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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一个构陷.毁灭一个家族,一件冤案.摧残一代精英--我为俞梅荪先生鸣不平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9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2年10月19日讯)题记:同情、良知、气愤,对于这个一党专制下的国家毫无任何作用。这个国家像部绞肉机,只管把人绞碎切片,从不去修复或倾听受害者的哭声。整人害人有的是打手和帮凶,在纠错改错上却没有人拍板与勇担责任。整人害人可以立功受奖,晋升发财,纠错改错却要承担风险,自私自利的中共官员绝不会做此种赔本生意。所以当今冤案如山,积重难返。
    
    我和俞梅荪先生相识于1993年,当时我在人民日报社所主管的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下“中华国产精品推展会”任秘书长,俞梅荪先生是国务院秘书局的秘书,后又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的大秘,专事立法工作,还参予中共14大文件起草的秘书班子,是个正在上升的俊秀,据说即将调赴海南省任司法厅副厅长 。
    
    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力量主要来自于民间,任何一个团体和协会都可以登台亮相,都可以付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从不受“国保”干预。那时既无“维稳”,也无“监控”一说,自由自在大干特干,人欢马叫,一片大好的欣欣向荣态势。
    
    我们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科技兴邦,质量兴国”的工作目标,与“四科一府”(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科技人才交流洽谈会暨科技精品展销会”,并向中共建言:把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那天,定为“科技人才节”。为了造势,通过朋友关系找到综合秘书组组长兼党小组组长的俞梅荪,请时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先生为大会题字,不想竟然题写了下来。这个大会办得很成功,科技精品展销会的所在地—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成了当年“两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青报语)。近五百位人大代表,同意把每年的3月18日定为“科技节”。后因“3.18”是历史上的惨案日,未获全国人大通过。
    
    此后不久即和他失去联系,多方打听均无果。直到1998年我才接到他电话,立即赶到他住处去看望他,方知他为“泄密”一事蒙冤居狱整整三年。当时他母亲还健在,谈及往事才得知他爷爷是俞颂华,1920年是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两报特派记者,他和随行译员瞿秋白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茨基等,传播马列主义;后任上海《申报》总主笔,1937年4月,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发表长篇报导;经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员提供帮助,秘护家中,曾上了国民党暗杀黑名单。近年,他们在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的旧居,被上海市政府列为“新闻界前辈俞颂华故居”,有不少青少年参观景仰。
    
    父亲俞彪文,1949年拒随国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讬局赴台,参加开国大典,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任办公厅副主任,得财政部长李先念好评,1957年因对保险工作提出改进意见而被划成右派分子,被批被斗愤而从四搂下跳当街而迫死,他和弟在上海由祖母抚养。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财政部副部长江东平到上海俞家探望,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派人到俞家慰问。
    
    他1969年在上海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1976年到北京顶替退休的母亲而当工人,上电大;1979年加入中共,上夜大;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一路飙升、前途无量。因他是上海人,与上海《文汇报》常有联系。
    
    他说,他在狱中收听过我1995年在北京广播电台“青春热线”栏目,连续三夜的实况讲演,才知道我是蒙冤蹲过23年大牢的人。他十分感动,愿和我成为忘年之交。20年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对他蒙冤经过十分了解。
    
    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开幕在即,《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专程来京,欲知上级精神,以一宣传口径,经驻京办主任王捷南反复游说,求看《十四大征求意见稿》(绝密)。《文汇报》是党报,来人又是报社负责人,他给他们看了。此后,该报在相关报道数十篇文章中,取得成效,受到中央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事后,王捷南请求继续给予支持,保证不复印,不外传,当面看,没见他复印。
    
    想不到1994年1月,他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泄密罪”逮捕。事情起因是他保管的文件被王捷南等盗印,奇怪的是盗印文件的王捷南、唐增元两人,竟是指控证人。他的恩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江平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可是在看守所临时设立的法庭上,审判长宣读证人证言全是王捷南和唐增元提供的材料,法庭听信一面之词均予采信。
    
    江平辩护说:“俞梅荪在王捷南多次恳求下,为对党报工作给予支持,将文件给王参阅。王安排他人与俞谈话,借机躲开俞的视野,在另外房间将文件偷偷复印。后王捷南将部分文件泄露给他人,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查获,俞受牵连。证人证言和书证均有问题,根本站不住脚。”江平指出:“王捷南是《文汇报》驻京首席记者,党员副局级(王自述),多次采访党代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接触一些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政治上,王应是可靠的;给王看相关文件,使其业务上更早更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更好的完成宣传任务。”
    
    十分清楚的事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文汇报》驻京首席记者、党员副局级干部王捷南,为推卸责任构陷了不经事的俞梅荪先生。可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不知是受贿还是秉承谁的意志?强行判决俞梅荪三年有期徒刑。
    
    这份谎唐的《刑事裁定书》这样写道:“经查明,俞梅荪将3份绝密级、26份机密级、7份秘密级文件提供给《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捷南,并收受王以报社名义给的资料费。有书证、物证佐证,还有证人王捷南、唐增元等证言在案证实。”俞不服上诉,却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期徒刑三年。”
    
    客观公正地说,俞工作上有疏忽、有过失,当不至于犯罪。上海《文汇报》是上海中共主管的报纸,其地位相当于上海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地位,纵是泄密也是泄给共产党,并非国内外“敌对势力”,何罪有之?后来才知道,是《文汇报》将这些内部文件泄露给香港等海外媒体而案发,国家安全部门调查处理此案,作案当事人却成为诬陷和指控俞的证人,使他失去工作职务为《文汇报》顶罪。这公平吗?
    
    1997年他刑满回到上海,找到升任国内记者部主任的王捷南问:“据律师了解案情,你把文件给香港《文汇报》,被上海安全局查获?”王说:“没有给香港《文汇报》,而是交给报社党委保存。”将盗印的文件上交党委,这是诈骗和盗窃国家机密行为,不是王的个人行为,属于张启承为首的《文汇报》团伙作案。
    
    他再问:“你为什么不到我单位说明真相,要等我刑满出狱到上海找你?”王说:“领导说,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不让我与你联系。”气得他把王打倒在地。此后,原《文汇报》老领导郑心永先生出于良知和正义找张启承谈,张托郑转达对他的问候和歉意,责成前任驻京办主任温从实向我了解情况。温说:一定要还他公道。并索要案情资料。当他把《刑事判决书》和《王捷南自述案情》等送上。温传张启承的话给俞说:“你是北京法院判的,与《文汇报》无关,《文汇报》只接待北京的司法人员,不接待不见你。”郑心永找到报社二把手石俊生,石说了解案情,深表同情,但因是张启承的事,自己不便见俞和表态。郑心永找到唐增元。唐很紧张,拒绝透露任何情况。郑心永气愤地向俞说:“此案黑幕重重,两个主要作案人诈骗和盗印文件并告发,把你害入监狱,竟被提升调回上海,使你出狱找不到,看来他们是有预谋地设下陷阱,加害你。”
    
    同情、良知、气愤,对于这个一党专制下的国家毫无任何作用。这个国家像部绞肉机,只管把人绞碎切片,从不去修复或倾听受害者的哭声。整人害人有的是打手和帮凶,在纠错改错上却没有人拍板与勇担责任。整人害人可以立功受奖,晋升发财,纠错改错却要承担风险,自私自利的中共官员绝不会做此种赔本生意。所以当今冤案如山,积重难返。
    
    构陷此案的关键人物王捷南自述说:“俞梅荪每次要求我在一小时之内看完文件,他带走。我瞒着他请老党员唐增元复印,我每次都封好,交给报社党委保管。2500元(注:实为2000元)实际是还“债”给俞。俞为我们办事花了不少费用,超过2500元,他坚决不收。我们只好用其他形式,开出一些费用给他。恳请重新审理俞案。”该信寄往最高法院申诉庭,如石沉大海。
    
    这只是孤证,需要唐增元和报社党政单位提供证言,方可向法院提起申诉立案申请。王答应努力去做,并提出到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局为俞说明真相,一拖数年未做。
    
    1998年夏,国务院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林芬得知案情真相,深为震惊,要俞务必找《文汇报》党组织澄清事实,解决生存问题。1998年11月,俞到上海以国务院机关党委的名义,通过王捷南,郑重约见《文汇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石俊生(张启承的后任)。王捷南说约好石俊生来他家谈,却接连三次失约。王转告俞“石俊生正在积极向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交涉,一有进展,就来看你,一旦法院改判,《文汇报》将全数赔偿一切损失。”王希望俞保持低调,以达双赢。俞果真信以为真,竟然耐心等待数年。
    
    正如俗话所说“人走霉运喝凉水也碰牙”。俞梅荪被捕判刑,其弟受惊吓患上精神病入住上海精神病医院,一去滞留三年难归。,他曾到医院探视弟弟。这期间因房屋空着,无偿让知青朋友惠进德住了一年的。惠同情他的遭遇与他攀兄道弟,主动以代他监护弟弟为名,保管了他弟弟的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公房租赁凭证等证件,又以保留他和弟的永久居住权,要求把他家祖居42平米廉租公房的部分使用权私下托付给他照管。两周后惠冒他和弟弟名字签字退房,致使2001年出院的弟弟无家可归,滞留上海精神病医院12年,几度自杀被抢救。2008年案发,他维权上访和报案,不是遭拒就是被骗,皆因他特定身份,不是被骗便是遭恶人暗算。为了解决生计,他到一些单位求职,应试合格,均因“刑满释放”而被拒绝。这个一切讲政治的社会就是如此绝情绝。历经23年“贱民”生涯的我,十分了解其中凄苦炎凉。这个民族就是如此势利!
    
    2002年9月,他再致函《文汇报》总编辑吴振标:“冤案9年来,妻离子散,无职业无收入,无低保无医保,80岁母亲重病在家,弟又住医院,儿子的学费无着,每年拖欠物业费被以停水停电停气相逼。请贵报解决我的冤案和生存问题,并请求见。”数日后他到上海,王捷南约他到文新大厦,把吴总编在他信上批示:“请捷南同志告知小俞,我们正在积极与安全部门联系,一但有眉目,我即与他面谈。”要他回京耐心等待。在之后的一年多,王捷南不时地电话告知他案子的复查进展:
    
    ——石俊生担任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更便于向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领导继续交涉。石说:“这事不干,还干什么!”石的决心很大,一定要为你翻案。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已有专人与石俊生联系,要着手复查了。
    
    ——办案人员最近要到北京找你(俞)复查案情。
    
    ——邹传基(上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即将出任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局长,他答应上任即着手此案复查。
    
    他通过王捷南向《文汇报》领导提出:赔偿损失并解决生存问题,哪怕先每月发给500元生活费。王都表示要解决。2006年起,他每月寄来500元;2007年起,增至1000元。俞认为,是报社通过王给的,冤案终于有望解决了。
    
    2007和2008年,他两次到上海向文新报业集团《天天新报》社长兼总编的王捷南要求:
    
    1,催《文汇报》报社领导和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抓紧复查翻案;
    
    2,把我的人事关系转《文汇报》(或《天天新报》)解决就业和社保;
    
    3,送上我的《刑事判决书》和我家拖欠物业费被起诉的通知,作为复查和再就业的依据;
    
    4,为我弟的住房被长宁区政协委员私企老板惠敬德非法侵吞的维权上访给予帮助;
    
    5,补发我的工资等,共10项。
    
    王捷南答应努力落实,要他保持低调。
    
    2009年底,他电话询问进展。王捷南说,他患了禽流感,肺部纤维化,在重症病房。俞要去探视,石说有传染性,被隔离,拒绝告知在哪个医院。
    
    2010年夏,他追问,为何一年多未寄生活费?王捷南说,这是从自己每月工资中给的,现退休,治病,经济困难。俞索要其住址和身份证号码,以便日后和律师向他取证,被一口拒绝。
    
    2011年3月15日,他与王捷南通话,王说正在查脾。之后来短信:“我重病被困在隔离病房,与病情抗争,如能有好转,出去为你的事奔跑。希望你能理解和支持。我现在每天抖着手,写一页回忆这件事,万一治不好了,我也得把事情清楚地写下来。”3月16日,俞电告《文汇报》老干部办公室找石俊生。石回电得知是我而说:“你受苦了。你的问题应该由文新报业集团解决。”俞感动得流着泪说:现在弟弟也在受苦啊!
    
    2012年2月17日,俞到驻京办交涉,陆主任回说:“报社领导不了解情况,不会考虑翻案。”俞立即送上2002年吴总编在他的求见信上给王捷南的批示复印本。并说:“去年‘两会’我作为访民,被警方监控而陪我到驻京办。”陆说:“你被监控,我不能向上级建议解决你的退休问题,这是在害领导。”俞说:这都是你们害我我的,使我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犯”。服刑期间在重刑犯监狱,与无期徒刑和死缓刑者一起关押的“特管犯”,过去叫“政治犯”、“反革命罪”。刑满回家以来,全家被监控。陆主任说:“这与报社无关,我把王捷南找来,你与他打官司解决。”
    
    俞气得大骂:“要赶走一个乞丐,很容易,但我是被你们害成乞丐的啊!找了王捷南十几年,石总编和吴总编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我已被逼上梁山,只能拼了!”他举起桌上的玻璃器皿,使劲摔在地上,碎玻璃溅了一地,惊动隔壁两人冲进来。他怒吼道:“我把这里全砸了,要像杨佳那样与你们同归于尽。”陆被迫答应,向上级反映。
    
    同年7月13日和8月28日,他向陆介绍自2月份以来,在上海为弟弟维权上访,又被作案人惠进德和长宁区政协专业委员会主任徐新霞歧视和欺骗;5月,区政协把惠编造的谎言,作为《信访答复意见》。按程序向区政府信访办申请复查,致函求助区委书记卞百平,现已超过60日,无音讯(答复期限为30日),又惨遭加倍迫害。请你作为驻京办主任,向区信访办说明《文汇报》造成我的冤案,祸及弟弟的劫难,以免再受伤害。陆说自己权力有限,要经报社领导同意才行。他说,当初你驻京办团伙盗印文件并栽赃告发,使我一夜之间进了监狱,权力无限;但要讨回一点公道,却被常年敷衍、推诿、欺骗,惨遭更大劫难。陆主任说:“你上次给的吴总编的批示,经传真给吴总编辨认,不是他的笔迹。”
    
    俞和他的家人竟被这个“批示”骗了十年。冤案十九年。
    
    中国,伟大的新中国!你们为什么要再一再二的制造冤案,构陷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而制造构陷这些冤案后也明知错了,可就是不解决、不改正,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是神还是妖?难道真的要把俞氏一家三代逼成杨佳么?竟然没有一个当官的站出来主持正义,说说公道话?!
    
    俞梅荪先生说:他一直相信党,相信文汇报和文新报业集团的党政机构能秉持公正客观,公布张启承一伙当年为洗清《文汇报》罪责,诬陷并将我投入监狱的真相;更希望公检法主持公道,还我清白,减少社会对我的进一步伤害,而希望竟是如此渺茫。拖了十九年,还要荣多少十九年???中共中的极左势力,一个个利欲薰心,污良为盗,迫害善良,作恶到底,把成千上亿的人推向对立面以证明他们的“伟大、光荣、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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