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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老兵远走阿根廷成总统妹夫 坐拥60万亩地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26日 转载)
    
    志愿军老兵远走阿根廷成总统妹夫 坐拥60万亩地


    赤壁志愿军陵墓建成50多年里曾无人祭拜。
    志愿军老兵远走阿根廷成总统妹夫 坐拥60万亩地


    志愿军180师战士,童志安。 (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专题按:至少有18万年轻的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阵亡,由于历史等复杂因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长眠于异国他乡。
    
    七千多名战俘回到了国内,每一场运动都把他们推向斗争的前台;一万四千多名战俘去了台湾,许多穷困孤苦地度过晚年。
    
    回国!回乡!回家!无论阵亡的烈士,还是幸存的战俘。“对于世界,你只是一名士兵;对于母亲,你是整个世界”。
    
    民间已经行动,记下每一座墓碑上的名字,挖掘每个个体的故事,寻找魂牵梦萦的亲人。这是国家的责任。勿忘每个亡魂,勿忘战争的残酷。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风波,志愿军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对照,有些还成为了“人民罪人”。
    
    部分选择去台湾的战俘晚年也穷困潦倒,当初的承诺也成了“空头支票”,穷困老兵们甚至游行示威。
    
    远走异邦的极少数成为了成功人物。程立人成了阿根廷总统的妹夫,成为当地最大的珠宝商,还有60万亩土地和两家上市公司。
    
    那场战争里活下来的人都老了。当新闻里,437具中国志愿军士兵遗骸被韩国送回中国国内,一位儿子手捧父亲的遗像失声痛哭时,8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老兵童志安说,那个人的父亲就是他埋的。
    
    60年前,活着的人已经向死去的人告别。那是停战后三个月,首长让童志安去部队战斗过的地方扫墓,在一个个以数字为代号的战地山脚,有着一丛丛的坟墓,童志安给它们添上新土,脱帽鞠躬,向他们告别。
    
    无法告别的恰恰是活着的人,一百余万中国士兵被打上了这场战争的烙印。战争结束了,但他们的故事仍未结束。
    
    北行、南下、异邦
    
    60年前,童志安21岁,他挖了六百个坑,埋葬他的战友。这些坑有一米二深,长度刚好放下一个人,死去的士兵被擦拭掉身上的血迹,用雪白的,但却被称为血衣的白布包裹,由童志安和他的担架班抬进墓坑,填上朝鲜半岛的泥土。
    
    这是1953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激烈的阵地攻防战,葬身炮火的人们如烧焦的木头,一个月后,战争结束了。21341名中国战俘面临一个选择——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1951年,因饥饿而昏睡的陈文基,一觉醒来,就成了美军的俘虏。他被带往韩国巨济岛上的中国战俘营,在营内,他发现,战俘之间,正在上演着“国共内战”。
    
    “亲共”还是“反共”,不同立场的战俘壁垒森严。“反共”的战俘,多为原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被收编,被俘后要求前往台湾。其他战俘绝大多数坚决要求回大陆。意识形态的冲突,让双方互相视对方为叛徒,战俘营成为战场,大规模的殴斗时有发生。
    
    李正文就是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中的一员。战俘们在被俘后建立了“回国小组”、“中共地下党团支部”,战俘被秘密组织起来。1951年10月,当“反共”的战俘决定在“双十”升旗纪念,其他人则携带木棍,在前一天晚上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试图夺取旗帜,殴斗中,双方互有死伤,随即被赶来的美军阻止。
    
    这甚至让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感到困惑,他们没想到,在战俘营中,战斗还要以这样的方式继续。
    
    争斗的焦点是争取更多的支持,双方都希望能将更多的战俘拉倒自己一边。
    
    在“回国小组”开展斗争的同时,“反共”战俘发起了“刺字运动”,每一个被控制的战俘都得在身上刺下文身——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又或者“青天白日旗”。不愿意刺字的战俘,会在夜里被叫出战俘营进行“教育”,有的第二天被发现淹死在厕所里。
    
    而“亲共”的战俘也会发起“打坏人”运动,其中经过一位领导人批准而处死的叛徒就有17人。
    
    在这样的战斗中,谁也难以独善其身。大学生程立人有着“校长”的绰号,被俘后他当了文化教员,专管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但“校长”的政治态度过于暧昧,难以得到两方的信任。殴打与羞辱让他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在美军开办的学校里,曾经念过书的陈文基成了战俘们的临时老师,他用着“校长”编写的教材教战俘们识字,许多战俘都是文盲,他首先教他们的,是写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停战半年后。
    
    1954年1月20日,战俘开始遣返。坚定的回国者李正文向北而去,胸前被刺上“青天白日旗”的陈文基登上南下的汽车。而在两边都得不到信任的大学生程立人则选择留在原地,和其余11个人一道跟随“中立国”前往印度。
    
    北行、南下还是前往异邦,都开启了这些士兵们不同的命运。
    
    蒙冤26年
    
    战争结束后,除少部分继续驻防外,140余万中国军人分批回国,各自回到驻地,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革命军人身份让他们成了当时“最可爱的人”,但与战俘们无关。
    
    1954年,李正文从辽宁昌图寄给战友汪元昌一封信,告知自己还活着。
    
    这一年,在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回到国内的7110名志愿军战俘接受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看待自己,坦白有没有投降叛敌的行为。在一轮轮的政治高压下,许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而在信中,李正文只是告诉汪元昌,他有多高兴能回到祖国。
    
    两年后,汪元昌在四川广元见到了李正文。所有的战俘都被取消军籍复员回家,无奈之下,他考了一所师范学校,重新回去当学生,也好谋个教职。
    
    “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是一个身负屈辱的穷学生,相见之下,都有些酸楚。”汪元昌说,离别的时候,他再三问李正文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后者迟疑了许久才告诉他,他想要一件衣服。汪元昌将随身携带的衬衣让他穿上。李正文个子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截,但他却很满足,连声道谢。这让汪元昌突然觉得难过。
    
    战俘身份,成了这七千余名战争幸存者的标签。他们的档案里被记下“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1959年反右运动时,一位复员后在奶牛场工作的战俘向领导坦白了自己被俘的历史,领导大惊又大喜,在职工大会上,兴奋地宣布“奶牛场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则成了“隐藏下来的投敌叛国分子”。
    
    “文革”中,一位被开除公职的战俘决定去北京上访,他挤上红卫兵串联的火车,要去天安门找毛主席。管制他的公安局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他在北京被捕,押解回原籍,判刑入狱。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风波,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变节,变节必叛变”的怀疑中,一遍遍解释自己,坦白自己,争取宽大处理。
    
    汪元昌再见到李正文时,“文革”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那时,汪元昌转业到地方,是财税局的官员,李正文是小学老师,同时还在地方剧团拉二胡。但无论学校还是剧团,都已经停业闹革命,他一个人生活,局促而潦倒。
    
    直到1980年,随着“文革”结束,中央下发了对朝鲜战争被俘归来人员重新复查处理的74号文件。对战俘的不公待遇才得到纠正。
    
    “现在,晚上天冷的时候,我还会想起他。”汪元昌觉得痛心,他的战友李正文没能熬到最后一刻。
    
    “空头支票”
    
    “你是自愿去台湾吗?”小时候,陈朝勋问他的父亲陈文基。“小娃儿别乱问。”父亲不愿意回答。
    
    包括陈文基在内的来台战俘们被称作“反共义士”。他们到台湾的那一天,被定为台湾的法定假日“自由日”。
    
    当年,这些争夺来的大陆士兵被视作去台国民党的一次难得胜利,在台北“总统府”,赴台俘虏们按要求集体向“蒋总统”排队欢呼致敬。
    
    来台两个月后,这一万多人集体加入国军,并写下决心书,“在领袖的领导之下,战斗!战斗!进军!进军!直捣北平城,打下莫斯科!”
    
    台湾曾对这些战俘做过统计,其中文盲接近一半,真正受过合格教育的少之又少。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被编为普通士兵,驻防台湾各地。
    
    1954年4月份,陈文基和他的学生们即将面临分别。被发配到各个驻地前,学生们纷纷给老师留下一张单人照片作为纪念。按照当时的习惯,照片上会写下通讯地址,以求进一步联络。这些来台的年轻人,却固执地写下四川、重庆、山东、黑龙江,写下某村某庄某人代收。
    
    于是,很快,陈文基就和他的学生们在海岛上失散了消息。
    
    1966年,陈文基娶了一个高山族姑娘为妻,一年后,考入陆军财务经理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会计。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台湾安然生活下去。1950年代,一位驻防金门的战俘准备游泳回大陆,终于游上岸后,却发现不过是回到了原地,而他则因体力透支晕倒被巡逻的士兵发现,被处以死刑,通报全台湾。
    
    从小,陈朝勋对父亲的印象,是父亲不苟言笑,显得心事重重。他不爱谈来台湾以前的事情,家里人也不能多问。
    
    只是有一次,青年人陈朝勋拿回来一包美国香烟,勾起了父亲的回忆。陈文基告诉儿子,在战俘营里,美国人每两天发一包香烟,就是这个牌子——“Lucky Strike”,中文名“幸运出击”,哪一方的士兵都有着相同的愿望。
    
    更多的“反共义士”则过着更艰难的生活。由于台湾规定士兵不能结婚,许多的战俘直到四十余岁退伍时,还只是孤身一人。他们文化水平低,没有生存技能,不会讲闽南语,融入不了台湾社会。孤家寡人,成了许多战俘一辈子的伤痛。
    
    在台北,台湾为这些老兵修建了白鸡山庄,又叫“荣民之家”,鼎盛时曾有超过3000名战俘住在里面。
    
    1987年,台湾废除戒严令,两岸恢复三通。陈文基和家乡的兄长恢复了联络,他的父母早已过世。哥哥在重庆的乡下做着赤脚医生,他寄来了自己一家十几口人的全家福,陈文基将这张照片视若珍宝,放大后挂在饭厅里。
    
    哥哥一家人站在老家的堂屋前,经过这么多年,堂屋还和陈文基17岁离家时一样,那是他对家乡的记忆。
    
    回乡探亲成为许多战俘的愿望,1987年,2000名穷困的赴台老兵举行了游行示威,因为甚至筹措不起路费归家。最终,这些老兵们,用30年前发给的“战士授田证”换取了5万到15万不等的路费。当年,这些“授田证”曾经承诺,当光复大陆后,会让每人分到出谷2000斤大米的田地。但最终,这成了张“空头支票”。
    
    “父亲原本想退休后就回家乡,但一退休他就病了。”陈朝勋说,同样患病的还有父亲的哥哥,两位老人在见面前先后离世。
    
    不一样的传奇
    
    当程立人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里时,已经是三十年后。当年,在印度蹉跎了一年后,他去了南美。
    
    1987年,他已经是阿根廷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阿根廷最大的珠宝商,名下有着60万亩土地,两家上市公司,还是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的妹夫。
    
    程立人远走异邦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当时战俘营里流传着他“主动投降”的说法,“他是一个战场上的投诚分子”。记得他的人现在依然这样说。这成为当时战俘营中任何一个阵营都排斥的人物,最后回大陆和台湾均不得,只得被安排去“中立国”,少数人意外取得了成功,例如程立人。
    
    他成了一个传奇而神秘的人物,关于他的最近消息发生在2012年,家乡的官员、贵州省人大一位副主任访问阿根廷,费尽周折才能见到他,对于回来看看的邀请,八十多岁的程立人只是表示,如有机会他会考虑。
    
    被时代隔绝于各地的士兵们,在老了之后重新碰到了一起,而这个时代以及他们的人生,与当年相比,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贵州,在国外经商的战俘想资助在当地务农的战友,战友却怎么也不肯接受。地方领导仔细询问理由后,他们讲了原因,一是觉得对方的钱赚得也不容易,二是对方给的美元,他们不知道怎么用。
    
    在成都,战俘钟骏骅遇见了台湾来的作家廖汀,后者也是当年的志愿军战俘。退休后,钟骏骅喜欢和当地的一帮画友诗文唱和,每次来成都,廖汀都要让钟骏骅帮他挑选画作,带回台湾出售。
    
    这样的生意往来并没有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当年在战俘营的裂痕依然横亘,钟骏骅说自己和他做生意,只是“权宜之计”,“去没去台湾,现在只是不提了”。
    
    一切都在发生变化,退休后,汪元昌下海经商,成立了一家代理海外红酒的公司,出行都有司机兼保镖跟随。那场惨烈的战争,逐渐淡出了他的记忆。
    
    陈文基的儿子由于工作关系定居北京,但父亲和大伯故去后,他与老家的亲戚就再没了联系。
    
    2013年,依然生活在成都革命伤残军人疗养院,这所全国最大的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的朝鲜战争士兵,只剩下了23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童志安还记得,一次老兵聚会,一个瞎了眼睛的女兵被搀扶着,在聚会上唱了一首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声音喑哑但依旧清丽,歌音缭绕,似乎又回到了当年。
    
    (参考资料:《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张泽石、高延赛著 (南方周末)
    
    来源:南方周末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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