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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知青的对话:习近平与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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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4月01日 转载)
    
    
两个知青的对话:习近平与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的对话

    【学习小组按】习近平当过知青,作家梁晓声也当过。去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梁晓声参加了。会上,习近平和梁晓声有个简短交流。“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这是习近平的第一句话。
    
    习近平所说的“不一样”,指什么?他们还聊了什么?梁晓声为何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今天学习小组(微信号:xuexixiaozu)推荐《秘书工作》杂志对梁晓声的访问。
    

使更多青年都有精神上的故乡
    
    ——访著名作家梁晓声
    
    《秘书工作》杂志记者李恒建 王泽阳 燕玉涵
    
    梁晓声是大家熟知的作家。他曾说,人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现实地理的故乡,另一个则是精神上的故乡。让更多的人从青少年时期就拥有良好的精神故乡,是作家肩负的时代责任。因本刊曾编发他的文章,有过多次电话交流。元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梁先生在他简朴的书房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梁先生平易谦逊,极具亲和力,访谈氛围轻松而愉悦,近三个小时的开怀畅谈仍让人意犹未尽······
    
    记者:您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和您有个简短交谈,习总书记说,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乡。“精神上的故乡”如何理解?您为什么说习总书记“是有两个故乡的人”?
    
    梁晓声:习总书记肯定是有两个故乡的人,我是指书籍应该成为人的另一个故乡。为什么世界各国用读书人口比例来进行比较,哪个国家读书人口多,哪个国家就感到很光荣呢?一个国家读书的人口越多,证明这个国家的社会状态越静好。人不在静好的时代,是不太有心思去读书的。还有一点就是,即使这个时代不静好,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读书增强自己对时代的抗击打能力。
    
    其实,习总书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我先是一愣,然后总书记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是要求自己压力越大,意志要越强。”我觉得他说的“不一样”意思主要在后面这句话。我们这一代人中,有的背负政治包袱,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甚至返城后还走不出那个阴影,这样的人有很多。总书记不是这样的,他强调人应该从各种磨难中走出来,精神上强大起来,变得更坚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站在我旁边的王安忆说:“晓声也是那样的人。”总书记就笑了。我也得说句话呀,我就说:“我认为您是有两个故乡的人,书籍是您的第二故乡。”然后,总书记就说了那句话:“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乡。”这话其实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人类文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记者: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您有什么具体的安排和打算?
    
    梁晓声:近期,我写了两本小册子:《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中学生如何写好作文》。希望以此拉近孩子们和阅读的关系。我想对小学生和中学生讲,阅读、作文不要成为一种包袱,因为这本身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希望教孩子们怎样从分数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其实也有对老师们的一些建议。
    
    现在,我正带着十来个“80后”写一个剧本,反映山区农村早年的贫穷和后来的变化,也要写山里的孩子如何背井离乡闯人生和他们魂牵梦绕的那种乡情。尽管这些“80后”没有直接阅历,但相信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补上对从前中国的认知。另外我也觉得,由“80后”来写这样大情怀的剧本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我希望年轻作家的作品能够像老作家的一样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娱乐和爱情。有家风、有乡情,就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继续带着他们写,我一直想着春节之后怎样把这件事做好。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创作重心上有一个转变,从对过去的摹写(北大荒文学)到对现实的叩问,是什么促成您写作风格的转变?
    
    梁晓声:近期几家出版社出的书,收录的都是我所写的社会时评,包括少数杂文。这并不完全是近两年放下小说来有意为之的事。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开始写时评,写过《九三断想》《龙年一九八八》《九五随想》,还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等。从那之后我基本上是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时评。这些时评除少数像《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当时受到关注外,大多数没发表过。因为时评类的文章当时很难发表,我就直接收入书里。
    
    出版社认为,我以前写的某些文章,重新组合,再出版,依然有读者,发行量还可能超过一些新书。他们根据内容重新起书名,当然也加入了一些我近一两年写的文章。这意味着,在读者中,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时评,可能是他们想从中找到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认知的某种认同。
    
    记者:这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慢慢走向理性的一种反映?
    
    梁晓声:是的。其实,我的写作也在变。我在《九三断想》的开篇写道,我经历的时代从来没有像目前的时代这样给我一种粗鄙的感觉,一种浮躁的感觉。
    
    说句实在话,1993年的时候,我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书名被出版社起成《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种忧虑,看到了拜金主义对我们青年的影响,看到了放肆大胆的权钱交易。种种社会问题明明就在那里,为什么不重视?为什么只看到发展,只看到国家财富增长,没看到这些问题?那时我是海淀区人大代表,当时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微弱,所以就以那样一种激烈的文字写出我的愤慨。
    
    问题在那儿,如果不把它说出来,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现在看到了变化,我也不愿做那种闭着眼睛不承认变化的人。有问题说问题,有变化也希望用自己的笔呈现出来,使更多的人承认。
    
    记者:一个人阅历再丰富也很难了解一个社会的全貌。您如何确保作品中的描写分析客观公正、令人信服?
    
    梁晓声:写小说是另一回事。今天上午,我和一位作家朋友谈小说创作原则的时候说,我们作为文学家,第一品质是一定要善良。善良包含对同胞命运的关注和同情,我们总归是用笔在写他人,而不是写自己;还包含看社会看时代的理性,“善良”这个词我觉得是善和理性的结合,尤其是“良”字,就包括理性。我们不大可能看到,一个人是非理性的但又是善良的。因为非理性的人可能在某件事上是善良的,但也可能误伤好人。
    
    我是城市里工人家庭的孩子,我的生活有一部分短板,就是对农村的现实生活不了解。虽然当年下过乡,但我们是兵团,不是真正的农村。因此后来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去了解,比如看新闻报道、去采风、读别人的作品,但这远远不够。所以,每逢家里来了农村的亲朋好友,我一定要问: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到底变了没有?某种情况下,你到了最贫穷的乡村,这时候会想,这么贫穷的地方究竟还有多少?但同时也看到一些农村在发生变化,只看一面是不够的。这种变化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你会觉得,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
    
    写社会时评,还需要读一些历史,中国的,外国的,尤其是近代史。读得多了,你会觉得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希望和忧患并存的一个时期。你几乎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问题很多。还有,和国外比较,你会得出另一个结论,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国外大体上也都经历过,只有一部分是中国特色。对于国外经历过的那些事,我们也在经历,但代价要比国外小一些。如环境污染、资源耗费、社会福利分配,二次分配的时候,要多关注更草根、更底层的群众。读了一些历史后,看自己国家的眼光会越来越理性。
    
    记者:读您的作品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您的这种担当意识源自哪儿?家庭熏陶,后天学习,还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激励?
    
    梁晓声:我父亲14岁就闯关东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扫盲的时候才认识几个字,但不够看书,只能写些最简单的家信,像电报文那样的家信,而且还有错别字。我母亲来自东北农村一个中农家庭,我没见过面的姥爷做过私塾先生,是识字的。我母亲喜欢戏曲、评书,小时候经常给我讲故事。作为母亲,讲给孩子的故事都是好故事,都充满正能量。
    
    主要还是后来看书。依据我的经验,书籍对25岁以后的人生准则产生影响是较难的,最好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这也是我写给孩子们那两本书的目的。我不是想仅仅教孩子们如何写作文,而是想通过作文这件事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坚守做人的良好原则。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故事,今天的孩子可能接触不到。比如,我读过猎人海力布的故事,是蒙古族的一个童话。讲猎人海力布救了龙王的女儿,龙王用珍宝报答他。海力布不在乎珍宝,最后选择了能听懂动物们的语言,这对猎人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海力布听到一群鸟交谈,得知山洪即将来临。但这个特异功能是有限制的,一旦他把动物的话告诉别人,就会立刻变成一块石头。然而,他还是告诉了乡亲们,一边说一边从脚到头变成石头。
    
    在读这样的书时,我往往会本能地问:“我自己能做到吗?”常常得出的结论是,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做到。大多数人正是因为不能做到,所以对这个虚构人物产生了更大的敬意,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我们说自己不能做到,这是由于此刻我们很理性;但如果真的在极特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可能就会先人后己了。
    
    又比如,我读过高尔基的《丹柯的故事》,这是一篇非常短的文章。一个部落为了生存,在密林中迁徙。密林很阴暗而且多沼泽,树枝缠结在一块儿,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行进中不断有人倒下或被沼泽吞噬,人群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力气和勇气。情急之中,少年丹柯划开自己的胸膛,举起了自己像火炬一样燃烧着的心,把密林照得透亮,人群跟着丹柯勇敢往前冲。后来他的心裂散开来,仍像星星一样散发出光芒。尤其在我们那样一个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读了这样的书,更是激情澎湃。但是它和我们的英雄主义又不一样,读了之后觉得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很受感动,至少要求自己笔下也要多写这样的人物。
    
    还有,在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时,感觉他为人类保住火种固然是很光荣的,但是那种痛苦太难以承受了,在自己写书时就会很自然地觉得,我也要写那种使人向上、使人变好的书。
    
    记者:您曾在一本新书中写到,坚信中国未来的三十年会发生一些变化。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信心?
    
    梁晓声:应该说最大的鼓舞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这个班子上任之后的事情。
    
    首先,是反腐败。一些腐败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哪一级别,有些官员人格异化、生活腐化到了何种地步,早已超过了人民的容忍程度。十八大之后呢,你看确实做了许多事。一般老百姓未必知道这些事情做起来有多难。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利益集团的能量很大,完全不可低估,这根本上就是一种较量。现在,反腐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你能做的,至少也得像网民一样点个赞吧?你前面呐喊着要这样做,人家做了,而且做起来很不容易,你明明也看到了,这时候又装聋作哑,那不是一个正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们常说做人要正派,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其次,是抓作风。说来惭愧,十八大以前,我们开两会的时候,住在任何一个宾馆,自助餐至少是十来样菜,也有三十来样的。吃个饭,有必要从那么多菜里选吗?还有,顿顿有酒,从红酒到白酒,都是好酒,啤酒就更不用说了,晚上还有小火锅。全中国老百姓近几年的诉求都寄托在这几天、寄托在这些代表委员身上了,代表委员乘坐大巴从会场回来之后,吃着火锅喝着小酒,可能一顿饭一两个小时。我当年就有这个考虑,酒能不能不喝,菜能不能少点,这也是爱护我们的形象。还有,那时我们政协委员下去,前面都有警车开道,队伍会越走越庞大,车辆越来越多。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听汇报和走马观花,更多的时候是吃饭。中国人的特征,北京来的,又是政协,菜一上就是一大桌子,走的时候,百分之八十都还在桌上。假如那些服务员出身贫寒,他(她)肯定不会像我这样说——相信中国的未来的,最直接的就是骂娘了,那是因为我们做得真不好。现在这些都改变了,与认识的官员出来吃一次饭是不容易的,他们很害怕,一定要问谁买单。都让它阳光起来嘛,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我间接听到的,习总书记在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不管经济增长总量如何,总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让这种思维变成国家性的思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不是一把手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行的。
    
    来源:学习小组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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