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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访民被发怒截访者捅死 其子接力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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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23日 转载)
    
    被逼急的截访者,被杀死的上访者,宝贵的生命在信访拉锯战中陨落。
       

    35岁的孙伟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接了父亲的“班”,这令他很无奈,时刻盼望着能够解脱出来,过上正常的生活。他现在是一名上访者,在他成为上访者之前,他的父亲孙国发也是一位上访者,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是为了他的姐姐,而他是为了他的父亲。
      
    在这一场上访接力中,接力棒是孙国发的命—因为扬言上访,他惨死在截访者刘景富的刀下。刘景富也因此失去自由。2012年12月3日凌晨,截访者刘景富之所以行凶,就是被上访者孙国发逼“疯”了。
      
    这是一起有关信访和截访之间角力的典型案件,故事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解放村。长江商报记者来到案发地,了解事情始末。
      
    A.父子俩的上访接力
      
    孙伟东肢体不健全,属二等残疾,生活勉强自理。在没有成为上访者之前,他在辽宁沈阳的妹妹家做点零工,每月有一千多的收入。现在他想回家,但家里连房子都没有。孙国发的遗体还躺在殡仪馆里,他不敢去看,因为殡仪馆的保管费他还一直拖欠着。为了上访,借了十几万的外债,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偿还。
      
    孙国发的遗体被发现是在2013年4月13日,被发现时身上有40多处刀伤,两天后,法医在为孙国发的尸体进行鉴定时,孙伟东和他的叔叔孙国树以及姐夫杨国生都在场。他们听现场的法医说,刀伤是由两把刀子造成的,且至少应该为两个人所为。此后侦查一直没有结果,于是孙伟东步上父亲的后尘,2013年7月,他觉得公安局的刑侦大队一直在推诿不办事,就去上访。侦查结束旁听法院审判时,孙伟东听见公诉机关在陈述法医鉴定的结果时提到,孙国发身体上的刀伤为一把刀所为,凶手就是村主任刘景富。这和孙伟东他们在法医鉴定时听到的结果又有出入,于是,孙伟东又接着上访。刑事判决结束后,孙家人又上诉申请民事赔偿,被法院裁定驳回,由此,孙伟东的上访理由又多了一个。
      
    孙伟东接力父亲上访,这并不是孙国发所希望的结果,在此前16年的上访过程中,他从不让自己的儿女参与,所有的材料基本都是自己在本子上写出来,字迹歪歪扭扭,有很多错别字。上访的遭遇也基本不和孙伟东说,他很心疼这个身有残疾的儿子,在他以往的上访材料中多次提及,因为自己上访让孙伟东工作无着,很少能够照顾儿子,妻子也因此抑郁而终。
      
    孙伟东说,自从他的母亲死后,孙国发几乎成了职业上访者。他的目的很简单,为大女儿孙东云讨个公道。1995年6月孙东云在生产时被送到巴林左旗旗医院,生产时医院直接给孙东云做了结扎手术。出院后孙东云在婆家受到冷遇,离婚后致精神出现异常。孙国发觉得,医院不能在未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给孙东云做结扎手术。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孙东云不会离婚,也不会精神崩溃。为此,孙国发一纸诉状将巴林左旗旗医院告上法庭。
      
    B.被“逼疯”的截访人
      
    解放村分为上下两村,同住上村的刘景富和孙国发关系一直很好。2009年,刘景富当选村主任后,他们的关系依旧很好,但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孙国发还是上访者,是巴林左旗以及十三敖包镇的重点盯防对象。
      
    按照判决书中刘景富的供述:他负责孙国发的稳控工作有四年了。2012年12月2日,十三敖包镇镇政府的副书记许强给他打电话,让他到赤峰接上访人员莫永江和张凤云夫妇。因为孙国发和莫永江关系很好,他就将孙国发拉上想让孙帮助他把莫永江夫妇劝回来。
      
    莫永江和孙国发一样,也是老上访户,他的女儿五个月时被姐姐强行抱走送人,后来派出所又给他的女儿出了一个户口,这导致莫永江一直未能如愿将女儿接回身边。为此他已经上访了18年,因为同病相怜,莫永江和孙国发很谈得来。据莫永江回忆,2012年12月2日,他和妻子到达赤峰后,接到了孙国发的电话,孙在电话中表示要和莫永江一起上访。孙国发劝莫永江和他们回去,被莫永江拒绝,只同意自己的妻子张凤云和他们一起走。孙国发临行前告诉莫永江在赤峰等他两天,他们一起去北京。
      
    莫永江在赤峰等了孙国发两天。他给孙国发打电话,孙的电话已经停机,莫永江又给孙国发的手机充了20元的话费,孙的电话关机。后来孙国发的弟弟孙国树找到莫永江,莫永江此时才知道孙国发失踪了。
      
    根据判决书,刘景富、孙国发和张凤云到林东镇后,刘景富打车让张凤云回到解放村,他和孙国发到“天骄把肉城”与另外几人喝酒。晚上10点多钟他和孙国发开车走了,在路上,孙国发吐到了刘景富的车上。凌晨5点钟左右,孙国发醒了,刘景富埋怨孙国发吐到他车里了,二人就此争吵起来。后来孙国发说第二天要去找莫永江一同上访,这彻底激怒了刘景富。
      
    根据刘景富的供述以及他妻子的证言,因为孙国发要上访刘景富整天跟着他,连自己父亲病了都没时间照顾,而回家照顾父亲的几天也要把孙国发带回自己家去住。听到孙国发扬言再去上访,刘景富越想越生气,就去办公室拿了一把水果刀,在孙国发腹部捅过一刀之后便失去理智。孙国发死亡后,刘景富将尸体藏匿。而后,面对孙家人上门询问孙国发的去向时,刘景富的答复是:“政府给孙国发租了一个楼房,好吃好喝地供着呢。”孙伟东介绍说,他们去镇政府要人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这一谎言直到2013年4月25日孙国发的尸体被找到,刘景富案发。
      
    C.截访和信访的拉锯战
      
    孙伟东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诉说着他经历的或者他从别处听来的有关父亲的上访遭遇。而长江商报记者也从孙伟东带来的一堆凌乱的材料里发现了孙国发曾经被拘留的通知书以及入住赤峰市安定医院的病例。据2011年4月的一份病例显示,孙国发被赤峰市安定医院诊断为高血压和偏执性精神障碍。陪同人员是曹国生,并做了病情陈述。按照孙伟东的说法,孙国发是因为上访被政府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且不止一次。
      
    在入院记录中的“重要精神症状描述或问答实录”中,透露出孙国发的不情愿:“让自己住精神病医院觉得很无奈,表示配合住院”。曹国生是巴林左旗政法委法学会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负责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和执法督察工作。他在电话中否认了将孙国发关进精神病院的事情,也否认自己曾经陪同孙国发去赤峰市安定医院。他告诉长江商报:“是孙国发自己觉得自己有病了,想去医院检查检查,镇政府才有人带他去精神病院检查。”
      
    但此说法也被十三敖包镇党委书记许强否认了,他告诉长江商报:“镇政府从来没有人带孙国发去精神病院。”同时被曹国生和许强否认的还有刘景富的身份问题。在判决书中,刘景富自称是政府的“维稳人员”,其妻子也证实此事。就是因为这一特殊身份,才导致和上访者孙国发之间的冲突。
      
    曹国生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只是有时候镇政府委托刘景富看看孙国发是否在村里,不在村里要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因为同村,孙国发出去上访,他去接一下比较方便。”而对于孙国发曾经被关养老院一事,曹国生的解释是:“只是找个地方给孙国发做解释工作,陪孙国发聊聊天,做好疏导工作,让孙国发住养老院只是一种教育方式,属于临时帮教。”
      
    曹国生介绍说:“孙国发持续不断地上访的确给当地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们不仅要照顾孙国发的日常生活,还要带他去看病。这些年,我们对待孙国发像对待家人一样,有时带他吃顿饺子,到哪个信访干部家或者是政法干部家说没吃的了,那都没得说。吃的用的,谁跟谁出。对待孙国发的问题上我们问心无愧,我相信刘景富也问心无愧,在孙国发身上没少费心,花钱。”
      
    “上访户的生活如果都这么好,那大家都去上访好了。谁家没遇到过不顺心的事儿,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走这条路呢?”孙伟东激动地告诉长江商报记者。
      
    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孙伟东还要继续生活。但巨大的生活压力却让他无以为继。在2014年3月26日的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有关民事赔偿部分的判决金额是23526元。孙家人认为赔偿金额太低,随后提起上诉。2014年7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父亲的尸体还未火化,两万多的丧葬费也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我奶奶已经82岁了,虽然住在叔叔家,但我爸同样也有赡养义务。我真的要在我爸这条路上走下去吗?”孙伟东问记者。
      
    我父亲的尸体还未火化,两万多的丧葬费也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我奶奶已经82岁了,虽然住在叔叔家,但我爸同样也有赡养义务。我真的要在我爸这条路上走下去吗?—孙伟东
    
    新闻加点料
      
    盘点地方政府截访手段  
      
    地方政府常用的截访手段,经本网记者查阅媒体相关报道后发现,大约有送“黑监狱”关押、劳教、送进精神病院等几种。
      
    黑监狱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关押、押送一些上访者少则收取数千、多则收取数万元的劳务费,并在看押、押送期间多次殴打上访者。
      
    《南方都市报》称,警方查到了安元鼎与各地政府签订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 其中,上杭县公安局是目前国内唯一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的地方政府。
      
    事件引起巨大反响,此后,安元鼎的地方版也被媒体曝光。据《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44期报道,从2007年起,陕西陇县的“秋菊山庄”被当地政府用来关押上访户,政府以此迫使上访户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出省上访,甚至从此放弃上访念头。
      
    何根存,66岁,陇县下岗职工,先后两次被关进秋菊山庄:2008年3月上访北京后,拉回关押5天,2010年6月、7月共关押39天。
      
    边世彪,66岁,原陇县食品公司职工,同样因上访北京,2010年6月20日被关进秋菊山庄,8月16日得以放出,一共关押54天。
      
    杨生虎,于2010年9月25日写下保证书,并对着录像机表了“不再上访”的决心后,得以放出,前后关押34天。
      ······
      
    县政府抽调公安、法院、检察、司法、信访五家工作人员上山,每个单位都有领导挂帅指挥。然而,据访民反映,如此之多的干部被派到山庄,除了监管他们的行动并迫使其写下保证书之外,对于各人上访的问题,从来不过问,也一直没有人出面解决。
      
    据报道,访民所上访的问题,大都涉及房屋强拆、补偿不到位、教师任用不公、司法腐败、官员腐败等问题,全是“民告官”案件。
      
    劳教
      
    媒体报道称,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曾经口曝雷语:“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被知名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微博上曝光。
      
    《羊城晚报》记者从原发表在万载县政府网站上的该讲话稿(现已被删除)中发现,陈晓平称,“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并且在集中整治活动中,对早有劣迹、确定了犯罪事实的少数违法分子要及时抓捕归案,强力震慑,以儆效尤。”
      
    陈晓平还称,“当前的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推进缓慢的问题,固然有少部分干部能力有限,有政策和体制上的因素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群众强行阻工 扰工,故意制造拆迁障碍。特别是动不动就以死人来要挟,拿尸体做砝码,搞医闹,搞群体事件,向政府要利要钱,这是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不讲仁义的表现”。
      
    精神病院
      
    《中国青年报》报道,从1997年开始,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和残疾人邻居张桂枝从当地乡镇政府逐级上访到北京。2003年10月,大刘乡政府从北京把徐林东抓回漯河,并将他送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院。
      
    驻马店市安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2003年11月25日出具的一份鉴定书认为:徐林东属于偏执性精神障碍,建议住院治疗,加强监护。
      
    徐林东称,被关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他的家属在2007年才通过其他村民知道他的下落,但却被告知无权接徐林东出院。
      
    徐林东住院期间,每月花费医疗费1000多元,六年半下来花费近10万元,这笔费用是大刘镇政府从民政救济款中拨付的。
      
    2010年4月底,“徐林东事件”被媒体曝光,伪造了徐林东入住精神病院所需有关证明的几位政府工作人员被免职。经过新任领导的同意,徐林东才得以走出他住了六年半的精神病院。
      
    深圳律师黄雪涛牵头并执笔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发布。该报告发现,大量不该收治而收治的案例显示,送治人与本属正常人的被送治人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隔离治疗使送治人获利,而医疗机构也从中获取商业利益。
      
    上访人员的权益
      
    为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2005年1月国务院通过了《信访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对待上访人员的责任,这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明文规定了如何处理信访人员的法律法规。
      
    《信访条例》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来源:搜狐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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