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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二审辩护意见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王兴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二审辩护意见
      
     审判长、审判员:

     我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受被告人王兴成委托为其担任辩护人,现结合本案基本事实和证据情况,以国家法律为依据,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请予以重视。
      
    第一部分 总体辩护意见
      
      这是一起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辩护人在一审庭审期间,已经就本案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被告人被指控的其他刑事犯罪不成立发表了辩护意见,在二审阶段,辩护人依然坚持一审时已经发表的辩护意见,并请二审法院能够予以充分关注,及时、稳妥的纠正本起冤假错案。
      一审判决让王兴成对其不知情的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涉及的8起案件承担刑事责任是有罪推定,颠倒了认定刑事犯罪的因果关系原则,这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在认定王兴成与这二件罪名无关的情况下,仍然追究王兴成的刑事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是最终认定王兴成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重要罪名,如果这二起罪名不成立,则王兴成就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既然王兴成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则其更不可能是该罪的组织者,就更不应当对这二起刑事犯罪承担法律责任。一审判决对这二起刑事罪名认定由王兴成承担刑事责任,属于没有证据支持的有罪推定,把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颠倒了。
      一审判决让王兴成对有关部门虚构出来的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承担刑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判决用刑事手段处理行政违法案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中涉及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均只构成行政违法,不宜追究刑事责任。
      一审判决对逃税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认定基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审判决对保险诈骗罪定罪不准、量刑偏重。一审法院认定的保险诈骗事出有因,并未给保险人带来重大损失,案件本身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王兴成本人亦不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退一万步说,既便非要认定王兴成构成刑事犯罪,则对其的量刑亦过重。
      一审判决没收王兴成、刘淑琴等人全部资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判决在证据的采纳方面违反了客观、全面审理案件的原则。辩护人所获的侦查卷宗中有大量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被告人无罪,但是,公诉机关在一审法庭审理中对这些证据不出示、不宣读,一审法院不审查、不采纳,仅采纳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这违背了我国法律要求的客观、全面审理案件的原则,从而导致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
      一审判决对各被告人在庭审时供述的情况不予审查,亦不予采纳,反而采纳了大量未经法院庭审审查、质证的虚假的证人证言,这直接导致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各被告人在庭审时的供述与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存在较大的出入,一审法院应当对此予以甄别,并采纳被告人在庭审时陈述的事实。被告人在庭审时亦明确表示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现象,但法院对此置之不理。
      一审庭审中对被告人、辩护人的质证权、辩护权不能予以充分保障,存在程序违法现象。一审庭审时,公诉人将大量摘抄的、断章取义的证据一并出示宣读,没有一证一质,被告人及辩护人无法充分发表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本案涉及的大量刑事案件,不能给律师充分的时间予以辩护,在律师的积极争取下,一个案件只给律师2分钟时间发表辩护意见,这很难保证审判的公正性。此外,一审法院将庭审持续进行到后半夜,无法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充分的行使诉讼权利。从一审判决的审理结果看,一审法院的审理只是流于形式,并未认真听取和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
      
    第二部分 关于个案的辩护意见
      
      敲诈勒索罪
       (一)这是一起有关部门故意编造的刑事案件,为的就是给王兴成等长岭公司员工戴上黑社会的帽子。本案的一审判决实质上是保护了刑事犯罪分子,而置长岭公司的合法权利,以及王兴成等人的合法权利于不顾。
      本案中,长岭公司系盗窃犯罪行为的受害人,王兴成及其相关人员的行为系出于保护公司合法财产的目的,不具有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本案中涉及的几名被告人均系长岭公司员工,其行为均系维护公司合法财产的职务行为,所有涉案人员均无非法占有王立军财产的主观故意。
      1、本案的发生系曹志勇监守自盗长岭公司的煤炭引起的。由于曹志勇指证王立军、宋宝中、赵洪军参与了盗窃长岭公司煤炭的行为,王兴成基于维护公司合法财产的目的,才找他们核实相关盗窃犯罪事实。王兴成之所以找王立军核对煤炭的数额,是因为曹志勇告诉王兴成、王月军、陈广辉,王立军共同参与了盗窃。[ 参见:王兴成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卷,第63页。][ 参见:王月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卷,第97页、第98页。][ 参见:曹志勇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54页。]本案被告人刘淑琴供述时说:“曹志勇偷煤的事败露后,向她道歉认错时承认王立军、赵洪军等人都参与了盗窃煤炭的事情,并称其手中有煤款40、50万,王立军手中还有30多万。”后来,王兴成、王继刚等人正是以曹志勇对刘淑琴所说的话为依据,要求王立军、赵洪军和宋宝中三人赔偿偷煤款。而曹志勇在作此陈述时,并未有任何人对他作出过威逼、胁迫。
      2、长岭公司就王立军涉嫌盗窃煤炭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侦查。2010年8月27日,长岭公司派陈广辉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王立军盗窃煤炭的事,双阳区派出所民警进行了记载,并找王立军调查了解情况。[ 参见:陈广辉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62页。]王立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他一共拉了300左右吨煤,都是曹志勇让他拉的,煤也是曹卖出去的,在此过程中,长岭公司并没有任何人打过他。[ 参见:王立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59页。]长岭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行为充分证明,长岭公司对王立军偷煤的行为是确信无疑的,从而找其索要偷煤款是正当的。反观王立军对涉及整个事件的供述,前后非常不一致,明显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侦查。遗憾的是,公安机关在受理长岭公司的报案后,并未立案及查明王立军偷煤的真相。
       (二)一审法院没有对证据全面审查。一审法院认定本罪的主要依据是王立军、曹志勇、赵洪军等盗窃分子有关本案的陈述,而置盗窃行为受害人的证言及相关辩解于不顾,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一审判决书只采纳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及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对于侦查卷宗中认定王立军等人偷盗煤炭的证据没有进行审查。《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53页;《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31页;《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107页中曹志勇、王立军、赵洪军的供述中,均证实其共同盗窃煤炭的事实。对于辩护人提交的候玉学证言,《长岭煤炭有限公司双鑫煤矿煤炭销售流程》第4项,程函兄提供证据材料第42页的证据,一审法院也未予审查。
      1、王立军确实参与了共同盗窃长岭煤矿、双鑫煤矿煤炭的行为,系重大犯罪嫌疑人。依据本案侦查卷宗中,公安机关已经搜集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王立军确实实施了勾结曹志勇共同盗窃长岭公司煤炭的行为。(1)王立军本人供述,当他发现给曹拉煤不用检斤时,就知道曹的煤有问题了,可他仍然继续帮助曹拉煤。因此,从第一车煤未检斤时起,王立军就已经开始和曹志勇共同盗窃了,也就是说,王立军是自始至终参与了盗窃行为。退一步说,即便不认定王立军有共同盗窃行为,依据现有证据材料完全可以认定王立军涉嫌销赃罪,王立军在明知曹志勇的煤系盗窃所得时,仍然帮助其销售的行为,构成销赃罪。[ 参见:曹志勇供述,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王兴成等23人涉黑案件补充证据第6页。]王立军煤炭的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其明知并积极参与盗窃、销赃的行为。(2)曹志勇在王兴成知道其偷煤后,立即给王立军打电话商量对策,要求王立军归还偷煤款,这也直接证实了王立军参与了偷煤的行为。[ 参见:曹志勇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53页。][ 参见:王立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31页。]曹志勇还把王立军、赵洪军找到他家里商量对策。[ 参见:赵洪军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107页。](3)曹志勇和王立军其他行为也可证实王立军参与盗窃煤炭了。这包括:曹志勇向王立军提供的煤炭价格明显低于市价;曹志勇在让王立军卖煤时,明确告诉王立军,不论价格,只要卖出就行;[ 参见:王立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2页。]曹志勇卖煤不从长岭公司直接卖走,而先要找个地方存放赃物,然后再卖,导致重复支付运费,且给王立军的运费明显高于市价[ 参见:王立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22页。];王立军参与了分赃,并对卖煤款中剩余的6万元拒绝给曹志勇[ 参见:曹志勇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67页。];王立军和赵洪军每天到双鑫煤矿只拉一车煤[ 参见:王立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24页。];长岭公司零星小份付煤在白天,大份付煤都是从半夜12点开始,而王立军拉的小份煤却选择在半夜开始拉[ 参见:王立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24页。]等等。此外,依据双鑫煤矿付煤员候玉学的证言,双鑫煤矿下午四点以后停止付煤,晚上从来不对外付煤[ 参见:候玉学证言,《长岭煤炭有限公司双鑫煤矿煤炭销售流程》第4条,程函兄提供证据,第42页。],王立军做为住在长岭公司隔壁,长年为长岭公司拉煤的司机,对其只身一人,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到双鑫煤矿,不办理任何手续即对外运煤的情形,理应知道是盗窃行为。对王立军涉嫌盗窃的行为,公安机关从未到双鑫煤矿核实过。[ 参见:候玉学证言,《长岭煤炭有限公司双鑫煤矿煤炭销售流程》第4条,程函兄提供证据,第42页。]
      2、赵洪军系重大犯罪嫌疑人。赵洪军与王立军共同给曹志勇拉煤,参与了给曹志勇卖煤。[ 参见:赵洪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105页。]赵洪军在明知曹志勇的煤是偷来的情况下,仍然帮助其拉煤、卖煤的行为[ 参见:王立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22页、第23页。],和王立军在此事件中的行为性质是一样的,赵洪军已经构成了盗窃罪或者销赃罪。对赵洪军行为性质的认定及其相关证据情况,与上述王立军部分的内容相似,本处不再重复表述。
       (三)龙山区价格认证中心《关于2所平房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判决书仅书面表述“龙山区价格鉴定中心系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但辩护人在判决书中未见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龙山区价格鉴定中心的合法资质。一审判决书以辩护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鉴定有误而认定辩护人所提异议不成立,但就龙山区价格鉴定中心主体资质问题,辩护人在一审辩护意见中,已将我国对于从事房地产评估机构资质标准的相关法律法规逐一列明并提交给法官,但一审法院拒不采纳这些法律规定。2004年6月2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该决定附录第110条,将房地产评估机构资质核准列为确需保留的500项行政许可项目之一。2005年10月12日,负责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工作原建设部发布《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142号令)。该办法第8条规定:“房地产估价机构应当由自然人出资,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第24条规定:“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的机构,应当依法取得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从事估价业务。一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各类房地产估价业务。二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三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司法鉴定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暂定期内的三级资质房地产估价机构可以从事除公司上市、企业清算、司法鉴定、城镇房屋拆迁、在建工程抵押以外的房地产估价业务。”从述规定可以看出,从事房地产司法鉴定的机构必须具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的形式,并具备二级以上资质,而龙山区价格鉴定中心是根本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要求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龙山区价格鉴定中心具备我国法律规定的合法资质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系适用法律错误。
      其次,依据《价格鉴定结论书》的记载,其鉴定方法采用市场法,采取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公开价格。本案中涉及的房产系农民的房产,即宅基地和违章建筑,这些房产是不存在公开市场价格的,价格鉴定结论书的记载系虚假陈述,公然做假证。此外,依据辩护人的了解,王立军所在村庄在拆迁以及房产售卖过程中,对于此类房产的作价最高是1400元每平方米,很多房产的作价是1000元左右,远远低于龙山区价格鉴定中心认定的1800元和1900元。相关证据材料庭后将提交给二审法院。
      第三,根据鉴定结论书的记载,其存在重大问题,包括:(1)该鉴定是针对饮水机进行的;(2)该鉴定的重要依据《市场调查资料》并未附卷,无法保证其公正性;(3)没有证据显示委托方辽源市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4)104平米的住房没有房屋所有权证,其鉴定结果却和有房屋所有权证的住房市场价格基本一样,没显违背生活常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涉案房产已由王立军强行占有并出租谋利了。
      第四,辽源市检察院二审补充证据清楚的证明了龙山区价格认证中心不具有鉴定资质。这表现在以下几点:(1)《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证明,辽源市龙山区价格认证中心是一家事业单位,并不具备我国法律要求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的主体资格;(2)《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证明,辽源市龙山区价格认证中心在能在所属行政区内进行价格鉴定,即只能辽源市龙山区的涉案财产价格进行鉴定,而不能对本案中涉案的位于长春市双阳区双顶村的平房进行价格鉴定;(3)对《关于2所平房的价格鉴定结论书》进行价格鉴定的机构,其机构资质证书证号是:220404,而补充证据中涉及的《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证书号是:吉220402,也就是说,进行价格鉴定的机构与吉220402号辽源市龙山区价格认证中心并非同一家鉴定机构,出具价格鉴定结论书的机构并非二审补充证据中的辽源市龙山区价格认证中心。
      第五,吉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具有法律效力。该情况说明没有公章,且其无资格证明第三方出具的价格鉴定结论中的文字表述是由笔误造成的。
      第六,龙山区价格认证中心2013年2月19日出具的(辽龙价认字[2012]44号)《关于2所平房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与一审判决无关,因为该鉴定结论书是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出具的,并未经过一审法院的庭审质证,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
       (四)本起错案的发生系司法机关故意包庇盗窃分子造成的。就本案的审理程序看,曹志勇案的承办法官与本案的承办法官系同一人。从曹志勇案的判决结果看,其完全是一起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对此,辽源市检察院提交的二审补充证据第一项中曹志勇的供述就可以证实。依据曹志勇的供述,其根本不是个人犯罪,而是团伙犯罪。曹志勇供称:曹旗知道曹志勇偷煤[ 参见:曹志勇供述,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王兴成等23人涉黑案件补充证据第5页。],曹志勇趁管理煤场的老候(候玉学)晚上不在煤场住的时候,让曹旗给王立军装了6车煤,并给了曹旗8000元。每次王立军、赵洪军去拉煤,都是曹正跟车给偷煤带路。[ 参见:曹志勇供述,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王兴成等23人涉黑案件补充证据第6页。]曹志勇的这些证言清楚的证明了,共同盗窃双鑫煤矿的是曹志勇、王立军、赵洪军、曹旗、曹正共5人。根据曹志勇的供述,其根本不是双鑫煤矿的员工,只是在双鑫煤矿住[ 参见:曹志勇供述,辽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王兴成等23人涉黑案件补充证据第5页。]。也就是说,曹志勇盗窃煤炭的行为根本不是职务侵占,而是共同盗窃,对曹志勇应当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遗憾的是,在曹志勇案的刑事判决中,一审法官并未将曹旗、曹正、屠光辉、王立军、赵洪军等人列为共同犯罪,并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是对犯罪分子的故意包庇。此外,曹志勇的这些供述与王兴成的供述是完全可以对应的。王兴成在二审开庭时供称,当其发现曹旗、曹正、屠光辉共同参与盗窃煤炭,王立军还先后给曹正10000元,给屠光辉15000元,曹志勇给曹旗500元后,作出了对曹正罚款1万元,屠光辉罚款1.5万元,曹旗罚款500元的处罚。但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中,却故意忽略了曹旗、曹正、屠光辉三人共同盗窃煤炭的事实,对王立军、赵洪军的盗窃行为也不予以认定。
      辩护人有理由相信,一审法院及相关部门为认定本起所谓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先承诺曹志勇对其不判处实刑,让其作出王立军未参与盗窃的虚假陈述,进而作出对曹志勇的缓刑判决,再以其虚假供述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让参与盗窃的王立军、赵洪军等人指证王兴成,从而直接导致了本起冤案的发生。需要再次提醒二审法院予以重视的是:对王立军涉嫌盗窃双鑫煤矿煤炭的事,公安机关从未到双鑫煤矿找相关知情人员核实过情况,这明显是在偏袒盗窃犯;曹志勇案一审判决时根本不通知作为被害人的长岭公司及双鑫煤矿参加诉讼,以追偿自己的损失,剥夺了受害人要求赔偿的权利,一审法院更拒绝向受害人送达刑事判决,这种做法明显违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的曹志勇伙同他人监守自盗的煤炭价值既高达17.7万元,一审法院却仅判处曹志勇缓刑,实在令人怀疑其公正性。
      (五)一审判决对于本案涉及的基本事实并未查清,且应当保护长岭公司的合法财产。
      1、一审判决有责任查清楚曹志勇和王立军等人共同盗窃了多少煤炭。曹志勇向王兴成亲属承认,其偷了30多车,市场价在60万元左右。[ 参见:王月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卷,第98页、第116页。]依据曹志勇在公安机关的供述,2009年4、5月份左右,王立军从长岭煤矿拉走了20车煤,600至700吨左右,王立军与曹志勇的结算价是17至18万煤款,王立军陆续给了曹志勇11.7万,还欠6至7万煤款。[ 参见:曹志勇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44页。]曹志勇的供述清楚的证明了王立军和其分赃的比例。
      2、一审判决有责任查清楚涉案煤炭的真实销售价格。据王月军供述:长岭煤矿不掺煤每吨360元左右;二道煤矿南山井每吨450左右;石溪煤矿每吨320元左右;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每吨420元左右。[ 参见:王月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卷,第123页。]据曹志勇供述:长岭煤矿粉煤每吨240元;双鑫煤矿每吨305元。[ 参见:曹志勇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68页。]不同人员对煤炭价格的陈述相差巨大,一审法院有责任进行价格鉴定,以查明涉案煤炭的真正市场价格,从而客观、全面的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此外,就算不进行价格鉴定,依据长岭公司与大成公司等签订的销售合同中对煤炭的销售价格的明确约定,也可以认定煤炭的真实价格。
      3、长岭公司是王立军及曹志勇盗窃公司煤炭的受害者,应对长岭公司的合法财产予以保护,依法追究王立军的刑事责任,而不是反过来做,将长岭公司员工依法追查盗窃嫌疑人的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此外,王立军勾结曹志勇偷煤,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六)本案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辩护人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王兴成等人确信王立军等人是盗窃煤炭的嫌疑人,并在确信的损失范围内向王立军等人追偿时,虽然存在一定的殴打行为,但无论如何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这是需要二审法院予以关注的。
      1、王兴成等人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故意。本案中,王兴成索要王立军的车、房主要是偿还公司的损失,并且,是在王立军提出车卖了以后无法正常生活的情况下,王兴成才同意让其卖房偿债的。[ 参见:陈广辉的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卷,第24页。][ 参见:王兴成的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卷,第6页、第7页。]王兴成并未取得王立军房子的产权,也未实际占有和控制王立军的房子,王立军的房子由长岭煤矿的矿长张大武分配给了员工居住。[ 参见:王凤波的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卷,第72页。][ 参见:杨大伟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133页。]黄刚和王立军所签买卖协议约定的价款,与王立军偷盗长岭公司煤炭的价值是一致的,长岭公司并未多要。[ 参见:黄刚的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卷,第168页。]本案中,涉案人员对王立军的所谓殴打,没有对王立军造成什么伤害,王立军的伤情连轻微伤都不够成。依据本案被告的供述,以及王立军爱人的陈述,保安打王立军时,打的不狠,也没有看见王立军身上有伤;[ 参见:佟志国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卷,第178页。]王立军到双阳区医院拍片,医生说没有什么大事。[ 参见:李淑艳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76页。]虽然有证据显示,王立军签订欠条时存在被殴打的情形,但在相关人员对其殴打很轻微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签定的欠条就违背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对欠条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定。王立军承认的其所欠煤款234175元,对长岭公司后续找其追偿损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王立军没有侵占长岭公司23万多煤款,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承认。此外,刑事侦查卷中有关王立军所谓被殴打的照片来源不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要认定王立军的伤情,应当通过伤情鉴定进行确认。
      2、王兴成没有占有宋宝中财产的主观故意。宋宝中的5000元罚款是从长岭公司应给其的工资中分期扣除的,且只扣了3000元,与王兴成没有任何关系。[ 参见:宋宝中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91页。]此外,早在2010年长岭公司已经全额返还了宋宝中的3000元钱。[ 参见:宋宝中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9页。]对宋宝中罚款5000元,是因为宋宝中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是长岭公司给其的处分,与敲诈勒索无关,更与所谓的黑社会无关。
      3、王兴成没有占有赵洪军财产的主观故意。赵洪军的5万元股份都给了王立军,[ 参见:陈广辉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卷,第25页。]王立军并没有给王兴成4万元。[ 参见:王立军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8卷,第50页。]王兴成在此事中,不仅没从赵洪军那得到一分钱,反而倒贴了1万元。
      4、有关本案的三个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均认定错误,直接导致了错案的发生。
      其一,王立军、赵洪军、宋宝中三人共同参与盗窃证据充分,一审法院却未予认定。从现有的证据材料看,认定王立军、赵洪军参与盗窃、销赃的证据非常充分,王立军、赵洪军是刑事犯罪的重大犯罪嫌疑人,辽源市西安区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获取的证据材料在一审开庭时不予举证,在辩护人根据侦查卷宗的记载向一审法院予以举证、说明时,一审法院不予审查,直接导致本案黑白颠倒,盗窃犯成了受害人,受害人却成了罪犯。
      其二,曹志勇、王立军、赵洪军、宋宝中等人共同盗窃煤炭的市场价值巨大,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从现有证据材料看,长岭公司被盗煤炭的市场价值高达60万元以上,一审法院对此却未予认定。从一审法院对曹志勇案的判决来看,其认定的金额仅有17.7万,这是与事实不符的。综合王兴成、刘淑琴、王继刚一方有关盗窃煤炭数量的供述来看,曹志勇在案发后自认的60万元以上金额是比较客观的。对此,希望二审法院能够查清。
      其三,本案涉案房屋的价值认定错误,王立军的房屋价格需要重新鉴定。一审法院依据没有合法资质的价格鉴定机构出具的《关于2所平房的价格鉴定结论书》作为认定本案的关键证据,没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当另行聘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涉案房产进行价格鉴定。否则,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本案。
      (七)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明显违背常理。一审判决将王兴成等人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本起敲诈勒索是其中最重要的罪名之一。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王兴成的资产高达3亿多元,而该黑社会组织通过敲诈勒索获取的财产却仅有区区的234175元,且敲诈勒索罪只有这一起案件,明显不是王兴成的资金来源。从王立军被敲诈的金额来看,是通过精确计算,细致到1元钱的一个具体数字(黑社会活真细)。从参与本案的,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黑社会组织者和参与者的12名所谓黑社会分子的供述来看,这些人均一致认为他们是为了保护长岭公司的合法财产,追回被王立军盗走的煤款。从被敲诈的23万余元财产的去向看,该处房屋最终无偿提供给了与本案无关的第三方作为宿舍,一审法院认定的12名罪犯均未从中获取一分钱的收益,这也充分证明这些所谓的黑社会分子并无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实际上,仅从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本案根本不是什么黑社会犯罪,也根本不是刑事案件,仅仅是公司员工维护合法权益的自力救济行为,且是在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情形下发生的。
      故意伤害罪
      张平案
      本案的发生,王兴成根本就不知情,王兴成不应当承担本案的刑事责任。
      本案的发生事出有因,张平是涉嫌诈骗罪的重要犯罪嫌疑人,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张平在将二道煤矿卖给王兴成时,虚构其是二道煤矿的合法权利人,先收了王家给的1357万元钱,后来又以协助办理产权证为由收了王家350万。由于张平并非真正的权利人,王兴成等人只能另行花费巨资从真正的权利人手中购买了二道煤矿南山井。对于张平涉嫌诈骗的情形,被害人曾经反复、多次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当地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更谈不上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只有全面、彻底的查清张平诈骗案,才能更好的认识和处理本案,而不是简单的给王兴成等人扣上黑社会的帽子。
      本案的发生,证明王兴成根本就不是什么黑社会老大,因为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手下人的行为。根据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此事是王月光安排相关人员办的,是王月光的个人行为,与所谓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这从侧面也证实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黑社会组织。从王月光找人办事的过程来看,他们也是临时找人,是通过报纸广告找到讨债公司具体承办的此事。如果王兴成真的是黑社会老大的话,对这种事情,是绝不会随便找人办的,手下人更不会私自做主就办了。如果王兴成等人真是黑社会,不会连打个人都搞不定,还需要临时找人。
      一审法院认定王继光、刘文武组织实施伤害张平系为了维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利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发生原因,系张平诈骗长岭公司的钱财,张平对本案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张平被打,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黑社会组织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15名黑社会成员亦没有任何人从中获利。
       就本案而言,司法机关对张平涉嫌诈骗王兴成和长岭公司1700余万元的刑事犯罪不予追究,而片面追究王兴成等人的刑事责任,不公平、不公正。从侦查卷宗看,张平的举报是王兴成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起因,对张平涉嫌诈骗的刑事犯罪活动不予查清,让人怀疑司法机关执法的公正性。
      李忠财案
      本案发生于2009年2月7日,起因是李忠财酒后到二道矿寻衅滋事,扰乱二道矿正常的办公秩序。[ 参见:李忠财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1卷,第12页。][ 参见:刘庆有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1卷,第14页、第15页。][ 参见:王凤波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1卷,第19页。][ 参见:唐贵冬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1卷,第67页。]作为保安的王凤波、唐贵东在维护公司正常办公秩序的情况下,把李忠财打伤。事后,王凤波、唐贵东积极赔偿李忠财的损失,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赔偿了李忠财3万元,李忠财不再追究王凤波、唐贵东的任何法律责任[ 参见:《合解书》,《刑事侦查卷宗》第11卷,第21页。],李忠财亲自到派出所办理了撤案手续。[ 参见:李忠财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1卷,第24页。]后来,在唐贵东又因此事于2012年被吉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并被烟台港公安局抓获移送辽源市公安局,辽源市检察院对其作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辩护人认为,辽源市检察院的作法是公正的,对于一起因维护办公秩序导致寻衅滋事人员受轻伤,并已经赔偿损失、双方和解的案件,不应当将相关人员再作为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
      李忠财被打案,王兴成事先不知情,事后才知道的。[ 参见:王兴成的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卷,第45页。]据王兴成本人供述,本案的起因是李忠财企图敲诈二道煤矿的钱[ 参见:王兴成的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卷,第45页。],李忠财对其被打的行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虽然王凤波、唐贵东打李忠财的行为可以归结为履行职务的行为,但王兴成对王凤波擅自打人的行为并不认可,对公司赔偿李忠财的钱,从王凤波的工资里扣除了。[ 参见:王兴成的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卷,第45页。]
      从总体上说,本案不应当再作为刑事案件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辽源市检察院不予批捕的决定,已经对本案的处理作出了很好的解释。王兴成与本案的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其本人已经追究了王凤波打人的责任,本起案件不应当由王兴成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寻衅滋事罪
       一审法院认定了6起寻衅滋事案,辩护人想着重强调的是,一审法院对李大中、唐润明案以及刘世鹏案的认定,是完全不顾基本事实,颠倒黑白的认定,其余案件亦不构成刑事犯罪。
      李大中、唐润明案
      本案基本事实:王兴成对本案的发生不知情。2007年5月10日,李大中、唐润明等人酒后驾车准备路过长岭煤矿修路路段时,要求铲车司机挪车,铲车司机因道路不通就没有挪车。李大中、唐润明随即对铲车司机进行殴打,并抢夺铲车司机的手机摔在地下。在张锐向公安机关报警,并到现场处理情况时,对张锐继续殴打。在长岭公司员工王月光、黄刚、程函刚等人到现场后,李唐等人继续对长岭公司员工进行殴打。黄刚、程函刚被打的住院治疗,但公安机关对黄刚、程函刚等人所受的伤害程度没有调查核实,更没有进行伤情鉴定。一审开庭过程中,辩护人向法院提交了黄刚、程函刚被打伤后住院的医疗诊断记录,并要求一审法院进行伤情鉴定,但一审法院却认定这些医疗记录与本案无关,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关于本案的具体发生经过,侦查卷宗中提供了二个版本,下面先介绍一下辽源市公安局版的本案,然后再介绍一下长岭派出所版的本案。
      1、2012年4月辽源市公安局版李大中、唐润明案件。依据李唐二人的陈述,2007年5月10日,李唐二人、王云学等四人酒后驾车到长岭煤矿门前正在维修的马路时,因铲车挡住了正在修的马路,李唐等人过不去,二人就下车让铲车司机挪车,司机不挪,二人就和司机互相打了起来。铲车司机没打过二人,就打电话叫人。[ 参见:李大中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4页。][ 参见:唐润明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13页。]不一会,矿上出来三、四个男的,李唐二人又和这几个男的打到一起。[ 参见:李大中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8页。][ 参见:唐润明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13页。]王云学更进一步的证实,这几个人,手里拿着黑色的铁棒子,什么也不说直接加入战斗,但是这几个人也打不过李大中和唐润明。[ 参见:王云学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8页。]过了一会,王月光和一个女的,以及其他20、30人将李唐二人围了起来,人手一个大铁棒朝李唐二人打来。[ 参见:李大中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4页。]在王月光的鼓动下,这帮打手更加疯狂的用铁棒子打李唐二人。在唐被打在脑袋上倒地后,李又被打了好多棒子。李唐二人被打倒后,他们继续用铁棒往李唐二人的头上、身上打。这帮打手一直打了能有半个多小时也没停手。[ 参见:李大中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4页。]对此情节,王云学证实:一个年轻的矿长领着30多人,这些人手里都拿着一样的铁棒子把李唐二人和他围住。三十多名打手纷纷手持铁棒围殴唐润明和李大中,并在王月光的鼓动下,像疯了似的疯狂的用铁棒子死劲往唐、李身上砸。就这样,这伙人一直疯狂地殴打着唐李二人,直到警察赶来。[ 参见:王云学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9页。]对于上述打仗的过程,唐润明的陈述与二人保持高度的一致。[ 参见:唐润明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13页。]唐润明还进一步证实:打人用的铁棒子都很专业,是专门打仗用的。[ 参见:唐润明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12页。]
      对于上述辽源市公安局版的案件经过,判决书中予以了采纳。上述版本中的证据材料,均出自2012年4月辽源市公安局的取证材料。
      2007年5月长岭派出所版李大中、唐润明案件。依据2007年5月,长岭派出所在案发后的取证资料,2007年5月10日中午,李志加正在修路时,李大中、唐润明酒后驾车来到修路现场,李大中让李志加挪车,以让其车辆通行。李志加因前方修路道路不通,就没有挪车。李大中就到铲车后面撒尿。随后,李大中就冲上铲车,将李志加拽下铲车,对李志加进行殴打。在李志加拿出电话要给厂里打电话时,李唐二人抢过李志加的电话,并摔在地上。[ 参见:李志加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34页。][ 参见:来永利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43页。]李志加啥也没说,就往矿上走。在矿门口,李志加碰到了张锐,向其诉说了被打的事。随后,李志加回矿上了,再没有回去,张锐就一个人向案发现场走去。[ 参见:李志加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34页。][ 参见:张锐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22页。]张锐在路上,给长岭派出所打电话报了警。[ 参见:《长春市公安局双阳区分局受案登记表》,《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1页。][ 参见:张锐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21页。]张锐到现场后,李大中、唐润明二人要走,张锐没同意,让他们到派出所解决问题。李唐二人随即对张锐进行殴打。在殴打张锐的过程中,王月光来了,劝李唐二人别打了,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但李唐三人见谁骂谁,拿起石头就打人[ 参见:张锐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22页。][ 参见:王月光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31页。]。这时,程函刚来了,他们就打了程函刚几拳,还捡起一块石头砸在了程函刚的头上。[ 参见:张锐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22页。][ 参见:程函刚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28页。]黄刚来了后,他们又把黄刚打了。[ 参加:张锐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23页。][ 参见:程函刚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28页。][ 参见:黄刚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29页。][ 参见:王月光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32页。]
      上述案件经过,相关证据材料均来自于2007年5月案发后,长岭派出所原始的案件记录。此版本与各被告人在一审庭审时的供述一致,也与黄刚、程函刚的伤情记录相一致。
      关于本案事实真象的认识。客观的来说,不管李大中、唐润明、王云学在辽源市公安局取证笔录中的说法如何一致,都掩盖不了本案的事实真象。对李大中、唐润明的伤情鉴定报告结果的解读,可以科学、合理的判断出本案的事实真象。依据侦查卷宗中所载明的唐润明的损伤鉴定结果,唐润明构成轻伤,入院诊断结论是:头面部外伤,外伤性鼓膜穿孔,左腕外伤,右手外伤。[ 参见:《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50页。]其中,右手外伤为擦皮伤。李大中的伤情鉴定结果为轻微伤。从李大中、唐润明的鉴定结论可以看出,李大中、唐润明、王云学在辽源市公安局的陈述是完全不成立的。如果按照李唐王三人所述,李唐二人被30多人各持铁棒(即使一审判决书认定为持木棒),不分部位、不计后果、疯狂围殴半个小时以上,则李唐二人绝不可能只是轻微伤和轻伤(主要是耳膜穿孔),且伤情主要集中在头面部,身体其他部位并未见明显的严重损伤。根据长岭派出所于2007年案发时的取证材料,相关当事人对案发过程的陈述,对案件发生过程的细节均可以相互印证,这清楚的说明,真正寻衅滋事的是李大中、唐润明等人。案发当日,李唐二人酒后来到长岭煤矿的修路工地,对铲车撒尿,无故殴打铲车司机、调解纠纷的张锐、以及后续到现场处理纠纷的王月光、程函刚、黄刚等人,李唐二人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案件发生后,张锐在第一时间,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寻求警方保护,警方虽然受理了,但却并未对此起明显的寻衅滋事案件立案侦查。现在不知何故,辽源市公安局对明显涉嫌寻衅滋事案的李大中、唐润明不立案侦查,反而以莫须有的事实认定受害人构成刑事犯罪。此外,在《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也就是李大中、唐润明被打案证据材料中,有三份证据材料既没有询问时间、询问地点,更没有询问警官的名字,而内容却对王月光、张锐等人非常不利。[ 参见:《刑事侦查卷宗》第12卷,第36页-第42页。]此种证据材料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其来源更值得怀疑,需要侦查机关作出说明。
      关于双阳分局长岭派出所《情况说明》的认识。从派出所的情况说明看,报案人是张锐,犯罪嫌疑人是唐润明等人,唐润明等人的下落不明,本质上是畏罪潜逃。从派出所的说明内容看,派出所根本就不认为王兴成及其公司员工涉嫌刑事犯罪,该案根本就没有立案,更不存在结案的说法。律师建议,公安机关应当对李大中、唐润明等人的寻衅滋事行为,继续立案侦查。
      一审判决认定王兴成继续组织长岭煤矿多名员工手持木棒对被害人实施殴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兴成是在案发后路过现场的,不存在继续组织长岭煤矿多名员工对被害人实施殴打的行为。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看,李大中、唐润明均证实打人的是王兴成的二儿子,从未说与王兴成有关。关于木棒的事,李大中、唐润明等均指认王继光等人手持专业的铁棒,从未说过木棒的事,且从他们的伤情鉴定结论看,这些人有关铁棒的指证是完全不真实、不成立的,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一审判决对于王兴成又组织谁手持木棒对谁实施殴打并未明确,且此时的李大中、唐润明自述都被打倒在地,被警察送往医院了。王兴成又能继续殴打谁。一审法院在事实面前,面对众多的证据,无法作出铁棒的的认定,却仅仅依据黄刚个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否认的证言,认定一个木棒出来,实在不应该。在二审庭审中,黄刚当庭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他的证言:“黄刚开车载王兴成赶到现场,后王兴成继续组织长岭煤矿多名员工手持木棒对被害人实施殴打”,不真实。二审法院应当予以排除。
      综上所述,本案的发生,系李大中、唐润明酒后滋事,无故殴打长岭公司员工。长岭公司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在制止李大中、唐润明对公司人员的非法侵害时,与李大中、唐润明发生了纠纷,但绝非是长岭公司员工寻衅滋事。这从案件一开始,长岭公司员工张锐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证明。从司法实践来看,没听说过寻衅滋事的犯罪人主动报案,再去寻衅滋事的。本案中,长岭公司员工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行为,不应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此外,从侦查卷宗看,本案与王兴成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王兴成对本案的发生更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刘世鹏案
      王兴成对本案的发生不知情。2008年10月4日,刘世鹏驾车损毁长岭公司正在修建的道路,长岭公司保安进行了制止。在刘世鹏率先动刀行凶后,被承包修路工程的工人打伤。案件发生后,王兴成积极赔偿刘世鹏9万元,刘对此事不再追究。
      本案事出有因,刘世鹏本人有重大过错,长岭公司保安为维护财产权益给刘世鹏造成伤害的行为带有正当防卫的性质。从公安机关侦查获取的材料看,造成刘世鹏伤害的人到底是谁并未查清楚。从本案的发生来看,与王兴成没有任何关系。从本案的处理结果来看,王兴成作为长岭公司的管理人,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得知公司修路给他人造成伤害后,不管原因如何,对方是否有过错,立即无条件给对方治疗,并先后通过长岭公司赔偿了刘世鹏9万余元。刘世鹏对此亦不再追究。[ 参见:段维新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4卷,第19页、第20页。]
      从一审认定的事实看,本起案件中真正寻衅滋事的是刘世鹏,而非长岭公司保安。本案不宜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更不应当强行让王兴成承担刑事责任。
      姜拓、刘庆江案
      1、刘庆江等人的行为已经符合盗窃罪的立案标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侦查是放纵罪犯。本案发生于2010年3月。依据2010年3月公安机关侦查获取的材料,本案起因是刘庆江、姜拓、王淼学共同盗窃长岭煤矿的煤。据刘贤峰陈述,王淼学给刘庆江装了2满铲煤,每铲有4吨多[ 参见:刘贤峰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7页。],煤价为400元每吨,价值3600余元。[ 参见:刘贤峰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8页。]据姜拓陈述,2010年3月17日、18日,长岭煤矿铲车司机王淼学让姜拓找人帮他从煤矿里带煤出来,姜拓就给刘庆江打了电话,刘庆江没有反对。[ 参见:姜拓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10页、第29页。]当天下午2时,刘庆江到姜拓门前,打电话让姜拓上了刘庆江的车,刘庆江给了姜拓650元钱,说王淼学给他装了2铲煤,让他给王淼学。3、4分钟后,王淼学就骑摩托车到了,姜拓给了王淼学650元,王淼学分了50元给姜拓,共计拉了8、9吨煤。[ 参见:姜拓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10页。]
      2012年2月,在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介入此案后,这起简单的盗窃案出现了复杂的变化,刘庆江、姜拓摇身一变成了受害人,口供也变了。一是刘庆江将2铲煤说成了一铲煤;二是刘庆江将自己说成了未参与盗窃的无辜受害者。[ 参见:刘庆江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13页。]然而,刘庆江的陈述并无证据支持,且在关键环节上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与姜拓的陈述对不上。刘庆江在2012年2月3日陈述,给了姜拓400-500元钱;[ 参见:刘庆江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13页。]2012年4月11日,又说给了姜拓300元钱;[ 参见:刘庆江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19页、第20页。]2012年4月13日,其又说给了姜拓500元钱。[ 参见:刘庆江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24页、第25页。]刘庆江之所以在分赃这个细节,却又很关键的点有四种说法,唯一的解释就是其撒谎了,或者受到了外界不当的干扰。
      关于刘庆江给姜拓钱的原因,他改口说是姜拓找他要的,是给司机王淼学的电话费[ 参见:刘庆江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13页、第19页、第24页。]。只是这个理由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信服。刘庆江给王淼学钱的真实原因,是因为那是他和王淼学共同盗窃所得的赃款。刘庆江给姜拓钱,也不是姜拓找他要的,而是王淼学和他沟通好后,安排他交给姜拓代收的。关于这一点,姜拓在2010年3月25日以及2012年4月12日的陈述是完全一致的。[ 参见:姜拓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3卷,第10页、第29页。]
      综上所述,姜拓、刘庆江、王淼学盗窃的公司煤炭数额较大,已经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他们是盗窃长岭煤矿的共同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姜拓、刘庆江的盗窃行为理应进行查处,以保护企业合法的财产权。在公安机关对刘庆江的盗窃行为不作为的情况下,就算公司的保安在维护企业财产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周全的方面,也根本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更不应当将保安作为罪犯进行处理。特别是保安的行为仅仅给刘庆江造成了轻微伤,就算要处理,也明显属于治安案件的范畴。从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宗看,王兴成对此案不知情,不应当就本案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一审判决王凤波等人随意殴打他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且没有事实依据。王凤波作为长岭公司的保安,维护公司正常的生产秩序是其的基本职责之一,王凤波在抓获盗窃犯的过程中,即便给盗窃犯造成了伤害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如果盗窃犯伤情过重,可以追究其故意伤害罪的法律责任。从此点来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3、一审判决有违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精神。保安抓小偷和警察抓小偷,以及公民见义勇为抓小偷在行为性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公序良俗,一审判决将保安抓小偷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有违法律的基本精神,很明显是一起错误的判决。从公安机关办案实践和法院的判决看,对于查证属实的警察抓小偷过程中存在的暴力殴打、刑讯逼供行为,普遍不予追究,即便追究也是按故意伤害罪予以处罚,从未听说过警察抓小偷、公民见义勇为抓小偷、保安抓小偷被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辽源市西安区法院的判决开创了我国司法审判历史的先河。
      通海和尚、释增智案
      本案的发生时间为2010年5月13日。从本案的证据材料看,通海和尚被打系张录刚个人所为,并未有其他人参与。[ 参见:通海师傅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7卷,第42页。]张录刚的个人行为与长岭公司无关,更与王兴成无关。张录刚打和尚的行为发生后,已经被王凤波严厉的惩罚了。[ 参见:王凤波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卷,第56页、第64页、第77页。]张录刚在上班期间喝酒、打仗的行为严重的违反了长岭公司的规章制度,理应由张录刚本人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而不应当由王兴成承担刑事责任。
      从本案的后果看,张录刚打和尚虽然听起来很恶劣,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通海师傅亦未受伤,而且也不认为自己是受害人,本案不构成刑事犯罪。
      一审判决将张录刚的个人行为认定为是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即便存在一个黑社会组织,张录刚的行为也违反了黑社会组织的规定,并被黑社会组织成员所惩罚。从此点来说,张录刚酒后滋事的行为是黑社会组织所不允许的,一审法院不应当将其个人行为认定为是黑社会组织行为。
      候德成案
      本案发生于2010年6月,案发原因是候德成盗窃长岭公司的财产,一把斧头。王凤波发现候德成偷斧后,把候德成打了一顿,[ 参见:候德成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5卷,第3页。][ 参见:王凤波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卷,第78页。][ 参见:杨志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5卷,第7页。]但未给候德成造成严重伤害。本案的发生事出有因,是王凤波为了维护公司的财产,制止偷盗行为发生的,王凤波等人虽然不该打人,但其履行公司职务、制止盗窃的行为,不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从本案的后果来看,候德成并未严重受伤,侦查卷宗里亦未有伤情鉴定结论。因此,可以认为候德成连轻微伤都不够。
      综上所述,本案只是一起非常普通的,连治安案件都不构成的事件,不应当作为刑事案件追究责任。王兴成与本案的发生毫无关系,更不应当因此追究王兴成的刑事责任。
      一审判决有关本案的认定,是又一起将保安抓小偷的行为认定为构成寻衅滋事的案例,这样在判决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也是对公序良俗社会秩序的又一次公然亵渎。
      田彪案
      本案系李春来执行职务的行为,案发原因是田彪违反公司规定在厂区骑摩托车,仅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且长岭公司已经赔偿了田彪的损失,妥善处理了本起事件。[ 参见:李春来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卷,第99页。][ 参见:田彪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7卷,第3页。][ 参见:陈爱华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7卷,第6页、第7页。][ 参见:李艳军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7卷,第14页。]田彪本人也未受伤。[ 参见:李艳军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7卷,第14页。]
      本起案件并非刑事案件,王兴成对本案不知情,不应当对此承担刑事责任。
      一审判决将本起情节、性质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的案件认定为刑事犯罪,违反了我国刑法的基本精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强迫交易罪
      辩护人认为,本罪是相关部门为了给王兴成等人认定为黑社会而故意编造出来的一起刑事犯罪。本罪不构成刑事犯罪,辩护人在二审阶段想强调的几点是:
       (一)一审判决关于本罪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王兴成强迫王文奎将住房以及耕地以1万元的价格卖给王兴成。但是,事实上王文奎的住房占用的土地以及所谓的耕地,其真正的权利人是王继刚,根本就不是王文奎的。这不仅有众多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而且在公安机关的侦查卷中也有书证,即上述土地的权利证书可以证明。这些证据清楚的证明了,本案中真正侵权的是王文奎。
      1、王文奎不是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产权人。
      依据王文奎女婿张海英的说法,王文奎的二间房是1996年他们租赁双顶村11社的地时盖的。2003年,双顶村就把地收回去了。[ 参见:张海英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8卷,第48页。]王文奎1996年在租赁的土地上盖房子,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因此,其一直就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2003年,双顶村把王文奎承租的山地收回后,将其卖给了杨振林,2010年,杨振林又把山地卖给了长岭煤矿。[ 参见:邵继军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8卷,第53页;邵继军系双顶村西南沟屯小队长。]
      2、王文奎所卖房产是违章建筑,侵害长岭公司土地所有者权利。
      从现有证据材料看,王文奎的房子本身是违章建筑,其占用的土地2010年时就已经被长岭公司买下了。[ 参见:邵继军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8卷,第53页。]王文奎1996年建造的简易平房,到2011年时,已经经过了15年,有理由相信,其本质上就是一个无法居住的危房,这应是王文奎长期不在那居住的真正原因。由于长岭煤矿已经取得了整个山地的合法权利,王文奎实质上是在无偿的占有、使用长岭公司享有合法权利的土地,并且没有支付过一分钱的费用。长岭公司有权利行使土地所有者权利,随时要求王文奎拆掉违章建筑,搬到其他地方居住。但是,长岭公司以及王兴成并未这么做。
      3、王兴成并非房产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依据公安机关侦查获取的资料,王文奎房子的买方根本就不是王兴成,而是长岭煤矿,[ 参见:高凤俊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8卷,第44页。][ 参见:张海英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8卷,第49页。]王兴成根本就不是房屋买卖协议的一方主体,而耕地本来就是长岭煤矿的,是长岭煤矿随山地一起买下的。判决书认定房子以及耕地卖给了王兴成显然与事实不符。
      4、王文奎在本起买卖协议中占了很大的便宜,不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
      从总体上说,王文奎和长岭煤矿的房产买卖协议成交价格合理,是双方自愿成交的,不存在强迫的行为。从公安机关获取的有关证言看,绝大部分证人认为,王文奎房屋及其占有的土地市场价格为2万元。但是,考虑到土地的价值远远高于房产,且王文奎的房产占用的土地本来就属于长岭公司的,除去土地的价格,则王文奎的那个危房(也是违章建筑)无论价格如何高估,其市场价格也远远低于5000元。长岭公司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解决王文奎的违章建筑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愿意支付10000元购买王文奎的违章建筑,而不是行使土地所有者权利,强行令王文奎搬离违章建筑,其态度是值得赞许的。这从2012年4月17日长岭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可以得到证实。该说明清楚的说到:2011年春天,王文奎求助长岭派出所调解其与长岭煤矿的房屋纠纷一事,后来,又给派出所打电话,说长岭煤矿已经给其补偿了,不需要派出所处理了。[ 参见:《情况说明》,《刑事侦查卷宗》第18卷,第10页。]此外,依据我国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因此,王文奎所卖的房屋根本就不具备出卖的条件。考虑到王文奎所在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值煤矿道边,就算其想卖,恐怕也不会有人买。
      5、长岭公司没有掐断水的行为。王文奎的房子中没有自来水,一审法院认定的掐断水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
      6、长岭公司没有给王文奎供应水电的义务,卷宗中也没有证据证明王文奎给长岭公司交过水电费,所以,长岭公司不给王文奎供应水电不仅在刑法上构不成强迫交易罪,就是在民法上也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一审判决的逻辑是,只要我抢占了你的土地,你就必须无偿的为我供应水电,提供服务,否则你就是侵害我的合法权利,要坐牢,这是非常荒唐的。
      7、王文奎的违章建筑根本就不是我国法律意义中的商品,违章建筑是不可以进行买卖的,就算法院认定长岭公司强迫王文奎出卖违章建筑,也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
      8、长岭公司购买王文奎违章建筑的行为,属于单位行为,不应当由王兴成个人承担法律责任。辩护人之所以说是长岭公司购买的,是因为一审法院把王继刚的财产就当做是长岭公司的财产,完全不顾王继刚独立的民事主体身份。就本案真实的权利人来说,应当认定是王继刚购买的,这由双方的买卖合同可以证明。无论法院如何认定,本起交易实质上和王兴成无关。
       (二)一审判决采纳的11位证人的证言均系伪证。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中认定王兴成往王文奎家的门前屋后堆大石头,并列举了朱权林、佟伟光、张孝百、徐刚等11位证人的证言予以证实,事实上,王文奎家的屋后是不可能堆放大石头的,这个基本事实证明了这11位证人有关在王文奎家屋后堆大石头的证言系伪证,不应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一审法院确认了王文奎家屋后不可能堆大石头的基本事实,但仍然以这11个人同一口径的伪证作为证据证明王兴成构成强迫交易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此外,11个人异口同声的作伪证,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正常人可以接受的范围。对于这样的伪证,辩护人有理由相信是取证的侦查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为了查明本案基本事实,作为控方第一证人的朱权林愿意到庭说明本案真实情况,可惜的是二审法院坚决不同意。
       (三)王文奎的柴禾棚子、偏厦子,是在长岭公司购买王文奎的违章建筑以后才被推倒的,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王兴成实施强迫交易的手段。关于此点,侦查卷中同样有大量的证据证实,一审阶段公诉机关宣读的证人证言中亦有明确表述,请二审法院查明。
       (四)王兴成并未实施与强迫交易具体行为有关的任何事项,在具体行为人均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形下,王兴成亦不构成刑事犯罪。从一审判决看,本起强迫交易罪只有一个罪犯,即王兴成。本罪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黑社会组织成员无任何关系。对于检察院举证的材料中,具体从事本起强迫交易行为的人员,一审法院均认定不构成刑事犯罪。也就是说,除王兴成外,任何人均不涉及刑事犯罪。客观上看,王兴成在本案中,最多只是一个组织者或者说教唆者。从组织者的角度来说,依据我国法律规定,除组织卖淫罪外,不存在任何具体行为人不构成刑事犯罪,而组织者却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形;从教唆者的角度来说,在被教唆者均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形下,同样不能认定教唆者构成刑事犯罪。这些事实充分的证明,一审判决有关本罪的认定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枉法裁判,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一审判决认定的本罪包括三个相互独立的案件,辩护人认为这三起案件均不构成刑事犯罪。二审阶段辩护人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宋立平、李春案不构成刑事犯罪。
      1、一审法院以双重标准审理本案。本案中,改变土地用途的是宋立平和李春。从租赁合同看,长岭公司租赁土地的用途就是堆放东西,真正改变土地用途的是宋立平、李春,而非长岭公司。长岭公司是在宋立平、李春将土地改变用途后,才租赁的。侦查卷中并无客观证据证明,在宋立平、李春将耕地租赁给长岭公司后,由长岭公司改变土地用途。因此,宋立平、李春在将耕地租赁给长岭公司之前,早已将土地变性为堆物的场所了。这就好比现在大量的小产权房一样,农村村民在耕地上盖好房子,进行出租后,司法机关应该处罚的是非法改变耕地用途的村民,而不是承租房子的个人或者公司。长岭公司的租赁行为以及后续行为,只是根据宋立平、李春的承诺,继续使用他们提供的场所存放物品而已。对于此点,从一审法院对本罪涉及的另一起案件的处理就可以证明,一审法院的审判完全是双重标准。本罪涉及的另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也就是所谓的王兴成占用林地盖房的行为,一审法院将王兴成的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但对实际占有、使用住房的农民,却从未将其作为犯罪分子予以刑事追究。一审法院在同一罪名涉及的二起案件中,只凭主观想象,而不顾客观实际,以及我国法律有关刑事犯罪的具体规定,无论王兴成干什么,都将其认定为刑事犯罪的做法,实质上的是对法律的亵渎。
      2、本案中涉及的耕地未达到我国刑法规定的数量较大的刑事犯罪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4号)第三条规定,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本案中涉及的耕地未达到十亩以上。
      3、王兴成并非本罪的犯罪主体。从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看,租赁土地的系长岭公司,非王兴成个人。租赁土地的用途亦是用于长岭公司的生产经营,王兴成并未占用租赁的土地。一审判决让王兴成个人承担应由长岭公司承担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4、一审判决认定耕地上堆放煤矸石后就不能恢复成耕地了与事实不符,违背科学常识。如果二审法院也持同样看法,辩护人请二审法院给长岭公司和被告人一个机会,将本案涉及的堆放煤矸石的土地恢复为耕地,从而证明王兴成无罪。
       (二)张玉珍案不构成刑事犯罪。
       一审判决将王兴成执行政府命令的紧急避险行为强行认定为刑事犯罪,与事实不符,不公正、不公平。
      1、张玉珍案系紧急避险的需要。2010年3月,因长岭煤矿开采造成村民张玉珍家后院塌陷,安监局命令长岭煤矿必须在一天之内将塌陷的地方填平,否则容易发生事故,[ 参见:王兴成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卷,第44页。]给煤矿及周围百姓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危险。长岭煤矿本着从大局出发,对百姓负责的角度考虑,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唯一及时高效的办法就是就近取土,长岭煤矿迫不得已牺牲了少部分耕地来填平塌陷土地,化解了险情的发生,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的行为,系《刑法》第21条规定的紧急避险行为,就该行为对耕地造成的损害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2、长岭煤矿挖土抢险的行为得到了镇政府的同意。事发时,张玉珍等村民曾经阻碍长岭煤矿进行抢险工作,后来,在当地镇政府领导李贵成的支持下,长岭煤矿顺利完成了挖土抢险工作[ 参见:张玉珍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19卷,第4页;李建富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19卷,第12页;柳贵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19卷,第16页;胡明秋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19卷,第28页。]。这充分证明了长岭煤矿的挖土行为根本不是为了占用农用地,而是为了保障村民的人身安全,保障井下工人的人身安全。当地镇政府的行为体现了政府机关对长岭煤矿挖土抢险的行为是认可和赞同的。
      3、王兴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王兴成作为长岭煤矿的经营管理者,在接到安监局的命令后,带领煤矿工作人员处理塌陷事故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应将该单位行为认定为王兴成的个人行为,进而追究其个人责任。
      4、事发后长岭煤矿对村民进行了及时妥善的补偿。长岭煤矿在紧急避险行为完成了,立即找人专门测量,与村民签订补偿协议,按照合理价格对村民进行补偿,[ 参见:胡明秋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19卷,第29页;邵继军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19卷,第31页。]村民并未因此事件受到任何损失。这从一个方面也体现了长岭煤矿及其负责人王兴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5、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遭到破坏的”土地面积为18764平方米。侦查卷宗中未看到判决书中所谓的测量鉴定报告,一审判决的认定结论没有证据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是长岭煤矿接到安监局指示后进行的紧急避险行为,本质上与汶川大地震时的紧急抢险行为没有任何区别。将王兴成为了履行职务,并经过政府机关同意的紧急避险行为,认定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不成立,王兴成不具备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任何犯罪构成要件。
       (三)改变林地用途案不构成刑事犯罪。
       一审判决将长春市林业局、双阳区委区政府、双阳区人民检察院、森林公安局的领导共同开会决定的,先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再根据侦查获取的材料,审慎研究后改为行政处罚,并已经处理完毕的案件,在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形下,重新立为刑事案件,片面追究王兴成的刑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公正、不公平。
      王兴成之所以冒着被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将林地推平,主要原因还在于担心煤矿塌陷区百姓的生命安全,这也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手段,本质上也是紧急避险行为的一种特殊表现,同时还体现了王兴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鉴于本案事出有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且王兴成已经受到了行政处罚,并在经过政府机关批准后,办理完毕了土地的变性手续,对王兴成的此起行为,不应当作为刑事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兴成不应当对本罪涉及的三项行为独立承担刑事责任。
      从一审判决看,除王兴成外,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黑社会成员均与本案无关,而本罪涉及的行为参与人员众多,是在众人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一审判决认定的三起案件没有一起是王兴成独立完成的。可以说,王兴成没有参与具体实施行为,其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组织者。在实施具体行为的人员均不构成刑事犯罪,亦未受任何行政处罚的情况下,却以刑事犯罪为名追究组织者的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正如前文所述,除组织卖淫罪以外,我国刑法并未规定在其他的实施者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形下,组织者却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罪名。对此,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关注,不要让这种法律笑话在二审法院发生。如果二审法院非要追究王兴成刑事责任的话,也需要先将长岭公司认定为单位犯罪,王兴成才有可能承担领导责任。
      保险诈骗罪
      辩护人认为,本案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理由如下:
       (一)本案侵犯的客体并非保险诈骗罪要求的客体。保险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保险制度和保险人的财产权。我国保险法所称的保险仅指商业保险,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是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不包含在国家的保险制度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王兴成不构成保险诈骗罪。
       (二)本案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本案是单位犯罪,王兴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长岭公司获取保险金的目的,在于给公司的工人提高福利待遇,如果没有这部分钱,则工人的福利待遇就少一部分钱。对于这部分钱,王兴成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长岭公司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长岭公司的意愿是把钱给工会作为福利费用,以弥补他们工伤保险费用交纳过高带来的损失。
       (三)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王兴成对本案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王兴成虽然安排冷德臣获取医疗保险金,但其数额仅在3万元以下,并且,王兴成从未直接安排过孙恒柏、张显民套取医疗保险,冷德臣、孙恒柏、张显明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不断升级该行为,也从未请示过王兴成。因此,其行为完全应当由自己承担责任,而不应当追究王兴成的刑事责任。
      (四)一审判决不应将工伤保险混同于商业保险。工伤保险的交纳带有强制性,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的自愿性。依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8条的规定,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费率。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差别费率,并根据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等情况在每个行业内确定若干费率档次。这就是说,工伤保险发生的次数越多,工伤保险收取的保费就越高。保持一定的工伤发生率对保险公司有利。而从长岭公司的情况看,由于工伤的发生概率很低,而缴费数额却很高,明显对长岭公司不公平,且违背了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五)本案应当从轻处罚。长岭公司被强令缴纳的工伤保险费用过高,显失公平是本案发生的原因。双阳区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对长岭公司的强制收费每年在300万至400万之间[ 参见:王兴成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25卷,第2页。],而长岭公司报销的费用却不多,保险公司向长岭公司的收费明显过高。从保险公司从不检查长岭公司工伤工人的真实身份来看,这不代表工伤保险公司失职,只代表他们对长岭公司工伤的发生率是默认并许可的,保持一定的工伤发生率对双阳区医疗保险管理中心有利,因为他们可以保持甚至核定更高的收费标准。因此,二审法院就算强行将本案认定为刑事犯罪,也应当从轻处罚。
      非法采矿罪
      辩护人认为,本起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一审判决在程序和实体中均存在重大问题。
       一审判决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本案基本事实,但是,这些证据在一审法院庭审中公诉机关并未当庭出示,并进行质证。辩护人认为,对未经一审法院举证、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根据。
       一审庭审过程中,辩护人明确提出侦查卷宗中存在大量证据证明王兴成对非法采矿行为不知情,并逐个列明了出处,但是一审判决书中对证明王兴成无罪的这些证据并未作任何表述。
       一审庭审中,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扣押、追缴、没收估价鉴定结论书》并非一审判决书中表述的《扣押、追缴、没收估价鉴定结论书》。一审庭审中公诉机关出具的鉴定结论中记载的吨数是20万吨,并非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分别是9000吨和2.4万吨,两者完全不一致。
      有关本案的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85采区工作面事件
      本起事件属于行政违法,并且已经处理完毕。一审判决书关于此案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案发的时间为2011年,依据公安机关侦查卷宗记载,该起越界开采事件由长春市双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2年3月10日发现,并已经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给予二道煤矿南山井及相关责任人合计13.8万元的行政处罚,并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处理决定。[ 参见:《长春市双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对二道煤矿南山井行政处罚情况说明》,《刑事侦查卷宗》第33卷,第4页。]
      王兴成对本案的发生不知情。一是王兴成在供述中明确表述,其不知道南山井在2010年以后存在越界开采事件。[ 参见:王兴成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2卷,第2页。]二是南山井的负责人矿长陈爱华、技术矿长赵学兴、安全矿长李艳军、生产矿长韩忠均证实,该起越界开采事件是他们共同研究决定的,王兴成不知情。[ 参见:陈爱华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3卷,第16页。][ 参见:李艳军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3卷,第18页。][ 参见:韩忠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3卷,第20页。][ 参见:赵学兴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3卷,第22页。]长春市双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上述证人的陈述,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上述相关人员在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证言发生了很大变化,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推卸自己责任的问题。对这些不同证言的采纳,应当以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确认的证言为依据。
      认定本案越界开采长焰煤9291吨,价值人民币339万余元的证据不足。侦查卷中所谓的长春市双阳区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涉及的矿为复采区,且矿井已经被封闭了,不知道他们作出鉴定的依据是什么,对没有依据的鉴定意见,不应当作为定案的证据。
      —80、-110采区工作面事件
      证明王兴成指使陈爱华非法开采的证据不足。王兴成对本案的发生不知情,这不仅有王兴成本人的陈述可以证明,还有长春市国土资源局双阳分局出具的书面材料可以证明。王兴成在供述中明确表述,其不知道南山井在2010年以后存在非法开采的情况。[ 参见:王兴成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2卷,第2页。]长春市国土资源局双阳分局的说明中明确表示,他们分别于2011年11月12日、12月13日对南山井停产情况进行检查,由于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全矿停产维修中,[ 参见:长春市国土资源局双阳分局的情况说明及检测记录,《刑事侦查卷宗》第33卷,第52页、第54页、第55页。]没有发现非法开采的情况。
      证明该起事件中共生产长焰煤23982吨,价值875万余元的证据不足。一是行政机关并未认定该矿存在非法开采的事实。二是判决书中所述的长春市双阳区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应当作为定案的证据。
      关于《扣押、追缴、没收估价鉴定结论书》与本案无关。
      1、一审开庭期间公诉方提交的此份鉴定结论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鉴定结论中记载的吨数是20万吨,判决书中认定的分别是9000吨和2.4万吨,两者完全不一致。
      2、长春市双阳区价格认证中心不具备我国法律所要求的进行司法鉴定的资质。
      3、委托方提供的鉴定资料,在未经法院审查核实之前,其真实性无法保证,依据真实性无法保证资料作出的结论自然也无法保证其真实性。
      4、公诉方没有将鉴定结论作出的依据资料提交法庭并给辩护人,辩护人认为此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关于长春市双阳区二道煤矿南山井《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据法律效力的认识
      《刑事侦查卷宗》第33卷中有长春市双阳区二道煤矿南山井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长岭公司各矿吨煤统计表。[ 参见:《情况说明》,《刑事侦查卷宗》第33卷,第86页、第87页、第88页。]该证据的出具日期为2012年7月19日、18日,也就是说是在长岭公司的王兴成等人全部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南山井没有实际负责人,公章被公安机关掌控的情况下出具的。在没有经过南山井股东的认同,也没有客观的票据作依据的情况下,这些证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有理由认为,这些证据上的公章,是公安机关自己盖上去的,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第33卷中产量统计表、一览表,辩护人同样认为不具有法律效力,这些表格是可以随意修改的,在没有具体的单据支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
      本案社会危害性不大。
      从侦查卷宗看,二道煤矿南山井的手续齐全,判决书中认定的越界开采事件已经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完毕。非法开采事件的发案地点在南山井内部,南山井采的矿本身就是自己有权开采的煤矿,无非是在开采的时间上提前了一些。南山井非法开采的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没有侵害其他方的财产权利,也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尚不构成刑事犯罪。
      本案宜作为行政案件处理,不宜作为刑事案件追究刑事责任。
      从历史上看,当地行政机关对此类事件的查处均为行政责任,并未出现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希望法院能够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建议相关部门对二道煤矿南山井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王兴成独立承担本案涉及的二项行为的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从一审判决看,除王兴成外,与本案有关的其他黑社会成员均与本案无关,而本罪涉及的非法采矿行为参与人员众多,且又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王兴成黑社会组织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审判决认定的二起案件没有一起是王兴成独立完成的。采矿是一个庞大的工作,从本案涉及的刑事犯罪来说,是数百名矿工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工作。本案涉及的煤矿均有矿长负责,在这些具体实施采矿行为的矿长及公司高管均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形下,没有任何理由追究王兴成的刑事责任。这种定罪方式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很清晰的看出,非法采矿罪以及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强迫交易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是一审法院违背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规定,强加给王兴成的,目的无非是让局外人,不了解王兴成案具体情况的人,仅从罪名的角度认为法院在依法办事,王兴成黑社会组织无恶不作,从而达到欺瞒大众的目的。希望二审法院能够纠正这种严重违背我国法律规定的作法。
      重大责任事故罪
      辩护人认为,本起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重大问题。
       一审判决认定瞒报事故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没有法律依据。我国刑法第134条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是否瞒报重大责任事故与是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一审法院以瞒报事故作为认定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刘云福之死不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案标准,不构成刑事犯罪。一审判决书认定刘云福案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或者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1989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取案件标准的规定》规定:重大伤亡,是指致人死亡一人以上,或者致人重伤三人以上的。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煤矿职工因工受伤,在72小时内死亡的,属于因矿难事故死亡,72小时之后死亡的,就不属因矿难死亡了。刘云福在案发当时只是受伤,在抢救三天后才死亡的,因此,刘云福案根本就不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案条件。
      有关本案的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贾云国案
      1、侦查机关故意隐瞒关键证据,贾云国的确切死因不清。本案中虽有证据证明贾云国之死与井下事故有关,但并不能认定贾云国就直接死于井下事故,认定贾云国死于井下冒顶事故证据并不充分。从贾云国家属与矿上签署的协议来看,贾云国死于脑血管疾病[ 参见:郭立波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6卷,第12页。];从贾云国的死亡证明来看,其同样是因病死亡[ 参见:熊海山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6卷,第28页。]。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显示[ 参见:郭立波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6卷,第12页。],辽源市公安局掌握着这份重要的证据,但在侦查卷宗之36卷,即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卷中却没有此份证据,不知侦查机关故意隐瞒此份证据的原因何在。由于贾云国死后没有进行尸体检验,目前,已经无法重新查清其真正的死亡原因,应当按照当年当事各方均无异议的书面证据认定贾云国的死因。
      2、导致当年井下发生事故的责任人不清。虽然导致贾云国死亡的确切死因不清,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当年井下曾经发生事故有关。一审判决如果要追究责任人刑事责任,有必要说明,在当年的本起事故中,到底是谁在生产、作业中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了本起重大伤亡事故;该事故与王兴成有什么样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无法证明前述事项,则不应当追究王兴成的刑事责任。
      3、长岭公司已经给贾云国的家属赔偿了高额的损失,妥善处理了本案。依据侦查卷宗,本起事件发生后,长岭公司已经给贾云国亲属的赔偿金远高于死亡赔偿标准,[ 参见:张锐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13页。]并满足了贾云国亲属提出的各项要求,贾云国亲属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是满意的。
      因此,认定本案构成刑事犯罪的基本事实不清,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予认定。
      刘云福案
      1、本起案件已经正常上报相关政府机关。本案案发时间为2010年3月3日,系厂区内的交通事故造成。案发后,王兴成给张锐打电话,让其正常上报。[ 参见:张锐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14页。]后来,该起事故按照受伤报给了安全监察部门;刘云福死亡后,公司赔偿了40.5万,双阳区公安局作了尸体检验,安全监察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并在双阳区殡仪馆火化。[ 参见:张锐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15页、第16页。][ 参见:张佰兴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80页。]应该说本起事件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不知侦查机关又将此案列为刑事案件原因何在。
      2、刘云福的死亡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依据刘云福死亡后,其家属与长岭公司签署的《协议书》的约定,刘云福是在肩扛工字钢准备穿越铁道时,不顾张海英的阻拦,强行穿越,致使矿车与工字钢一端相刮,工字钢伤到其脑部,而于3日后因抢救无效死亡的。[ 参见:《协议书》,《刑事侦查卷宗》第36卷,第75页。]
      3、长岭公司已经向刘云福家属进行了赔偿,刘云福亲属不再追究长岭公司的任何责任。
      因此,本案不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不应当立为刑事案件追究王兴成的刑事责任。
      本案不应由王兴成承担法律责任
      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处理本案。政府机关过往对死亡一人矿难的处理只追究矿长的行政责任。侦查卷宗中涉及的发生于2008年5月30日的丁吉昌案、2010年7月29日的付广有案、2011年8月3日的韩晶案、2011年12月22日的陈俊歧案,均被吉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辽源监察分局认定为责任事故,并追究了各案发生地所在矿矿长的责任,但仅限于行政责任,而从未追究过刑事责任。因此,就算相关部门认定贾云国、刘云福案构成责任事故,也只宜作为行政违法案件,进行行政责任追究,并参照上述其他责任事故的处理结果,追究到矿长,以维护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理念。
      王兴成与案件的发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张佰兴作为长岭公司法人和主管煤矿安全生产的总经理[ 参见:张佰兴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79页。][ 参见:焦丽辉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6卷,第53页。][ 参见:张佰兴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36卷,第2页。],有责任向政府机关上报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而无需王兴成的同意。依据张佰兴本人的供述,对于矿上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如果王兴成不同意上报,张佰兴极力反对时,王兴成就会同意上报。[ 参见:张佰兴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95页。]张佰兴同时供称,王兴成没有文化,根本不懂煤矿的生产,既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质,所以任命张佰兴为法人,王兴成不管安全生产。[ 参见:张佰兴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第97页。]这充分说明了,张佰兴作为负责安全生产的责任人,应当对安全生产事故承担责任,与王兴成没有关系。
      逃税罪
      一审判决书认定王兴成涉嫌逃税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案不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才能立案追诉。因此,经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是否补缴税款和缴纳滞纳金,接受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是刑事立案的前置条件。本案不符合立案标准,而该条第二款适用于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长岭公司及其所属煤矿的股东均系近亲属关系,进而否认本案涉及的逃税行为是单位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关系。本案中,长岭公司及其所属煤矿的股东并非全部是近亲属关系,这些股东既包括近亲属,也包括其他个人股东、公司股东、政府股东。从本罪的实施主体来看,逃税行为的主体只能是长岭公司,而非王兴成个人。一审判决实质上混淆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区别,让王兴成个人成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一审判决不顾侦查卷宗中已经查明的事实,强行认定长岭公司及其所属煤矿股东均系近亲属,并进而否认长岭公司行为的单位性,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三)一审判决在没有将本案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情形下,直接追究王兴成个人的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长岭公司是取得合法资质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涉嫌逃税行为是为了长岭公司的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不能因为王兴成及其子同在长岭公司工作,就否认长岭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单位获利的事实。一审判决在未将长岭公司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情形下,片面追究王兴成的刑事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四)一审判决书认定长岭公司的逃税数额不清。本案中,逃税罪的主体是长岭公司,但公诉机关认定的长岭公司的逃税数额却包括其他几家煤炭公司可能存在的逃税数额,这种直接否定其他公司法人人格,并由长岭公司承担刑事责任的作法于法无据,由长岭公司承担其他公司可能存在逃税行为的刑事责任错误。
       (五)一审法院不应将《司法会计鉴定书》(刑事侦查卷第66卷)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该份《司法会计鉴定书》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的要求。具体如下:
      司法会计鉴定范围超出委托事项。吉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与吉林天兴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中约定的业务范围及目的,是对长春市双阳区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至2012年3月应纳未纳税金额进行司法会计鉴定[ 参见:《司法会计鉴定书》,《刑事侦查卷宗》第66卷第50页。],《司法会计鉴定书》第一页(66卷,6页)中明确载明的委托请求是对长春市双阳区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至2012年3月间的城建税、教育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相关事项进行司法会计鉴定,而该份鉴定报告却将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等其他独立纳税主体的纳税情况包括在内,不能客观反映长岭煤炭有限公司的真实纳税情况。长岭公司下设煤矿只有长岭煤矿与石溪煤矿,而上述四家煤矿均有独立的税务登记证书,是独立的纳税主体。司法会计鉴定未严格按照委托请求进行鉴定,不能反应长岭公司真实账目情况以及税款缴纳情况,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要求。
      吉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队出具的《关于委托协议的说明》不具备法律效力。(1)2013年3月6日,吉林省公安机关有组织犯罪侦查队出具的《关于委托协议的说明》是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出具的,无法作为认定一审判决正确的依据。(2)吉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队对自己签订的《委托协议》中明确约定的委托事项无权自行否认,《委托协议》作为书证,其证明效力高于吉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队事后自己作的说明。(3)退一步说,即便吉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队的委托鉴定范围包括长岭公司下属6个矿,天兴会计师事务所也应当根据各矿应当缴纳的税款分别计算各矿各自的应纳税额和逃税额,而不是统一认定为是长岭公司的逃税额。
      侦查机关提供的送检材料,本身就不具备计算应纳税款的合法性要求。对于送检的所谓内部帐、记账凭证本身能否客观的反应长岭公司账簿情况,就其客观性、真实性没有说明,并且其与本案证明事项也没有关联性,该份司法会计鉴定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鉴定书中明确提出,2011年以前的对内相关会计凭证已经被销毁[ 参见:《司法会计鉴定书》,《刑事侦查卷宗》第66卷第6页。],但其鉴定结论中却包括2011年以前的会计内容,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也证明了该鉴定结论的真实性无法保证。
      鉴定结论依据无法证明真实性的会计软件中记载的现金得出结论,其公正性、客观性也无法保证。应当依据原始的入帐资料计算长岭公司的应纳税额,并作为定案的依据,而不能仅凭所谓的软件内容确定长岭公司的应纳税额。对于这种可以随时改动的软件,其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保证。
      吉林天兴会计师事务所直接依据尚未经法院查证属实的犯罪嫌疑人的笔录作为鉴定的依据,导致基础事实不清楚,其作出的鉴定结论自然无法保障客观、真实、有效,并作为定案的依据。
      吉林天兴会计师事务所将应当由双鑫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南山井、姜家沟煤矿承担的独立的纳税义务,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下,片面认定为应当由长岭公司承担,并以长岭公司没有承担为由,认定长岭公司逃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本案程序违法,基本事实不清,认定逃税数额的证据不足,本案应移送税务机关处理,在税务机关处理完毕前,不应追究王兴成的刑事责任。
      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有关本罪的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基本证据不足。
       (一)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被故意销毁的帐外销售会计凭证等资料涉及金额为5462986.52元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做出此种认定的依据是吉林天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书》,但是,这份鉴定书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的要求,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予以采纳。
       (二)一审判决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作任何决定,涉嫌程序违法。由于一审判决依据的《司法会计鉴定书》对于认定本案中的很多刑事犯罪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且其确实存在重大的法律疑点,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有义务同意辩护人的重新鉴定申请,从而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刑事判决。
      有关本案的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1、认定王兴成指使刘立娟销毁账外账资料的证据不足。
      依据公安机关侦查卷宗的记载,王兴成让销毁的是没用的东西,就算后来刘立娟等人销毁了不应当销毁的会计凭证,也不应当由王兴成承担法律责任。刘立娟认为,王兴成让拿走的没用的东西,是财务上没入帐的一些票据,和一些账外账[ 参见:赵晓青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16卷,第28页。]。客观的说,财务上没入账的票据可以理解为不符合财务规定的票据,而账外账也可以理解为与公司经营管理以及纳税无关的账目,原本就不需要入账。因此,让王兴成承担刑事责任依据不足。
    2、被销毁的会计凭证到底是什么没有查清。
      从本案的侦查卷宗看,一审判决对其指控认定的王兴成、王继刚、刘立娟、邵年销毁的会计凭证到底是什么并未查清楚,目前来看也不可能查清了。在对销毁的所谓会计凭证无法准确认定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判决书中所述,经司法会计鉴定,被故意销毁的2011年帐外销售会计凭证等资料涉及金额546.30万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既然已经销毁了,又怎么可能得出不存在的东西涉及546.30万元?
    3、销毁账外会计凭证不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辩护人认为,所谓帐外会计凭证,是指不应当列入财务会计报告中的凭证,就是依法不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依据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材料,没有证据证明被销毁的会计凭证是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更无法认定这种销毁的行为已经符合了我国刑法有关本罪情节严重的条件,从而构成刑事犯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
      一审判决有关本案的指控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其认定的案件中,有的是有真实贸易往来关系作依据的,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有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认定。结合判决书以及本案侦查卷宗看,一审判决认定的本罪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有真实贸易往来而开具发票的情形
      这种情形主要是指相关公司根据赵晓青指示开具发票的案件,包括浙江志高机械有限公司、吉林省麦田喜玛商贸有限公司。赵晓青有关这两家公司的供述均自认为是虚开,但从侦查卷宗中反映的实际流程看,实质上是长岭公司的煤矿从上述两家公司购买货物,将款打给上述两家公司后,上述两家公司向长岭公司下属煤矿开票,并将货发给长岭公司委托的第三方代收,第三方将货发给煤矿,或者在卖完货后,将货款支付给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此种情形共涉及税额45万元,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2、通过关联交易开具发票的情形
      这种情形主要是王兴成为了响应双阳区政府的号召,将税款交给双阳区政府,而通过关联交易开具发票的案件。涉及的公司主要是澍瑞分公司案、兴胜分公司。具体的操作流程是,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将煤渣石销售给澍瑞分公司案、兴胜分公司,这两家公司再将煤渣石销售给吉林省兴胜物资经销有限公司和吉林省宇泰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再由这两家公司销售给大成公司。由于煤渣石在流转中的差额增值部分留在了双阳区,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的相关税款就交给了双阳区政府。这种关联交易是有真实贸易关系为依托的,也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此外,石铁加油站开给兴胜分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有真实贸易关系的,石铁加油站开出的发票货票一致,不能因为两个公司的经营管理人相同就否定其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
    3、与真实贸易往来相伴的开具发票的情形
      这种情形主要包括赵晓青和孙丽杰联系的吉林恒瑞金属材料经销有限公司案、吉林诚信金属公司案、吉林诚信钢铁有限公司案、长春嘉盈钢材案,以及赵晓青和杨娜联系的长春市佳腾钢材销售有限公司案。从公安机关查证的材料看,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与上述五家公司间存在大量的真实交易和业务往来,赵晓青、孙丽杰、杨娜等人有关开票行为的供述无法印证,对哪些发票是虚开的,哪些是有真实贸易关系的,已经无法区分。对于此种情形,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不予认定。
    4、有虚开发票行为,但后果是给国家多交税款而无社会危害性的情形
      这种情形主要是指吉林鑫畅经贸有限公司开具运输发票的情形。依据公安机关查证的材料,长岭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往来的情形下,让吉林鑫畅公司虚开了21份发票,税价合计418.23万元,长岭公司并全额交纳了税款。这些发票分别被交给了长春大成玉米开发有限公司、长春大成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长春金宝特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三家公司。长岭公司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公司给长岭公司支付了一笔预付款,而长岭公司尚未履行支付煤炭的义务。对于此种开具发票的方式,是公司生产经营中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也是合法的。无论如何,对这种给国家多交税款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刑事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
    5、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认定的案件
      这种情形主要包括长春市金泉矿山机械制造厂案、长春市羊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案。金泉矿山与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间的发票与入库验收单存在一一对印的关系,双方间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不能仅凭陈克辉单方面的口供认定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与金泉矿山间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关系,而应以侦查卷中的书证作为定案的依据。羊草煤业案中,相关涉案人员之间的口供无法互相印证,且相关书证也不能证明长岭公司将税款用于抵扣了。此外,羊草煤业与长岭公司间存在大量的真实贸易,羊草煤业是长岭公司的供货方,侦查卷宗对这些正常的贸易却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在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之前,对上述两起案件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予认定。
       从总体上看,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有关本罪的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基本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存在重大错误,将公司经营中的正常贸易行为错误的认定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
      兴胜公司、宇泰公司、兴胜分公司、澍瑞分公司、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南山井交叉开具增值税发票案(本案是正常的贸易关系中开具的发票,并已经依法纳税,并未给国家造成任何税收损失)
      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述主体间相互交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兴胜分公司虚开至宇泰公司21份,价税合计20480460元,税额2975793.26元;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澍瑞分公司虚开至兴胜分公司10份,价税合计9000000元,税额1307692.3元;2011年12月8日至2012年1月14日,姜家沟煤矿、二道煤矿、双鑫煤矿虚开至兴胜分公司38份,价税合计4063000元,税额590350.47元;2011年12月8日至2012年1月14日,石铁加油站虚开至兴胜分公司6份,价税合计600000元,税额87179.46元;2011年12月7日,长岭公司虚开至澍瑞分公司13份,价税合计1500000元,税额217948.71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书没有准确查明相关人员和公司是如何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且其认定的案件中,是有真实贸易往来关系作依据的,因此不能认定为虚开。从辩护人在二审阶段提交的证据看,与上述发票有关的税款已经全额向双阳区国税局进行了交纳。被告人及其公司交纳的税款不仅包括增值税,还包括企业所得税等各项税款,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给国家税款造成损失完全是凭空捏造。
       根据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所谓交叉虚开的情况总结关系图如下:
      (1)长岭公司 澍瑞分公司 兴胜公司
      (2)上述各矿 兴胜分公司 宇泰公司
      (3)石铁加油站 兴胜分公司
       对于根据侦查卷宗中被告人的供述及相关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以下基本事实没有认定:
       1、澍瑞分公司与长岭公司、兴胜物资经销有限公司均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不存在虚开发票的行为。依据王兴成及刘丽娟的供述[参见:刘丽娟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6卷,第48页。][参见:王兴成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6卷,第14页。],长岭煤矿将煤渣石卖给澍瑞分公司,澍瑞分公司将这些煤渣石销往兴胜公司,只是澍瑞分公司和兴胜公司在购买煤渣石后依然选择煤矿作为煤渣石的存放地点,没有发生实际的运输行为。
       2、兴胜分公司与石铁加油站、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二道煤矿以及宇泰公司均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不存在虚开发票行为。就兴胜分公司开给宇泰公司的发票以及由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二道煤矿开具的发票而言,其行为的性质与澍瑞分公司情况相同,均为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参见:王兴成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6卷,第15页。],不构成虚开发票。就石铁加油站给兴胜分公司开具的发票而言,根据被告人刘丽娟的供述[参见:刘丽娟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6卷,第28页。],兴胜分公司从石铁加油站购买油卡,石铁加油站给兴胜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是真实的贸易关系,兴胜分公司所购买的油卡已加油使用。
       3、煤渣石没有运输,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以及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货物依然完成交付,上述主体间的买卖关系是真实的。我国《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的标准是完成交付,但除了现实交付外,法律还规定了观念交付方式。本案中,澍瑞分公司、兴胜分公司与其供货方和售货方之间对于煤渣石所有权的转移即通过占有改定与指示交付这两种观念交付来完成的。此时煤渣石虽然表面上仍存放在煤矿,但其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在澍瑞分公司、兴胜分公司的进货和销货行为中,买卖双方均完成了付款和交货义务,完全符合法律对买卖行为的规定。因此,澍瑞分公司、兴胜分公司的进项、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是以真实的贸易关系为依托的,不存在虚开的问题。
      石铁加油站的开出的发票货票一致,没有因开票行为获得任何利润。根据刘丽娟供述[参见:刘丽娟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6卷,第38页。],通过石铁加油站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点钱。虽然石铁加油站是王兴成后来收购的,但不能因为两个公司由相同的人经营管理,就否定其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
      4、一审判决书128页、第129页,有关本案事实部分的表述,即“经查”部分,没有涉及本案的内容,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本案事实,但仍然将本案作为刑事犯罪予以处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因此,一审判决书认定本案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长春市羊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案
      针对本案,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并未查清涉案公司及相关人员是如何虚开的,在案的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其供述的“虚开”过程及钱款流向并不一致,不能证明虚开事实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此外,羊草公司与长岭公司间存在正常的合同关系和贸易往来,一审判决并未查清。
      浙江志高机械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一审判决书认定本案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本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需要承担责任的主体认定错误。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何种行为构成虚开作出明确规定,其中第一款第(3)项规定“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结合本案案情来看,本条中规定的“他人”对应的主体是浙江志高公司,“自己”对应的主体是王宪英经营的长春天峰矿山及器械有限公司,因此,即使一审判决书认定本案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认定的也应是王宪英经营的长春天峰矿山及器械有限公司让浙江志高公司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属于虚开,承担责任的主体应是王宪英及长春天峰矿山及器械有限公司,而非王兴成及王继刚、赵晓青等人。
      2、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在货物交易中,从售货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的行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或者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因此,被告人的行为即使认定,也只能构成偷逃税款的行为,而绝非虚开发票的行为。
      4、双鑫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与浙江志高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不存在虚开发票行为。依据王月军、王宪英的供述,煤矿打给浙江志高的钱是购货款,浙江志高根据购货款的金额开票并将货发给王宪英,这中间不存在虚假的交易和虚开行为。这也是浙江志高不知道存在虚开发票行为的真实原因。
      5、虚开发票犯罪具有相对性,本案不具备此一基本特点。虚开发票罪的基本特点是:如果存在接受虚开发票的一方,必然存在虚开发票的一方,不可能出现一方为真实贸易,一方为接受虚开的情况。本案中,浙江志高开票行为是真实的,票货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长岭公司及其煤矿接受虚开发票的行为。
      6、王宪英与煤矿之间是委托销售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辩护人认为,煤矿向浙江志高汇款并购买货物的行为是真实的交易行为;浙江志高受煤矿委托将货物发给王宪英,是我国法律保护的合法民事行为;王宪英在卖完货后将货款打给煤矿,与煤矿间存在的是委托销售关系。本案中存在三方法律关系,一是购货方煤矿,同时也是委托方;二是销货方浙江志高;三是受托方王宪英。这三方间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是依法受我国法律保护的,无论王宪英在此期间赚取了多少利润,都是依法应受保护的。
      7、赵晓青有关本案的供述中,确认了本案的基本事实,但对案件法律性质的认定有错误。赵晓青没有认识到其开具发票的合法性,一味的强调她的行为是虚开,这是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的。法院应当以本案的基本事实为依据确定本案存在的法律关系,不能因为赵晓青对法律的错误认识,而仅凭其口供认定其具有虚开发票的行为,进而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赵晓青将大量的合法开具的发票认定为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显然是不正常的。这也充分证明了,赵晓青有关本罪的口供是不真实的。从侦查卷宗看,赵晓青之所以做出此种供述,完全是侦查机关将相关单据放在其面前,迫使其做出的同一供述。对于此种供述,不应当做为认定本罪的依据。
      综上,一审判决书认定本案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没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
      吉林省麦田喜玛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发票案
      1、本案中以长城公司、中天公司名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与志高公司案相同。被告人的行为是在货物交易中,从售货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的行为,该行为不应认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2、以麦田喜玛名义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其双方常年贸易往来应当正常开具的。本案中,一审判决书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于双方润滑油买卖的交易总金额是多少一审判决并未查清,因为双方存在常年的贸易往来,只有当麦田喜玛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金额多于其交易总额时,才存在虚开的可能。由于我国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特殊制度,具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主体其每月可以开具的发票有额度限制,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大量的贸易往来均存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滞后性。本案的麦田喜玛公司就属于此种情形,因此,一审判决书对本案的关键事实并未查清,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虚开发票的事实。
      吉林诚信金属公司、恒瑞公司、诚信钢铁、嘉盈公司案
      1、本案中孙丽杰的证人证言不应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根据侦查卷宗的材料记载,孙丽杰在其多份笔录中三次供述虚开的金额均不相同,不具有稳定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纳。
      2、本案中赵晓青的供述不应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赵晓青的供述,是其按照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账目陈述的,这些口供并不真实。赵晓青的在侦查笔录中还供述,因双方存在大量的业务,虚开与实际业务都记在一起,无法区分[ 参见:赵晓青供述,《刑事侦查卷宗》第121卷,第28页。]的口供,对此重要口供,一审判决却不采纳,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书中有关供述相互印证一致的表述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综上,一审判决书有关本案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长春市佳腾钢材销售有限公司案
      认定本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赵晓青的供述与杨娜的证人证言并不一致,不能相互印证。并且,双方存在大量的真实贸易往来,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哪一部分是虚开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更不能通过口供认定虚开的事实。因此,本案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审判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长春市金泉矿山机械制造厂案
      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不构成刑事犯罪。金泉矿山与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间的发票与入库验收单存在一一对印的关系,对于该事实,一审判决却不予认定。由于双方间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不能仅凭陈克辉单方面的口供认定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与金泉矿山间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关系,而应以侦查卷中的书证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不构成刑事犯罪。
      吉林鑫畅经贸有限公司案
      认定本案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在案证据并未有证明鑫畅公司运输发票已进行抵扣的认证结果通知书。因此,该21张运输发票是否已进行抵扣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本案没有社会危害性。即便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长岭公司在没有真实运输业务的情况下,开具了运输发票,则长岭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只是多给国家缴纳了税款,国家的税收并未因虚开运输发票的行为减少,反而增加了。对这种没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多为国家缴纳税款的行为,不宜作为刑事案件追究刑事责任。
      按照票面额的7%计算国家税款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中,应当分别进项税额和抵扣税额,并按照其差额计算国家税款的损失。本案涉及的运输发票可以按照其票面额计算开票金额,但对于抵扣额则应当分别计算,即按照抵扣方实际抵扣的税款减去长岭公司不应当缴纳而缴纳的税款,才是给国家税额造成的损失数。一审判决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认定运输发票所抵扣的税款为7%,辩护人没有异议,但就本案而言,长岭公司在开具发票时是全额交纳了税款的,且未能证实这些税款已经被抵扣。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如何,长岭公司的行为并未给国家造成任何的税款损失。
    (九)关于一审庭审时公诉机关有关举证的质证意见
      由公诉机关将被告人、证人的60多本卷中涉及的证言一口气读完,再由被告人、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的做法,无法保证本案的公正审判。对于公诉人指控的证据中对被告人不利的部分,在未能得到被告人、辩护人有效质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不应采信,并做为认定本案的证据。
      一审判决不能只依据口供、证人证言认定,在口供和证人证言能够对应的情况下,也无法得出虚开的结论。
      对于被告人明确认为是虚开,并详细供述了点钱等交易情形的口供,同样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为这些口供不真实,来源不合法。赵晓青的口供清楚的证明了此点。
      一审判决不能依据刘立娟口供作为认定虚开的证据。澍瑞分公司、兴胜分公司、石铁加油站开具的88张发票,刘立娟的口供只能证明开具了这些发票,但不能认定这些发票是虚开的,因为刘立娟根本不具备区别虚开行为与正常开具发票行为的法律知识。
      关于大成公司的真实贸易关系问题。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有关刘淑琴的起诉意见书已经清楚的证明,大成公司应付兴胜公司、宇泰公司的款项为1795.6万元,大成公司和兴胜公司、宇泰公司间存在大量的真实贸易。相关证人有关本案中涉及发票系虚开的证言完全不属实。
      综上所述,对王兴成涉嫌的本起刑事犯罪应当采取二分法进行界定。一是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王兴成参与的第一起案件(一审判决第109页①),即兴胜公司、宇泰公司、兴胜分公司、澍瑞分公司、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南山井交叉开具增值税发票案,应当依法确定不构成刑事犯罪。二是对于其他的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与王兴成无关,无论这些案件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均不应当由王兴成承担刑事责任。
      一审判决有关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通过前述有关本案涉及的具体刑事犯罪的分析来看,一审判决认定的刑事犯罪均无证据支持,王兴成不构成刑事犯罪。通过对上述各罪的具体分析可以清晰的看出,认定王兴成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迫交易、保险诈骗、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逃税、虚开增值税发票、隐匿、销毁会计凭证、账簿等各项罪名均不成立。王兴成不存在通过违法手段垄断经营、聚敛钱财、称霸一方的行为。王兴成不存在为虎作伥,横行乡里的情况,不仅未对附近无辜群众实施伤害,反而做了大量修桥、铺路、盖房等造福乡邻的工作。本案指控的犯罪中涉及的所谓被害人,均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参与处理,不存在受害群众敢怒不敢言的情况。王兴成作为双阳区的第一纳税大户,有利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不存在扰乱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的行为。王兴成及其长岭公司的数亿财产均来源合法,不存在涉黑资产。
       从一审判决内容看,一审法院认定王兴成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要理由:一是2006年,王兴成出资购买长岭公司,长岭公司的员工固定,具备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二是长岭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存在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这些行为能够给长岭公司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和保障,因此,王兴成等人具备了黑社会的经济特征;三是王兴成等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迫交易、非法占用农用地等,严重破坏当地的经济、社会秩序,具备黑社会的行为特征;四是该组织采用非法手段收购、并购其他煤矿,欺压威胁周围群众,控制当地煤炭生产,具备黑社会的非法控制特征。从一审判决已经查明的事实看,一审法院有关王兴成等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上述理由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些认定在基本事实和时间上互相矛盾,违背了基本的常识。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一审判决关于王兴成等人采取暴力手段收购股份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王兴成为攫取非法利益,迫使煤矿其他持股人同意转让股份或放弃股权,指使其组织成员对部分不同意转让股份的股东,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取豪夺,这个事实的认定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就股份收购的过程而言,通过一审判决书所采纳的定案证据可以看出:
      (1)在被告人供述中,王继刚、陈广辉、张锐、王凤波、李春来、黄刚、邵年、张录刚的供述均未涉及煤矿股份收购事宜,王兴成、刘淑琴的供述虽涉及上述各矿收购一事,但仅就各矿的收购时间及刘淑琴在各矿所占股份份额有所涉及,至于判决书中认定的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取豪夺迫使其他持股人同意转让或放弃股权的事实无法证实。
      (2)在被害人陈述中,一审判决书共采纳了46位被害人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其中仅有[参见:刘占民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1卷,第16页至第20页。]刘占民、[参见:刘绍清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1卷,第107页至第108页。]刘绍清、[参见:崔联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1卷,第109页至第112页。]崔联3人的陈述涉及王兴成欲强行收购股份及不给其分红的“事实”,辩护人认为,这3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证明王兴成强行收购股份及不给其分红的事实。
      2012年4月20日,刘绍清的该份陈述没有询问人员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件,并且该份证据属于孤证,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纳;2012年5月29日刘占民及2012年4月18日崔联的陈述,同样属于孤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纳。
      即使上述三位被害人的陈述符合证据合法性要求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纳,也不能证明王兴成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取豪夺迫使其他持股人同意转让或放弃股权的事实。一是上述3位被害人所持股份共计只有5股,且仅限于长岭煤矿。石溪煤矿、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和长春君安医院、石铁加油站的股份收购均未涉及,因此,一审法院对其认定的,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取豪夺迫使其他持股人同意转让或放弃石溪煤矿、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和长春君安医院、石铁加油站股份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和支持,这些行为是一审法院强加给王兴成等人的。二是就长岭煤矿而言,该矿一共有多少股份,一审法院并未查明。事实上,对长岭煤矿而言,5股所占的比例,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极少部分股份,王兴成等人没有任何理由去强制收购这5股。即使一审法院强制认定该5股是采用所谓的非法手段强迫取得,也不能以点概面的去妄自推测长岭公司采用非法方式收购所有股份。一审判决书中有关本部分事实的认定没有证据加以证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上述事实不能成立。
      (3)在证人证言中,于金桥、孙恒柏的证言均未涉及王兴成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取豪夺迫使其他持股人同意转让或放弃股权一事。
      (4)在书证中,也未有证明王兴成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取豪夺迫使其他持股人同意转让或放弃股权书面证据。
      综上,一审判决书所采纳的证据证明其认定的王兴成为攫取非法利益,迫使煤矿其他持股人同意转让股份或放弃股权,指使其组织成员对部分不同意转让股份的股东,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取豪夺的事实不能成立。
       2、一审判决关于王兴成等人采用非法手段积累资金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王兴成等将长岭煤矿、石溪煤矿控制在手中后,通过组织井下工人超量开采、越界开采等非法开采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又通过逃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拒绝给其他股东分红等手段,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将其他股东股份强行收购,后又用同样不法手段,相继将双阳区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和长春君安医院及石铁加油站收购,这样的事实认定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是错误的。
      从公安机关查证的事实看,王兴成等人的资产是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并非通过违法犯罪及拒绝给其他股东分红等手段取得。一审判决认定的违法行为与企业的资金积累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从收购行为与一审判决认定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上可以得到充分证实。从时间上看,非法开采的发生时间为2011年、逃税行为的发生时间为2010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发生时间为2010年4月,也就是说,王兴成等人自2006年收购长岭公司及各煤矿开始至2010年间,其资金的积累均通过合法经营完成,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况发生,这就证明了,在2010年之前长岭公司及各煤矿的财产均为合法财产。双鑫煤矿的收购时间为2008年、丁家煤矿的收购时间为2008年、二道煤矿南山井的收购时间为2010年1月,一审法院认定的与资金积累有关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均在煤矿收购之后。因此,不存在“通过组织井下工人超量开采、越界开采等非法开采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又通过逃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拒绝给其他股东分红等手段”收购双鑫、丁家、二道煤矿的可能性。因此,从时间关系上可以认定,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上述违法行为与企业资金积累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长岭公司及各矿的资金均为合法经营取得。
       3、一审判决认定的以商养黑、以黑护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王兴成依托长岭公司组织了以其本人和其子王继刚、王继光为组织领导者,以陈广辉、王凤波为骨干成员,以李春来、刘文武、刘立娟、王刚、张录刚、邵年、黄刚、佟志国、张锐等人为参加者的人数较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犯罪组织。”事实上,一审法院认定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均与王兴成无关,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法占用农用地是冤案,王兴成等人根本不具备黑社会的行为特征。长岭公司及王兴成不存在欺压威胁周围群众的情况。长岭公司周围100多村民、200多工人的联合签名证实,王兴成并未存在欺压威胁周围群众的情况,且长岭公司的煤炭生产总量在当地占比并不高,王兴成并未具备黑社会的非法控制特征。
      (1)不存在雇佣黑保安充当打手,威胁、恫吓其他同业人员,欺压残害群众,垄断经营,在当地形成非法控制的情况。一审判决认定相关被告人为社会闲散人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黑社会组织成员均为长岭公司正式员工,除工资外,并未获得其他额外收入,长岭公司2000余名员工与黑社会没有什么关系。
      王凤波等人并非黑保安,也并非是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所谓打手。国务院《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二条对保安服务做出明确规定,“(一)保安服务是指保安服务公司根据保安服务合同,派出保安员为客户单位提供的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等服务;(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用人员从事的本单位门卫、巡逻、守护等安全防范工作;(三)物业服务企业招用人员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开展的门卫、巡逻、秩序维护等服务。前款第(二)项、第(三)项中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统称自行招用保安的单位。”通过该规定,辩护人要强调两点内容,一是长岭公司作为企业有自主招用保安的权利;二是作为保安,其职责范围包括提供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秩序维护等服务。
      首先,长岭公司的保安队,是基于煤矿长期遭遇煤炭被盗的情况而设立的,目的维护长岭公司及各煤矿的安全,防止煤矿被盗。长岭公司成立保安队的行为和目的,完全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其次,综合本案全部案件来看,涉及到王凤波等保安参与的案件有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从各起案件的具体案发原因也可以看出,均是因为长岭公司及各煤矿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其作为受害方,保安出于保护公司合法财产的目的而实施的上述行为,王凤波等人作为保安,对煤矿巡逻、进行安全检查以及在公司权益受到侵害时而进行维护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保安职责范围,完全是合法的。并且,在上述多起案件中,没有一起是因为保安无故打人、无故挑起事端而引起案件发生的,退一步说,即使上述案件中存在一些不当之处,也仅限于某些人出于无知,法律意识淡薄,作为被害人出于维护公司利益的目的而实施的行为超过一定限度而已,才变成了今天本案的被告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最初的主观目的,没有依据的将其认定为黑保安、打手。
      不存在威胁、恫吓其他同业人员的事实。
      王兴成经营的长岭公司及各煤矿,应属于长春市双阳区煤炭行业范围内,故对于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其他同业人员”的范围应理解为,在长春市双阳区同样从事煤炭行业的其他企业和人员,或者更广泛的将该范围理解为不仅限于双阳区,包括整个长春市从事煤炭行业的其他企业和人员。通过在案证据,辩护人没有看到一份证据与其他同业人员相关,更未涉及到对其他同业人员的威胁和恫吓。辩护人不知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威胁、恫吓其他同业人员“的事实从何而来。与此相反的是,王兴成在经营煤矿的过程中,曾先后给同业人员大量拆借资金,以维持同业的正常运营。对于这些基本事实,王兴成反复向相关机关说明,但检察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并未有这些证据。
      不存在欺压残害群众的事实。
      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尘肺赔偿、工伤赔偿、罚款、林地赔偿、耕地赔偿、自来水赔偿等事项,均为公司生产经营与周围村民发生的纠纷,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与黑社会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并未认定周边群众耕地、林地、房屋、自来水是如何毁坏的,程度如何。即使在案证据能够证明造成周边群众耕地、林地及房屋毁坏,村民饮用水断水的事实成立,也不等同于该行为构成刑法规定的欺压残害群众的标准。上述问题的发生,均因煤矿生产作业造成,并非任何人的主观恶意去故意毁坏。侦查卷宗中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王兴成对村民的耕地、林地进行补偿,为房屋塌陷的百姓建造房屋的事实,王兴成为此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被一审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刑罚,王兴成根本不存在所谓欺压、残害群众的任何主观故意。
      不存在垄断经营,在当地形成非法控制的事实。
      对于何为垄断,何为控制,都是就一定范围或一定领域相对而言的。一审判决书认定的王兴成组织领导的以长岭公司为依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其涉及的领域是煤炭行业,范围限制在长春市双阳区,但就长春市双阳区煤炭行业的企业数量、煤矿数量、煤炭产量等相关经营信息一审判决书并未查清,对于长岭公司及各煤矿在整个双阳区煤炭行业所占份额也并未查清,辩护人不知该“垄断”和“控制”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因此,对于垄断和控制的程度无法判断,更谈不上垄断经营及非法控制之说。
      (2)认定王继光负责采用暴力手段,对其他同业人员和周边群众进行打压与事实不符。
      没有证据证明王继光负责采用暴力手段对其他同业人员进行打压的事实。综合全案而言,王继光涉及的暴力事件包括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中的1起(李大中、唐润明案)、故意伤害中的1起(张平案)。其中敲诈勒索案与寻衅滋事案均不涉及其他同业人员,在张平案中,其之所以伤害张平,完全是因为张平诈骗王兴成及长岭公司1700余万元,并且张平恶意挑起事端。王继光主观上完全没有打压其他同业人员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暴力打压其他同业人员的行为,张平案仅是王继光出于与张平的私人恩怨,作出的不理智的行为。并且,在2010年收购长春君安医院之后,王继光负责管理长春君安医院,对于长岭公司及煤矿的事情完全不参与。此外,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违法事实中,保险公司篮球比赛一事的对象,不涉及其他同业人员的范围;与杨森林发生撕扯一事及李艳军、张录刚互殴一事均与王继光无关。因此,王继光负责采用暴力手段对其他同业人员进行打压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
      认定王继光负责采用暴力手段对周围群众进行打压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书第149页的[参见:王金利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1卷,第63页至第65页。]王利金、[参见:卓辉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1卷,第80页至第82页。]卓辉、[参见:刘士吉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1卷,第151页至第154页。]刘士吉、[参见:高文才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1卷,第159页至第162页。]高文才、[参见:孙庆石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2卷,第19页至第22页。]孙庆石、[参见:孙国兴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2卷,第23页至第26页。]孙国兴、[参见:刘忠岩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2卷,第27页至第30页。]刘忠岩、[参见:张朝俊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2卷,第60页至第62页。]张朝俊、[参见:魏长春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41卷,第83页至第85页。]魏长春9位被害人陈述中,只有孙庆石和张国兴二人的陈述涉及到遭受王继光殴打。但是,上述9位被害人陈述均没有讯问人员的签名,且属于孤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纳。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4、一审法院关于黑社会组织成立时间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以2006年王兴成等人购买长岭公司的时间点作为黑社会组织的成立时间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王兴成等人收购长岭公司的资金来源合法;2006年,各被告人不存在任何违法犯罪行为;2007年,只发生一起长岭公司员工被社会人员殴打的案件,长岭公司的员工为受害人;一审判决认定的有一定暴力行为的被告人入职时间普遍是在2008年以后。
       5、一审判决认定长岭公司及王兴成等人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其他被告人构成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重要依据是这些被告人知道长岭公司及王兴成等人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但是这个前提是完全没有证据支持的,完全是一审法官的主观臆断。事实上,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看,长岭公司是一家主营煤炭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的犯罪事实大量的是公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各被告人不可能知道长岭公司是一家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公司。因此,认定其他被告人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按照一审法院的如此逻辑,张柏兴等长岭公司高管,以及6家煤矿的矿长、副矿长和骨干应该比一审判决中被认定为黑社会成员的保安更了解王兴成的情况,更应该知道王兴成和长岭公司是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黑社会。这些长岭公司的高管、矿长、副矿长,以及公司的骨干,在明知长岭公司和王兴成父子为黑社会的情形下,仍然为长岭公司和王兴成积累提供了3亿资产主要来源,对于这些公司高管、矿长、副矿长更应当作为黑社会组织重要成员予以抓捕、审判,没收其全部个人财产,因为这些人的财产也是黑社会给他们提供的。辩护人略感欣慰的看到,一审法院并未对这些长岭公司的高管、矿长、副矿长采取刑事强制手段,更未将他们认定为黑社会并没收财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审法院清楚的认识到,这些人员的行为是合法的,根本不构成刑事犯罪,长岭公司只是一家普通的煤矿企业,根本不是什么黑社会组织。这也清楚的证明了一审法院将王兴成等人认定为黑社会的判决是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枉法裁判。
       6、一审判决罚没王兴成等人巨额资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除长岭公司运营中存在的违规行为外,长岭公司及各矿并未通过各被告人的行为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一审判决认定的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暴力行为并未给长岭公司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一审判决以这些罪名为理由剥夺王兴成等被告的巨额个人资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长岭公司运营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应由行政机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查处。
      (二)一审判决在证据的采纳上未遵循证据规则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一切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侦查人员要依照法定程序搜集包括被告人口供在内的各类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本案中,一审判决书所采纳的证据主要是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通过大量的言词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但在对这些证据的采纳上未能遵循证据规则的要求。
       1、一审判决采纳的被告人供述不真实。
      (1)本案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于被告人提出的受到刑讯逼供而做出的供述,一审法庭就该事实并未进行审查,对于此种非法证据应予排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一审判决书所采纳的大量的供述,与一审庭审中被告人的当庭供述完全不一致。被告人对在侦查阶段供述的内容不认可。对于此类被告人供述,一审法庭应当进行严格审查,仔细甄别,以确定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供述予以采纳,但本案中,一审判决书对此并未进行审查,也未进行合理说明就采纳上述供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除此之外,本案中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多份供述系在侦查机关的诱导下产生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比如,赵晓青、刘立娟等人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述,均是按照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账目材料,根据侦查机关的安排而供述的,并已经被检察院自己认定为虚假的,对于此类供述,同样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2、一审判决采纳的被害人陈述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要求。
      (1)一审判决书所采纳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被害人陈述,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要求。一审判决书所采纳的被害人陈述,没有询问人员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予以采纳。
      (2)上述被害人陈述均属孤证,对于孤证来说,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一审判决书采纳大量孤证作为定案依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3)一审判决涉及的被害人身份特殊,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是刑事犯罪分子。对于这些刑事犯罪分子为了推卸自己责任而作出的证言,一审法院不应当做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予以采纳。
       3、一审判决采纳的证人证言未经充分质证且大多为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证言,不客观。
      (1)一审判决书中所采纳的证人证言中,大多是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并且在一审庭审中辩护人明确提出存在重大异议。辩护人在一审阶段曾向法庭提交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以利于法庭对案件事实进行充分调查,辩护人对此充分质证。但一审法庭对于辩护人提交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并未作出回应,导致本案的事实并未查清。
      (2)本案中,存在大量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这些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4、一审判决未审查和采纳辩护人提交的大量证明王兴成等人无罪的证据。
      辩护人分三次向一审法庭提交了共7组25份证据,均为与本案密切相关、针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而整理的证明王兴成不构成犯罪的相关材料。但一审判决并未对辩护人提交的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反而荒唐的称之为与本案无关。公诉机关出示的仅有几位村民签名的,内容为证实王兴成侵害其利益的书面材料被一审判决予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而辩护人提交的100多位村民签名,内容为证实王兴成为百姓修路搭桥,没有侵害村民利益的书面材料就变成与本案没有关联,是辩护人不能理解的逻辑。此外,就辩护人向一审法庭提出的进行伤情鉴定的申请以及对相关鉴定报告重新鉴定的申请,一审法庭也均未进行审查与答复。
      (三)二审法院应当对一审法院认定而被告人在二审审判过程中当庭否认,并说明理由的被告人供述予以排除。
      一是王兴成的供述:我对陈广辉说过,如果有偷矿上的东西的,该收拾的收拾(该打就打)的供述。一审刑事判决第146页。
      二是陈广辉的供述:王兴成指示过保安队,发现有在煤矿偷东西的,都先打一顿,再罚款;王凤波他们打人都是王兴成让打的;长岭公司给保安配发片刀、棒球棒、镐把等物品;每次煤矿和当地村民发生冲突的时候,王兴成都把保安带去威胁老百姓。一审刑事判决第146页。
      三是李春来供述:我给王刚发过两把砍刀、三根棒球棒;黄刚买过4把刀和5、6棒球棒。一审刑事判决第148页。
      四是张锐的供述:王兴成一家在双阳矿区范围内就是土皇帝、黑社会。一审刑事判决第147页。
      五是黄刚的供述:李大中、唐润明案中,黄刚开车载王兴成到现场后,王兴成继续组织员工手持木棒对被害人实施殴打。一审刑事判决第48页。
      上述被告人供述均是一审法院采纳,并在一审判决中作为证据,证明王兴成等人构成刑事犯罪的证据,辩护人在二审的发问阶段,逐一向各被告人进行了核实,这些被告人一致向二审法官表示,这些供述并非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侦查人员自作主张写在讯问笔录中,并强行让被告人签字的。
      本案涉及的财产问题
      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涉及的财产主要包括:长岭公司的股权及其下属的6家煤矿、君安医院、石铁加油站、长岭公司三层办公楼一座、小轿车10辆、现金4950万、王兴成对外投资1632万、债权2500余万。上述资产保守估计也有3亿余元。一审法院认定,刘淑琴、王兴成等人2006年购买长岭公司的资金尚未查清是非法所得,其他资产均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所得,全部予以没收和追缴。
      一审法院没有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非法所得,并依法保护各被告人的合法财产。王兴成及其前妻刘淑琴等人的财产均系多年的辛苦劳动积累所得,刘淑琴购买的君安医院及石铁加油站系其投资分红所得购买,这些资产与黑社会组织没有任何关联。长岭公司及其煤矿尚存在众多其他股东,一审法院在保护其他股东财产的同时,仅没收并非黑社会成员的刘淑琴的财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二)一审判决关于长岭公司及王兴成等人违法所得的范围认定错误。
      长岭公司的收益主要是经营煤炭的合法收入,与所谓的黑社会犯罪没有关系。长岭公司的3亿多资产与一审法院指控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辩护人认为王兴成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并不存在,也不存在违法所得的认定问题。
      2、即使一审判决书认定王兴成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审判决书对于违法所得范围的认定也是错误的。要分析违法所得的范围,首先要明确该组织的成立时间,在该组织成立前的财产不能认定为违法所得。对于该组织的成立过程,一审判决书是这样认定的,“2006年,王兴成借国企改制之机收购长岭公司,为达到获取更大经济利益进而垄断经营、称霸一方的目的,依托长岭公司组织了以其本人和王继刚、王断光为组织领导者的人数较多、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犯罪组织。为攫取非法利益,迫使煤矿其他持股人同意转让股份或放弃股权,王兴成指使其组织成员对部分不同意转让股份的股东,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强取豪夺,先将双阳区长岭煤矿、石溪煤矿控制在手中,后组织井下工人通过超量开采、越界开采等非法开采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又通过逃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拒绝给其他股东分红等手段,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将其他股东股份强行收购。后又用同样手段相继将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和长春君安医院、石铁加油站收购。以长岭公司为依托,以商养黑、以黑护商,雇佣张佰兴等管理人员负责公司企业的运营,同时雇佣王凤波等黑保安充当打手,威胁恫吓其他同业人员,欺压残害群众,垄断经营,在当地和采矿行业形成了非法控制。王兴成和王继刚一起管理上述企业,王继光负责采取暴力手段,对其他同业人员和周边群众进行打压。该组织为获取非法利益,以黑保安充当打手,为虎作伥,横行乡里,通过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保险诈骗、非法采矿、逃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违法手段垄断经营、聚敛钱财、称霸一方,且涉嫌多起刑事犯罪案件,在当地造成重大影响,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参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2辽西刑初字第52号)第16页。]”
      一审判决书认定的王兴成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依托于长岭公司之中,以商养黑、以黑护商。也就是说,该组织是一个“公司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一个形成过程。2006年收购长岭公司之时,并不是该组织成立的时间,因为此时的组织成员大部分还没有到长岭公司工作,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各个特征也并不具备,此时该组织并未形成。按照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企业的违法行为与资金积累的时间关系分析,非法采矿、逃税、虚开发票等行为均发生在2010年之后,因此,在此之前企业的资金积累均为通过合法经营而得,所以,对于该组织的成立时间既便要认定,也应认定为2010年之后较为适宜。并且,一审判决中涉及的相关暴力案件,也均集中在2010年之后。如果非要认定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的时间,也是2010年之后的事情。2006年收购长岭公司开始至2010年间,虽然涉及一些违法行为,但该时期的“组织”至多理解为恶势力团伙,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一审判决书将2011年以前收购的长岭公司及各煤矿、君安医院认定为违法所得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再次,即使法院认定王兴成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时间为2006年, 长岭公司(包括长岭煤矿、石溪煤矿)以及后收购的四个煤矿(丁家煤矿、二道煤矿南山井、双鑫煤矿、姜家沟煤矿)以及长岭公司办公楼、长春君安医院、石铁加油站也不应全部认定为违法所得。因为长岭公司60%的股份和君安医院97%的股份是刘淑琴的个人合法财产,与王兴成及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无关,作为刘淑琴个人的合法财产不应予以没收。刘淑琴的股东权益与本案中其他股东的权益应受到法律同样的保护。
      一审判决书已经认定刘淑琴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也未参与公司日常管理,刘淑琴与王兴成离异,在法律上双方的身份及财产均无任何关系。虽然二人后共同生活,但不能因此而将其二者独立的财产相混淆,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因双方始终长期共同生活,而与王氏家庭成员经济为一体的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归一方所有,也就是说,婚姻关系并非认定夫妻双方财产是共同所有的依据,因此,同居关系更不应当成为认定财产共有的依据。本案中,王兴成、刘淑琴连夫妻的名份都没有,一审法院更无权强行认定二人的财产是共同财产。对于不动产、股权此类财产权,应当以登记作为确认产权的依据,在王兴成、刘淑琴对财产的分割均不存在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权自行认定不动产、股权等原本归属于个人的财产成了与其他人共同所有的财产。一审法院的判决实质上是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粗暴侵犯。
      一审判决书对于认定刘淑琴对家庭企业的经营、发展亦在掌握之中的事实与其认定的刘淑琴未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的事实自相矛盾。刘淑琴既然未参与公司日常管理,又怎么能够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在掌握之中。刘淑琴仅是普通股东之一,与其他股东一样,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审判决书对于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给予法律保护,但却不保护刘淑琴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显失法律的公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认定王兴成等人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于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也未予合法保护。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处王兴成无罪,返还其合法财产。
      王兴成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关于本案涉及基础问题的认识
      要客观的分析王兴成是否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必须对本案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几个。
    1、严格区分合法财产和非法所得,依法保护公司和个人的合法财产。
      长岭公司的财产来源合法。刘淑琴等人收购长岭公司的财产,系其家庭多年打拼挣下的血汗钱,公安机关的侦查卷宗对此是认定的。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材料中,亦没有证据证明刘淑琴收购长岭公司的财产来源非法,一审判决对此是进行了认定的。刘淑琴等人收购长岭公司及其后续的煤矿、医院等,是按照市场价格收购的,各方是在平等协商,公平一致的情形下答成的买卖协议,不存在任何强买强卖的行为,这在侦查卷宗中也是得到确认的。因此,对于长岭公司的合法财产应当予以保护,对于公安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各被告人的合法财产应当依法予以发还。对于公安机关扣押的长岭公司以及其他煤矿的股权,应当及早解除扣押,早日使这些公司的生产经营得到恢复,股东权利得到保护。
    2、正确认识长岭公司的合法企业地位。
      从判决书认定的情况看,一审判决基本上是把长岭公司作为黑社会的载体予以认定的,对于长岭公司保安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制止长岭公司内部偷盗的职务行为,均作为黑社会成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认定,这是与事实不符的,这种认定实质上否认了长岭公司的法律主体地位。长岭公司作为一家依法设立的企业,其主体资格合法,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是需要法院重点予以关注的。长岭公司虽然只有三名股东,且互相之间存在亲属关系,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其合法的企业资格,没来由的将其认定为黑社会的载体,进而没收其财产。一审法院如此认定,导致长岭公司成了黑社会,这使长岭公司的2000余公司员工不知不觉间也成了黑社会分子,这种认定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因为2000余公司员工的背后还有数万名的家属、亲友,以及关注本案的社会人员。
    3、正确认识长岭公司保安行为的性质,不宜随便扣个黑社会的帽子。
      (1)正确认识长岭公司保安的职责。长岭公司的保安,实质上是长岭公司雇佣的护矿工人,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黑保安。公司雇佣保安是我国法律赋予公司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法律对此是明确保护的。长岭公司保安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长岭公司及其他煤矿的安全,防止工人偷东西,防火防盗。从判决书认定的所谓涉及犯罪的证据材料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保安打人的起因,普遍是因为工人偷盗、违反公司纪律,或者是公司利益受到非法侵害,保安无故打人的情况基本上就没有。由于保安的职务行为是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带有很强的正当防卫性质,司法机关对此理应予以保护,不能一味的求全责备,更不应随便扣个黑社会的帽子。
      (2)正确认识长岭公司保安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区别。长岭公司保安是与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有正当职业的公司员工,并非社会无业人员。长岭公司保安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王兴成、王月光等人,以及长岭公司保安的行为是为了维护长岭公司这家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与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无关。应当客观看待长岭公司人员及其保安行为的性质,不能将他们的行为认定为是为了保护根本不存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权利。此外,保安的个人行为由保安个人承担法律责任,职务行为由公司承担责任,但也只是民事责任,而不构成刑事犯罪。
    4、正确认识王兴成与长岭公司的关系,王兴成不是长岭公司的所有权人。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长岭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并非个体户,不应当将长岭公司及其煤矿视为王兴成的个人财产,而应当以工商注册登记材料为准,准确界定长岭公司及其煤矿的所有权人。公诉机关将王兴成认定为长岭公司的所有权人和实际控制人与事实不符。依据长岭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长岭公司的股东为刘淑琴、王月军、王月光,与王兴成无关。这就是说,王兴成本质上并非长岭公司的所有者,王兴成可以被认定为股东代表,也可以被认定为受股东聘请管理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但无论如何,不应将王兴成认定为长岭公司的所有权人。这种认识与长岭公司当初设立时各方的共识是一致的,当时设立长岭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王兴成、刘淑琴、王月军、王月光等共同打拼挣下的钱财无故流失,因此在设立长岭公司时,将公司股权由刘淑琴、王月军、王月光持有,王兴成只有管理长岭公司的权利。
      5、正确认识王兴成行为的职务性,合理区分长岭公司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益的不同。
      从一审判决书看,王兴成及其保安的行为被归类为是为了维护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利益,但是,从一审判决认定的刑事犯罪和证据材料看,王兴成及其保安维护的是长岭公司的利益,而长岭公司作为一家合法成立的企业,并非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王兴成作为长岭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其行为带有很强的职务性,不能因为长岭公司的股东和王兴成存在亲属关系,就否定王兴成行为的职务性,就否定长岭公司的主体地位,将长岭公司的利益等同于王兴成的利益,进行得出王兴成维护长岭公司利益的行为,就是维护其自己的利益,就是维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利益。这种推论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王兴成不符合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四个构成要件
      从总体上看,本案不是涉黑案件,一审判决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根本不存在。从一审判决认定的罪名看,有的不构成刑事犯罪,有的不是共同犯罪,有的虽然涉嫌刑事犯罪但事出有因,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犯罪团伙根本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判决书中针对该罪名并未说清楚王兴成是如何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根据判决书所附的证据材料,以及上述王兴成涉嫌的其他刑事犯罪的分析看,不应当认定王兴成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王兴成等人的行为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和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同时具备 “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危害性”四个特征,缺一不可。可是本案的被告人却不具备这四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因而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辩护人注意到,在我国著名刑法专家高铭暄、赵秉志、张明楷出具的《王兴成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有关法律问题的专家论证意见》中,紧紧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应具备的四个特征,结合本案进行了深入、细致、有理的论证,辩护人对三位专家的意见完全赞同,也说出了辩护人对本案的基本认识,下面,辩护人就本案,结合上述四个特征再简单说一下辩护意见。
      关于组织特征。通过前述有关长岭公司和黑社会组织关系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长岭公司作为一家合法注册,受我国法律保护的民营企业,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黑社会组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利益主体。长岭公司及其子公司有2000余名员工,股权结构多样化,既有个人,也有其他公司和政府部门。判决书中认定的黑社会组织只有14个人,他们的利益和长岭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从组织的角度来说,从长岭公司领工资的员工,应当认定为长岭公司的职工;对于从黑社会组织领报酬的人,才是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从这个角度来说,检察院起诉的被告人中,并没有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因为他们的收入都是长岭公司发的,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发的。因此,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具备我国法律规定的组织特征。此外,如果将长岭公司认定为黑社会组织,将长岭公司给一审判决认定的黑社会分子发工资,认定为是黑社会组织给黑社会分子发工资,则势必得出长岭公司2000余员工领工资的行为,均是领取黑社会组织发的工资,这种判决导致的荒唐性也是非常稀有的。
      关于经济特征。本案中,长岭公司的财产,是全公司2000余名工人通过辛苦劳动,冒着生命危险挖煤采煤所得,是广大员工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既给工人个人创造了收入,同时也给长岭公司的股东创造了投资收益。在这过程中,并没有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得过财产。长岭公司经营收入均归长岭公司所有,而没有给一审判决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过利益。从本案被告人实施的行为来说,他们的目的是维护长岭公司的合法权益,保护长岭公司的财产权和员工的人身安全,而没有给所谓的黑社会组织获取过什么收益。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在经营中获取的收益,也是归属于长岭公司及其下属煤矿所有,绝大部分用于给员工发放工资、福利,给国家缴纳税款,而并非归属于所谓的黑社会组织。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经济特征。
      关于行为特征。本案中,被告人实施的一些与暴力有关的行为,均是在长岭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发生的,这些侵害既包括偷盗、诈骗、毁坏财产等财产性侵害,也包括被他人殴打等人身健康性侵害,当这些侵害发生时,由于得不到公安机关的及时有效保护,长岭公司员工采取了一些自卫性的手段。虽然在自卫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违法性,但是这些案件的发生是偶发的,长岭公司员工并不具有严重的主观恶意,也不是为了维护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权利。从王兴成的角度来说,对于其他被告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纠纷,其并不知情,也并非组织者、实施者,因此不应对这些行为承担责任。从一审判决的认定看,被告人的行为也根本不具备反社会性,也没有维持一种反社会秩序需求。从这些角度来看,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具备我国法律规定的行为特征。
      关于社会危害性特征。所谓社会危害性特征,是指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本案中,从总体上看,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行为基本上局限在长岭公司内部,是长岭公司的职员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所采取的措施。长岭公司作为一个煤炭公司,不仅在长春,就算是在双阳,也称不上在煤炭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并且,长岭公司与其他的煤炭公司也不存在任何纠纷。相反,长岭公司内部存在大量盗窃公司合法财产的行为,长岭公司周围存在大量侵害长岭公司合法财产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并未有司法机关事前预防,事后予以妥善处理。因此,王兴成等人的行为远没有达到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一程度,反而是一些刑事犯罪的受害者。事实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不可能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什么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具备我国法律规定的社会危害性特征。
      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必须全部具备,才能够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本案中,这四个特征一个都不具备。因此,本案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王兴成也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王兴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完全是一起冤案,当地政法机关罗织的罪名根本经不起推敲。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没有黄赌毒、没有高利贷、没有保护伞,仅凭长岭公司及员工的正当防卫行为,长岭公司几名保安在维护公司秩序中存在的不当行为,以及长岭公司经营中存在的一些不合规行为,就强行将王兴成父子认定为黑社会组织,没收王氏父子及刘淑琴多年辛苦劳作积累的巨额资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这种认定对民营资本的粗暴侵犯是非常明显的,将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而持久的冲击。
       对于王兴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一审律师曾将相关材料提交国内著名刑法专家高铭暄、赵秉志、张明楷作过专门的法律问题论证,这三位专家一致认为该案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王兴成等人的行为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三位专家证人的论证意见只字不提,在程序上是存在问题的。
       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王兴成等人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刑事犯罪,并对他们的合法财产予以保护。
      二审法院应当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尊严,真正做到依法判案。
      辩护人一直认为,法院是讲理的地方,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所在,但是从一审法院的判决来看,辽源市西安区法院完全是以法律的名义,公然抢劫社会财富、践踏公民合法权利。这不仅违背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精神,也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严重背离。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一些公职人员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要坚持推进依法治国,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辩护人希望,二审法院能够真正顺应历史潮流,全面衡量本案基本事实和证据情况,以法治精神为指导,给本案一个公正的判决,使习主席的讲话精神真正落到实处,不给领导添乱。
    
    
      此致
      
    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年3月27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Modified on 2013/4/07) 吉林省“407”专案受害人家属致中纪委的公开信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4/201304072141.shtml 吉林省公安厅“407”专案专家意见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4/201304072134.shtml 吉林省公安厅“407”专案违法二审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4/201304072132.shtml 王兴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二审辩护意见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4/201304072120.shtml 吉林省公安厅“407”专案在惶恐中二审开庭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4/201304072118.shtml 吉林省政法系统非法盗采长岭煤矿煤炭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4/201304072115.shtml 吉林重大矿难内幕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4/201304072114.shtml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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