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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律师:全国人大应当尽快成立外交委员会和预算拔款委员会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7日 综合报道)
    博讯记者按:6月27日,著名律师陈有西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呼吁:全国人大应当尽快成立外交委员会和预算拔款委员会,@陈有西在微博上说:全国人大从来不审查国际外交上的开支,没有预算审批,也没有事后的报告和质询。这种局面应当改变了。全国人大应当尽快成立外交委员会和预算拔款委员会,对每一笔国际援助开支进行事先审议审批,向全国人民报告。不能由中央个别领导、国务院和外交部任意行使。
    
     以下文字转于陈有西学术网:

    
中国对外援助60年变迁史

    
    [陈有西按]外交,是一个神秘的、普通中国公民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发言的领域。因为这部分的信息是完全官方垄断、甚至列为国家机密的。其实,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国际友人或者收买国际敌人,人民是有权利知道的。但是,中国的全国人大从来不审查国际外交上的开支,没有预算审批,也没有事后的报告和质询。这种局面应当改变了。全国人大应当尽快成立外交委员会和预算拔款委员会,对每一笔国际援助开支进行事先审议审批,向全国人民报告。不能再将这个权力,用空白支票交由中央个别领导、国务院和外交部任意填写领用了。这是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的国家行为规则。
    
    中国对外援助60年变迁史
    王冲 时事观察员
    2010年08月16日11:31财经网
    
    
    
    中国商务部的预算让不明就里者有些吃惊。
    
    4月6日,商务部公布了2010年度该部门的财政收支预算信息,支出总额为151.57亿元。其中,外交支出是占比最大的支出项目,总额高达140.6亿元,而对外援助总额为130.85亿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89.8%。
    
    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在纽约举行了一个海地重建筹款会议。超过50个国家共捐助了53亿美元。但中国仅捐助了150万美元,与冈比亚和摩纳哥差不多。5/6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揶揄说,这些钱甚至还不够买上海郊区的一栋别墅,中国花钱的方式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
    
    中国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究竟去了哪里?起到了什么作用?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在变,对外援助的思路和理念也应该与时俱进了。
    
    对外援助曾是“严肃的政治活动”
    
    中国的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已启动。
    
    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1955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在标明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的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
    
    到1960年底,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提交的报告称,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中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中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
    
    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大饥荒时期。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Shyti)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这段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数额非常之大。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
    
    这些援助,都是作为严肃的政治活动进行的,美其名曰“国际主义”。
    
    “绝不附带任何条件”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对外援助金额并没有相应大幅增加。
    
    1995年是中国对外援助框架全面改革的转折点,其目标是根据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提出的“经贸大战略”,把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经济合作结合起来,运用国内外资金、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需要追求对外援助形式的多样化,同时兼顾受援国和中国双方的利益。此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和鼓励。
    
    而今,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由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三部分组成。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向74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各类项目252个。
    
    中国的对外援助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上讲,对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基本指导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奠定这一基调的是周恩来。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11国途中,在马里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主张,其中第二条一直被奉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不干涉内政做法遭质疑
    
    然而,中国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内政的做法遭遇西方的质疑。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EvanA.Feigenbaum)在《外交政策》双月刊发文称,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中国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相反,它通常要求受援国家,购买中国产品或者雇佣中国工人。例如,最近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100亿美元贷款,对土库曼斯坦的40亿美元贷款,以及对塔吉克斯坦的6300万美元贷款,对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决策改革几乎没什么效果,对政府治理的提高就更没什么作用了。
    
    文章认为,向世界其他国家捐款时,中国不遵守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制定的规则。中国的贷款通常是秘密协商,没有传统的附加条件,往往提供给那些西方国家资金害怕去的地方。中国既投资也捐助,比如去年它对阿富汗的7500万美元贷款后来就变成了援助。
    
    文章还批评说,中国一般喜欢单独行动,很少有与其他国家或机构的合作或协调。
    
    对中国的提供援助却不提附加条件的做法,美国官方也予以反对。
    
    2008年3月18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以“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为主题的听证会。应邀出席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在会上对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政策提出质疑,称中国的政策可能阻碍美国、欧盟等援助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方面的努力。
    
    柯庆生表示,中国近来通过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在经济领域“大举进犯”第三世界,尤其在非洲、拉美和太平洋地区,并通过经贸手段加深与这些地区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国的政策与美、日、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援助方“以外援为杠杆,促进受援国改善人权、进行改革”的政策完全相反。
    
    他说:“我们很担心与国际社会不协调的中国外援项目,将抵消其他援助方促进良政、提高透明度的努力。我们认为,提供附带这些条件的援助项目才是促进第三世界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最好方式。”
    
    外界中国对外援助不考虑人权的指责,集中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苏丹政府受到众多联合国决议的谴责,中国对苏丹给予了积极的对外援助,但由于中国注重平等、互利、透明和不排外的经济合作,并坚持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一开始并没有对苏丹的人权状况予以特别的关注,后来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升级,中国非常被动,奥运前夕,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宣布放弃奥运会闭幕式艺术顾问角色,引发全球舆论界哗然,原因就是中国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不作为”。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周琪撰文认为,由于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百年屈辱,中国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记忆犹新,因此对尊重主权的外交原则更为重视。但是,如果中国要想向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必须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在国际上促进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方面做出适当的平衡。忽略人道主义问题而坚持完全不介入的做法,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中国对外援助和贷款方式正在改变
    
    面对外界压力,中国的对外援助也与时俱进。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合作越来越多。在中国资金改变世界的同时,中国自身也在被改变。
    
    1997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2000年中国又向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0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多边援助。参与多边援助表明中国对外援助观念的重大转变。
    
    转折点在2007年。这一年,中国加入了国际开发协会的捐助国名单,该协会是世界银行下属机构,专门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无息贷款。
    
    当时,此举引起西方媒体热议。BBC评论说,中国在8年前还是国际开发协会的受援国,如今首次从受援国转变为捐款国,“具有很大象征意义”。而“德国之声”则认为,这种“象征意义”不可小看,这将是一个转折的开始,中国总的趋势是从受援国完全变成出资国。那么,中国就真正走出了第三世界。
    
    当然,这些都是小变化。但是对长期以来一直在国际舞台独舞的中国来说,以前这是很难想象的。随着中国逐渐强大,它将会受到更大的压力放弃单打独斗。一方面,中国继续寻求在国际多边贷款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投票权。中国将面临自身贷款政策与这些国际组织规定的矛盾。实际上,中国的贷款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推动了这些机构的改革。
    
    “中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几内亚财政部的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去年对《纽约时报》表示。“他们不再会向一个不稳定国家的不确定市场中注入50亿美元。”这很重要,提醒人们,在中国迄今改变世界的同时,与世界更紧密的联系也在改变中国。
    
    
    
    对外援助,中国怎么提“附加条件”?
    丁学良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2009年07月10日07:46南方网
    
    
    中国官方出版物最早提“负责任的大国”,据我看到的资料,是在1999年。以前,政府对这个概念不大接受。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内,中国大部分时候在参与国际事务、担负责任时,比较低调。国际上认为,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体系一个重要参与者与得益者,假如继续少负责任、多得好处,那就成了搭便车者。起初,中国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实力太低,国际舆论尚能谅解。1990年代中期以来,对此就越来越不能接受了,因为中国越来越让别国觉得非常有钱。
    
    负责任的大国是个很宽泛灵活的概念,不仅指现在全球经济要中国起“火车头”之一的作用,在战争与和平等传统的国际安全上,在气候变化、跨国流行病、跨境犯罪、国际洗钱、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的国际安全方面,更要求中国起重要作用。
    
    中国究竟在哪些方面应该负起责任、负多大,这是个持续的国际互动过程。有时想负责任,能力未必达到,有时不想负责,却又不得不承受负担。要在国际上获取长期利益,就不能被国内愤青和民粹主义误导,而须站在比较的和历史的高度,选择即便不是最佳、至少也是中上水平的方法。
    
    两个案例,给我们有启发的经验指标。一个已经在做,就是中国军舰索马里护航,赢得国际上普遍肯定。从1949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多数时候是不赞成国际水域护航的,因为那时是西方列强在做,他们有全球市场,其军事力量,包括海军、航空兵也是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现在中国与其他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参加了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也有海外利益,就要像他们一样,充分利用国际法,以较小的成本保护国家长远利益。以后恐怕还要逐步在重要国际航道的周边租用别国的港口设施,乃至于在突发危机关头派地面部队赴海外,保护本国的重大利益点。
    
    第二个案例,是今年年初起,香港和国际媒体调查报道,非洲某国总统在香港买了豪宅。这只是该国总统一系列挥霍公款事件中的一例。他在香港就读大学的女儿不能拿奖学金,每年至少十几万港币的费用从哪里来?多半也是公款。香港很多报刊报道,其第一夫人也是国际上出了名的购物狂。2003年在巴黎旅行,一天就花了十几万美元,在新加坡机场免税店购物小推车用了15个,2006年到越南,买小雕像花了8万多美元,一个手袋,12000美元。
    
    在1980年代,他是非洲最被看好的政治家之一,但现在他管理的国家,是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中最穷的之一,近几年的失业率高达80%,除了军人和政府雇员,民间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工作。而且通货膨胀率居然达231万倍,几乎每个大人都是亿万富翁,因为最大面额的钞票是1000亿,只能买大半个面包,整个货币体系失去意义。全国人口有1500万,700万人要国际粮食援助。由于卫生、营养差,很多人死于霍乱。简言之,这是一个失败国家,政府管理混乱不堪。
    
    问题在于,过去多年来,该国最重要的外援就来自于中国。同时,中国也是它最重要的投资国之一,它有很多资源。2008年该国向中国要求20亿美元的贷款,以挽救崩溃的经济。这么多年来,中国给了该国许多经济和军事捐助,有多少被其贪官捞进口袋,搞不清楚。
    
    以前,中国经常批评西方国家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时,提了很多附加条件,说自己对它们的援助是无条件的。假如援助对象有一个负责的政府,不加条件很好,能获得对方政府和人民的感谢赞赏。但如果对方政府或主要领导者胡来,援助时还不附加条件,后果就会非常负面。最直接的损失是,宝贵的援助没有被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项目上,而是被贪污或浪费了。更要命的是,这种援助,基本上不能给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好处。本来,该国重要的资源能被中国购买,该国市场能成为中国产品的销售地。如果对方国家动荡不安,原料、市场就都靠不住。我在国外经常听到埋怨,说他们政府那么腐败,中国怎么还提供给他们那么多钱。好几个国家的大学生组织与NGO,都有这样的抱怨。
    
    显然,不是所有的附加条件都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一些非常必要。以前西方国家在给援助时,也没有附加条件,尤其冷战时期,只要你站在他的同一战线,不管政府在本国如何胡来,都给援助。但后来发现,这些政权极不稳定,经常破产或被推翻。大量投资没回报,他们也还不起债。于是西方国家吸取教训,要求对方提供每一笔大额贷款的用途细节,原来答应的效果怎么样,哪些方面完全失败,要有透明度。
    
    近年来,中国与全球互动大增,现在向中国要钱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尤其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下第三世界的穷国。怎么发展出一套对中国长远利益有好处,对中国国际形象有提升的对外援助规则和程序?
    
    考察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可以使我们以较快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参照这些更有效的规则,能使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长期得以维护,同时,避免掉进援外的陷阱——不少国际舆论说中国是腿陷得较深的一个。
    
    比如,以前南非大力援助津巴布韦,南非民主化后,也不愿把很多钱砸到那里去。种族主义统治结束后,黑人政治家上台,南非近几届总统都是以前反对种族主义的战士,纯粹从种族角度讲,应该更会大量援助穆加贝。但他们发现不行,于是增加了很多条件。前几年,津巴布韦向南非要10亿美元贷款,南非说要有条件,并只借给他们一小部分,转身津巴布韦又找中国借20亿美元,中国有所警惕,没给那么多,后来给的援助,也是粮食。不过,中国还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规则与程序,来裁定究竟如何给外国提供援助。
    
    西方工业化以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大国之一。对那些来朝进贡的藩属国,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面子给他们很多财物。小国得到的甜头太大,每年就要求多派几次朝贡,后来皇帝就支撑不下去了。中国多方位(还不是全方位)的国际交往是这二十多年的事,这么短的时间,虽然有很多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但需要改进的也还很多。在国际舞台上如何长袖善舞,要留心老牌工业化国家怎么做,研究别人如何运用国际上大部分玩家认同的游戏规则,来保护本国的长远利益。只有在包括经济贸易、军事利益、国际安全、国家信用等有形与无形资产众多的方面,都得到长远保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才能用比较小的投入,获得长远的多种利益。否则,很容易出于好心而给别人背黑锅。
    
    
    
    《铁血网》网友评论
    
    中国竟花数千亿买来三个仇人
    
    发表于:2013-05-22 17:32:15
    作者:红颜b1n
    http://bbs.tiexue.net/post2_6743724_1.html
     据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1976年以前,中国总共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大小不一的经济援助。(详看腾讯《今日话题》——“对外援助六十年”)。援助支出总额究竟多少?至今仍是个谜。以越南为例,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毛领袖当国二十七年间,中国的援助外交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为避免面面俱到耗费看官更多时间,下面,透过三个部分,感受一下三十多年前的“大国援助外交”何等的怵目惊心,何等的荒诞绝伦。
    
    一、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的故事
    
    (1)朝鲜——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三个国家后来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永远心头之痛。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文章写到这里时,再次发生朝鲜巡逻艇在中国海域挟持中国渔船索要60万的新闻。那么,就先谈被网民称之“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的朝鲜吧。
    
    1950年6月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在战争开支高达7万亿人民币(旧币)、无法承受如此巨额开支的情况下,只好举债支付战争费用——举国上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愿捐款,捐飞机大炮”的“爱国义捐”运动。诚然,在绝大多数国民都喝粥的情况下,仅靠“义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只好向“苏联老大哥”举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5亿卢布,总共约62亿卢布(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苏联贷款之事,一直让很多中国人忿忿然、耿耿于怀——抗美援朝之初,咬着大烟斗的斯大林大叔当着中国同志之面大手一挥:“这一仗我打定了!中国出人,苏联出武器!”结果呢?这个承诺,就像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决定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人民”宣言一样,理所当然打了水飘:56。76卢布本金按期偿还,利息也是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
    
    与“苏联老大哥”锱铢必较的“无私援助”相比,中国小弟实在太喜欢发扬“国际主义风格”了——三年朝战期间,中国除了举债支付庞大的战争支付外,还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亿(旧币)的战争急需品和生活必需物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
    
    中朝兄弟又弄了个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慷慨无比的中国大哥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无偿赠送朝鲜兄弟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建。(详见腾讯每日话题《对外援助六十年》)
    
    然而,这只是无底洞的、噩梦式“援助外交”的开始:1959年至1962年,在无数百姓敲着“凤阳花鼓”去讨乞、唱着“走西口”出去讨荒的最困难时段,中国仍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让你更崩溃的还在后面: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又拍板给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和一大批物资。此时的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更是朝鲜人民的“好总理”——他忘记了中国目前已经陷入举国大饥荒之中,十分周全地向朝鲜同志建议:“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好一个“等后代还也可以!”
    
    然而,中国的慷慨援助却永远难满足朝鲜同志的革命胃口:1962年,朝鲜要求中国帮助建纺织厂。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70年,签订中国给予朝鲜无偿军事援助6亿元的协议,并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再予以石油140万吨;为了更方便向朝鲜供应石油,1972年,开始为朝鲜修建输油能力400万吨的输油管道。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1950年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究竟给了朝鲜多少援助?只有天晓得!
    
    (2)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
    
    毛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当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老大在战场上刀枪相见的“兄弟国家”。
    
    1950年5月15日,中国向越南支援2000吨大米。1950年至1954年,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1955年7月胡志明访华,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并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交通,派遣专家、顾问,接收近千越南实习生等。同年,在本国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再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另外,还给越南5吨葡萄干、1130箱酒,以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等一批物资。
    
    而在自身农业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还为越南提供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一句话:越方是无所不要,中国是无所不给。象疼爱独生子一样对越南兄弟呵护关怀备致!
    
    再看一则惊心动魄的一列数据:
    
    1962 年夏,仍处于三年大饥荒中的中国,又决定给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二百万吨汽油。帮越南铺设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并供应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还特地给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须知,1976年之时,中国外汇储备只有5。8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更要特别提出的是:给越南的所有援助都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中国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国军队发现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则是“中粮”!
    
    “血染的风彩”,是敌人用中国赠送的枪炮染红的!
    
    (3)——阿尔巴尼亚——
    
    永远填不饱肚子了巴尔干半岛巨鹰
    
    从1954年起至197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注意了:那时阿总人口才200万,相当于平均给每位国民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广东东莞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毛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跟阿尔巴尼亚打得火热,缘于中、苏两党打嘴仗、其它“兄弟党”绝对一边倒向苏共的情况下,不惜与苏联闹翻支持中共(仅是舆论上支持而已。)。从此,阿方一直以中国反击“苏修”的大功臣自居。从中国得来的东西,从来没有还的概念——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好一个“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博讯综合报道] (博讯 boxun.com)
1913710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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