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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论坛:王岐山的常识性错误!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3月02日 转载)
    文章来源:《零八宪章》月刊
    
     王岐山不是向别人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吗?可是,“决不容许”的“王氏命令”证明他根本就没有看懂《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岐山如果真正弄懂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就绝不会在当代中国问题上妄自发出“决不容许”的“王氏命令”!

    
    那么,到底该怎样医治共产党的陈年老病呢?我们认为唯一有效的药方在于《零八宪章》指出的实行“宪政民主”,即推动政治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开放党禁报禁,开展政党领袖、各级行政首长和各级人民代表的竞争性选举,构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机制,则执政党才会脱胎换骨,完成凤凰涅槃,王岐山们所期望的执政党中央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会随之大增。否则,如果一味抵制民主,一味遵循“绝不容许”的“王氏命令”治理下去,则无论执政党还是整个权贵集团都将在“旧制度”的哀嚎声中迎来伟大的中国“大革命”!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王岐山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好的口碑。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他就因为对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而与翁永曦、朱嘉明、黄江南等人共享“改革四君子”的美誉。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王岐山因为在广东金融危机、北京非典危机等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被冠以“救火队长”的头衔;去年11月中旬升任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在与学者进行有关反腐问题的座谈会上,还向大家推荐托克维尔的学术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增加了王岐山本人的“含金量”。加之他出任中纪委书记后,加速对一些腐败案件的处理,使得社会舆论对王岐山似乎表现出比较好的认可度。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良好”口碑的王岐山在前不久举行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公开在《工作报告》中说什么:“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政治纪律放在首位,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乍一听,这话似乎说得很有道理,在中共官僚体制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一种通病,“好经”被“歪嘴和尚”错念、不念的情况时有发生,正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疾病作为“老大难”,亦令“中南海”头疼不已。新一届中共领袖集团面对“胡维稳”时代留下的烂摊子,要想树立自己的权威,“保证党的集中统一”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此情况下,新官上任的王岐山便桌子一拍,声色俱厉的喊出“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并强调各级纪委检查机关要“严肃查处”此类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毫无疑问,王岐山在这里犯了常识性错误了。
    
    从人权的角度观察,“决不允许”的“王氏命令”严重违反了“言论自由”法则。
    
    言论自由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权,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权利之一,任何人都有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也因此,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就明确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批准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1966年12月由联合国大会批准公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对“言论自由”做了权威解释,该《公约》说:“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1998年10月5日,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已正式签署该国际公约,尽管李鹏、吴邦国先后把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直不予批准,但该项国际人权公约的普世权威性是毫无疑问的。更何况,中国政府自己制定的《宪法》对于“言论自由”也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既然《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都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法则,那么王岐山的“决不允许”言论就是对“言论自由”之人权法则的公开侵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公民,哪怕其身份是共产党员或共党官僚,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之普世人权,这其中当然包括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
    
    从法治和宪政的角度去考察,“决不允许”的“王氏命令”也是站不住脚的。
    
    早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在“序言”部分强调:“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十四年前,“以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已经写入宪法。习近平“转正”后,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已经多次谈到落实宪法、以法治国的重要性。他在去年12月4日的“宪法日”讲话中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时隔不久,在今年2月24日的讲话中再次谈到:“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由此可见,无论是宪法序言还是习近平讲话都强调了宪法、法治的严肃性和重要性。而现行《宪法》不仅在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且还在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另外,《宪法》第二十七条也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根据前述《宪法》规定,任何国家公民不仅有权“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不仅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而且“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想必在中共官场混了几十年的王岐山不会不了解前述宪法规定吧,想必王岐山不会不了解习近平有关宪法权威性的讲话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却又公开发出“决不允许”的“王氏命令”,这又是在蔑视什么呢?是蔑视宪法还是蔑视习近平?还是将《宪法》和习近平一块当做“洗澡水”泼出门外呢?
    
    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观察,王岐山的“决不允许”命令更是大错而特错。
    
    “王氏命令”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中央”掌握真理,“中央决定”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有了这样的逻辑前提,王岐山才会发出“决不允许”的“王氏命令”。如果此前的经验历史证明“中共中央”确实一贯“伟光正”,一贯掌握真理,一贯“OK”,我们也不反对“王氏命令”,甚至我们也会劝说芸芸众生像倪萍、申纪兰那样“不添乱”、惟命是从。但悲剧在于,一部中共中央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灾难史。尤其是中共建政后,中共中央所犯下的罪责更是屈指不尽、罄竹难书。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社教及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哪一项运动不是“中共中央”的决策!哪一场运动不饱含着千千万万国家公民的冤屈血泪!
    
    也许有人会说,那些都是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事情,是“老黄历”了,改革开放时代就不一样了。客观地说,“改革开放”确实让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绝对极权和普遍贫困,民众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屈指细算,“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时代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责还少了吗?79年的民主墙运动、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90年代的民主组党运动和法轮功活动、本世纪的《零八宪章》运动及“茉莉花革命”,哪一次不是“中共中央”决定镇压的呢?哪一次镇压不制造出震惊世界的人权悲剧和政治冤狱呢?更何况90年代多如牛毛的农民税费摊派、跨世纪的下岗洪流、新世纪的“圈地运动”以及官场的恶性腐败、社会的两极分化、权贵集团的恶性膨胀……这哪一种丑恶现象不是在“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导下完成的呢?彭德怀、刘少奇、张志新、林昭、遇罗克、六四死难者、法轮功死难者以及潘群英、杨佳、唐福珍、钱云会、钱明奇、李旺阳等等国家公民又哪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决策下的牺牲品呢?更何况在“中共中央”的指使下,刘晓波、高智晟、郭泉、许万平、杨天水、刘贤斌、陈西、陈卫、朱虞夫等等良知人士依然被关押在监狱中……这一系列的历史事实都证明,王岐山的臆想前提是靠不住的,自吹自擂的“伟光正”是靠不住的,自以为是的“中央决定”也是靠不住的。
    
    “靠不住”了该怎么办?当然要依靠广大国家公民的不懈努力和抗争。王岐山说:“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违背的言论”,我们要说,王岐山错了,你那种“一言堂”无非要表达的是维护中共中央的专制独裁嘛。如果按照“王氏命令”走下去,毛泽东时代就不应有彭德怀、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人的英雄抗争;如果按照“王氏命令”走下去,争民主、争人权、反摊派、反腐败、反血拆、反“维稳”都是不对的。然而,实践证明,张志新们是对的;实践证明,反官倒、反腐败是对的;实践也同样证明,争民主、争人权还是对的。王岐山不是向别人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吗?可是,“决不容许”的“王氏命令”证明他根本就没有看懂《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岐山如果真正弄懂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就绝不会在当代中国问题上妄自发出“决不容许”的“王氏命令”!
    
    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过分的谴责王岐山的错误,因为相对于“胡维稳”、“吴不搞”一类中共官僚,王岐山的综合表现尚不算太坏,也许王岐山与习近平一样想通过反腐败和党风整顿来重塑执政党的生命力,来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状,但问题在于王岐山将共产党的病症查对了,但药方开错了。医治共产党的垂垂老病,靠“绝不容许”之“王氏命令”无疑是櫞木求鱼、异想天开。
    
    那么,到底该怎样医治共产党的陈年老病呢?我们认为唯一有效的药方在于《零八宪章》指出的实行“宪政民主”,即推动政治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开放党禁报禁,开展政党领袖、各级行政首长和各级人民代表的竞争性选举,构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机制,则执政党才会脱胎换骨,完成凤凰涅槃,王岐山们所期望的执政党中央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也会随之大增。否则,如果一味抵制民主,一味遵循“绝不容许”的“王氏命令”治理下去,则无论执政党还是整个权贵集团都将在“旧制度”的哀嚎声中迎来伟大的中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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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3.1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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