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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最牛班级往事:李源潮总抢买单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1月21日 转载)
    来源:南都周刊
    
       大陆媒体《南都周刊》20日一篇文章描述了被称为“史上最牛班级”的复旦82届数学系的学生所追忆的大学生活,很多同学回忆起来都对当时的同学李源潮感觉很好,比如他主动选了寝室里最不好的位置,在外吃饭总是抢着买单等等。

    
      10月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应志良又回国了,此次他特地来探亲。这是他四个月内第二次回国了。四个月前,他曾经回到复旦大学,参加母校78级数学系毕业三十周年聚会。
    
      高考恢复后,最初两批复旦数学系学生相继在1982年1月和6月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而后选择出国、读研或创业。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也有部分或在商界立足,或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也因此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
    
      1977年8月,学校里的老师通知应志良,国家恢复高考了,为了同学复习,许多课余活动都解散。在应志良曾就读的上海市龙山中学,物理和生物分别被称为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老师上课也多用上海话教学。应志良至今记得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仍是上海话版的。
    
      当时在毕业班就读的应志良,正好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复习参加高考,但在当年的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他取得了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并获奖。“竞赛题目从来没看到过,当时也不知道可以通过竞赛进大学。”应志良说。
    
      最终,全国决赛有57人获奖,其中25人来自上海。在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动员下,这25人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复旦大学。“我当时想过去北大,后来苏先生说去复旦,就去了复旦数学,只要有大学上就很好了。”就这样,他成了复旦大学78级数学系的一名新生。
    
      比应志良早半年入学的77级学生吴宗敏,上大学前在上海无线电八厂当工人,在机修车间维修空调、冰箱等。听闻高考恢复,吴宗敏产生了报考的念头。
    
      当时大型国有工厂,特别是电子行业的工人,是社会上最好的工作,稳定且待遇不低于“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吴的同学家长劝他放弃高考,保住一份“铁饭碗”,避免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
    
      可吴宗敏还是觉得,这是人生中一件应该做的事情。“文革”开始时,吴宗敏还在上小学三年级,并无高中教材和练习资料。为了准备高考,他和同学只好向“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借,将资料抄下来复习。
    
      填报志愿前,吴宗敏只听说大学里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新闻等专业,也不清楚自己想读什么。当时徐迟关于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很受追捧,他又向技校里一位复旦物理系毕业的老师咨询了一下,最后将前两个志愿分别填上了复旦和上海交大的数学、物理专业。当时规定上海学生必须要填一所外地院校,吴宗敏便将北大的数学与物理填在了第三志愿。在上海无线电八厂,那年一共有4名学生考取大学。去复旦数学系报到的当天,厂里工人将大红喜报贴到吴家门口,给吴宗敏戴上大红花,一路敲锣打鼓送到了复旦。
    
      吴宗敏是第三个来到宿舍的,在他之前来的是李源潮。在复旦大学校友网上的一篇访谈录中,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曾回忆道,尽管 1968年就参加工作,但十年来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因此当高考恢复,他便瞒着父母和同事报了名。当时,李源潮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数学教师,高考当天,他上午请假去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
    
      他只想要学好数学,毕业后继续当教师。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77级、78级学生的年龄情况十分复杂,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考生、应届高中生,甚至有跳级的学生,年龄差距可达15-20岁。但无论长幼,在十年的知识匮乏后,“希望上大学,并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是热爱学习的。”吴宗敏说。
    
      1980年代的复旦自修室和图书馆座位也很紧张,学生经常要去抢位子,实在不行,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入学时,寝室10点半熄灯,大家都觉得熄灯太早了。作为学生代表,李源潮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协商,最终将熄灯延迟半小时。寝室熄灯以后,数学系的同学都到走廊上背英文,甚至自备手电筒学习。
    
      在学习上,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接受采访时,现在仍在复旦数学系工作的78级学生邱维元对一次考试印象深刻:“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我只考了78分,已经是班上最后几名了。那时候考不满80分就认为考得非常差了,不好意思了很长时间。”这也是他大学学习过程中,唯一拿到的一个低于80分的成绩。
    
      据吴宗敏回忆,“当时学生面对的功利诱惑比现在少,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数学”。当时学校老师曾说,1949年之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
    
      当时的复旦数学系只有苏步青和谷超豪两名教授,现移居美国的中科院院士夏道行,那时在复旦也只是副教授,其余给学生上课的都是讲师。对于吴宗敏和李源潮这批学生而言,印象最深的还有当时的班主任孙芳烈老师和指导员杨浣明。
    
      在接手77、78级学生时,孙芳烈已经快40岁了,还有两个孩子,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这批学生,孙把小孩全托,随时随地和学生在一起,没事就来寝室聊天。在他的辅导下,吴宗敏所在班级在数学分析的考试中,14人获得满分,这件事甚至得到了苏步青校长的关注。
    
      在本科阶段,吴宗敏认为,他的成绩并不算班级里最好的。他偶尔会去询问班主任及指导员,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怎么样,班主任及指导员都告诉他:“你当然是最好的。”当时吴宗敏听了很高兴,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会使得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吴宗敏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本科毕业后,出于对学习热爱,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在那份报名表的一个角落里,有一行小字写着:是否愿意作为出国留学代培生。开始吴宗敏没有填,他觉得出国是最优秀的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就在排队交表的时候,他和同学互相翻看彼此的报名表,有同学对他说,有人成绩不如你,他都填了。就这样,在交表前两分钟,吴在表上画了一个勾。
    
      通过研究生考试后,吴宗敏本想留在复旦数学系读研,没有想到学校通知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那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签订的交流协议内容,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确定了。
    
      吴宗敏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了导师Schaback的研究方向——计算数学。一向不喜欢计算的吴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当谷超豪先生在德国访问时,吴宗敏恳请谷老是否可以通过关系帮助换一下专业;谷老却认为,既然已经签好了协议,再换导师是对导师的不尊重。
    
      吴宗敏后来也想通了:“就像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好比一颗种子,把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在1982年,复旦数学系一共派出了6名学生,分赴美、德、法留学。
    
      出国前,吴的母亲哭了出来,觉得儿子一走,天涯海角就好像是永别。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出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是福是祸都不知道,”吴宗敏说,“当时觉得,留学就是去读书,毕业了就该回来。”
    
      在工作分配制的时代,摆在留学归来的吴宗敏面前的,是五六个高校的聘书。他最终回到了复旦,因为在读博阶段,复旦的老师们在与他的日常联络中,都希望他能回来任教。在吴宗敏看来,上大学、读研、留学、再回国,这是很平常的一条路。
    
      与吴宗敏报名考研不同,在度过了“最幸福的本科四年”后,应志良突然接到通知,说系里面要找他谈谈。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次谈话会将自己送出了国门。“当时根本没想过出国,只知道留学回来的人都是很优秀的。” 应志良说。
    
      在那个年代,对于当时毕业生月收入不足50元的学生而言,25美元的托福考试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好在当时的出国留学手续常不齐全,语言考试也不是必须的,谷超豪先生为应志良写了推荐信,最终,应志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离开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上海,在哥伦比亚的宿舍里,应志良和同学第一次见到了家用冰箱。开始时,他们分不清冷冻和冷藏的区别,把牛奶放进了冷冻室。不过既然是“从落后地方到了发达地方”,应志良很快就适应了纽约的生活。
    
      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应志良赴伊利诺伊大学任教。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应志良觉得自己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计划,他用了“随机游动”这个统计学术语来形容他的经历。
    
      就在吴宗敏等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李源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师的身份留在了复旦。入学前就是党员的他,很快就成为了班级团支书,而后又是数学系的团总支书。“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李源潮在访谈录中说。
    
      在今年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上,李源潮携妻儿一同出席,77级同学还按照30年前毕业照时的位置,拍了聚会的合影。毕业时,李源潮站在了第二排最右边;现在,尽管摄影师请他站到中间,他也没有同意。“这是大家商量好的。”吴宗敏说。
    
      吴宗敏还记得,入学时,他和李源潮分别选了寝室里靠窗的两个下铺,到了大二,李源潮主动提出与靠门口的上下铺同学换一下,由此李和吴成了上下铺,“李源潮睡上铺,他选了寝室里最不好的位置。”那时每次一起在外吃饭,吴宗敏总是会帮大家到窗口拿菜,李源潮则总是抢着买单。
    
      在李源潮调任复旦团委副书记时,他的78级同学潘皓波接任了系里的团总支书记。在做学生工作的过程中,潘皓波读了很多报纸和文件,认为自己“和经济体制改革走得近一点”。他当时认为:改革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为了参加到改革中来,他创办了勤工助学,与11家单位联系了132个勤工助学的岗位,而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复旦学生咨询科技开发中心。
    
      当时,潘皓波还是一心想做研究。从复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他考入复旦信息管理专业读研。在一边读书一边任教的过程中,他意识到信息管理方面的教师缺乏实践,他便离开学校进入上海中旅集团积累经验。起初,他还抱着做几年就回学校的想法,却没有想到,在那里一干就是10多年,并自行研发了一套旅行社管理软件。为了让软件在全国范围推广,2001年潘皓波下海经商,并创立了现在的金棕榈集团。
    
      在82届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后来都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进入华尔街,潘皓波是其中一位。
    
      徐幼于最早发现警示次贷风险,而在美国金融界出名;陈振华在学生时代就帮老师同事修电脑,编代码对他来说很容易,因此后来创办了Cybercon公司,为IBM、Apple等公司产品提供技术支持。
    
      凭借着学生时代和同学建立的广泛联系,在老同学的协助下,潘皓波张罗起了毕业三十年聚会。一轮又一轮的邀请发到了大多数同学手中,远在美国的范剑青也收到了这封邀请信。
    
      出生于福建莆田县一个农民家庭的范剑青,在中学里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当时被称为“臭老九”的好老师。受他们影响,只有15岁的范剑青在恢复高考次年就考入复旦78级数学系,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在职攻读硕博。
    
      1985年前后,大陆学生出国留学渐成趋势,国外大学也逐步向中国开放了个人自由申请。“年纪小,周围人的影响就大。”范剑青称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申请到了留学的机会。
    
      在当时,申请一所学校的邮寄费和申请费相当于范剑青月工资的一半,了解国外大学也必须到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为了节省成本,他找出一份统计学专业的大学排名,只申请了排名最靠前的四五所大学。最终,他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在伯克利,范剑青遇到了两位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导师,在统计界,能获此殊荣的至今也只有四位。“其中年长一些的那位导师比较传统,年轻的那位导师想法特别多,他对科学的理解对我影响特别大,”范剑青说,“有时我把我的演算结果拿给老师看,但他说不用看,我知道中国人做数学可能比我都好,我就跟你去喝咖啡,聊聊数学,教你怎么做有创意的研究,探讨什么是知识创新。”
    
      博士毕业前夕,范剑青找到了一份在美国担任教职的工作,就留在了美国。这之后,他虽然一直都有着回国的想法,但机会却越来越少。
    
      如今范剑青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系的终身教授,并获有被誉为“统计学届的诺贝尔奖”的“考普斯总统奖”。在他之后,他的同学孟晓犂也曾获得过这一奖项。
    
      在复旦数学系完成本硕学习后,孟晓犂留学哈佛,成为哈佛统计系第一个复旦学生。初到哈佛的第一周,他选修了Rubin教授关于人口普查统计方法的应用课程。当时他很不理解:统计人口有这么难吗?在课上到一半时,他忍不住举手提问:“Rubin教授,在中国大陆,人口普查很容易,清点人数就行了。”Rubin教授愣了一会儿说:“晓犂是非常天真的(Innocent)。”多亏当时一个在场的台湾教授为他解了围:“我知道晓犂的意思。我们台湾也很容易,我们有宵禁。”
    
      孟晓犂最终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在他任哈佛统计系系主任期间,统计学系成为哈佛最具跨学科特点的系科之一。几个月前,他又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研究生院院长。
    
      在美国,那些曾经的同学逢年过节都要聚会。2009年,现任斯坦福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的复旦数学系82级毕业生陆盈从美国西海岸飞抵普林斯顿大学,借着儿子即将到范剑青的实验室里实习的由头,他想与六位昔日同窗热闹一下。
    
      闲聊中,陆盈提及范剑青、孟晓犂接受加州某中文台的采访并上了电视,大家便找出视频来看。一位参加聚会的同学在博客中写道:“当孟晓犂出现在镜头里的一霎那,吃惊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这头发也掉得太快一点了吧?”当时在场的范剑青说,电视台采访当天本来还要回答观众提问,但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这位同学打趣说:“如果早点通知我们,怎么也会准备些刁钻问题来捧场,比如说问问孟晓犂,学问和头发的数量之间有什么统计关系等等。”
    
      昔日同窗如今各为人父母,范剑青的女儿Mary已经从普林斯顿毕业了。和很多美国学生一样,Mary也出去打过工。她的父亲虽已在海外生活多年,却还是和很多中国家长一样,对年轻人的课外生活不够理解:“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读书,你却把读书的时间拿来打工,算算时价多亏啊!”但实际上,范剑青自己也有些矛盾:“其实我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学校,挺遗憾的,年轻人应该出去看看。”
    
      毕业三十年之际,77级和78级四百余名同学先后回到复旦,此时曾经的同学已在各行各业立足。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中组部、科技部等国家机构任职者约有十余人,创办或加入各类公司工作的有50余人,从事国内外科研教学工作的约有45人。应志良说,每次回国,他都“一定要回复旦,看看老师和同学”。范剑青虽参加了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却错过了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他也因此自嘲:“我已经不了解中国文化了,不知道开幕式才是最重要的。”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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