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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从《大劫难》一书的遭遇,看中国政治风向标的左转(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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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1日 转载)
    铁流:从《大劫难》一书的遭遇,看中国政治风向标的左转(多图)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3年6月20日讯)
    
    
    
    古语云:月暈而语,雷动风生。
    
    近日,中共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则会天下大乱"。还说“后30年不能否定前30年”。5月10日,高校又曝出"七不讲"精神的下达。5月13日,"人民网"转发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早前发表在《红旗文稿》杂志上的文章,指大跃进时期饿死3000万人是虚假的,反右期间没有处死一个右派等等。于是政治风向大变,献媚的无耻文人和投机份子纷纷粉墨登场,使中国思想界一遍紊乱,人们由不得惊呼:毛泽东从水晶棺材里爬出来了!不识时务的我,却推出了让真相回到阳光的《大刼难》一书……
    
    一、故亊的由来
    
    “阳谋”刼难之后,全国万马齐喑一片肃杀之态,神州大地再没有人敢讲真话。毛泽东踌躇满志,再次逆天意民心,发起了所谓的“大跃进”、“大炼纲铁”运,动。立誓在20年内“超英赶美”。结果英没有超过,美没有超上,却活活饿死近四千万中国人。我们“天府之国”的四川在那三年时间里(1959—1962年),一直风调雨顺,气候宜人,阳光充足,无冰雹虫害。但因男女劳动力全去炼钢铁,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割;加上浮夸风带来的高征购,以及强行推行的“公社食堂”,不准农民生火做饭,活活饿死1250万多人。這个数字不是谁个刻意编造,更非“国内外反动势力造謠”,是前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廖伯康先生一份亲自写给中央的调查报告,此亊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尽知。在一个人口不足12万人的雅安市所在的荥经县,竟活活饿死了六万多人,高达全县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這是何等空前绝后的惨案?是何等惨绝人寰的大灾大难啊!
    
    现年87岁的童梓平老人——荥经县第一任副县长,是这场灾难的目击者、亲历者。他说:“1949年我受中共重庆地下党派遣来到荥经,在这片土地上已生活了60多年。从一个20来岁风华正茂的青年,成了86岁的白发老翁,有了儿子、孙子和重孙。我在荥经洒下的汗水和收获的感情,远胜于我的老家浙江宁海。60多年来,我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亲历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全部“运动”。对生活在荥经的人来说,所有的极左运动中,最血腥、最残酷、最让人不堪回首的灾难,无过于1959—1961年的人为大饥荒。其程度之惨烈,即使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也望尘莫及。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尘埃基本落定,回首当年灾难的脉络非常清晰。荥经与全国步调一致,基本上遵循了这样一个过程:大吹牛——高估产——高征购——刮尽余粮——反瞒产私分——遍地饿殍——抓替罪羊——掩盖真相。面对这样一个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公开道歉,反而讳莫如深、掩盖真相,企图消除记忆。53年过去了,荥经人忘记了吗?忘记得了吗?那无泪无声的死寂,无助绝望的眼睛,一个个生前死后根本没被当人处理的残暴场面……。当时刻骨铭心,至今不寒而栗!那些成千上万死不瞑目的童叟青壮的冤魂,常在我耳边哀嚎。真相在民间,真相在人心,真相刻在口碑、心碑上传递。幸存者们父子相传、口耳相传、笔墨相传、网络相传。这些记录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申冤诉苦,而是要把这场大劫难转变成教训昭示后人。否则,荥经县那一半冤魂就真正死得没有价值了。”
    
    他说得太好了!“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公开道歉,反而讳莫如深、掩盖真相,企图消除记忆。”這个记忆能消除吗?而今在荥经县只要是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谈及此亊,莫不搥胸顿足,呼天抢地,泣不成声。一个村一个村的饿死,一个队一个队的死绝。十室九空,家家哀嚎。谁能忘?谁又能忘?正如当地一首口传的诗:
    
    箸停碗空饥肠鸣,蹙眉俯首思亲人。
    
    爹娘临终怜女饿,弟妹气奄索饭频。
    
    空屋惨寂无所惧,冷帐见鬼也觉亲。
    
    莫道闲情忆往事,国史斑斑见血痕。
    
    
    二、我与荥经
    
    荥经古称严道,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雅安地区中部,是古代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幅员面积1781平方公里,辖25个乡(镇),现有人口14万人。县城距离省会成都175公里。前临成都经济辐射圈,背靠“三州”两个扇面。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山川锦绣,有“世界鸽子花之都”的美誉,还以产砂罐闻名蜀中。
    
    1960年8(?)月,内昆铁路停修,“415”劳教筑路支队近万名劳教筑路人员,转赴凉山喜德改修成昆铁路。我以“右派”负厄之身曾路经此地,当夜就住在县城里。整座县城不见一个商店,瞎灯黑火寂然无声像座死城。在自述回忆录《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二部《风波万里》中,有這么一段生动的描绘:“我们从成都乘车经雅安、荥经,翻泥巴山、过汉源,沿流沙河进入凉山地界。在车过荥经县城时天近傍晚,一长队收割甘蔗的男女农民,在公社干部的押解下缓慢地从车旁路边经过。那些扛着甘蔗的老老少少,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步履歪斜,眼射饥火。可能由于饿极了的原因,他们一边走一边不停地用嘴撕啃着手中的甘蔗。只见那些押解的公社干部,挥动手里竹竿用力地向这些人横扫去。一边打还一边骂:“狗日的畜牲,偷吃甘蔗,老子打死你,打死你!”不论干部们怎样狂打,他们仍不停地撕啃甘蔗,企冀以这点甘蔗甜汁的热能补充生命所需的养分。苦难的农民啊!你们这样辛勤的劳动,而得到的却是牛马不如的苟活。当权者毫无一点同情与怜恤,连啃一口用自己汗水种出的甘蔗也遭到如此鞭挞!苛政猛于虎,独裁恶似蛇。在我记忆里,解放前农村的收获季节,不论甘蔗、水果、地瓜,只要你碰上了,无论张王李姓,也无论贫穷豪富,你都可以坐下来饱餐特餐一顿。尽肚子装只要不带走,谁也不会苛斥你。而今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劳动人民竟如此受欺受凌,我恨不得上前把那些没心没肺狗养猪生的杂种,好好揍一顿以解心中怒火。可我也是一个囚徒啊,命运并不比他们好,他们还有点自由,我们却连点自由也没有。
    
    到了荥经县城已是上灯时分,全城不见灯火,黑咕咙咚像座死城。城里丁壮被赶到乡下,只留有一些老弱。我们在东街一家预先安排好的餐馆吃饭,每人8两用秤称倒也公平。三菜一汤不用人送,通过木滚槽哗哗地从厨房滚到食堂,这是“大跃进”的特产机械化。开始我很新奇,一当用脑袋一想:共产党就喜欢用这些小玩艺折腾人,即所谓不用服务员端茶送水,为求“人格平等”实行机械化!而大批的人闲着,全去做些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和“深耕密植”。在我们用餐的时候,门前站着好些老人和小孩,他们伸着长长的脖子久久地望着我们。朱天棒把余下的半碗饭送给一个小孩,小孩不敢要。我也动心了,把碗里省下的一点饭菜给了另一个守候的小女孩,并问:你饿吗?吃吧……正在此时传来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你们站着看什么?这些都是犯了错误的人,想进去吗?快干活去。这个声音有如魔鬼,吓得这些老人小孩没命地飞跑。
    
    1980年“改正”回到单位重操記者旧业,荥经县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情常有耳闻。但因它不归成都市管辖,我无权前去采访。想不到33年后的今天我与荥经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部18万字的《大刼难》书稿摆在了我的案头。我边看边泣痛不欲生,狠狠在桌上击了一拳:太残酷,大凄惨,太可怕!纵是杀头我也要這部书稿公诸于世,让毛泽东的罪恶子子孫孫铭記!
    
    三、成书的前因后果
    
    荥经县大面积饿死人的亊情,一代口传一代,几十年来妇幼皆知。纵是雅安市和荥经县只要有点良心的党政领导,莫不感到愧疚,但却没有勇气向老百姓请罪,更没有勇气成书面世。在官方的档案材料里却有详细地記載。据悉18大前市县一些领导,也许和我们一样误判了政治态势,认为习近平总书記上台后要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一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思想右倾与刘志丹一书“利用小说反党”,被毛泽东整整迫害了16年,整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老命;二是习近平自幼便是狗崽子,命运十分坎坷,13岁时即被毛左反动势力弄去收容劳教,好不容易才活出来去延安当了“知青”。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胡耀邦的关照,他家断不能“平反”;三是民间批毛评毛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头像下墙,腐尸出堂”已成了不可逆转之势。
    
    荥经县为抡到“批毛”头功,于2012年3月,由雅安市政协牵头,把荥经1959年至1962年大饥荒的纪实材料汇齐,准备出一本“三年人祸专集史料,为中央重新评毛提供重要依据。其主要材料均来源于荥经县政协出的《荥经文史》,以及群众刊物《浅草》四十多位作者历年亲访亲录的六十多篇口述原始纪实文章,集结成书定名为《大劫难》。
    
    没有想到18大后政治风向大逆转,习总书記不但不重新批毛评毛,反歌颂起罪魁祸首毛泽东来。有的报刊甚而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于是,此书不但搁浅,反而被再次封杀。县委有关领导分别向参与此书的编写人员打招呼,此亊就此了结,不刊印了。眼看那么多澄清历史资料的真相不能面世,负责编辑此书的87岁老人、原副县长童梓平先生愤然出资,决定自费印刷。全县全市以至全省,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此书。最后通过朋友关係找到了北京铁流我,再通过我找到香港真相出版社,好不容易在境内外两地分印了出来,才使這桩发生在53年前的大惨案终于面世发声:任何反动的高压力量,掩盖不了历史真相!真相是阳光,定会划破黑暗。
    
    
    
    
    
    铁流:从《大劫难》一书的遭遇,看中国政治风向标的左转(多图)


    《大刼难》的责编铁流与《大刼难》87岁的编著者童梓平老人合影
    
    
    
     四、官方追杀《大刼难》
    
    历史事件是一个客观事实,它像一块独立存在的化石,无论出于迂腐的好意还是无耻的推诿,或是出于阳谋还是阴谋,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来掩盖和篡改已经发生的事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明镜,成为指路碑、警世钟,否则,历史的悲剧将可能重演。没有想到一个号称“全心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却在无任何天灾与战乱的年代,竟然活活饿死全县一半以上的老百姓,这能是“人民政府”吗?五十年来不但不认错,还拼命掩盖真相,坚持强调自己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现在又外加“三个自信”。自信什么?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中国人也值得自信?!請问:你们还要打算饿死多少中国人?如果不再想饿死中国人,就得让真相回归阳光!就得让《大刼难》一书在中国堂堂正正地公开出版发行!!!
    
    作恶多端、杀灭言论自由的中宣部,近10多年来在刘云山摆弄下,封杀历史,掩盖真相,制造谎言,存心与人民为敌。常以内部文件和口头指示等不光明的手段规定:凡有“损害国家形象”的文章书稿,一律不准出版发行。哪些是“损害国家形象”的文章书稿呢?一是反右斗争和三年饿死人的事情,二是十年文革浩刼,三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一句话,凡是说实话与讲历史真相的文稿都不能出版发行,纵是自费印刷赠送朋友也不行。
    
    按中共出版管理条例规定:任何书刊在出版前必须送有关部门审查。在审查合格后由出版部门发给出版证号,印刷厂凭出版证号才能开机印刷。否则视为违规违法,一经发现必然重罚重处。像《大劫难》这样揭示历史真相的书,八辈子也休想拿到出版证号,只能找香港出版社。香港出版的书刊进不了海关,印了也是白印。怎么办?香港书号在大陆印刷!纵如此也不“合法”,一当被文化出版管理机关发现,会借机敲诈勒索,把印刷厂罚过贼死。所以印刷厂一般不敢接这活儿,纵接了這活儿只能偷着干。恶政加残吏的双重剑,迫使善良的买卖人做贼!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躲过文化特务的鹰眼,帮忙印制此书的朋友不但采取分几个地方印刷,还采取封面、内文、胶装三分离的合成办法。一切在秘密地进行、秘密地操作,但还是被文化特务盯上。早在半年前荥经县文化管理部门就有人出面警告阿宁(本书主要编著者之一):千万别和鉄流打交道啊!否则会影响荥经的安定团结。阿宁否认有出书一事,文化特务却死死咬上他,不但窃听电话还秘密跟踪。没有想到《大刼难》成书后,通过几转的快递公司给荥经县寄去80册样书,一落地即被扣押。
    
    收书人杜治中先生如是说:
    
    2013年5月28日下午两点过,申通快递打来电话叫我去取包裹,我以为是诊所的药品到了,便叫女婿去取。不到半个小时他回来说,是我的包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公安局的人早就候在那里了。等他签了字立即就把包裹拉走了,并通知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才恍然大悟:前几天童老电话里跟我说过,寄送样书写的是我的地址,因为他那里交通不便,我才知道是我们的书《大劫难》被截留了。约三点过,警车就把我接到派出所。除了警察而外,还有县上的“文化、新闻、广播、电视局”的人,当面打开包裹,点了数,共80本。同时经过仔细的照相、录像,笔记,包括我女婿的电话号码和我签名按手印等程序。经过漫长的等待,才知道要等雅安市的新闻出版局来作处理。将近六点钟他们才赶到荥经,从他们这里的指路电话得知,主要是当时风雨大作路途又不熟。来后又是一番照相摄像,那个雅安领导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看,我不是主要人,要我毫无隐瞒地、仔仔细细地把前前后后知道的事情说个一清二楚,以免以后给自己带来麻烦云云。顿时觉得自己成了罪犯……
    
    我当然是实事求是地交代的:本来这本书是该雅安市政协出的,早在去年,2012年3月,由市政协牵头,把荥经1959年至1962年大饥荒的纪实材料汇齐,准备出一本专辑历史资料。主要材料来源于县政协出的《荥经文史》和群众刊物《浅草》的四十多位作者、六十多篇原始纪实文章。可政协一拖再拖,犹豫不决。眼看近年来那么多澄清历史的书本、网文面世,在今年3月份,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原副县长童梓平先生实在看不下去,才决定由他私人负责印刷,为荥经人民作最后贡献。又因本地都不愿意承接这类政治敏感材料,都怕惹麻烦,所以才在香港印刷。这80本样书童老是准备送每个作者一本外,其余送给县市领导。不料竟造成今天这个结果。
    
    从派出所回来已近8点钟了,全家人都没有吃晚饭,儿子泼头破口大骂了我一通,说我自己不想好,至少总得替全家人生活着想嘛。女婿在旁婉言劝我以后不要再写文章,那是自古至今都是犯险事,天垮下来也不该你去顶之类。我冷静地对他们说:“你们不必为我担惊受怕,我向来都是以光明磊落为做人底线。我的所作所为,是非自有公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说到惧怕受牵连(把女婿的电话都牵连进去了),我做的具体事情就是要让今后的人不再受牵连。我们又没有什么隐私不可告人,扣个电话就让他扣去吧。我的这一生亲历都是受牵连过来的,也目睹过千千万万受牵连的人和事。我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知恩要知报,能以余生为还原史实,破除谎言,还人以尊严,为早日实现民主法治尽点微薄,死而无憾。
    
    在整个问询过程中,那个市里的行政执法人员语气和霭,见我口干给我沏茶添茶。最后要我在记录上签字:以上讯问属实。他又纠正是询问,不是讯问。使我感受到人性、温馨。社会在不知不觉中进步了。使我抱歉的是:将近十个人为我牺牲了正常下班休息时间,特别是雅安来的几个人还要受往返颠簸风雨劳顿之苦,浪费了政府的开支,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寄去的样书不是80册,而是近千册。原拟给每受害家庭一册,让他記住历史留下纪念,现却一册也没有。我立刻飞抵四川,截下未送走的书,坐上朋友开的车,亲自把几百册送到雅安和荥经,让他们知道《大刼难》出版了!而更的书赠送给成都新闻朋友。
    
    令人更不能容忍的是,我6月2日回故乡成都上坟,9日与众难友在一家茶馆相聚,编著者吴阿宁专程从南充赶来看望我,我便给了他几册样书,还送了他一册我《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三部《黑牢岁月》,以及一张名片。没有想到他竟被没收。請看吴阿宁先生如是说:
    
    “关于我被搜身和没收书籍的经过”:
    
    昨天(2013年6月9日),我乘从成都到武昌的248次火车在南充下车,刚刚出站,就被四五个便衣警察包围。他们出示了他们的警官证后,不由分说,取下我的背包,将包里全部东西倒在地上拍照。然后叫我跟随他们到附近的铁路派出所,对我进行拍照、取指纹。我问:“我究竟犯了哪条法?”他们说“没有犯哪条,只是询问一些情况。”然后就集中问我包里的三本书是哪里来的。
    
    我说:这三本书有一本是铁流先生送我的他的自传第三部《我所经历的新中国》,两本是童梓平先生和我合编的《大劫难》。因为赠送给这书中40位作者的样本在荥经县被公安和文化局扣留,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本书,希望铁流先生帮我向出版社再索要两本作个纪念,铁老叫我自己到成都来取。我到了成都,在一个茶园里,他把书给我之后,寒暄几句就走了。简单说来就这么回事。我说,作为编者,我有权得到两本作纪念。他们问我铁流先生的情况、相貌等,我说他是名人,你们只要上网一查,到处都是他的介绍和照片。
    
    公安方面笔录完成后,他们叫来“南充市新闻出版和版权局”的人,这些人登记了我的住址、身份证、电话,然后开具了一份《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南市新出保字2013第000173号)全文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因涉嫌违反《出版物市场管理办法》一案,需对你(单位)的下列物品登记保存:
    
    1.出版物 《大劫难》 贰册 28元 真相出版社978-988-15369-9-0
    
    2.出版物 《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壹册(第三部)无书号、出版社
    
    执法人员:李建华,执法证号511300008;黄杜红,执法证号511300013;张杲平,511300012;附照片:
    
    铁流:从《大劫难》一书的遭遇,看中国政治风向标的左转(多图)


    
    
    
    
    我反复说明:这两本《大劫难》是我编辑所得的纪念册;这本《我所经历的新中国》是铁流先生自己写的自传,自己印来赠送亲友的。都没有拿到市场上去卖,你们凭什么扣留?他们说,他们要拿回去查证核对,然后再给我一个正式的手续。我气愤地说:“你们南充市满大街都是卖境外出版的盗版书的摊摊,你们不去管,却来管我这几本合理合法的书是为啥子?”他们不予理睬。
    
    应该说,他们态度是温和的,但是不是在“依法”行政就难说了。因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根本不清楚,于是今天从百度调出来看,越看越莫名其妙。《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全文如下: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这条后面根本没有款项细则,不存在声明“第二款”。
    
    再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该名称不叫“办法”而叫“规定”他们书写错误)第三十七条,全文如下:
    
    第三十七条 单位违反本规定被吊销《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单位吊销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的出版物发行员职业资格证书;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起10年内不得担任发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这个37条后面也根本没有款项细则,全文针对的是出版经营商违法的事,与我何干?我自带两本书就叫“市场”?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执法人李建华,准备向他讲明这个情况。可是他连我的话都没听完立即打断我,说:“这个事我不是负责人,你找我们单位领导。”我问:“你们领导叫什么名字?电话是多少?”他把电话挂断,不接了。
    
    因为适逢端午节,这事只有节后再找他们理论了。2013-06-10
    
    寄发的样书在荥经县被扣,送给吴阿宁的两册《大刼难》也在南充市被搜剿。接着有关部门根据寄书地址查到北京快递公司,再找到印刷厂。这些恶吏声言厉色,如狼似虎,非要印刷厂交出承印的1500册《大刼难》(不是1500册,是5000册)。印刷厂当然交不出书。他们便威胁道:不交书就交人,不然公安局要抓你们。实际上他们不是要人,是要黑钱。
    
    《大刼难》一书现分流到全国各地,,不但赠送给数百家图书馆、学校与新闻单位,也寄给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哪还有书?而香港印制的上万册《大刼难》早罄售一空。为了使此灾此难不被封杀湮灭,我还通过邮箱群发给几千位朋友。荥经县出名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它活活饿死六七万人的事情!!如果说杨继绳的《墓碑》反映的是全国饿死3700万人的亊情,《大刼难》写的是一个县,而且全是经历者的口述。它是《墓碑》的姊妹篇!是饿死人和人吃人的铁证!谁也否定不了,谁也不能否定!皇帝老倌也不行。
    
     五、我为什么要冒险做此亊?
    
    在那悲惨的年代,我以“右派”负罪之身,正在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和四川省公安厅“415”劳改筑路支队劳教,亲历了这场惨绝人环的大灾大难。沙坪劳改农场近万名劳教人员,1959—1962年的三年时间里活活饿死了一半人。“415”因修筑铁路定量高一点,但也饿死了不少人。我虽然活出来了,但我继母和伯父却是活活饿死的。作为大灾大难的幸存者,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真相告诉儿孫和后来者。如果我沉默,就是犯罪;我失语,便是没有良知。我不但要写,还得要做,不然对不起这个国家和民族,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
    
    一位历史学家说:“对于人类历史,包括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我们各族群的历史,我们既要面对其积极方面,也要正视令人不快的一面。我们必须了解那些丑陋的事实,以保护我们不受某些关于事实的看法的干扰。”列宁也说过:只有了解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预知未来。因此,我们了解的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前鉴、明镜,成为指路碑、警世钟,否则,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一定要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纵是粉身碎骨也不怕!!要抓就抓铁流,我以收拾好了行装,在家里坐等,准甭再呆23年,拿世界吉尼斯纪录。哈哈!!!
    
    
    
    如果大家要阅读此书,我将通过《参与》网站每天发两个章节,大约10天可发完。现附《大刼难》兩个段落:
    
    
    

我所亲历的“五九事件”
    
    

童梓平
    
     写作缘起
    
    铁流:从《大劫难》一书的遭遇,看中国政治风向标的左转(多图)


    青年童梓平
    
    2005年12月7日,荥经县政协召集有关知情老同志,宣布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征集《荥经文史》第九辑文稿,抢救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历史资料,特别强调征集 “五九事件”这一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材料。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听了之后,既惊喜,又酸楚。越来越开明的社会环境终于尊重事实,敬畏历史,突破禁区,敢于为活活饿死的三万五千多荥经孤魂怨鬼鸣冤叫屈了。对此号召,我当然坚决响应,决定将我亲历、亲见、亲闻的真情实况秉笔直书,澄清事实真相,重现历史本来面目;为荥经冤死者招魂,为当世者释疑,为后来者立鉴。把那场惨绝人寰的荥经“五九事件”,高高地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十七年前的苦水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
    
    
    
    三高五风
    
    名词解释: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以往,荥经的当权者一直把“五九事件”说成是自然灾害,嫁祸于老天爷。但历史是无情的,是不可能长久掩盖,随意篡改的,谁继续隐瞒历史谁就是继续犯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九事件”的出现,是由于“左倾”思潮日积月累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在回忆总结经验教训时说到:“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快了点,如农业合作化,一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试点到办高级社又普遍办人民公社,结果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提出超英赶美,全民大办钢铁,大刮‘共产风’,掀起‘三高五风’的瞎指挥……”
    
    1958年,荥经县委少数领导在全国左倾狂潮的冲击下,丧失理智,变本加厉,左得出奇。县委一把手李成栋在雅安地区开会,同芦山县“打擂台”,比谁的指标定得高,口号喊得响,风刮得猛。回县后立即在六合、花滩、太平、泗坪、荥河、烈士、青龙、新民等公社建立了数十座炼铁土高炉。为了土高炉多出铁,下令每家每户砸锅、撬门窗、撬箱柜上的金属物件,把老百姓家中一切含铁的东西都塞进土高炉中去复火。炼出灰口铁,一车一车运到雅安,得到地委书记何允夫的表扬,号召全地区向荥经县委学习。荥经县委受宠若惊,再接再厉,马上又抽调全县农村一万多青壮年民工赶赴三合公社祁家河大矿山采矿炼铁。县委副书记庹开云同志奉命挂帅,但对项目根本不作论证,对资源不作调查了解,就盲目上马,大打人海战役,土高炉遍山林立,还搞炖铁炉,烧木炭,森林被砍伐,青山秃了顶。植被严重破坏,结果查明不是铁矿是锰矿山。兴师动众一万多人干了将近一年,劳力浪费姑且不说,单是资金就耗费了二十余万元。最后过秤,只炼出了六斤三两不合格的海绵铁。
    
    在农业上,提出“亩产万斤”、“向空中要粮”的浮夸口号。县委派副书记高万寿搞县委高产试验田。高万寿把原已插下的两亩水稻秧苗移栽一起,美其名曰“蚂蚁出洞”、“双龙出海”。又派县委副书记乔长贤在官田坝搞小麦高产试验田,提出的口号是:“深挖土地四尺半,底肥突破万斤关,每亩种籽三十三,小麦长得像旗竿。”上行下效,烈士公社书记黄成勋左得更“可爱”。将二十五亩正在“散籽”的水稻移植到一亩田,用竹片一行行一排排插进去扶持,并在现场召开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观摩大会。会议由胡崇芬代表县政府主持,地委第二书记苏向明、县委第一书记李成栋亲临指导。听说川农水稻专家来看了一眼,扭头就走。
    
    1958年8月1日,全县一窝蜂成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并下令“灭火封锅”。不管外地人本地人,只要到公共食堂,不要粮票不要钱,都可以放开肚皮吃,“过共产主义生活”。放开吃几个月后粮食就空了,加上全县青壮年几乎全部都被调上大矿山采矿炼铁,农业生产由留下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担任,有些土地被丢荒,秋收时缺劳力,不少稻谷、包谷、大豆、红苕都霉烂在地里,秋后无法完成公购粮上交任务。省委书记李井泉传达毛泽东当时的著名讲话是:“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于是,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要求“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并高喊“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死了九十九,红旗不丢手”。荥经县委为了积极完成省、地领导征粮指标,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反瞒产私分”,也就是有名的“反右倾、秋后算账会”。
    
    
    
    反瞒产私分
    
    大会在县委大礼堂(旧电影院)召开,四周安装了麦克风和高音喇叭。先分区按原定计划逐社逐队算账,按照县委计算出来的数字,逼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把粮食交出来。然后把所谓的“右倾分子”集中在大礼堂开大会批斗。批斗会号称用“小钢炮加机关枪”向右倾分子猛烈开火。早就豢养好的打手们,只要听到点了谁的名,一拥而上,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罚跪。有的干部打得受不住,钻到主席台桌下,拉出来又打。真是兽性大发,惨无人道!
    
    烟竹公社双红九队会计毛成珠,因实际产量与计划产量不符,就说他隐瞒产量,拉上台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耳朵被撕开,鲜血直流。他怕再打,只好乱说,承认瞒产的粮食藏在某处某处。于是立即派人去寻找,结果当然没有,回来又毒打。逼得无奈,他只好半夜等人睡着后偷偷逃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范文秀,在反右倾大会上叫她交待如何策划私分隐瞒粮食,她无话可说,一问三不知,于是说他顽固不化。当时她身怀有孕,叫她跪下她不跪,一个姓孙的女打手,把她从地上高高抱起来反复往地下“杵”。她现在一提起这件事仍然伤心流泪。
    
    特别是烟竹公社社长何开福的遭遇更加悲惨,他在会上如实说粮食实际产量达不到计划量,加上缺乏劳力,部分粮食烂在地里收不起来,除留下很少部分种子,口粮外全都交上来了。于是被说成“最顽固的右倾分子”,大小会斗,白天斗了晚上又斗,夜里罚跪在地上不准睡,派两人一班轮流值班看守。散会时县委领导与他个别谈话,“要他将功补过”把留的口粮全部交到县上来,并说“上交是上交,返销是返销”。为了将功补过,他回去只好昧着良心把留下的社员口粮全部交到县上。凡是发现私拿乱摸、偷青吃青、偷杀耕牛的农民,他都亲自出手打骂。这些被打的人本来就已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了,有的不久就死了。后来到反违法乱纪时又说他打死多少人命,是反革命分子,将其逮捕法办,送监狱。他在监狱已奄奄一息,作为保外就医人员放回,送到双红大队肿病医院。医院病人中被他打骂过的人,不准他吃饭,把他手中的碗拖过来连饭一起摔在地上。没几天时间,一个好端端的干部就这样在四面夹击中被活活折磨而死。
    
    
    
    饿殍遍野
    
    1959年荥经大约有九万人口,按正式统计数字记载活活饿死的有三万五千多人(所谓非正常死亡),加上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熬过1959年冬,进入1960年春后陆续死的加在一起,将近全县人口的一半。这些人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忠诚老实精壮的劳力。他们受了中国优良传统美德的熏陶,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偷抢盗闹,所以情形十分悲惨。
    
    我由于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就长期下放到各基层厂矿、生产队劳动改造,所以饿死人的情况就见得多了。现将我所亲历的部分悲惨情景记载如下:
    
    那时在路边看见死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住在孟家坝马路边茶叶站楼上,闻到楼下臭气很凶。我和站长下虚脚楼烂货堆查看,发现一个人不知倒毙在这里已几天了,尸体已生了蛆,于是我们各人出两元钱请人埋掉。又一天接到通知回厂开会,从孟家坝到城里,在路过天宝洞、老王岗、三大湾、高粱湾时,先后亲眼目睹四个人如油干灯草尽,走不动了,靠在坎边慢慢往下倒,倒下去就断了气。
    
    最严重时真说得上是“饿殍遍野”,路上的死者常常被野狗撕得乱七八糟。不久,狗也绝了,死尸堆积,无力埋葬,只好挖个大坑,把死尸丢进大坑集中埋葬。现在不少荥经人的后代子孙在清明节想祭祖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在哪里,无祖可祭。
    
    烟竹公社一队陈汝江全家四口人,陈先饿死,两个儿子也相继饿死,妻子水大娘自知死期已到,睡在床上自己把火点燃,连屋带人一起烧光。
    
    回到汉村区家中,听说附城公社王郑氏在郭家山山上煮人肉吃。又听到烟竹和平队的杨学蓉把死去的亲生儿子的大腿肉割下煮着吃。面对如此惨重的情况,荥经县领导却对外封锁信息,派专人在邮电部门把守,对电讯和来往书信都查阅。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堵截企图外出逃荒要饭的人——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我当时自感回天无力,对饿死人、吃死人肉的现象逐渐见惯不惊,思想近乎麻木。
    
    
    
    偷青吃青
    
    为什么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却能活下来呢?你看那鸡,被杀而未断气时还要摆扑几下,何况人呢?那些未死者都是吸取了已死之人的教训,抛弃了传统道德中不偷盗、不杀生的约束,为求生存,不惜任何手段。古人说“饥寒起盗心”,这句话在荥经1959年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些饿得快死的人,对凡是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去拿,去偷,去抢。已经种下地的种子(洇了粪的),不管是玉米、麦子、大豆,还是马铃薯、红薯,都刨出来吃。当时的一个罪名叫“偷青吃青”,抓住往往朝死里打,但在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偷青吃青”现象仍然普遍得很。所以我们说1959年是对身体和道德的双消灭,其贻害深远,罄竹难书!
    
    有一次,我为了赶到机械厂上班,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汉村区走到附城史家岩,碰到下七队的孤儿王宗福(现已退休于太平煤厂),偷了一篮嫩玉米,一见我就吓得跪下。我对他说:“你捡了这么多玉米还不赶快拿回去?天亮了别人看见说你是偷来的,非把你打死不可。”后来,他每次遇到我总是握住我的手不放,感激的话又不敢说出口。
    
    还有一次,我协助附城公社调查麦穗怎么被盗割的。到十队老队长陈文兴家去询问,他正在做中午饭,说话东支西吾的,总想把我支走。正在这时,我闻到锅里有股糊焦味,他无奈把锅揭开:满满一锅麦子馍馍!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就走了。
    
    又有一次,我在斑鸠井公路边守煤炭,与烈士公社王家队四个挖煤炭的农民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天黑出去,半夜才回来,原来他们居然背着手磨,把割下来的稻穗用手磨拉出米粒背回来。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还是怕我告发,要送我一小袋米。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要,如果要了不报告,我要受处分;若报告了,要把你们害惨。明天我搬到冯家坝去住(我早在心里想过这里不能住了),若别人问起,我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临走时,他们把挖煤、拖煤用来照明的加了煤油的花生油用大火把煤油烧掉,剩下的花生油用来炒野菜吃,一定要我吃了野菜,说算是为我送行。因吃了没有去尽煤油的花生油炒的野菜,我伤了胃,患了胃病。
    
    农民爱牛如命,但那年月为了活命而偷杀耕牛的现象全县普遍存在。我看见青龙公社杀牛者被罚,颈项套上枷担,代替牛耕田,后面还有人在用鞭子抽打。烟竹公社一个杀牛的,双手被反绑,吊在大梁上反复提起放下,叫做“鸭儿浮水”,结果昏死在地。凰仪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刹住私拿乱摸风气,把一个偷青的少年捆绑假枪毙,枪响人倒,不是子弹打死,而是被吓死了。以上几位书记都是执行荥经县委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反违法乱纪中都锒铛入狱。
    
    1960年5月8日,李井泉派出以省农委赵凯为团长的检查团,到荥经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摸底调查,经过两个月,认为荥经不是一般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而是“混进党组织内部并把持县委和基层领导的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资本主义分子,以左的面貌出现,进行报复破坏”。决定由公安厅与荥经公安局逮捕210人,其中打死多人的严重罪犯50人,由公安局民警押送集中审讯,交待反省所犯罪行,听候处理。其实责任在上层,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绝大部分也是受害者。
    
    守卫良知
    
    1959年我摘掉右派帽子后,有一段时间被派到石滓公社十三队去做包队干部。当时公社党委书记吴焕江号称“马列书记”,正红得烫手。地委宣传部长刘恩到石滓公社做调查后回地委汇报工作,他说:“石滓公社缺粮,连枇杷树皮都吃光了。”在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以此为由,刘恩被打得鼻青脸肿。可见吴焕江之炙手可热。
    
    我到十三队的第一天,就得知溜沟山杨福贵的母亲杨袁氏饿死了,而全生产队的人仅靠鹅香草、蕨基根、树皮吊命,个个东倒西歪,奄奄一息,现存102人,命悬一发。目睹如此严重灾情,我心急如焚,思考再三,只有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把命赌在正在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如实反映。我对吴焕江说:“吴书记,十三队103人昨天已死一人,如果再不发放救济粮,不到一月,定会死掉一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不解决,我只好到县上反映。”结果每人每天得到三两救济粮苟延残喘。
    
    102人的命吊到1960年春耕下种季节,整个生产队没有一颗种子,无法生产自救。我反复对妻子申明大义:救人一命尚且胜造七级浮屠,何况102人!于是她同意拿出我俩自解放十年以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积攒下的300元钱为生产队买种子。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也饿得皮泡眼肿,而那时的300元可以修一幢大瓦房。我们到铜厂沟一个单干队(大山深处一家一户自耕自收的一个生产队)购买了500斤种子回来,发动全队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播种耕耘,结果那年生产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102人一个也没有死。
    
    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些许亮点的话,这件事就是我的亮点,是我做得最问心无愧的事,最对得起人民的事。即使载入地方史志也是可以的。
    
    当时不仅农民无粮,干部职工也缺粮。按照国家规定:大人每月十八斤,刚出生的婴儿六斤,增加一岁加一斤。因吃不饱,患水肿病很普遍。以我家为例,全家五口人,每月共六十二斤粮,平均每人十二斤四两,全家人都患水肿,我爱人几次昏倒住院。有一次,小儿子吃饭时大哭不止,问其原因,是不小心掉了一粒饭在胸前衣服上被老二抓去吃了。为了节约粮食养活儿女,我常常“瓜菜代”。记得有一回在黄猫寺塔子山茶场赵存生处,花四元钱买了一个十斤重的嫩南瓜,就地煮熟后连汤带水全部吃完。在青龙公社八队包队,同农民一起吃观音土(白鳝泥),结果大便解出来全是带血的石头。
    
    尾 声
    
    
    
    “三高五风”造成全国各地出现严重的死人事件。忠肝义胆的知名人士抱着生命的危险向毛泽东进言、劝谏:如赵紫阳向毛报告,基层干部用捆打、搜家、逼农民交粮。如黄炎培写信给毛说:农民缺粮,靠挖野菜和树皮过活。如班禅喇嘛向毛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饿死,勿使佛教灭亡,勿使雪域之人灭绝”。并向毛写了“七万言书”。毛大怒,班禅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毛听后不但不接纳劝谏,还装模作样,用自以为理直气壮的话回答他们,“缺粮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少则缺四个月,多则六个月,我们同农民的矛盾争执点就是争夺粮食。你们讲什么良心,讲什么仁慈,少讲点为好。”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本应“反左”,由于彭德怀谏诤,把反左变成反右,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反右倾斗争,死人的闸门大开,造成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奇冤,“五九”死人事件。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全国执行左倾路线的“模范”。天府之国死了一千万(见《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载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全国第一,四川死人荥经比例第一大。荥经死人,中外驰名。李井泉不得不亲临荥经,一方面找一个替罪羊——把荥经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一方面派人从西昌调运粮食救灾。荥经全县各公社、大队都办起肿病医院、孤儿院和养老院进行抢救。否则,荥经人民即使不死绝,至少也要死百分之七八十。孤儿们当时唱的一首歌谣至今家喻户晓:“一九五九年,爹妈都死完;喊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进了孤儿院(wàn),才逃鬼门关。”
    
    
    
    “五九事件”死去的亡灵们:《政协文史》第九辑为你们招魂了。你们不是“自然灾害”天老爷害死的,而是被“人祸”左老爷整死的。现在,你们的家乡繁荣昌盛,子孙幸福,丰衣足食,而且正欢欣鼓舞、意气风发跟着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建设和谐社会奔小康,你们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作者为离休干部,当时被下放住生产队)
    
    
    
    铁流:从《大劫难》一书的遭遇,看中国政治风向标的左转(多图)


    杜治中
    
    
    
    

左祸肆虐的年代
    

——1959年我所在生产队大饥荒纪实
    

杜治中
    
    
    
    
    
    大难不死,可以为证,我要控诉那个恐怖的年代。
    
    我家住在四川省荥经县城边(现在已经是城中)一个叫官田坝的村子里,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叫城关营同心连第四排,后来叫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第四生产队,现在叫严道镇同心村四社。
    
    1957年“反右”之后,全国“大跃进”,农村进入人民公社,上边要求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时人们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生活和种田的规矩,一个个的小家庭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家庭。所有的家具都集中到公共食堂,用得着的就用,用不着的就做烧火柴;所有的金属用具除了镰刀、锄头而外,连门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饰件都拿去大炼钢铁。房屋除了用作睡觉而外,没有其他用处。甚至于住房都属于集体的,经常叫你住哪里就住哪里,有些单调户的房屋被拆除了,把人赶到人口集中的大院子里,行动军事化。下地干活除了带上农具外,还要在腰杆上别上碗筷,打破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作业界限,哪里干活哪时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
    
    最害人的是搞“稀株密植”,高产田、卫星田,名目繁多。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就象吹气球那样不断膨胀,到处都在出高产、放卫星、万斤田、万斤坝,明明是减产硬说是增产。大丰收当然紧接着高征购。
    
    1959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每天只能以少量的粮食维持度日,拼凑些五谷杂粮,磨成面粉加糠做成馍,全劳力每日八两(十六进位),次劳六两、半劳及小娃娃四两。全队男女老少280多人,一天到晚就咽着口水等吃。有时连糠馍馍都断顿,找些喂猪的红苕根根、洋芋坨坨煮熟,每人一汤瓢。无论大人娃儿都饿得绿眉绿眼的,一双双饥渴眼睛四处搜索,巴不得有点什么东西塞进嘴里。捱了一段时间,连糠馍馍都维持不下去了,就在一大锅水里搅上两三斤杂粮面粉,就靠这种“面糊茶”来填充肚子。每天在食堂里尽听到小娃儿熬熬哭叫,扭着大人要吃的,大人们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声叹气外,别无他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社员们忍受着饥饿去出工,指望着秋收后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幸好是在春天,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满山遍野的野菜树木都萌发了,开花了。大家都有常识:凡是猪牛牲口能吃的野草,人就能吃。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苦马菜、野苕子、米麻花叶、槐花、脱皮籽花、野棉花等等……割回来淘干净,加上食堂里打回的二两谷面搅和在一起充饥。
    
    那年真还托大自然的福,除了野菜野果可充饥外,有能力的还可去捕捉老鼠、摸鱼、逮蛇或泥鳅、黄鳝,逐渐又扩大到捉癞格宝、蝌蚪、枇杷虫、蜗牛、田螺甚至蚂蚱、蚯蚓、蚂蚁等。
    
    好不容易熬到麦子灌浆待熟,一群饿得黄皮寡瘦的小伙伴约上我,偷偷去割田里的麦穗。躲在河坝头捡些水打柴生上火,把麦穗放在火苗上烤熟,双手一搓,吹去芒壳,一把塞进嘴里,那香喷喷的滋味,我敢说只有我们经历过粮食关的人才享过这种清福!吃饱了,个个脸、嘴、手都黑黢黢的,真像个活鬼,互相戏谑着,庆幸这下饿不死了。
    
    小春终于收成,大家以为可以把命逃出来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征购粮交完后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面糊茶汤,于是伸长脖颈望大春。
    
    在玉米地里垒埂子栽红苕藤时,刚打蔫头,起“麻索子路路”的玉麦苞苞掰下来就连核核(hū)啃,红苕藤的尖尖也往口里塞,大家都学会吃生的,不管生瓜瓜、生豆豆、生茄子各种蔬菜都能吃,就象牲口一样见啥吃啥。收拾庄稼时,大家还是掰玉米吃玉米、挖红苕啃红苕、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一是在家做吃的不方便,因为每家都没有炊具;二是监管很严,根本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而且一旦被发觉,还要挨打受辱。曾经有个叫兰潘氏的老娘子揣了些谷子回去,在深夜里用砂锅炒干,用手磨磨去外壳,还没吃进口就被干部发现,收缴了手磨砂锅,砸了炉灶,还弄去跪打。
    
    高征购下的秋收最后也没能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接着又是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最高指示说的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断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社员们每天都把收起来的谷子运到县仓库里堆放,在县仓库晒坝头翻晒,晒干后立即收入县仓库。有时阴雨天收起来的谷子晒不干,就在食堂用大锅炒、炕,连夜赶交到公粮。当时最高指示也具体明确:“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杂以瓜菜……”所以就在收割庄稼那半个多月吃过干的,而且都是按劳力等级定量供给。等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之后,就只剩下些间种的五谷杂粮和风桶尖上的二仓秕谷作社员的提留粮了。
    
    天,是风调雨顺,地,是肥沃的官田坝,可上边说我们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灌了半年的面茶汤汤,人的营养严重缺乏,体力严重透支,水肿病终于挡也挡不住地来了。先是走不动路,接着是起不了床,一个个由皮包骨头变成了黄肿烂熟的大头和尚,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双腿象木头棒棒,小腿上一按一个深窝。山上坝头的土地几乎都丢荒了,全县各公社普遍出现了饿死人现象,公社终于办起了临时肿病医院。城关公社的临时医院就设在我们官田坝的大四合院里。处方很简单:麦麸子、细米糠、玉米和黄豆面粉再加点儿红糖蒸成糕,切成一两重的小方块,取名叫“红发丸”,一经服用,简直是奇效!连服几天水肿便消退了。可是水肿病人太多,而医院太小,整个四合大院全部用晒垫摆满了地铺,最关键是“药”少,供求矛盾尖锐,只好减“药”减人。水肿稍轻的还住不进医院,住进去的稍有好转便强令出院,出来两三天又复肿,当时有“三肿三消,四肿翻撬”的谚语,进出连番四复,最后还是拄着杖进去,横起抬出来——变成了尸体。
    
    那年冬天,公共食堂里也在到处找寻些能代替吃的东西,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级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应求,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无论怎样变着花样吃,也总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别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我们食堂则把能走动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着糠吃。
    
    最残酷的时刻终于来临,1959年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先死。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许多人嘴上都叼念着一个最高理想:能吃一顿干饭死了也值得!
    
    那年冬天,我在县城“二完小”上六年级,虽然饿的足耙手软、皮包骨头,但还在坚持上学,老师们一个个不是面黄肌瘦就是浮泡肿脸的,尽管他们每月有18斤口粮供应,也还是不够身体的需求。缺课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全班50多个同学,除了有1/3属居民户口的在坚持上学外,农村的几乎都饿得不能上学了。就在那年冬天,我们班也饿死了五位同学,一个叫兰树生,是个高大结实的胖娃,他与我同一个生产队,在他爸、妈、叔、婶都先后饿死没几天,他也饿死了。还有同队的兰琼芸同学。家在五队的郑登琼同学,在到五里山挖蕨鸡根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两位一个叫王文珍,一个叫谢肇全也是在那个冬天饿死的,他们都才十一二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我较幸运的是:母亲体质素弱,在还没有大批饿死人之前就累得不行了,父亲便多次向在渡口(攀枝花市)当干部的舅父求救,无论如何要他救自己姐姐一命。妈到舅父处想方设法,寄点粮票回来才救活了我。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山上坝头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昆虫都吃光了,连最贱的鹅香草都长不赢人们对它的需求。到处都是一片赤地,稍有点草芽刚出土,即被饥饿的人群争着拈光了。我们队里有个五六岁的娃娃叫徐元康,他爸妈哥都在那个冬天饿死后,他饿得走不动了,就倒在田坎上,歪着脑袋去啃啮那一点点的草芽儿,一直啃到断气后才被人发现。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人们饥不择食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又发现了些能“吃”的东西——树皮,桤木树、桦树、枇杷树的皮,观音土,还有用作肥料的菜籽油枯,皮口袋、皮箱、皮撮箕、皮带、皮鞋等。
    
    各种树皮当中,最好吃的要数枇杷树皮了,它的苦涩味淡些,又有糍性,颜色呈高粱色,把它舂磨和糠面做成馍,大家打精神牙祭称之为高粱馍馍,叫观音土做的是粉子馍馍。说起那个观音土,白里带点黄,吃进口象糯米样糍粘粘的,不含沙不踮牙,不苦不甜的白味,手感细腻,可就是绝对没有营养,饿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大口往肚里吞,结果消化不了,坠胀难受,又拉不出来,好些人就这样让泥巴砣砣给坠死了。那树皮和糠做的馍馍,吃时要克服它苦涩麻辣及说不出的怪味,拉的时候蹲几天几夜都拉不出来。用手去抠,用竹片去掏,整得鲜血直淌。饥饿又加上这样折腾,哪有不死的!还有的人真的不想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就把润肤的凡士林冲开水喝,把蜡烛、肥皂啃来吃,把蓖麻籽炒熟吃,吃了以后,上吐下泻,死得更快。
    
    还有好些人是没被饿死前而被打死的。那时村里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社员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有去偷菜的,偷吃庄稼的,偷猪牛的,偷刚播在地里浸过农药、大粪的种子的,去撬保管室门的,偷食堂馍馍的,总之都围绕一个“吃”字而受尽凌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树德堂的院子里,有几个社员冒死去宰杀耕牛,被发觉后,把他们四个人押在四合院天井中站起,打手石开泰手握一丈多长、茶杯子粗的铁头子金竹竿(以前生产队开粉坊凉粉条用),气势汹汹地站在廊檐下,挥动竹竿的风声呜呜响,猛烈朝天井中的人劈去,两人立即倒地,张着嘴,半天叫不出声来。接着又选好角度劈向还没倒的另两个人,全都倒后又喝令站起来,再打,直到把竹竿抽成光刷刷又另外换一根,一直把四人打得再也站不起来俯在地上奄奄一息才罢休。那当场喊“石爷饶命”的求饶声、凄厉的惨叫声,围观群众的叹惜声,小娃娃的吓哭声,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另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一个当时才15岁的小伙子王富清,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凌辱人,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的。同心五队艾云华的母亲周国勋,当时才30岁,就是被打手队长丁永全用锄把捅进阴道戳死的。当时说她不出工,她把患子宫脱垂病给他看,他就动粗……。当时的妇女普遍都患子宫脱垂无月经。
    
    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耖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耖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被打死的人有徐明忠、宋金选、杨升安、王华剑、徐之斌。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死后还背上“偷贼”的罪名,说被打死的是坏人,来标榜其打人的合法性。其实被打死的都是一贫如洗的好社员,当时称为贫下中农、阶级兄弟。成分不好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整怕了,宁饿死也不敢去偷。但我敢断言在农村凡是活下来的下层人没有一个没去偷吃过庄稼的。死去的人蒙冤含垢,活下来的人何尝不是蒙冤含垢呢?那时的情况就是全民皆“偷”啊!就在1959年的冬天,我有个乡下的姑表兄方荣生在我家寄宿读荥经中学,有一天我闻到他的箱子里发出阵阵诱人的食物香味,当时的鼻子对食物特别敏感,我实在忍不住,趁父亲不在家,我撬开箱子,见有七个玉米加糠菜做的馍,我一口气就吞掉了五个,弟弟也抢了两个,恨不当时胀死。原来那是他在学校组织学生去皇仪乡揹铁矿领的的三天口粮,害得他挨饿和我翻了脸。我姑父、姑母和父亲不久也带着遗憾,就在那个冬天先后饿死了。我也不无内疚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偷…… 三年的大饥荒中,我们这里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死亡的高峰期,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人,又没人及时收尸,任其摆在大路上。后来在梓橦宫的铁索桥头设了哨卡,不准外出逃荒。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队、大三队、小三队三个生产队,每天一辆架架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拉车的人每天可以吃到死者的口粮。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王xx为了每天多领二两糠面,把父亲的尸体斜倚着绑坐在床上,不顾臭气熏灼,直到腐烂流水垮架为止。
    
    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里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现为雅安市二医院医师)说:他19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由于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枋,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屁股肉的。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杜国林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另一个亲戚叫杨仕芸,当时才一岁,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幸好命大被家人救起,现在已四十多岁了。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波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五队社员丁郭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她存活下来后,一直带着内疚沉重的心情,郁郁孤独生活直到去世。
    
    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改变了人的大脑思维功能,那么三年的饥荒则改变了人的胃肠生理功能,在62年省检查团来这里检查时,看见到处都是马屎而又无一匹马,后来才搞清楚那不是马屎而是人屎,因为长期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生理功能都退化到马的生理功能了。
    
    在我国历史上虽也有“易子而食”的记载,但那现象是非常偶然的,局部的,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我所经历的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饿死人数空前。据载,全国死亡近4000万人中,四川就占1000万。我们荥经县因死亡比例最大而震惊中外名垂青史!据县里有关统计,全县1958年加上外来人口近12万人,1962年后统计只剩5.7万人,减了一半。我们队还算好的,才死1/3。遗憾的是至今都还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我想,在讲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了。
    
    不仅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那年冬天,老天爷给了个暖冬,太阳每天暖融融地惜疼着广大的贱民们,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我也会在死亡之列了。
    
    兹将我们官田坝(四队)1959—1962年粗略统计的死亡名字附录于下,愿他们的灵魂早日安息!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錫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曹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镛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兰少昌。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徐芝斌、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祭奠他们,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
    
    (作者当时为城关公社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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