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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办案能不能花当事人的钱坐飞机?—綦彦臣致王岐山与周强公开信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3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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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周两位国家领导人:
    你们好!我是河北泊头的一位公民,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民间学者,比方说,是网易文化名博博主与微博达人(认证为历史学者),还是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近两年排名第一的作者,几乎每月都有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我也出版过一些著作,比如《烫手的江山——闲话五代十国》(2008),《真实的交易——提高生活质量的通俗经济学》(2010),等等。关于全球危机长期化的判断,我的预测早于王先生,有博文《王岐山所见与我略同——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与中国的黄金储备》(见我的网易博客,2011年12月2日)。鉴于个人成就,我没必要谄媚王岐山先生,但从经济学研究的功力上论,我个人对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是认可的,这也是这封公开信的一个必要条件。
    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制度经济学,而关注法律体系的效率性与道德性是这门学问不可忽略的构成部分,还由于现实生活中我坚持为底层百姓做法律维权,因此,对中国司法现状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周强先生“法治湖南”的提法无疑是不小的体制内进步,近期以来,最高法院的一些作为与言论也是值得肯定的。比方说,宁可错放不能错判的说法不仅符合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原则,也与中国古典的法哲学相符,是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语出《尚书•虞夏书•大禹谟》)。但是,纠正过来法院在裁判活动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特别是改变法官轻贱当事人的心理进而玩法、枉法之习性,殊非易事。在这封公开信中,我将以实证方法与两位国家领导人讨论法官轻贱当事人与玩法、枉法导致错误裁判的关系。
    话题由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初审、天津市第一中院终审的一桩民事案件说起,遭遇这两家(级)法院司法不公侵害的当事人是我们泊头本地人。该人名叫尚绳云。尚绳云曾给全国人大写过信件反映问题但没有回音,随后他写成喊冤信广为散发(参见本公开信附件一,《请为我伸冤》);他为了能让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知道自己遭遇司法不公侵害的情况,跑到陕西当年习插队的村子试图让习的旧交帮递材料,还到河南郑州的《名人传记》杂志社联系习的关系人,等等。有关细节不多说,请参见本公开信的第二个附件《老百姓「滚钉板」的时代——我看习近平坐出租车假新闻》(首发于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5月号,亦可见我的网易博客2013年5月1日)。
    研究尚绳云提供的案件全部复印材料,我发现两个法外问题:第一个是,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在初审时,对尚绳云及另一名原告高卫东的身份描述有“无职业”一项,而尚高二人在民事起诉状中并未如此自我描述,相反,他们在向初审法院申请诉讼保全时提交的表格明确载有二人为沧州恒基机械有限公司的董事与监事的职务即职业状况;第二个是,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对尚绳云所做的一项询问笔录表明,是尚出钱由办案法官坐飞机从天津去杭州执行诉讼保全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显然是初审法院轻贱当事人的表现,“无职业”描述的贬义,凭常识我们都能看得出来。轻贱的当事人心态在先,案件裁判的不良结果在后也不难理解。还有,尽管终审法院在法律文书中没有对尚高二人予以“无职业”身份描述,但是,既未描述二人的公司董事与监事身份,也未对初审法院轻贱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有据可查的纠正。也正是在这种袒护下级院即继续轻贱当事人的心态下,天津一中院做出了不利于尚高二人的终审判决。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作为中共纪律最高掌门人的王岐山先生会确认为其为明显的违纪行为,我想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最高执柄者的周强先生也会为法官花当事人的钱办案而愤怒。与尚高二人被描述为“无职业”一样,天津一中院法官花当事人的钱坐飞机去杭州履行职务,是黑字白纸写在了法院裁判的该案有关文书上的。两位国家领导人若感兴趣,可以按我附在本公开信后的《民事再审申请书》提供的有关文书号或名称去核实。现在,再审申请已经递给天津一中院,但尚绳云跑了两趟,第一趟是我陪同去的。天津高院起初想从业务上指导我们一番,不知何故又将或可称为“明白纸”的东西自己收了回去,而后打发我们去一中院;到了一中院,立案庭接待法官态度极不友好,训斥我们“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指令我们看该院的文书格式,即我们得将申诉状改为再审申请书。因此,就有尚绳云第二次跑天津立案(递交再审申请书)的事情。
    我在天津高院正门问法院办公室与立案庭电话以及一中院电话,传达室的工作人员经请示领导后仅仅告诉了我高院传达室的电话。无论天津高院还是一中院以及河北区法院,临民如寇仇,背后的问题王周二位不可不深思之!
    关于天津河北区法院轻贱当事人的证据,还有一项我不太好取证的行为没列入该案卷宗:原案审判长孙培军在二审后,要求尚绳云写一份保证,保证在案件终审后不申诉也不上访,才退给尚高二人申请诉讼保全的二十万元担保金。如果裁判活动没有瑕疵即法官不存在枉法行为,何来如此苦心阻止当事人申诉与上访?
    一中院的该案上诉审判员马晓瀛对尚绳云说:“冤案多了,撞墙的、上吊的都有。老尚你这个案子怎么判,不在我,只能端上去。”也就是说,马晓瀛依据其过往办案经验知道该案必将被错判,错判的责任不在于他以及出庭审理的另两位法官,而是一中院的审判委员会早已在案件开审前就有了内部定调。
    从反映问题到专业表达,我个人认为:法官花当事人的钱坐飞机办案这个既违纪又不专业的细节,应当是案件得到再审的最基本依据。说到十分专业的方面,初审法院在轻贱当事人的心态下玩法,不仅遭到尚绳云的强烈反对,就是北京司法界专业人士也表示愤怒,但是,这些专业人士在体制内考虑同业关系,并没有发正义的声音,尽管有些人为尚绳云提供了十分专业的咨询答复。
    我基于自己研究制度经济学进而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学术能力,参考自己以往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有关诉讼活动的经验,认为天津初终两审法院有严重的舞弊行为,其玩法之大胆令我震惊。最明显的是,两级法院只讲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而不讲相关性。也就是说两级法院的裁判活动,完全敲掉了证据的相关性这个联接真实性与合法性的中间环节,以致真实性与合法性在本质上都不能成立。作为该案核心证据的一份协议书带有两张附件,无论双方当事人还是两级法院均认为两张附件与协议书是一体无疑,但是两张附件的内容与协议书相冲突。也就是说,证据的相关性这个环节完全有利于尚绳云。
    天津法院两级在裁判活动玩法还不仅仅在于很专业地舞弊,而且在最一般的证据规则上也明显欺负尚绳云。尚绳云数次在庭上主张对方提供与核心证据附件对等的合同复印件,对方拒不提供,法庭对尚的要求置之不理,以至于其后给尚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此非夸大之言,这是因为过往的合同仍是日后经营的重要经济情报,据以核算材料价格、加工成本及至制定货物出厂价格。
    到写本公开信时,民事再审申请书及我与尚高之间签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由尚绳云递交给天津第一中院。但是,第一,我们无法确信天津一中院是否将我们的申请书及代理协议上呈给天津高院;第二,既然上级法院包疵下级法院已经成为中国法院的内部规划(行业风气),我们仍不知道案件是否能得到天津高院立案准许。所以,仍如尚绳云要“滚钉板”那样,我呢,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与异见人士出面写此公开信,希望王周二位能关注此事(案)。我认为天津高院不仅仅要重审尚绳云民事原案,还要追究河北区法院与一中院两级法院的责任,让玩法、枉法的法官受到纪律处分,并且给尚绳云相应的国家赔偿。
    仍是坚持不用谄媚的个人道德立场,我还是认为两位国家领导人应该能“从技术上”改变中国法院肆行司法侵害的旧风,以至于让如我者这类的公开信越来越少。也基于此点,我愿用前引《尚书•虞夏书•大禹谟》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句的接下来的一句结束本公开信,是为“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此致
    勋祺
    綦彦臣,2013年5月28日。
    
    附件一:请为我伸冤
    本人尚绳云,河北省泊头市郝村镇西卢庄村人,联系方式:13903275171
    行骗人:史彬,男,汉族,天津市河北区房管局干部,住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金狮家园13-78-501
    史庆平:男,汉族,住天津市定坻区亭口镇车辕轴村2街41号,史庆平与史彬亲父子关系。
    我受史彬、史庆平父子欺骗遭受巨额损失,在诉诸法律无果情况下,只能求救于国家领导的重视,以还我公道。我2004年开始和史庆平合作,当时挂靠河北省沧州机构厂。商定史庆平负责签订合同并催要货款,我负责组织生产与发货,商定利润二人均分,2008年4月18日史庆平给我一张基本经营情况表(表:2006年3月29日以前定平台合月结算完情况)表中史说尚多占用了500万,因年老头脑不清晰,我误以为经营亏损了,我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向史庆平再三催要销售合同,但史就是不给。所以2008年9月28日签定了合作协议,协议中写明销售合同必须给我一份,但未能兑现,随着经营资金困难,又见不到销售合同,时时债主对我逼债,2009年9月5日深夜2点在史组织诱导债权人追索债务并隐瞒实情的情形下,签订了违背事实的散伙协议,依史单方计算,欠款180万元,史还120万元,我还60万元,但散伙协议没注明尚还款数额。
    散伙协议签订后,我总觉得不对,我请人核对史提供的2008年4月8日的结算表,我并没有占用500万元,且没有亏损,还有盈利600万元,史庆平的表中共有5200万销售合同,在沧州国税查史庆平给中国二重集团公司和东电集团开出的增值发票是6000多万元,这一情况充分证明史庆平父子欺骗了我,我要求从新清算但遭拒绝,于是我诉至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请求撤消散伙协议重新清算,但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违背了事实原则,抛弃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判我败诉(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0)北民初字第4321号)。我又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仍然不追查证据,不依据销售合同汇款总额及资本核算,查明事实,但仍维持原判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中民二终字75号)。
    《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得仲裁机构变更撤销。
    本人已年届七旬,而天津市两级法院无视法律尊严枉法裁判,亵渎法律的权威性,导致我蒙受巨额经济损失。跪跪求国家上层领导百忙之中督办本案,还我公道与正义。
     尚绳云
     2013年3月26日
     附件二:老百姓「滾釘板」的時代
    ──我看習近平坐出租車假新聞
      殘酷社會逼出的「邪招」
     四月份的中國大陸有幾項重大新聞,如禽流感衍變到可能人傳人、上訪母親唐慧行政官司一審敗訴、中共高層決定自上而下地整風,等等。但最具分析意義的莫過於某家中共在港喉舌炮製的假新聞,先被新華社轉刊,而後又被後者指為假新聞。假新聞剛出,就有中央黨校高出鏡率的鄧姓教授以此為背景,撰文要求官員們學習總書記坐出租車的親民動作,以實現黨與群眾的密切聯繫,云云。
     也許不該過責黨校教授,因為黨校畢竟有權力批發功能,更何況習近平又做過校長呢!那裡的學者們誰不想一言獲幸、大得君恩?鄧教授此舉也非先例,同樣也沒有自我否定並向社會致歉。在重慶「黑打」最瘋狂之際,中央黨校的林姓教授發表文章吹捧薄熙來,更指責那些質疑「打黑」的人心理陰暗。「打黑」變「黑打」違法內幕爆出,林教授避而不談,但仍指點江山般地大談反腐倡廉。
     習近平坐出租車「微服私訪」的假新聞究竟如何發生的,無論首發港媒還是轉刊者新華社均諱莫如深,儘管假習已經在網絡上自現真身。依我的理解而言,司機可能是假新聞的策劃人之一,原因則在於出租車行業太苦,試圖引起最高領導人的關注。至少新華社轉刊的當天,網易新聞刊發了北京出租車行業即將降低「份子錢」的報道。
    泊頭冤民跑陝西碰機會
    我對出租車司機的猜測沒有惡意。不管猜測是否被證實,平民百姓解決困苦之難,使他們不得不千方百計尋找「通天」的機會,即使出「邪招」。晚清發生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例是很好的教材,更因同名電視劇熱播而影響了百姓行為方式。我被迫關注的一個遭受司法不公侵害的案例,頗有「楊乃武與小白菜」意味,但不是風月之事而為受司法不公傷害。
    之所以說我「被迫關注」這個案例,是因為近一年的時間我不再做明面上的維權事務。一方面,諸級別庸官濫吏面目實在可憎,跟他們面對面交涉,我心理上承受不了;另一方面,維穩當局費盡心思威脅我的親人,我不得不做出妥協以換取親人的安全。就是這樣,還有些確有難伸之冤的百姓通過七扭八拐的關係找上門來。比如繩先生(暫不便公開真名,「繩」為其姓名中間字,泊頭本地人),他先是在與我的鄉下某位族爺閒聊中聽說我如何有才、有膽識幫窮百姓打官司,而後通過其內侄找到後者的同學、我親外甥,再登門來求我。對於繩的案例,我能幫的是分析敗訴在何處,以及寫包括申訴狀在內的一些材料。至於做代理人出庭可能的再審,我不能保證,因為我的政治異見身份是法院顧慮的重要因素,或會因此不批准我出庭。
    繩先生與我初談時,自己說要學楊乃武姐姐驚動「老佛爺」,我則理解為設法與習近平掛上鈎。這不是我刻意發揮,因為在初談之後我又接過他數次電話,其中一次是從陝西打來的,另一次是在河南洛陽。在陝西,繩先生找到了習近平插隊照片上一個人,姓梁,希望梁幫他把材料遞給習近平。但是,梁說自己「不管河北閒事兒」。繩先生另闢蹊徑跑到河南洛陽,懇請《名人傳記》雜誌社聯繫一位身在北京的作者,原因是該人寫過探望下放勞動中習父(仲勳)的文章。儘管通過雜誌幫助繩先生與該人建立了電話聯繫,但是,「遞一份材料」的願望至今仍未實現。
     官場陋規逼百姓「滾釘板」
    按我做維權事務的經驗,要使問題有個初步答覆,寫帶感情色彩的長篇大論是不行的,必須做成簡報性質的東西,最好一頁紙、五百字以內。繩先生費盡心思與習近平掛鈎的「簡報」是我寫的。說來繩先生的社會關係也不簡單,他某位至親關係人是全國有名的法官,還是一部讚揚愛心法官的電影原型人物。
    在訴訟過程中,有三個有權力的人士幫助過繩先生。三人分別是有現任全國人大代表身份的北京某女法官,國家最高司法部門之一的某機構政治部主任,名為群眾團體而實為重要領導人培養機構的秘書長。還有,一位資深法律從業人士幫繩先生寫了一份長達四千字的上訪材料(寫給全國人大與政協領導),名曰《一份荒唐至極、匪夷所思的民事判決書》。繩先生將此件讓我複印參考,我看後,告知他整個材料從專業角度講,就一句話有用,是為天津一審法院在證據採納方面違法。
    繩的民事案件一點不複雜,只是天津一審法院設定法庭調查重點時,有意迴避他的主張而致敗訴;二審的天津某中院也依樣畫瓢,裁決他敗訴。他的至親關係人及其同事以官場經驗勸告他:「不要申訴了,對方肯定在天津高院有過硬關係,天津高院的人與中央哪個大人物有關,你也弄不清。」也正是這個說法激得繩想「滾釘板」,依此與當下「老佛爺」習近平掛上鈎。
    所謂滾釘板,是上述電視劇裡的一個情節──大清刑部為考驗楊乃武姐姐的告狀決心,在刑部大堂門口放上釘板,要是後者敢倒身從釘板上滾過去,才受理其申訴。滾釘板的最終效果是驚動老佛爺,從而使案件得到最高權力人過問。
    國家缺德讓我失憤懣
    本不複雜的繩先生民事訴訟,由於司法腐敗而形成複雜的上訪事件及托人活動,讓我悲涼難已:有如此背景且動用了對老百姓來說是重要官場關係的人,都打不贏有理的官司,何況絕對的平頭百姓乎?!
    回到總書記坐出租車的假新聞話題,我在網絡社交平台也發表過意見,指出三點:其一,習題字若真,該有落款;其二,習向司機自報家門,太乏常識;其三,司機應當手機拍照,乃至與習合影。有網名「風雨梧桐」的人(與我一樣,亦為網易微博達人)回覆說:「先生,這不等於說:黨政機關、中央喉舌、幹部群眾都集體缺心眼了?病都犯到這份上了,咋整?」
    在我看來,這個國家的病態遠不止此,因為百姓抱定「滾釘板」的決心來爭取「老佛爺」的關注,能說是習近平一個人的人性之恥嗎?這個國家太缺德了,缺德到了我都沒法憤懣的地步!!
    附件三:民事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1)尚绳云,男,194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沧州恒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联系地址(公司所在地):河北省泊头市东辛店。联系电话:139032755171;0317-8337778
    (2)高卫东,女,1953年2月1日出生,汉族,沧州恒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执行监事,联系地址同上。
    代理人:綦彦臣,196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自由撰稿人,联系地址:河北省泊头市裕华中路发行小区2栋2单元202室。
    再审被申请人:(1)史庆平,男,1938年7月7日出生,汉族,联系地址: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车辕轴村西2街41号。
     (2)史彬,男,197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河北区房管局职员,联系地址: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金狮家园13-78-501室。
    再审第三人:河北新世泰机械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沧州市河西北街47号。
    
    请求事项: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二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由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调全部案卷再审。
    事实与理由: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的(2012)一中民二终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75号判决书”;共五页,复印件附本申请后】在证据采信上存在重大瑕疵。对于申诉人即原上诉人提供的《散伙协议书》【原文书中无“散伙”二字,但两审法院均认可此使用习惯;共三页,复印件附本申诉状后】,予以严重曲解,认为:“本案中2009年9月5日协议书,双方当事人、调解人均签字确认。在无证据否认其真实性的情形下,应当认定该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均应严格履行。”事实上,75号判决书所指“2009年9月5日协议书”作为该案的核心证据,附有两个附件:(一)被告人提供的《2006年3月29日以前订平台合同结算完情况》表格;(二)订立于2008年9月28日的再审申请人与再审被申请人双方协议书。对于这两个附件,双方认可,《散伙协议书》的见证人即纠纷调解人也认可,作为证据的不可分割部分一中院亦未否认。
    很显然,核心证据的两个附件与散伙协议相矛盾,这也是申诉人当初提起民事诉讼的最主要根据。
    《散伙协议书》之附件(一)逻辑性地证明了原被告双方在《散伙协议书》签订后仍有争议,实质没散伙。因此,也就出了两次法院调解标的,特别是调解标的在再审被申请人那里变化的情形:第一,2011年10月25日初审法院《询问笔录》【共三页,复印件附本申请后】载明,再审申请人要求六百万元人民币(单位与币种,下同)为调解标的,而再审被申请人只答应给三十万元;第二,2011年11月29日初审法院的《开庭笔录》【共六页,复印件附本申请后】载明,再审申请人仍要求六百万为调解标的,而再审被申请人则上调到五十万。
    《散伙协议书》之附件(一)所涉及到的合同不只是双方合伙证明及利益分割依据,还是再审申请人日后经营的重要经济情报,即是说在不妨碍再审被申请人利益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可以凭以做即期产品定价的参照系,以及与原合同厂商续签新的合作关系。但是,再审被申请人在初审与终审开庭时均拒不提供,至今亦未将复印件交给申诉人。一中院以及初审法院均未责令再审被申请人向法院提交合同暨作为法庭调查的对象,亦未支持上再审申请人要求被告向法庭及上诉人提供合同(复印件)的主张。相反,75号判决书却草率地称:“本案双方当事人至今未能提交在合伙经营中共同确认的协议、合同、账目等合伙清单并所必备的证据资料。”
    一中院的裁判作为显然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之规定。
    《散伙协议书》附件之(二)与核心证据《散伙协议》的关联性明显,初审法院本应对其关联性进行质证,尤其是传唤《散伙协议》见证人(纠纷调解人)到庭,但初审法院并没有作为。一中院作为终审法院支持一审判决,亦表明其认可初审法院的重大程序瑕疵。
    在75号判决书下达后,初审法院办案法官孙培军对再审申请人进行利益威胁:要求再审申请人之一的尚绳云在由孙培军拟就的一份书面材料上签字,以放弃上告(申诉以及上访)为条件,换取再审申请人此前递交的二十万元诉讼保全担保金的退回。此种要挟让再审申请人受到了司法不公的严重侵害,从而开始了艰难的上访历程,直至今日向天津高院提出再审申请而再进司法程序。还有,2011年12月19日的初审法院《询问笔录》【共一页,复印件附本申请后】证明该院曾使用当事人出具的费用办案,是为明显的违纪行为。此种违纪行为是该院枉法的惯性表现,与此后对再审申请人要挟(签书面保证才退换诉讼保全保证金)、此前对再审被申请人的身份歧视,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初审法院对原告(即今再审申请人)实施的身份歧视行为,有其判决书为证:(2010)北民初字第4321号《民事判决书》【共四页,复印件附本申申请后】对原告身份描述为“无职业”,而原告提交的《民事诉状》【共二页,复印件附本申申请后】中前没有“无职业“之身份描述;相反,在向初审院提供诉讼保全申请的相关文件中有一份《沧州恒基机械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临事会成员、经理》表格【共一页,复印件附本申请后】,该明确指明原告分别系该公司执行董事于监事。
    基于社会心理暨一般人际常识,“无职业”是贬义描述,引伸为无事生非、游手好闲等贬义行为的性质判断。初审法院对原告的身份歧视,毫无疑问是草率对待该案的重要因素。一中院75号判决书中的上诉人(一审原告)身份描述虽然删去了初审法院的贬义描述,但未对此种歧视行为对裁判结果产生的影响予以考量,显系袒护行为。
    综上所述,一中院在裁判活动对再审申请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其行为确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五)款之“枉法裁判”情形,且对再审申请人形成了人格伤害。包括初审法院在内,天津两审法院的裁判行为均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
    再审申请人现根据以上援引法条,申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2012终75民事判决,提调该案全部案卷予以再审。
    
    此致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1)尚绳云 (2)高卫东
    
    2013年5月5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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