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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微博:记者采访录(一)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2月3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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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9.4~2012.10.19)
    

    Huxingdou.t.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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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中央通讯社记者问:你到美国参加中国改革研讨会,有什么感受?我说:第一个感受是海外知识分子也都很爱国、爱中华民族,许多人都希望回到中国;第二个感受是海内外学者都很平和理性,都主张渐进地推动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
    
    国际新闻社记者问: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于贫富差距不满意,你怎么看?我说:特权垄断造成巨大的既得利益,权利的贫困导致民众的贫困。中国人其实是表现出对于特权垄断的不满。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莫言获奖,有人批评他,你怎么评价?我说:莫言以前做过一些受到争议的事,不要责怪他。中国知识分子都要依靠体制生存,饱受历次政治运动从身体到心灵的侮辱与折磨,不是他们的脊梁被打断了,而是为了老婆孩子。获得诺奖后,莫言才表现出独立知识分子的品格,要原谅他的机会主义。
    
    香港明报记者问:根据美国公司调查,45%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在过去5年中显著恶化,36%的人认为恶化,你同意吗?原因是什么?我说:我基本同意,根源在于特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在加深。当然,我相信未来领导人会有紧迫感,将促使未来领导人以政改和制度变革来解决特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矛盾,以及腐败和贫富分化问题。
    
    西班牙记者问如何总结十年?未来领导人会改革吗?我说:十年成就: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显著改善;十年不足:改革停滞不前,社会矛盾激化。我相信未来领导人一定会从政治改革解决经济、社会问题。
    
    德国之声记者问: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如何?我说:以往执政者把经济增长看做合法性来源,现在应当突破这种思维,合法性应当来源于赢得民心、选举认可、消除腐败等。经济增长太低,会影响就业,影响社会稳定,但是经济增长高有时社会反而不稳定,皆因为社会矛盾如腐败、两极分化会丧失人心。
    
    美国记者问: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巨大,国企高管收入是农民工的4千多倍,反映了什么?我说:如果是私人企业高管高收入,没有人议论。国企依靠的是行政垄断而攫取巨额利益,理应向国家财政更多地分红,而不能食利自肥,形成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国企高管的工资应当由议会(人大)决定,否则属于变相贪污!
    
    湖南交通台记者问:目前部分行业高管的工资收入过高,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怎样抑制?我说:如果是私人企业,不存在抑制的问题,由市场决定。在发达国家,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由议会决定,中国应由人大决定,不能自我决定工资;国企目前社会分红比例为6%,由于大部分资金又以补贴等名义回到国企,实际上分红1%都不到,国企基本上内部分赃,不属于全民所有,必须改变。发达国家国企社会分红比例高达40~50%,英国甚至70~80%。
    
    香港明报记者问温总理召开会议强调经济回升,如何看?我说:目前中国经济形势严峻,工业利润、增值税、许多重要原材料、大宗商品都是负增长,因此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两者之间往往更加重视保增长,这也是为了向十八大献礼。目前经理人采购指数回升,但是中国的数据采集点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个数字并不可靠。经济形势不能太乐观。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问深圳直辖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怎么看?我说:我支持直辖深圳等城市,直辖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削弱省级地方诸侯的势力,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如果一些人不接受深圳直辖,也可考虑深圳等成为“副省级直辖市”,级别不变,但是直辖。我曾经提出“副省级直辖市”的概念,民政部发言人曾经表示正在研究可行性。
    
    香港苹果日报记者问西哈努克去世,中国下半旗致哀,网民很不理解,如何看?我说:过去中国只为国家领导人下半旗,2005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希望为重大灾难中遇难的同胞下半旗,2008年汶川地震后下了半旗,当时国内外报纸认为是我、茅于轼等人推动的结果。我主张更多地为平民而下半旗,这样才能体现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否则还是处处体现官本位、领导人特权。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胡锦涛提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有什么意义?我说:目前中国处于十字路口,特别是薄在局部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所以胡锦涛表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既是继承了邓的路线,也是对于下一代领导人寄予了期望。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问经济精英柳传志等人纷纷呼吁政治改革,说明了什么?我答: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政治。经济界人士现在大多看清了政治的弊端造成了特权垄断、贫富差距、腐败、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困难、国民收入低、以GDP为核心的政绩制度、经济结构无法提升、发展方式无法转变等等,所以必须政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美国记者问:贺国强说5年来处分了60多万党员干部,依法惩处了2万多人,为什么处分的多法办的少?我说:中纪委在反腐败方面不遗余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现有的干部任命体制形成了官官相护的权力网,使得要查处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不容易,其背后都可能有保护伞。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新的党代会与十年前的执政环境有什么变化?我说:一、经济环境改变了,十年前改革的成效显现,经济快速发展,现在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二、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了。
    
    德国电视台采访问: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说:主要源于不合理的制度,如权贵垄断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金融制度等等。因为权贵垄断,所以贫富差距很大;因为民众无权,所以收入不可能提高;因为户籍制度,农民、农民工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垄断的金融制度,老百姓无法创业融资。
    
    美国记者问:温家宝低调看演出,以及前领导人纷纷出来看演出,反映了什么?我答:温总理从来在私人领域低调、不张扬,但在公共领域政治观点鲜明、独立,虽然贵为总理,但实际上承继了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退休的领导人看演出也许有政治涵义,也许是正常的,他们退休了,或许经常看演出,只不过以前人们没有关注、现在十八大前才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而已。
    
    中国商报、辽宁晨报记者问上月CPI\PPI走低,是否没有了通胀风险?我说:目前中国的问题是通缩和生产下滑,尽管受到美国量化宽松QE3和国际大宗商品如石油价格高企的影响,输入性通胀的因素还存在,但是国内的实体经济趋冷,企业增值税、利润均负增长,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未来必须平衡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不能依靠政府投入来稳增长,必须调结构,经济才可持续。同时必须降息降准,给民营企业减税,提高民众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美国彭博通讯社记者问莫言召开记者会,谈了他对时事的看法,如何评价?我说:他的谈话表明莫言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尽管他抄写过毛的讲话,但他的人格没有失去独立性。
    
    美国记者问:中国国务院决定取消171项行政审批,已经是第六批取消,那么为什么还国进民退、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减少呢?我说:仅仅行政改革还不够,必须约束公权力的扩张,才能改变权力经济的状况;中央政府虽然取消了六批行政审批项目,但是地方政府又会出台更多的行政审批,如馒头办。
    
    中国商报记者问:你是支持异地高考的30位签名人之一,你的具体主张是什么?我说:我主张平衡教育资源。一、中央财政拨款的高校应当按照各省人口或者参加高考人数确定其招生名额。二、改革高校从严进宽出为宽进严出,也就是说录取容易,但只有1/3或更少能够毕业,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要高考移民。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未来领导人会否更包容地处理西藏问题?我说:肯定会。习仲勋曾经就力主对西藏采取更加包容、灵活的政策。我主张在西藏留在中国版图内的前提下进一步落实西藏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自治。
    
    美国记者问:中国发生那么多的强拆、强制征地,原因是什么?我说:一是由于政绩、GDP的要求,二是由于缺少法治和民主监督造成的。
    
    美国记者问中国财长、央行行长没有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是否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胡星斗:经济与政治、领土问题应当分开。当然中国财长、央行行长未出席会议,是为了表明中国对于钓鱼岛的坚决态度。如今世界经济、中国经济都陷入了低谷,中国也不打算大规模投资世界,所以对于世界经济影响不大。
    
    香港明报记者问:十八大后中国真的会启动政改吗?我说:中国目前确实出现了某种经济、政治危机,我相信十大后一定会进行政治改革,当然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超越既得利益的胸怀。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问:中国十八大领导人可能多是社会科学、法律出身的,有什么意义?我说:从工程师治国到社会科学、法律专家治国代表了治国理念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即从政府热衷于重大工程、GDP向官员致力于改善社会、法律环境转变。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广东省委率先表态支持中央对于薄熙来的处理,是否有特殊意义?我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汪洋是改革派代表,广东省委率先表态反映了他们一贯的态度:进一步深化改革,拒绝文革,拒绝极左。
    
    南华早报记者问: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随机调查,被采访对象说真话,这在央视历史上是个突破?我说:央视过去给人的感觉是严肃、呆板、官本位、以报道领导人为中心、远离群众,假话多,看的人很少,现在确实需要改革。有的栏目勇于突破,进行节目内容和形式创新,值得称赞。
    
    美国记者问中国即将出台国土规划纲要,能否很好地执行?执行不好的责任在中央还是地方?我说:中国的人治、官治大于法治,领导人的讲话的效力大于政府文件,文件的效力大于法律,法律的效力大于宪法,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央的责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现这种问题是地方的责任。所以,中央、地方都有责任。
    
    美国记者、英国卫报记者问中国政府是否真的要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我答:我在2003年首次对劳教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并且致信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开启了十年来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先河。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劳教制度的危害,相信中央有决心改革它,因为如果不改革,政府以违法的方式处罚公民,行政领导、公安局长可以随意抓人关个三年四年,不但损害了法治,也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破坏了社会正义、危害了社会稳定。
    
    南华早报记者问:贺国强指出查办了薄等大案要案,意味着什么?我说:表明中央政府在反腐败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薄不仅曾经是政治局委员,而且他是太子党,关系盘根错节。查处并法办他,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南华早报记者问胡温习联手处理薄的意义,我说:一、将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薄实际上代表了极左、民粹、法西斯势力,而胡温习的家庭和个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二、将为下一代领导人创造良好的开局环境。三、维护了团结,绝不允许挑战中央的权威。四、维护了法治,治国不能再靠毛、薄的“无法无天”。
    
    检察日报记者问该如何看贪官再就业?我说:应当杜绝贪官再次进入公务员系列,有道德和法律污点的人永远不得从政!应当规定贪官出来后五年内不得在原来主管的行业领域就业,同时对于公民哪怕是贪官出狱后的生活应当给予最基本的国民社会保障。
    
    美国记者问为什么薄的问题从他当大连市长到辽宁省长到商务部长到重庆市委书记历经这么多年才被查处?我说:带病提拔、问题官员大有人在,在有些地方清官首先被淘汰。权力不受有效制约、新闻监督沦为痛打死老虎、不允许事前监督报道、民众的举报不起作用、网络举报一般都会被删帖,都造成越贪越升、越坏越升的状况。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德国镜报、香港南华早报、香港经济日报、意大利安莎社问怎样评价对于薄的处理?我说:一、表明中央的团结一致。二、表明中央依法办事的决心。三、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个利好消息。四、对于极左、文革势力是个沉重打击。
    
    美国记者问两节前,送礼的队伍车水马龙说明了什么?我说说明一、中国是人情社会,二、中国实行潜规则,官帽子在上级官员手中,三、没有限制送礼的法律,而发达国家都制定法律规定官员接受礼品超过几十美元就算受贿。
    
    美国记者问对于中国经济下行的看法,我说:权力经济、政府投资、国有主导的经济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可能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的目标,未来必须通过进一步改革以破除特权、垄断,缩小贫富差距,激活民间投资,提高民众收入与消费能力,才能促使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问三代领导人的特点会如何?我说:第三代领导人着力于改革,第四代领导人着力于民生,第五代领导人应当通过政治改革、改善民权实现从根本上改善民生的目的。民众的贫困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利的贫困。
    
    半岛电视问陈光标做慈善经常是非不断,如何评价?我说:慈善行为应当肯定,但是慈善应当低调,不应炒作、作秀。目前中国慈善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再慈善炒作、作秀更使得人们对于慈善没有好评价,认为只不过是沽名钓誉,为了个人出风头。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我说:一、中国社会变化太快。二、更主要的是中国的法治不完善,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所以一些企业家跑路或者向国外转移财富,甚至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比如重庆黑打、秘密拘押。
    
    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十八大后的政治改革走向,我说:会推动法治、宪政,维护宪法权威。又问未来领导人的风格,我说:会比较宽容、厚道。又问会暴力维稳吗?我说:暴力维稳只会走向反面,越维稳越不稳。
    
    香港商业电台记者采访中日钓岛争端对于经济的影响,我说:现代文明的原则是政治与经济分开,所以最好不要大打贸易战、相互制裁。中日互为第一大、第三大贸易伙伴,经济战日本损失更大,但是中国的损失也不小。政治、领土纠纷就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吧。
    
    南部德国日报记者问富士康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企业仍然大受欢迎?我说:一是干部政绩制度只重视GDP、引进外资,而不重视民生。二是缺少对于官员的选举和监督制度。三是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四、中国目前还处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常忽视劳动者权利的低级发展阶段。
    
    环球时报记者问是否应当对保钓游行打砸抢的受害者予以国家赔偿,我说:如果地方公安对于打砸抢没有履行职责,那么应当赔偿;如果履行了职责,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地方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而非赔偿。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记者问中国近十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说:下岗工人、农民的民生获得了很大的改善。又问:怎样评价科学发展观?我答:只有民主发展,才能科学发展;只有民主财政、公开财政,才是科学财政。官本位、领导干部一个人拍脑袋决策,只能导致产能过剩、大量浪费,不可能科学发展。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德新社、纽约时报记者请我评论王立军案,我说:对于王立军的判决总体上是合乎法律的、基本公正的。王立军有罪,同时他揭开了重庆模式的盖子——利用老百姓仇官仇富心态,唱红打黑,非法抓捕众多企业家,这种局部的文革表面上有利于老百姓,但是实际上无法无天的做法的最终受害者是普通民众。
    
    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问:在中国为什么官员子弟的事故会极大地影响官员的仕途甚至官场政治?我说:因为第一、中国形成了权贵阶层而且社会阶层已经固化,官员要维护他们儿孙的既得利益。自然老百姓也反响强烈。第二、在中国有些地方,公权力已经私有化,为私人利益服务。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记者采访我关于王立军被判刑,我说:对王立军判处15年徒刑是合乎法律的、公正的、合适的,一、王立军犯有严重的罪行。二、王立军案件暴露了极左势力、重庆模式的真面目,可能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对他减轻处罚。
    
    中国商报记者问: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怎么看?我说:政府收入减少可能是好事,在GDP中政府收入太高了,企业、个人获得的太少了。当然政府收入减少也可能是由于整个宏观经济滑坡、实体经济不景气,政府收入少了,企业、个人所得也少了。只有刺激民间投资、激活民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经济。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问十八大,我说:应当按期召开;及时公开信息。
    
    香港明报记者问:温家宝又提政改是什么涵义?我说:一、表明他的政治改革努力没有达到目标。二、表明他对新的领导人寄予了政改的期望。
    
    韩国KBS电视采访未来领导人的风格,我说他赞扬刘邦、刘秀、刘备、宋江,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厚德载物”,正是其心胸、志趣的表现,他正是或者至少决心做——厚道、有包容力、能团结人、善于用人的领导人。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问如何加强中国奶制品安全?我说:一靠改变官僚体制,改变监管者不作为的状况,让监管者接受民主监督。二靠改变散养、小农状况。三靠加大处罚力度。
    
    英国记者问:中国城市居住人口已经超过51%,是否对于未来领导人是个挑战?我说:城市人口超过50%,表明中国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比较容易管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业社会分工复杂,城市犯罪严重,更难管理,这对于未来中国领导人的确是个挑战。
    
    美国记者问:中日准备庆祝建交40周年,是否保钓要适可而止?我说:钓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中日作为邻居应当和平相处。二战后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与中共作战,没有接管冲绳和钓岛,中日建交也没有提及钓岛,现在难以一下子解决。
    
    美国记者问:中国出去的留学生世界第一,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留学,如何吸引他们回国?我说:中国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还是填鸭教育,死记硬背,题海战术,能得奥赛冠军,但是缺少创造性,到西方去留学是学生的很好的选择。改善国内法治环境、创业环境,走向法治、规则,改变复杂的人际关系,减少潜规则,自然他们就会回国了。
    
    英国卫报GUARDIANS记者问钓岛前景,我说:钓岛原本属于中国,可惜二战后蒋介石忙于内战,放弃了琉球群岛,漠视钓岛主权,1949年后也长期忽视钓岛,中日建交也没有提钓岛问题,现在想拿回来很难。只能搁置争议或者相互妥协,各得一半。
    
    国内记者问为什么村委会在征地等事务上经常与村民相对抗?我说:主要是村民自治没有得到有效地落实,或者因为村书记、家族势力、黑社会凌驾在村民自治之上或者控制了村民选举。解决的办法:合并村,组成大村,或者在乡镇一级选举,能够克服家族势力的影响。乡镇政府不能是赢利型政府,操纵村委会与民争利。还要解决村官及县镇领导的腐败问题。
    
    VOA采访关于小学校长是否该给小学生灌输仇日思想,我说:一、日本民族应当深刻反省检讨,赔罪道歉。二、中国文化是冤冤相报、杀人者死、世代复仇、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的文化,加上现代又灌输阶级斗争、杀死敌人的思想,所以,仇恨渐渐成为中国人的基因血液。三、中国人不能理解基督教文化提倡的宽容:某中国留学生射杀了大学校长,校长夫人却给杀人犯的父母去信希望他们不要难过。西方人也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教唆未成年人刘胡兰、潘冬子去杀人?唉,中国几千年专制,怎么可能培养宽容文化?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意大利记者采访我关于王立军的庭审,我说:王立军犯有徇私枉法、叛国罪,应当依法惩治,但同时考虑到他揭开了极左做法的盖子,举报了他人的犯罪,导致毛左文革做法的重大挫折,使得中国人从高层到百姓都认识到毛左文革是一条死路,因此他立了功,救了中国,应当轻判。
    
    欧盟驻华代表团官员问中国的经济与法治前景,我说:目前的权力经济无法维持下去,必须政治改革;我相信未来中国领导人会更加重视法治,会把废除劳教制度作为迈向法治国家的第一步。劳教制度是否废除,是人治国家与法治国家的分水岭。
    
    美国记者问深圳发生打砸抢,怎么看?我说:中国要进行民主训练、公民教育。
    
    香港东方日报采访问深圳等地出现打砸抢事件,如何评论?我说:理性、和平表达爱国热情的需要保护,但是打砸抢、趁火打劫者不是爱国者,而是法西斯分子,应当依法惩治!义和团式的爱国使得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中国需要的是爱民主义、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问反日游行,我说:中国不能乱,中国必须建立现代国家制度才能避免类似于钓岛主权问题的发生。当年二战后美国说大陆政权如果仍然在国民党手中,就把钓鱼岛还给中国,否则不还。兄弟阋于墙,外人占便宜。如果中国不能避免王朝循环,未来新的政治力量为了争取国外的支持,往往会以牺牲领土作为代价,比如毛为争取苏联支持,承认外蒙古独立;孙中山为争取日本支持,曾经答应出卖东北。如果中国未来仍然发生暴力革命,新的政治力量会以放弃钓鱼岛、台湾来争取国外的支持。
    
    中国日报记者问钓鱼岛问题,我说:爱国主义可以理解,应当发扬,尽管爱国主义往往成为政治流氓的庇护所。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从来是中国闭关锁国、阻碍改革开放的主要元凶。
    
    美国记者、香港明报记者分别问:国内许多城市保DIAO游行出现打砸抢行为,如何评论,我说:一、民众保DIAO爱国热情值得肯定。二、要警惕爱国主义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三、中国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应当依法惩治打砸抢行为。四、中国民众要么是顺民要么是暴民,少有公民,缺少公民训练,特别要防止非理性行为。
    
    香港经济日报记者问中国经济的挑战,我说:中国经济的症结在政治。中国经济是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物。只有改变权力经济,遏制特权利益集团,中国经济转型才能成功。
    
    香港NOW电视记者采访户籍改革,我说:目前中国正是户籍改革的最佳时机。经济滑坡需要城市化提速,加快城市化需要户籍改革。
    
    荷兰记者问未来中国走向,我说:我认为未来领导人会推动宪政与法治。习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受到各方的支持,是个强势的领导人,对于中国的稳定、发展有利。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问十八大以后领导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哪些?我说最主要是解决特权利益集团,它导致国家分利化、腐败、两极分化、与人民离心离德。未来领导人可能会进行政治改革,特别是力行法治,遏制国进民退、官进民退。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记者问:为什么中国喜欢控制信息、听任谣言扩散?我说:一是传统的神秘政治的思维没有改变,二是程序政治、规则政治、公开政治的现代国家制度没有确立。越控制信息,对于政府越不利,越难受到民众的信赖。具有现代意识的领导人应当善于利用信息传播,树立起自己开明文明的新形象。
    
    华尔街日报记者问十八大,我说:十八大应当会及时召开,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耽搁它。重大的事情其实早就达成一致了。
    
    英国每日电讯记者、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我说:传统政治是神秘政治,统治者有如教皇一般神秘莫测,而现代政治是公开政治,公开使得民众信赖。中国必须从传统政治向文明政治转型,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必须时时、处处想着促进中国走向文明政治。
    
    德新社记者问中央再次强调加强社会管理,如何评价?我说:加强社会管理不是牺牲公平正义而维稳,一味维稳只能恶化社会生态、激化社会矛盾,应当是实现公平正义,其方向是善治,是治理转型:从统治、管制转向治理、善治,以多方参与、平等协商、和平对话、互赢共治、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
    
    针对美国记者的热点提问,我说:人人都吃五谷杂粮,都会生病,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政府部门应当学会信息传播、危机管理之道,及时通报情况,让谣言止于公开,致力于打造阳光政府。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领导人个人信息公开的问题,我说:政府有义务向全国人民、国内外媒体及时公开领导人的信息,建立透明政府、公开性政府,这样才能避免谣言满天飞。谣言止于公开。
    
    南华早报记者采访,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可能任重庆市委书记?我说:姜异康具有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丰富的经验,有可能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也需要具有坐镇一方经验的人到重庆,而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应当有实力高升。
    
    中国产业报记者问海洋经济,我说:中国自古是大陆型国家,古代统治者甚至实行海禁政策,他们都不太重视海洋经济,直到现在海洋经济产值也只占GDP很小的比重。现在中国才开始重视海洋权益。但是西方列强早已瓜分了海洋,中国有点为时已晚。
    
    香港卫视主持人称:“据有关人士透露,确认‘表哥’杨达才因贪腐问题已经被双规,家人已经被监视居住。仅在杨达才某‘仓库’住处搜出现金800多万,搜出文物价值最低评估价值可能达7000万以上。最终查实杨达才手表23只,市场价值可能超百万;已经查实的是杨达才‘煤矿安全评价’技术协助费、煤矿办理手续费等达2000万以上。”
    
    华商晨报记者问:8月份CPI指数反弹PPI指数下降,怎么看?我说:一、说明实体经济不景气,经济转型遇到极大地困难,大量企业倒闭,中国经济到了近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二、说明前一些年大量发行钞票,十年来广义货币增加了六七倍,高达92万亿,潜在的高通胀伺机以待,只是目前的产能过剩,才压低了价格。
    
    今天《人才》杂志记者采访个人经历,我说:我是最早的农民工、打工子弟,做过农民,在城里扫过公共厕所,所以我关注弱势群体。民营企业家面对公权力,有时也是弱势群体。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我曾经作为主嘉宾谈企业家跑路,我认为跑路或者把财产转移出境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法治环境不佳,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民营企业家也是弱势群体。
    
    今天美国记者问中国经济前景,我说:权力经济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搞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力经济,主要资源、生产要素如资本(金融)、土地都是政府严厉控制的。权力经济还造成国进民退、严重腐败、两极分化。除非政治改革,否则不可能解决权力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政治。依靠政府投资、政府配置资源,必然导致经济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失败。
    
    香港记者问:最近又有金华市副市长因为腐败疑被双规,为什么腐败倒台的多是副职?胡星斗:一种可能是正职的道德修养确实更高,另一种可能是正职的上面的关系往往更硬,在政坛斗争中副职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在中国一些地方,反腐败往往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问:中国青年报与环球时报的文章互掐,怎么看?我说: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媒体有左有右,观点各异,并不奇怪;只是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公民社会,媒体具有责任引导国民既要有民族自尊心又要融入世界、既要倡导中国价值也要提倡普世价值。
    
    墨西哥报纸记者问:为什么目前中国官员的性丑闻越来越多?我说:因为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一切资源围绕着权力和官员,而官员又缺少监督,自然,金钱、美女都收归官员啰。而且现代反腐败制度的三个支柱——新闻监督、财产公开、权力制约,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官员当然就可以放纵了。
    
    华盛顿邮报记者问:从微笑帝、名表门反映了什么?我答:一、网络反腐具有中国特色。也说明反腐败的主渠道:新闻自由、财产公开、权力制约在中国还不能发挥作用。二、网络反腐只是偶尔有效,周久耕、杨达才只是个别的倒霉蛋,99。9%的贪官都安然无恙。中国没有建立起现代反腐败制度。未来领导人应当会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合法性尽失。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问:废除劳教制度是否正当其时?我答:一、劳教制度是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必须废除。二、领导人一直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我预言未来领导人更会把建立法治国家作为头等大事,所以废除劳教势所必然。三、劳教成为维稳甚至打击报复的工具走到了反面,应当以行为矫治制度取代。四、劳教违反宪法、刑法、立法法,以违法的方式对付轻微违法甚至无辜的民众损害了执政的合法性。五、行为矫治应合法、由法院作出、有监督、有司法救济手段,应属于轻刑,介于治安处罚与刑罚之间,处罚期限应在六个月以下。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怎样评论目前中国的崇尚儒家运动,我答:一、道德堕落、价值真空、马列衰微,才有传统复兴运动。二、儒家及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人治、官治理论,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制度治国迥然异趣。三、儒家虽然是贵族思想、统治者的思想,但是其中也包含了仁义、和谐等普世价值,可以运用于建立新中华文明。四、要警惕官方推广孔子学院中的腐败与政绩行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最主要是其优良的制度、法治和人权状况,而非依靠花几百亿进行宣传来取得。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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