹妹。
      
    潘石屹:先是把小妹妹送出去的,因为我妈没有奶,这小孩就快要饿死了,所以要送出去啊。几个村子里面,谁家有个奶羊,就给送出去,所以我们就找了一户有奶羊的农民家,就送过去了。
      
    记者:把妹妹送出去以后,妈妈什么感受?
      
    潘石屹:这个妹妹送出去的时候,因为比较小嘛,只有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给送出去了,所以这父母亲呢就···
      
    记者:那时候你有多大?
      
    潘石屹:我应该是10岁,7、8岁?10岁这样子的。这个妹妹因为小,送着出去,父母亲肯定很难受吧。可是为了活下去,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我记得这一家人,来抱我妹妹走的时候,给我们带了几块饼干过来。送我妹妹的时候,我们家一共两个被子,结果我妈妈就把我们家一个被子,包着这个妹妹,包了以后就走了。我还跟我妈妈说,你把那被子都抱着送给人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没盖的了,我们家就还剩一个被子了。我妈妈说,哎呀,孩子都送了人了,就让这个被子陪着你妹妹去吧。送完之后,我们就吃饼干,我和我另外一个妹妹,就在那儿吃饼干,就把这个饼干给我妈妈吃,我妈说不吃。
      
    记者:后来呢,为什么又送一个妹妹出去呢?
      
    潘石屹:第二个妹妹是特别的惨,因为3岁多送出去啊。我妈妈也不哭,每天早上起来就跟我说,我做了一个恶梦,然后就给我讲这个恶梦,讲的我们家的人心情都特别不好。通讯也不太方便,写上一封信好长时间才能够到。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妈妈说,说昨天晚上梦见你妹妹了,在喂猪,猪很大,你妹妹身上一个花棉袄上全是猪食,搞的很脏,就这样给我讲,讲的最后一想,受不了,就这个心理啊,很难承受得了,最后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我这个妹妹给接回来了。
      
    接的时候,我爸爸被生产大队的基干民兵看着,在一个农业学大赛的工地上,不让他出来。他就给我说,一早天亮了以后,你就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背你那个妹妹去,我说行。我们这个村子里原来叫潘集寨,另外一个村子呢,是翻过好几个山的村子,叫北洋(音),其实路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0华里路,20华里路就是10公里路,可是在山里面走的话就很远。我是不是天不亮走呢?我爸说,万一外面有狼呢,就是我们那个山里面常有狼,他说还是天亮了走吧,我说行,我就天亮走。
      
    到了这家去以后,我就看到我妹妹了,妹妹也会说话了,可是说话的时候呢,带着陕西腔,就一年时间,就都变了。我第一感觉就是,这讲话的不是我妹妹。这家人怕她在路上饿着,给她带了一些饼,这个饼就是陕西人做的饼,就叫石头馍,石头馍就在锅里面放点石头,把石头做热之后,把饼烤出来。特别硬,特别干,这样的话,这个馍就不容易坏,就吃了点她的馍。然后在那家人又让我们俩吃了两碗饭,然后我就背着我妹妹回来了。
      
    记者:你还记得你妹妹回来以后,你妈妈见到妹妹什么感受?
      
    潘石屹:背着过来,背的话特别累,我就说你也走一走吧,都是山路,我们顺着农民的梯田地,就一节一节下来,这样的话就比较快,我记得走到一个叫南洋的村子,离我们的村子还隔着一个村子,我发现路前面是我爸,我说你不是让那基干明明看着嘛,他说我悄悄地跑出来了。
      
    记者:他一方面担心你路上会不会遇到狼啊,一方面就想早点见到你妹妹,见到妹妹的时候是什么样儿的?
      
    潘石屹:见到妹妹我都没什么印象了,我记得唯一的一个呢,就是我的鞋底全掉了,就是只有这个布鞋的鞋梆子,鞋底全掉了。
      
    记者:那不是等于赤着脚翻的山吗?
      
    潘石屹:对,当然我们那边也全是土的,也无所谓了。一只还有鞋底,一只没有鞋底,我爸问鞋底呢,我说鞋底掉了,丢了。我爸看了说,我一定要给你买上一双解放牌的鞋,给做了一个承诺。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大概过了几个月,真给我买了一双解放牌的鞋。
      
    潘石屹:那个时候,我爸爸枯瘦如柴,特别特别的瘦。我爸爸后来常给说,“要是我多在农村熬上一年时间,晚平反一年,我的身体肯定支撑不住了”,到现在他还给我说这句话。前两天还给我叨叨一遍,说这日子都快熬干了,熬了十几年。你想一个人在一种艰苦的环境中熬了十几年,不过我爸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他就给我说,你看我也划成右派了,这县上面划了一百多个右派,好多人都送到(夹边沟)去了,夹边沟一共回来6个人,其他全死了。所以他就说,你看我挺好,划了个右派,回老家来了,觉得挺好,可是到最后真的是熬不住了。
      
    记者:平反之后,家里的日子有好过吗?
      
    潘石屹:平反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村子啊,墙上面出现了一个反动标语,不知道谁,写了一个“打倒毛泽东”。
      
    记者:哟,那是大事儿啊!
      
    潘石屹:写完以后,公安局的过来,村子的人不能上工了,就拦在了一起要破案,公安局天天在破案,所有的村民们都不让出来,这就是我们村子里最大的事情。结果关了几天了,这案破不了,这个公安局的就用了一个笨办法,说这个案破不了就投票吧,谁的票投的多,就是谁了,我爸是个写个字的,农民肯定觉得可能是他写的,所以就给他投票,投完票以后,他得票是第二名。
      
    我爸爸就偷着跑了过来,当时我还睡着,大概七岁八岁,他突然把我叫醒,然后跟我妈和我说,现在公安局要破案,他是第二名,有可能马上就被抓起来了,他说抓起来的话,就跟我交代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你是家里面的一个男子汉,一定要把你妈妈跟妹妹带着活下去;第二件事情,这个标语不是我写的,一定要去给我喊冤,我说好,给你喊冤。
      
    记者:那最终结果呢?
      
    潘石屹:最终结果又破了案了,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写的,最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我记得好像判了三年刑。
      
    记者:所以你看,你父亲在这种历史的节点上很不容易的?
      
    潘石屹:逃过了劫难。
      
    记者:所以他今天要不断唠叨,看到儿子出人头地,这么突出?
      
    潘石屹:是。我爸爸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给所有的人写信,说我是冤案,然后不断地把信寄出去。我觉得他天天就不干别的,就在那儿写信,不知道寄出去多少信。
      
    记者:对于我们的父辈,就这个名声啊,这个名誉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可能这个喊冤真的成为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潘石屹:对。我爸爸的一个同事,当时是在这个县革委会工作,就给他打过来一个电话,他说你平反了。哎呀,我爸爸不知道高兴成什么程度了,然后这个打电话的叔叔说,平反的文件,让一个姓胡的叔叔带过来了。这个是把电话打到我们生产大队的电话上,就是大队部的电话上,大队转告给我爸爸的,就是我爸爸平反了,书面的文件让一个胡叔叔带过来了。这个胡叔叔大概跟我们隔着四个村,我爸爸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给我说,你赶紧骑着自行车,去取平反的这个文件去。我就骑着自行车一路上山下山走,结果在一个大下坡的时候,速度特别快,我突然间直觉中,就觉得路边这个人,就是胡叔叔,可是这个下坡的速度特别快,我就骑着走,到他们家,我就介绍我是谁,听说了胡叔叔把我爸爸平反文件拿过来了,我来取的。然后这个婶子就说,你胡叔叔回来赶紧给你爸送这个平反的文件去了,都没敢耽误送去了。然后我一想,路上碰到的这个人,一定是胡叔叔,然后她就说,你吃点饭吧,我说行,就在他们家吃了两碗面条,又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家就平反了。
      
    记者:那个人是胡叔叔,应该?
      
    潘石屹:应该是,应该是胡叔叔。
      
    记者:后来呢,你就到天水上学去了?
      
    潘石屹:后来就到清水去了。天水地区有一个天水市,有一个天水县,有个清水县。我们是天水县,打电话过来平反是那清水县的。
      
    记者:你离家上学,去外边上学?
      
    潘石屹:我们家呢,刚刚平反几个月时间,一两个月吧,一两个月时间。
      
    记者:就你上学的地方离你后来的这个家有多远?
      
    潘石屹:400公里路。
      
    记者:400公里路?
      
    潘石屹:400公里。
      
    记者:怎么去?
      
    潘石屹:兰州,到兰州。
      
    记者:就是坐火车去?
      
    潘石屹:有火车去。
      
    记者:那你上学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你带了一点什么样的,就是行李里面带了点什么东西?
      
    潘石屹:先说这个平反的时候,平反的时候,就说最大的一件事情。
      
    生产队分的口粮,交到粮店里面去,粮店就给我们发粮票。要把多少斤的小麦、玉米、高粱、豆子、油都要交过去,可是平反的时候,我们家一点油都没有,没有油怎么办,然后我就拉着一个车,拉着一个架子车,把我们家所有的口粮放上,就我一个人,我就拿着去交,交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们家都是粗粮,没有细粮,另外呢,我们家分的时候没有油。他看了一下平反的文件,看了一下这些东西,说,我们知道你们村子里面就没有细粮,就这样吧,都给你交了吧,分多少给你交多少吧。给了我100多块钱人民币,给了好多粮票,一厚沓粮票,这就是未来我们家,半年的伙食吧,我就拿着这个出来了。
      
    记者:这下有了粮票,你们家应该是一下子处境改善了不少?
      
    潘石屹:成了城市户口,可是长的样子跟这个农民是一样的,到我上学的时候,别人说这小孩不是城里人,我说是,刚变成城市户口两个月就来了。
      
    记者:为什么一看就有区别呢,黑?
      
    潘石屹:脸上晒的黑啊,然后发型啊,穿的衣服啊,说的话都不像城里人。
      
    记者:那你要上学的话,会不会被其他同学歧视啊?
      
    潘石屹:可能他们觉得,怎么我们班上来了这样一个同学,一开始他们都觉得怪,也没什么歧视。可是最后呢,也不歧视了,因为我的学习好,老是班上第一名,所以这个学习好的话,还有点优势的。
      
    记者:你学习好,肯定也是被爸爸给逼出来的,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都希望你念书,他就是希望你靠念书出人头地,是吧?
      
    潘石屹:是,我要上学的时候呢,被子、褥子这些东西啊,得有一个包的布,我爸说得买一个包的布去,就给我买了一个。我记得是深绿色的特别厚的布包上,然后这行李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就看了看我的帽子,特别破烂那个帽子,他说戴着这个帽子上城里不行,说把我的帽子给你吧。就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得戴帽子,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帽子换过来,我觉得挺好,就戴上。
      
    记者:其实有一个事,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你当年,就是学成以后,本来是到国家单位,挺好的,工作有保障,但你后来就决定下海了。我觉得从你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做一个非常普遍的单位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事,这是对父母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交代对吧?
      
    潘石屹:对。
      
    潘石屹和父母的早年合影。 
    潘石屹回忆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日子:他们不认命
 
    记者:你那个时候想下海,和父母有商量过吗?
      
    潘石屹:商量过。我妈妈非常反对,她说你的工资,你现在的工资比你爸的工资还高。你爸平反了,工作这样多年,平反了工资都没你高,你还下海干什么呢?
      
    记者:那时候工资多少?
      
    潘石屹:我下海的最后一个工资条是101块钱,1987年101块钱,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我记得洗理费一块五,自行车维修费一块五,野外津贴二十块,这是最高的,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有二十块钱的野外津贴一个月,莫名其妙的。
      
    我爸爸呢,嘴里面反对,其实我知道他的心里还是觉得,出去锻炼去,不要怕吃苦。所以就下海了。下海那个时候的气氛,跟现在的气氛,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现在是解决就业问题,要创业成功的,它是这个氛围。当时的话,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跟氛围,实际上是受这个《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影响特别大,就是要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然后就是中国在建立特区,深圳、海南特区,我们年轻人的话,不能够安于现状,要能有所作为,它是这样个氛围。
      
    记者:对,那种是叫所谓的激情。
      
    潘石屹:对,所有的人的状态都是一样,这个年代所有人的状态是一样的。不光是我的父母,就是包括我们村子,我们的家乡,我父母的言行,都给我特别大的力量。
      
    90年代初,就是已经非常成功了,那时候,我们就赚了好多钱,那个时候在城里面,就这种熟悉的环境中呆得有点麻木了。可是当时我每次跟父母见面,谈到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苦,到了村子里面去一看,突然一下清醒了。好多事情,看得更能明确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经历背景,对我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记者:那你们经常提DNA这件事,你们家那边有经商的DNA吗,你觉得?
      
    潘石屹:我觉得没有,没有经商的DNA。
      
    记者:那到底,就是说什么样的一种氛围影响,让你后来在商场上如鱼得水?
      
    潘石屹:刚刚你提到,就说是天赋,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中,做任何事情,这些东西不重要,有好多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刚才问,说你身上有没有经商的DNA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重要。
      
    记者:不重要?
      
    潘石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时代,谁都离不开谁,你必须要跟别人去合作,如果是一个,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才华横溢的人,常常瞧不起周围的人,这就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的。经商也好、从政也好、从事学术也好,那是做不好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你就得紧紧地依靠周围的人,你要是离开了周围人帮助的话,你自己会一事无成的。就你一个人,和周围人的联系都要断了,你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
      
    我觉得我比较善于,跟不同性格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成为好朋友。我觉得这个跟我妈妈身上的一种谦卑——能够跟周围的人都能作好朋友——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我妈妈有一次病危了,住在一个部队的医院,这个部队的医院叫那133,住了十天,然后病稍微好点,就能出来了,这个病房里面一共三个人,这三个人都跟我妈妈是最好的朋友。你想,在病危的时候,到这个生死线上面,她都能够交到这样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团结,能不能团结周围的人,能不能交朋友,这是特别重要一个能力。
      
    记者:交朋友,甚至化敌为友。
      
    潘石屹:化敌为友。你什么时候才能化敌为友?你什么时候才能交朋友?你必须是个谦卑的人,尊重别人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高傲的人,朋友都化成敌人了,是吧?
      
    潘石屹:从我赚到第一笔钱,我就说,一定要把我妈接过来,去给她治病,接过来就再没回去,就在北京生活了20年。
      
    记者:就一直带着她这个看病去。
      
    潘石屹:一直带着她,也没看好。
      
    记者:那你觉得妈妈和你生活的这个日子里边,你觉得她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她有没有像爸爸那样,通常和你们唠叨一些什么?
      
    潘石屹:她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就是对好多东西都感兴趣,我觉得她还是个知识分子嘛,她不断地读书,各种各样的书都读,不断地听音乐,读书。可是她跟我爸不一样的,她读的书,我觉得比我爸还多,可是她不怎么写,我爸是经常写,天天有日记的,又有写文章的,各种各样的文章在写。在我妈那是,不断地读书,欣赏音乐,她不怎么写。原来写信的时候,80%、90%的信,都是我爸爸写过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有一个自己的精神世界,她还是非常细腻的那种人。
      
    记者:可能我们要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才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父母这一辈人,他们太节俭了。我跟我妈妈最大的矛盾就是,我经常会批评我妈妈,我说你看,那什么东西吧,好的时候舍不得吃,最后坏掉了,就扔了,永远吃东西是烂的,每一次看着她这样,我就特火。
      
    潘石屹:一开始我也跟他们有这方面的矛盾,最后我觉得,只要他们生活的好就可以了。我记得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就把我原来那个冰箱留给他们了,我大概一个月过去看的话,冰箱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冰箱里面我记得有一瓶醋,有一包辣椒面,就这个大冰箱。
      
    潘石屹:我说你们不买点菜,买点肉,我爸我妈说我们不爱吃,我说你能不能买点水了,买点果汁,他说喝果汁干什么呢,喝茶,泡点茶就可以了,就喝着,什么东西都没有,最后就我觉得,只要他们生活的高兴就可以了,喝的这果汁,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一定好,是吧。
      
    记者:哎,你这种随遇而安,特别随和的性格,是不是随他们的谁呀?
      
    潘石屹:随我爸,随爸。我妈尽管瘫痪了这么多年,很讲究,我妈是个大美女,你要看她照片的话,非常漂亮的。可是我长的更像我爸。
      
    记者:人们都说,儿子应该像他妈妈嘛?
      
    潘石屹:可是我长得更像我爸爸。
      
    记者:更像爸爸,那种性格也遗传爸爸?
      
    潘石屹:性格,我觉得是我爸和我妈的综合吧。
      
    记者:你刚才说,妈妈会更要强一些是不是?就是她对事情的要求是更严格的?
      
    潘石屹:最后瘫痪了,也就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

(Modified on 2015/5/0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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