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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下“战书”,邀社科院副院长辩论毛功罪是非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0月22日 转载)
    来源:法广中文网 作者 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隔洋迎战,撰文回应他的前同事、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捷最近对他著作的批判。星期一,高文谦在题为《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驳李捷兼下战书》的回应文章中表示:“愿借此机会向李捷下战书,公开辩论毛的功罪是非”,“希望当局开放网禁,允许大陆民众观战。”该文首发于《中国人权双周刊》。

    
     10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国内各大网站和媒体广为转载,海外重要中文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谷歌搜索该文标题,有5万多条结果。
    
    2003年在海外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在大量中共官方未公开的档案材料基础上,重点详述了文革前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了林彪、邓小平、江青等许多中共领导人。该书披露的内容颠覆了官方精心构建的意识形态,被视为“非毛化”的代表作。虽然大陆官方一直全力封杀此书,但该书仍广为流传,甚至成为向官场人士送礼的佳品,号称“部级干部人手一册”。
    
    高文谦认为,此次旧题重拾的背景是习近平要以举毛泽东旗帜重掌意识形态话语权,也是为今年纪念毛诞辰120周年清场。
    
    不过令高文谦感到十分惊讶的是,这篇发表在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学报上的批判文章,竟然多处大段抄袭十年前司马公文章,有的段落甚至一字不改。司马公曾于2004年在香港《广角镜》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说,他“实在是为这位前同事感到汗颜”。高文谦说,李捷文章中甚至犯下了连抄都没有抄对的低级错误,如该文重点批高的毛除夕夜放鞭炮事件,竟把时间说成 “1975年”,即周恩来逝世前一年。高文谦说,这是李捷在“砸自己的牌子”。
    
    高文谦与李捷20多年前同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事,1989年5月18日,在北京各界百万人声援天安门绝食学生的游行队伍里,高文谦是文献室游行的领队之一,李捷则是游行的参与者。六四镇压之后,他们都经历了单位的清查整肃,李检查过关,重获领导信任,高则感到“与共产党的缘分已尽”而出走海外,两人分别走上了拥毛、非毛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本台记者对高文谦进行的独家专访,将在《美国动向》节目中播出。
    
    
    附高文谦原文:
    
    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
    ——驳李捷兼下战书
    高文谦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一文。文中指责我“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丑化毛,给我扣了一堆帽子,诸如“多处罔顾历史事实”,“有意混淆是非曲直”,“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等等,不一而足。李文发表后,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官方网络水军也一拥而上,对我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还鼓动毛新宇“追究高某的法律责任”。
    
    李捷这篇批判文章显然是衔命之作。十年前,我撰写的《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把官方史学神话戳了一个大窟窿,令当局极为难堪,但又不便公开批判,只好用笔名“司马公”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文章。我随后在《当代中国研究》发表文章进行反驳,围绕党史和文革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与之论战,澄清历史真相,驳得官方招架不住,只一个回合,就败下阵去。
    
    为什么现在官方又旧话重提?这是当局为了大张旗鼓纪念毛诞辰120周年所做的统一部署。习近平上台后,为了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重新拾起毛这把刀子,提出“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举毛旗,走老路,大抓“舆论斗争”,四处亮剑,国内政治生态大幅左转。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之一,李捷在这波捧毛造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前些天,他发表重头文章《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宣称“‘非毛化’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脊梁”。现在又拿《晚年周恩来》开刀,原因很简单——这本书在大陆广为流传,号称“部级干部人手一册”,当局视为非毛化的代表作,挖了共产党的祖坟,“影响极其恶劣”。如果不肃清这本书的影响,就难以恢复毛已经残破的神话偶像。这就是李捷以“权威”的身份出来批《晚年周恩来》的政治背景。
    
    首先要指出的是,李捷这篇文章与学术讨论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攻击。我曾与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同事过。通篇读过李文,实在是为这位前同事感到汗颜,完全是在炒冷饭,根本不值一驳。该文多处抄袭当年司马公文章的内容,有些地方甚至一字不动地大段照搬,比如:“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乃至李文最后一段中“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除了把最后一句中“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的“哉”改为“耶”外,其余两百五十余字全部照抄司马公文。仅此一端,便可知李文的质量如何。这样明显的大段抄袭,或可免被追究剽窃之责,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之实。
    
    更让他砸自己牌子的是,李捷文中把毛除夕夜放鞭炮那件事说成是在1975年,而张玉凤的文章里明明写的是“1976年的春节”,李文照抄都把时间抄错了。还有李文中“伍豪事件”那段也是完全照抄司马公文,硬说我在《晚年周恩来》中没有提及毛泽东1968年对此作出的“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批示。事实上,当年我在批驳司马公时,就已经指出这是在捏造事实,蒙骗读者,并指明在《晚年周恩来》第244页中不仅明确提及这一点,而且还注明了出处。结果这位李同事仍然照抄不误,将错就错。一个堂堂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学问竟然做得如此马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破绽百出,怎么还好意思以“权威”身份教训人,真不知道他怎么向上面交待?又怎么对得起被他忽悠的社会大众?国内共识网今天刊出当年司马公长文,人们正好可以结合对照李文和我当年的反驳文章,查阅一下《晚年周恩来》第244页,孰是孰非便可一目了然。
    
    鉴于李文通篇不过是在重复当年司马公文的陈词滥调,而我的主要观点已经在与司马公的辩论中阐述过,对其指责也一一作过回应,这里就不赘述了,只对几个主要问题再申述一下。对这场争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前往下面的链接观战,自行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7-11/59266375-all.html;高文谦:《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复司马公》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3817)
    
    关于伍豪事件问题,这是考察毛、周关系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周至死一直念念不忘。我在《晚年周恩来》中说,这件事是周晚年的一大心病,是他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李文说我“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事实上,这一说法出自邓颖超之口。1989年4月她在约谈《周恩来传》时,曾专门提到“伍豪启事”问题,说这是周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另一件事则是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谈话是有文字记录的。李捷作为官方毛传的执笔人,应该看过这份记录。他之所以还要这样说,就是想给我扣上“主观推断”的帽子,然后做文章。
    
    必须指出,让江青这条“主席的狗”为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背黑锅是官方的一贯手法。李文在伍豪事件问题上也是这样做的,把全部责任推给江青,而对毛则采取掐头去尾的“障眼法”进行遮掩,只提毛1968年的批示,制造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假象。但事实正好相反,周并没有因此而从伍豪事件中解脱出来,有生之年一直被这件事纠缠。李文中还说毛1967年5月对伍豪启事批示“存”的意思是对此“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在1972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又再度把伍豪启事这件事翻出来,让周专门为此向大会做报告,并要各省档案馆保存一份呢?李文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不仅如此,毛还在1975年发动评水浒运动,批投降派。这显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所影射,首当其冲的就是既背着伍豪启事历史包袱,又被批为对美外交投降的周恩来。正因为如此,1975年9月20日,周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在已经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的情况下,还强撑着把“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进入手术室前,周又大声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后,邓颖超让汪东兴向毛报告这件事。凡此种种,不正说明了周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为伍豪启事担心吗?证实了《晚年周恩来》所述不虚。
    
    林彪问题也成了李文指责我的一个题目,说“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这里要再次指出,李文这些说法又是在大段照抄司马公文。
    
    不错,林彪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政治上对毛阳奉阴违,有许多两面派行为,可是在中共体制内又有谁能说真话呢?若论玩弄阴谋,林彪与毛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否则就不会被逼得死于非命了。李文中历数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种种表现,却把这出戏的主角毛轻轻放过。这种明显带有选择性的叙述,恰恰暴露了官方史学才是在为“预设的创作意图服务”。李文指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可当年不正是毛把林彪叫上庐山,并坚持让林接替彭担任国防部长的吗?又如,李文说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唱反调,吹捧毛一贯正确英明;可是在林彪讲话后,不正是毛带头鼓掌、大加赞扬的吗?文革发动前夕,不正是毛要罗瑞卿传话给林彪,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的吗?
    
    如同评周一样,评价林彪也涉及到批毛的问题。只有还毛的历史本来面目,才能廓清事实真相,把林彪问题说清楚。比如,在文革酝酿和发动的问题上,林彪负有重要责任,但始作俑者是毛,而不是林,林彪的罪过再大,也大不过毛。至于说毛翻云覆雨,惯于玩弄阴谋,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甚至毛本人对此也不讳言,辩称自己搞的是“阳谋”。别的不说,毛在庐山会议上就是出尔反尔,欲擒故纵,先是同意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事后又不认账,这不是搞阴谋又是什么?更不用说为了倒林,毛违背中共组织原则,背着林彪这个已经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跑到各地“煽风点火”,一面说“三要三不要”,一面又大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抓黑手”,这种做法究竟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呢?
    
    在周恩来治病问题上,李文指我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大概是看到我当年一一驳倒司马公文中的各种辩解后,不再纠缠其中细节,以免自寻尴尬,转而拿我在八十年代说过的话做文章,似乎这样一来就抓住了把柄,指我“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真实情况是,我在八十年代编写官方《周恩来年谱》文革部分时,就对当时周治病被一再延误感到蹊跷,特别是得知毛对周治病下达的“四条指示”后更是感到震惊。(其内容是: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我在采访一些曾在周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时,他们对此也很不理解,认为其中有鬼。不过由于当时人在体制内,无法畅所欲言,所以我在写《在最后的日子里》一文时回避了这方面的内容。六四后,人到了海外,不再受拘束,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李捷应该对当一个御用学者在夹缝中做文章的苦衷比我更清楚。在这种体制里面呆长了,会丧失自我,人格扭曲乃至严重分裂——当面做鬼,背后是人。这也是我决心离开这种体制的原因之一。
    
    我在《晚年周恩来》和驳司马公一文中,根据所掌握的档案材料,详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阻挠延误周恩来治病的祸首。周发现患癌症后,根据毛的四条指示,整整拖了9个月,其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直到大量尿血后才不得不做第一次膀胱镜检查。而毛又通过汪东兴下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许做电灼手术,要他们“服从大局”。最后还是医疗组的专家暗中抗命,在手术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错失早期发现治疗的宝贵时机,导致周体内癌细胞已经转移,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我在批驳司马公的文章里,逐条批驳了该文中为毛四条指示所进行的各种辩解。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晚年周恩来》和我驳司马公的文章找来看一下,就会看出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
    
    十年前《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毛时代时曾经表示: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为了一己之私——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唯恐身后被“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清算,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入文革十年浩劫之中。毛时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中国当前正在大变的前夜,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毛泽东虽已死多年,但幽灵至今仍在四处游荡,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时局或有重演文革惨剧的趋势。海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此忧心忡忡。因此如何评价毛事关国家未来走向。既然李捷这位毛家湾的老同事找上门来,我只有应战,来而不往非礼也。鉴于他现在正卖力扮演官方挞伐“非毛化”的重要角色,我这个货真价实的“非毛化”分子愿借此机会向李捷下战书,公开辩论毛的功罪是非,各抒己见,题目由他来定。希望当局开放网禁,允许大陆民众观战。不知李捷有没有勇气应战?
    
    2013-10-21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662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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