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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政府曾挺养猪户建猪棚,9年后变违建
请看博讯热点:环境破坏与污染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26日 转载)

嘉兴Pig的奇幻漂流
    
     著名的水乡、肥美的粽子是嘉兴的盛销名片;一样盛销的猪,曾是名不见经传的造富顶梁柱……后来,猪市衰微,繁荣的农村也厌倦了漫天臭气。关于江南的断想,都幻化成了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

    
    赵佳月
    
    郭建康家的母猪赶上好时节,生下一窝小猪,不用专事照顾取暖也能成活。绚烂的菜花黄包围着他家450平米猪舍,春光灿烂中爆发出尖利的猪鸣。
    
    刚刚过去的零下6度寒冬中,长三角养猪大市嘉兴的小猪没能顺利过冬。和小猪一样不走运的,还有当地以收取病死猪为业的加工点,17人被判刑。
    
    3月初,《嘉兴日报》已接多起湖面浮死猪的投诉,从4日至8日连篇报道。记者在傍晚平湖塘一角拍到被围栏截流的四五十头死猪。一天后,黄浦江上游松江、金山水域发现上千头漂浮死猪,随后几天,死猪数量急剧增长,群情骇然。
    
    “养了30年猪,还能做什么?”五十来岁,儿女在城市,留在农村的养猪户大多以养猪来养老。汹涌而来的指责,打破乡村宁静,他们害怕并拒绝改变,即使只是改变对死猪的处理方式,指责掀起运动式整改,日日巡视、打捞的队伍和墙上“治理污染,美化环境”的标语一样在村民眼中若有若无地存在着。
    

猪贱伤农
    
    前所未有的低谷。
    
    “去年一头母猪680元,现在250元;前年一头小猪420元,现在200元。”
    
    郭建康舀出一盆饲料继续抱怨:“饲料涨到每斤1.7元,小猪饲料比泰国大米还贵,一只猪一天要吃7斤。”
    
    收支比例难以平衡,令他欲哭无泪。“去年元旦180斤毛猪能卖到每斤8.3-8.5元,今年的行情是5.7元。”
    
    他养了18头母猪,每年母猪下2.5窝猪仔,每窝10头左右,算是乡里大户了。
    
    郭家两老30年养猪积攒了20万元。28岁的儿子是浙江大学研究生,是他们的骄傲。前些年在杭州毕业结婚,30年养猪积蓄拼凑成儿子买房首付,“很小的房子,四处借钱,哪里够?”
    
    2012年,新丰镇竹林村的汪浩(化名)算是“持平”了:“上半年也是亏的,下半年到11月份,12月又不行了。你们总说猪肉贵,其实中间环节赚了钱。”
    
    汪浩家的猪最近感冒发热,他取过一管银色注射剂,“每天打点,提高它的免疫力。”他每年投资二十多万元,二三十头母猪,存栏量五百多头,“两个人,一年毛收入七八万,你说要不要?如果出去打工,也有这么多。”
    
    习惯了自在,“养猪时间长了,年纪大了,养猪也养出经验了,再出去打工就不适应了。如果碰到行情好,就多赚点。去年,自繁自养的是保本,从别处抓来养的过路猪是亏本。”
    
    今年的倒春寒把汪浩吓了一跳,“情况不乐观,要是亏本,还不如出去打工。”
    
    猪农有朴实的市场判断:“为什么行情差?因为猪多了!”嘉兴养猪历史由来已久,“最初都觉得能赚到钱,村里也支持,对猪棚占农田管得不严”,青苗、楼房,几头猪,成了嘉兴农村生活的标本,“养猪的人越来越多,猪也越来越多,结果自己把市场做坏了。”
    
    养猪不同种地,发放到农民手中的农业补贴微薄不定。“去年一头母猪发100元”,这样的“母猪压岁钱”看着年景发放,“前些年又没发。”除此之外,猪农自己为母猪买每头6块钱“母猪险”,“要是母猪死了,像车、房和人一样,有不超过1000块的保险。”
    
    在坏年景里,“活猪难以安生,死猪更不得善终”。死猪是件“丢人的事”:“家家户户都养猪,谁养死了,说明你不会养猪,就像农民不会种地一样可耻。那就只能悄悄扔掉,早上一早,或者晚上天黑。”
    

死猪罪与罚
    
    平湖县乌桥村村委门口,贴着张打击病死猪上餐桌的“白榜”。这样的榜出现在嘉兴多处村头。内容是关于举报病死猪加工的各种奖励,按举报规模,奖励金额从300元起。其中一条看起来颇为险恶:“(举报对象)被判处刑期的,刑期一年以下的(含一年)奖励5000元,刑期一年以上的,按每超过一年奖励5000元累加。”2012 年,公安部组织“三大战役”,“全面开展打击销售病死猪犯罪。”
    
    举报嘉兴市南湖区凤桥村三星镇董国权屠宰点的村民,不知能从中获取多少奖金。董国权一案在嘉兴是一起“大快人心”的“特大案件”。17人中3人被判无期。
    
    2008年底,董国权在自己家中开设了病死猪屠宰场,最初每天只能收到五六头。随后陈姓人士入伙,他有两辆面包车,便于运输,生意开始蒸蒸日上。
    
    2009年10月,加入其中的人越来越多,已有5人为其供货。姓张的货主供货量最大,“每天都会送五六头,多时十多头。”张称,收购价一般1元/斤左右,卖给董的屠宰场1.2元/斤。
    
    张先是自己进村收,去的多了,养殖户若有死猪,会打电话给他。他们主要从养殖业比较集中的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农户家收购死猪,“大多数死猪在一百斤左右,即一百多元一头;有些五十多斤,估个价,二三十元也能收。”
    
    “收购单价在1元到3元都有,新鲜的价格高些。”董说,他们并不知死因,“只要便宜都要。”
    
    死猪大部分上了餐桌。凌姓同伙做生猪肉配送生意,在嘉兴为多个工厂食堂供应猪肉,“生意好时,一天可以拿五六百斤死猪肉,少的也要一二百斤。”
    
    凌在庭审时称:“起初为维持和厂家的关系,都用好猪肉;来往多了,相互比较信任,我把死猪肉搭到好猪肉里,七成好三成坏;再后来,就变成三成好七成坏。”
    
    车姓同伙是菜场档主,他一个月去屠宰场3趟拿货,每次拿四百多斤。“这些死猪肉他只卖给工地和小吃店等捡便宜的地方。”还有人把死猪肉贩到江苏和山东。另有一些则被碾碎了,喂给河塘中的鲶鱼。
    
    法律材料显示:这个“组织”分工明晰,收购、加工、运输、销售,形成了“一条龙”死猪肉链条。其中杀猪褪毛共4人,杀一头猪每人2.5元。“即使工钱不高,因为量多,一个姓李的杀猪工曾拿到8000元月薪。”单人涉案金额最多高达八百余万元。
    
    2012年11月下旬,此死猪肉团伙被嘉兴市南湖警方“一窝端”,截至案发时,这个屠宰点已屠宰7.8万头死猪。
    
    小点的死猪肉加工点在过去一年被剪除殆尽。在西塘桥,在新丰镇,村民指指点点都能说出一二。“事先没有法律规范,成了一个空子,人家钻了好多年,也不见打,等人家越做越大,说无期就无期了。”猪农对收死猪肉抱以同情。无人收购的死猪肉,在这个冬天成了养猪户的难题:“以前一般是填埋,有了收猪的,还能换些钱。今年没了,那就得自己处理。”
    
    孔家堰的陈普(化名)说起死猪肉去向,脸上堆起幸灾乐祸的讪笑:“都去了上海,上海人吃的都是死猪肉!”与网上上海、嘉兴两地网友的骂战相映成趣。
    

数字游戏
    
    最早的死猪数目来自《嘉兴日报》3月6日的报道。
    
    养猪大村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负责治污的工作人员王贤军向《嘉兴日报》称:“去冬今春,死猪现象特别严重。我这有全村死猪总量记录,1月份10078头,2月份8325头,这几天平均每天三百多头,村里死猪处理站葬猪的大池子挖了一个又一个,再这样下去,吃勿消!”
    
    《嘉兴日报》的记者向本刊证实:“他说这话的同时,翻出了他的记录本,数据都是记在本上的。”
    
    吊诡的是,随着黄浦江死猪越漂越多,竹林村村委书记陈云华否认了此数据:“存在夸大成分,我们是为治污,对农户起警示作用。后来相关人员对这报道道歉了。”
    
    死亡数据也被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否认。黄军称,在死猪收集、处理方面,村里有专人负责;区对村以每头80元进行补贴,“钱是补给村委的,村委用来支付收集处理的人力物力。”其中死猪收集工人受雇于村委,月薪2500元左右。
    
    新丰镇畜牧站负责管理竹林村死猪收集处理的汪仁甫补充:“冬天寒潮,冻死小猪要多一些,每天几十头是有的。”
    
    上世纪80年代,竹林村家家户户开始养两三头母猪。后来一家“嘉为公司”开发出“供港猪”,把品质好的“黄毛猪”供应至香港。“供应了两三年,公司就倒闭了,但是因为供港,竹林村就远近闻名了。”成为浙江省领导考察养猪必选村落。
    
    另外一些指标也被量化处理。嘉兴市南湖区、海盐县、平湖市是养猪集中地带,死猪的无害化处理池也作为指标在每个村陆续建起来。竹林村因其养猪份额大,目前已有7个无害化处理池,第8个正在建设中。处理池按“满一个关一个”原则管理。
    
    处理池的使用似乎难以有序进行。陈普指着孔家堰村道上一个被铁丝网封闭的处理池痛心疾首:“去年冬天,这里堆满了死猪,池子已经满了,池外也被堆满了。”
    
    在新的处理池启用之前,这是孔家堰村惟一的处理池。它位于村民出村的必经之路,“每天上班出去,带着家里的死猪出来扔。方便,成了习惯。”处理池很快满了,习惯却成了依赖。“加上没人来收死猪,冻死的猪就在这里泛滥了。”
    
    年底,村委在池子边竖了一块“请勿随地乱扔垃圾”的牌子,无效,在路边拦起了铁丝网,仍然无效。“都丢在铁丝网外,也就是最近严查,才清理干净,村干部一家家打招呼,才不丢了。”
    
    孔家堰村新开的处理池内,零星堆着几头硬化的猪仔。在村碎纸厂打工的工人前一日还看到有人顶风作案,把死猪抛在水色乌黑的池塘边。
    

“猪三角”困局
    
    “供港猪公司倒闭了,产业却进来了。七八年前,我们一直在提倡养猪致富,但现在,环境压力,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限制。”大多数村镇干部都和陈云华一样无奈。
    
    压力来自政策执行难度。2011年,嘉兴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次年下半年,南湖区公布《生猪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整个竹林村都被划入了禁、限养区。
    
    养猪密集的平湖市、海盐县、南湖区三地交界,被称为“猪三角”,是养殖污染重灾区,一度使嘉兴落下浙江省环境最差口碑。嘉兴市也因此对养猪抱尴尬态度。
    
    2012年11月7日,由嘉兴市环保联合会、嘉兴市治水办公室、嘉兴市环保局联合组织的治水行动从“猪三角”开始。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介绍,“新丰镇的一些小河小浜,污染最严重时,被厚厚的猪粪堵塞,鸡鸭狗都能在上面行走,2012年4月份集中打捞死猪3万多头。”此时的平湖曹桥街道打捞数目为6千多头。
    
    在平湖,房前屋后的墙体上,环保治污的口号以各种形式出现。邵云(化名)20年的养猪经历,也能照见政府部门对养猪的爱恨交加。
    
    他是平湖县第一家养猪科技示范户,1993年前走街串巷收鸭毛卖钱,后来决定过安定生活,在家里养了三五十头猪,成了孔家堰村最早的养猪户。
    
    村里为了支持农民养猪致富,颁给他一块“养猪示范户”牌匾,此时他已经在原先240平米猪棚基础上,扩建了312平米,每年能有500头存栏量。
    
    1999年,他花费5200元修建猪棚。“村里是支持的,乡里也是支持的,县里也是支持的。”邵云养猪有一套方法,周围大量猪冻死的时候,他能让猪安全过冬,他把窗口塞严实,在屋顶还盖了一层油毛毡。收成最好的一年,养猪赚了17万,那一年,全家高高兴兴送儿子入读大连海事学院。
    
    2007年,他成为嘉兴市“节能减排”示范户。所谓“示范”,就是“帮我修了化粪池和沼液灌溉泵”,邵云家猪的沼液泽被了周边村民的农田。
    
    纠葛在第二年到来。那年平湖县开展一项农村治污联合执法,他家的猪棚遭遇强拆。213平方米猪棚在一片敲敲打打中倒塌,几十头受惊的小猪在将要成熟的麦田里吓得满地跑。这家“科技示范户”先前的荣誉在疾风骤雨的运动中被否定了。
    

邵云想不通,“当时是他们支持我,让我建,后来又说我违反规定要强拆,我闹不明白。”他不敢再建猪棚,当年拆了一半的残垣断壁裸露在一片青青菜畦中。
    
    邵云的养猪量也逐年递减到一百多头。“今年就更不敢多养了,卖不出去。一头猪成本要六块五以上。”从猪棚被强拆以来,他就没有停止申诉,“我要一个说法,究竟是谁错了?”
    
    3月15日深夜10时30分,嘉兴市就“死猪”事件召开新闻通报会。官方否认上海死猪全部来自嘉兴。河网交错的江南,让无主死猪成了盛世谜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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