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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规”在中国石化/韩钢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6月23日 来稿)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任凭谁怎么说,善良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会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和谐社会的今天”?会发生在中国石化(代号上海600028,香港00386)北京总部“自己家中”?蝙蝠在阳光下翩翩起舞。然而,残酷的事实就是这样不容置疑地发生了,发生在一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香港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国有控股的、国际化特大型能源垄断企业内部。
    而这一残酷的事实发生的起因,却只是为着中石化的原“统治者”、共和国建国以来国企最大的巨贪—陈同海的一句话。为着这一句话,中石化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监事会主席王作然和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监事会监事康宪章们像恶狗一样,披着“红色”的皮毛、摇着“反腐”的幡子,疯狂地扑向了“目标”。
     2005年1月12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一场腥风血雨式的冤狱在中国石化正式拉开了帏幕。在此之前,奉中国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旨意,中国石化监察局为制造这场冤狱进行了缜密的设计和布局。 (博讯 boxun.com)

    我—1969年赴东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1973年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化纤厂进入到石油化工行业工作、1984年调入中国石化总公司外事局(中石化国际事业公司)历任设备处处员、设备处副处长、处长、国际事业公司副经理——具有32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为祖国建设奉献了35年、在石油化工系统工作了近30年的中层干部。就从这一天起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所应有的所有民主权利,成了陈同海、王作然、康宪章这些疯狗的目标,成为了这场冤狱的受害者。
    就在这一天,我被王作然、康宪章叫去“谈话”,随后被带上头套押解到“中石化集中营”(因不知是什么地方,在哪里?只得姑且称这个神秘的地方为“中石化集中营”,据说,是在北京北部昌平附近),在那里被关押了100多天。
    在这腥风血雨的100多天里,在中国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的授意下,康宪章为了达到设计制造贪官的目的,不惜动用最卑劣的法西斯手段,令其部下对我进行污辱谩骂、体罚、精神摧残、逼诱骗供。他们安排四个人分两组轮番对我进行审讯,连续审讯长达13天14夜。他们不允许我休息、不允许我睡觉,命令我一动不动地连续罚站长达14天15夜。
    正是:“五木之下,何求不得”啊!他们把我折磨到精神恍惚、满眼幻觉、身心近乎崩溃、疑似患上拘禁性精神障碍症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我的“严重经济问题”骗诱我承认,形成口供后将我正式“双规”,并最终以涉嫌受贿的罪名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检察院经过12天的侦查后,根据《刑事诉讼法》对我实行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身为中国石化监察局局长的康宪章丧心病狂,认为他的“名誉”受到了损坏,中国石化监察局的“荣誉”受到了损坏,他要为他的所谓“荣誉”而战。
    他令部下张殿辉率近30多名他们所雇佣的保安,将我从北京市第二看守所直接带上头套蒙住眼睛,再次押回到“中石化集中营”,继续对我进行非法监禁关押近3个月。
    这期间,他们再次对我进行体罚、精神摧残、逼骗诱供。他们满口谎言、遍布假象,旨在彻底摧毁我的信念。当我忍无可忍、愤怒地向他们提出抗议,并要求见检察院的检察官时,他们害怕了,他们不敢给我安排,甚至连笔纸都不敢给我。害怕我写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和国公民的正义诉求,他们彻底剥夺了我的所有民主权利。
    他们一定要把我“制造”成一个贪官。为达此目的,他们相继提审了我在公司所分管业务处室的所有正副处长、部分处员,个别处室是全体人员一个不剩,(用他们的话说是找了国际事业公司1/3的人谈话)来挖掘我的违纪违法问题,但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之下,他们竟然把在一家荷兰公司工作的外企人员杨桦抓来,也关进“中石化集中营”,威迫他给我栽赃。之后,用杨桦的口供威逼诱骗我就范。
    应该承认我不是江姐、许云峰,更做不到张志新。在中国石化监察局的体罚、精神摧残以及逼骗诱供之下,我不得不“屈服”了,我活着从“中石化集中营”的“狗洞”里爬了出来。
    100多天后,我从一个16岁就参加革命工作,30多年来勤勤恳恳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祖国而辛劳奉献的中共党员变成了“贪官”。中石化监察局局长康宪章如愿了,他终于把“贪官”制造出来了,可以向陈同海报功了。具有“中国石化特色的反腐运动”又增加了一个“典型案例”,他的“顶子”上又多了一个“红点”。
    2005年5月20日,他们未经中石化工会组织的讨论,迫不及待地把我开除了公职;
    2005年6月15日,未经基层党组织的讨论、不许本人申辩,迫不及待地开除了我的党籍;
    2006年1月1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解除了对我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2006年7月3日,经人民监督员审查,报上级机关批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下达了撤销案件决定书。
    2006年8月起,我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党内申诉和法律诉讼。
    黄宗英在回忆“文革”中的赵丹时曾说,“读赵丹的‘违心交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甚至还不得不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在这样的交代的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只是一个委琐、屈辱、无奈的囚犯。在高压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画面,涂抹上丑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似乎也惟有如此,才能让实行专政者感到某种快感和满足。”
    但是,“文革”不仅仅发生在公元一九六六年!
    现根据记忆将这100天的亲身经历如实记录如下。
一、2005年1月12日——1月23日(所谓“谈话”阶段)

    1、组织“谈话”
    2005年1月12日上午,中国石化纪检组组长王作然、监察局局长康宪章找我“谈话”,地点:中国石化招待所。王说:“你犯有严重的经济问题,要如实向组织交待。我已经给了你两次机会,但你都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是,国际公司设备处刘存义等人因经济问题相继被监察局谈话之后;第二次是,康宪章带队去国际公司给设备处全体人员交待政策之后。这两次机会你都没抓住,没有及时找我谈话交代问题。现在是第三次机会,你要抓住,要‘竹筒倒豆子’,主动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争取有个好态度。陈总(陈同海)说了,‘你向党组负责,党组就向你负责’。”康阴笑着说:“你要坦白交待,态度不好随时升级。”所谓“谈话”进行了不到5分钟。当时,监察局二处副处长马祥等人在现场录像。
    随后,换成尹、姜二人审讯。先作了我的自然情况记录,问到家庭主要成员,主要社会关系。然后,审“严重经济问题”。
    我实事求是地说:“93年-96年4月作设备处长期间,确实存在处内留“小金库”问题,但没有私分过,只是为全处24-25人搞福利、娱乐、过生日,买办公用品,为处里接待客户租用过两辆黑牌照的旧汽车,发过一些过年过节费,为老职工、病号买过慰问品等。95-96年,国家对‘小金库’问题有了明确规定后,公司对‘帐外帐’、‘小金库’进行了清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2004年12月29日,我就‘小金库’问题向中石化党组成员、股份公司高级副总裁曹湘洪,作过专题书面报告并作了书面检讨。我个人从来没有收过别人的钱财,一分钱都没有。”
    他们说,如果只是“小金库”问题,党组没有必要决定找你谈话。我们不谈“小金库”问题,你要坦白交待96年任中石化国际事业公司副经理以来的严重经济问题。
    我坚持如实地说:“除了“小金库”问题,我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如果是96年任副经理以来的问题,我更是非常坦然,因为我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他们二人发火了,拍着桌子说:“你态度不好,你敢把你刚才说的写下来吗?”我如实将“只有小金库问题,没有其他任何经济问题,个人没有收过任何人一分钱”的话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们。这二人更加发火,大拍桌子喝道:“你态度不好,不老实,这是和组织对抗!”我说:“我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自己。”尹、姜说:“你不与组织配合,嘴上说的与实际不符。”我坚持说:“96年任国际事业公司副经理以来没有任何经济问题。”
    2、“谈话”升级
     晚饭后,二人突然上楼来说:“给你换个地方”。随后就让两个保安架着我跌跌撞撞地拉下楼,从惠新东街中石化招待所东面的小路上,把我连推带搡地扔进车里,然后像绑架似的给我戴上头套(头套是红裏黑面两层厚绒布做成的),我的眼前一黑,心里也“咯噔”一声黑了下来,突然间感到非常恐惧。这哪里像党内同志谈话,哪里像对待一个党的干部,哪里像对待一个石化内部的职工,哪里像对待一个共和国公民,简直就像是遇到了绑匪,遇到了黑社会组织。
    汽车走了约摸一个多小时后停下,我被拉下车,推进一间小屋,头套被摘掉。灯光昏暗,屋内有六七个保安,我被他们推推搡搡,脱鞋、搜身,然后让我坐在小板凳上。此时身上除去衣服外,手表、皮带、鞋、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搜走,脚上被换了双硬塑料拖鞋。
     从此后不知时间,全靠观察日月星辰,掐算时间度日。
    他们派了两组人员轮番谈话,跟班盯进。一组是尹、姜,一组是王家平、吴巍(办案人员的姓氏是他们自己说的,不知是真是假)。通常是一组下午2、3点钟来,谈到6、7点钟,另一组晚上9、10点钟来,谈到凌晨2、3点钟,然后上午9点多钟又换一组来谈。除去他们的吃饭时间,几乎可以说是“连续作战”。其它时间由他们雇佣的保安看管。
    关押我的小屋有10平米左右大小,浅色反光的亮地砖铺地,白墙已经脏得不像样子,屋顶有几盏昏暗的牛眼灯,屋角上方挂着个空调机,遥控器由屋外的保安控制,只有当监察局的人在屋里谈话时,保安才会打开空调吹暖风,门口两道铁门,钥匙由屋外的一个女看守管理,平时两道门锁得严严实实,当保安换班时或外面人进来时,女看守会从外面咣啷啷把门打开。开门都是突如其来的,你不知道她何时开门,哪怕是深夜、凌晨。那突如其来的、咣啷咣啷的响声冲破寂静的夜空,显得异常甚人,使人感到恐怖。屋里带一个卫生间,门却被卸掉了,你无论大便、小便,甚至是洗澡,都会有保安站在门口盯着你。你的一切都曝露在保安的目光之下。卫生间里有电热水器等淋浴设施,却不允许使用。我被关押的14-15天里,没洗过一次澡,没换过一次衣服。屋里有两把沙发圈椅是供审讯人及保安坐的,一张小桌,一个三块板的小板凳和一张床。在外墙靠近屋顶的地方有一个用铁条圈住的小窗户,从那儿可以看到天空。晴天时看到蓝天、太阳、月亮、星辰。把我押送到这里的第二天,约摸中午时分,阳光开始从小窗照进屋里,到下午就可以看见太阳了。估计小窗户是朝西偏南的,那么门就是朝东的了。给我盛饭的铁饭盒上贴这一小块白橡皮膏,上面用蓝圆珠笔写着101,估计是我所在的房间是101号。这个房间应该是挨着集中营的大门,每当外面有汽车轮子轧到石子路上的声响由远而近,最后停在近处并传来几声汽车喇叭声时,就会听到大铁门吱吱扭扭被打开的声音。在靠近屋顶、墙的高处藏有针孔摄像机,他们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切。凭感觉,这个“集中营”地处北京北部郊区,是一个封闭的院落,有高高的院墙和开闭都吱吱扭扭乱响的大铁门。院里横竖排列着几排平房,每排平房之间盖有砖墙,以阻断相互间的窥探。院里还豢养了40-50人的保安和3-4只大狼狗,其中有只狗,它们叫它“大黑”。一有动静,那些狼狗就狂吠不止。
    3、体罚折磨
    当晚,约摸11点左右,尹、姜二人又出现了,继续审讯。我依然实事求是地说:“我除了‘小金库’之外,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尹说:“你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收过他人的钱财。”并说,“墙倒众人推,已经有不少人揭发你,与你有不正当经济关系的人也陆续被组织审查谈话。你必须自己主动交待,争取好态度,争取从宽处理。因为即使你自己不讲别人也会讲。而且组织已掌握大量的事实证据、书证、银行记录。”
    我当时心里感到非常奇怪,我从来没有收过任何人的钱财,他们手里怎么会有我受贿的证据?如果不是审查“小金库”的问题,中石化监察局又是依据什么向领导汇报,要对我进行约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仍然如实讲,我没有收过别人的钱财,更不可能有什么证据。如果你们一定说你们手里掌握了证据,那一定是有人诬陷我,一定是伪证。
    他们大发雷霆,站起来冲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训斥我。这时他们已经开始用侮辱我的语言大叫,并让我站起来不准坐下。从此以后,我就被他们罚站,除了写交待材料和上卫生间大便时可以坐下,其他时间都必须站着。
    从1月12日到1月25日被移交检察院,我一直被罚站。10多天的时间里,大概只被允许睡了四、五个小时的觉。尽管从我一进来就向他们说明过,我的右眼视网膜脱落手术不久,还没有完全恢复,眼睛需要休息,同时他们也知道我在被关押前一直因病高烧,身体极度衰弱,但他们依然不让睡觉休息。
    站着的时候还不准打瞌睡,不准闭眼。否则他们就拍桌子瞪眼睛、跺脚,大声训斥。喝水、上厕所要举手报告,请示保安批准后才可。他们通过房间里的针孔摄像机随时监视,并指使保安严管。
    寒冬腊月,天气很冷,小屋里有空调却不开,屋里的室温顶多有5-6度,冻得我整天流清鼻涕,手脚冰凉。尤其是脚,由于不让穿鞋,只给了双硬塑料拖鞋,袜子又薄,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冷风直吹双脚,冰冷的感觉直贯全身。脚冻麻木了,我就把热水杯放在脚上,去温暖它们,立刻就会遭到保安的训斥。他们都穿着大皮鞋,当然不会有我的感受。
    被罚站几天后,我的小腿、脚,全部肿起来,腿肿得像大萝卜,脚肿得像大面包,脚腕有大碗口粗。腰酸背痛得直不起来,精神恍惚出现幻觉。我会看见地砖浮到我眼前晃动,伸手去抓,却空无一物;总感觉到身后有人,回头去看,却空无一人。有时,我思维还算清醒,就几近哀求地对他们讲:“你们搞错了,我是好人,我没拿过别人的钱,没有经济问题。”我如实讲的话他们不信,一定要让我说出收过别人的钱。
    我非常困惑、迷茫,我真的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钱,没有经济问题。可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承认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呢?难道真的是有人诬告我,他们相信了对我的诬告?我不只一次地问过他们,监察局有没有搞过冤假错案?他们说,从来没有,办案的正确率是100%。
    4、软硬兼施
    被他们折磨4、5天后,大概是16日下午,王、吴找来一位老者(不知是谁,这个人临走时还说与我是北大的校友)代表监察局领导和我谈话。大意依然是交待政策,说领导还在给我机会,在等待我坦白交待经济问题。说我肯定有严重经济问题,收了别人的钱,组织已掌握了证据,只要我坦白了,态度好,与组织配合,组织会考虑宽大处理。个人不能与组织对抗,与组织对抗是没有好下场的。
    5、恍惚
    这时,我恍惚中似乎明白了他们的真正意图,就是认定了我是“贪官”,一定把我制造成“贪官”,不达到目的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联想到2004年10月14日,监察局叫去国际事业公司设备处的耿立清、李京宁谈话,两天没有回来,也没有给公司任何消息。二人的家属多次找到公司了解情况,公司无法解释。当时为了了解情况给家属个说法,我与党委书记杨树杉商量后,就和公司党办主任代表公司党委找到康宪章了解情况。当时康的话让我刻骨铭心。康说:“和他们谈话两三天了,还没有谈出什么东西,这样让他们回去,他们会在外面说我们坏话,因此还要再谈几天。”
    如果按照康局长的这样一个逻辑思维推理,也就是说和我谈话四、五天了,同样没有什么结果,没有达到他们设计制造贪官的目的,他们的面子下不来,必须要把我“谈”出事来,否则不会罢手。
    尽管事实上我并没有问题,但只要他们认定了你是贪官,只要被他们关了进来就不可能清白地出去。如果我继续讲实话,只能落个态度不好、与组织对抗,对我的折磨还会升级。我只有承认“罪过”,他们才会罢手。只有我“有罪”了,他们的办案率才能继续保持100%。他们必须达到自己是“正确的”这一个目的。
    在这样强大的“组织”面前,我只有违心地认罪,别无选择。我真的不敢相信,辛辛苦苦为中国石化工作了近30年,从未利用手中权力谋一己之私,他们却把我认定为贪官;明知道我眼睛“网脱”术后不久需要休息、明知我连续几天高烧身体异常虚弱,却不让我睡觉、甚至连眨下眼都不行,不让我落坐、甚至连换个姿势站都不行。这样毫无人性地折磨我,难道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石化监察局作得出来的吗?
    6、诱供
     1月16日,这天是我儿子的生日。
    晚上,王、吴又来审讯。我对他们说,今天是我儿子20岁生日,我想给他打一个电话祝贺一下。王一脸的不耐烦地说:“你不配合组织,不老实交待问题,态度恶劣,还想与外面联系,不行!”
    接着,王、吴二人又开始对我“训导”。这次他们改变了策略,对我讲了我的“具体严重经济问题”,一定要我承认拿了杨桦给的6000美金和3万元人民币。
    当时,应该是患上了拘禁性精神障碍症。我精神恍惚,眼痛流泪,浑身痛楚,特别是两腿两脚冰冷疼痛。我被逼无奈,只好顺着他们的话认同了他们的说法。
    于是他们又提出,“杨桦还给了你钱,不止这些”。我说真没有了,就是这些。但他们说:“不行,肯定还有,一共是10万美元。”随后,告诉了我缘由。
    这“10万美金”是这样来的——大约是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受杨桦之托,为其在荷兰托克公司的一个朋友,给刘存义打过电话。告诉刘,荷兰托克公司想做燃料油业务,托克公司会有人和他联系,到时候是否可以和他们谈一下。此后,我就再也没有问过业务的进展情况。
    只因2000年一个电话,恐怕现在问刘存义,他都不会记起这个电话。况且,荷兰托克公司是国际上排名第三的、有名的油品贸易商,中石化香港公司与其做油品贸易,恐怕也不是从我这个电话开始的。这个电话之后,具体做了什么贸易?金额是多少?我从来没有过问。但我估计不会有太大的燃料油业务,因为燃料油业务真正成与不成,是中石化销售公司与各省市石油公司决定。香港公司也好,中石化国际也好,没有最终决定权。
    后来搞清,就在2000年8月左右,广东省石油公司就直接与荷兰托克公司洽谈好6万吨燃料油合同,硬压给中石化香港公司签约(有协议书为凭)。而且国际事业公司2000年至2004年,每年的燃料油业务并不很大,荷兰托克公司也不是主要供应商。(如此简单的事情,只要调查一下与托克公司的贸易往来、甚至调查一下,托克公司是否给杨桦送过回扣、美元现金?是否委托杨桦给我送过回扣?就可以找到证据。而监察局竟然只是依靠刑讯逼供得到的口供定案)据说,这10万美金就是对我这一个电话的酬劳。
    7、恍惚中的无奈之举
    他们又对我进行训斥,并反复讲,说清了就没事了。
    这时候,我似乎完全明白了他们的用意。在身心被高度折磨的情况下,在他们种种污蔑性语言的打击逼迫下,我已经有些进入非正常状态了,头脑糊涂,精神恍惚。心想既然他们不满意,我再多认些也无妨。
    于是,在他们的启发下,又瞎编造出2002年、2003年,2004年三年,每年杨桦给我1万美金,总共是3万美金。
    这时王、吴都比较满意了,一改以往恶魔似的面孔,笑了,笑得很灿烂。说“这还比较真实。杨桦说给你10万美金我们也不信”。 但是马上又说,“你不能只讲组织掌握的,组织不掌握的也要主动交待,要立功。”
    我恍惚中想到,不“立功”过不了这一关,要“立功”就得诬陷他人。如何是好呢?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在美国只见过一次面的彭云龙“充数”,说他在2002年来北京时给过我5万元人民币。鬼知道2002年彭是否来过北京?
    8、得寸进尺
    这时大概已到17日凌晨两点左右。到这时我已经违心地在他们的体罚、精神摧残、威迫利诱下“认”了8万元人民币和3.6万元美金。
    王、吴很高兴。他们给我抽烟,做笔录。他们说,我们会向领导反映你积极配合组织,态度变好了。在领导那里争取给做你内部处理。并讲了齐鲁石化公司经理王言康的例子,受贿2000多万,由于主动交待态度好,最后组织认定只200万。而且只开除党籍,仍保留公职,在北化院任总工程师。还例举了东北销售公司经理董明臣,受贿200多万,由于态度好也是内部处理,辽宁检察院有意见也没用。临走时,王、吴告诉我,尹、姜还要找我谈话,你先睡一会儿。
    这是我5天来第一次被允许闭上眼睛躺在床上睡觉。我又困又累,身体疲惫不堪,和衣躺倒,很快就睡着了。
    但很快就又被保安叫醒,尹、姜来审讯了。此时大概是凌晨4点左右。我说:“我已经向王、吴交待了,没有其他经济问题了。”这二人说:“不行,你还有严重的问题。在公司做业务方面的领导,你还有大问题没交待。你管的处长、处员都拿了几百万,你怎么会拿这么少?”我说:“真的没有,我从不拿别人的钱财。”姜立刻发火说:“作原油业务的任建华给过你钱。”我说:“没有,我与他不熟。而且,他是副处长,不与我发生直接工作关系,有事情都是处长找我,我也不越级指挥。”姜说:“你就是态度不好,任已经承认了给你钱,你还不认。”我说:“他为什么要给我钱,我跟他又没有经济利益关系,他不可能给我钱。”但他们说:“你态度不好,不与组织配合,你必须承认。”
    在鬼魅的逼迫下,我神志模糊、稀里糊涂地认了3000美金。他们说:“不对,太少了,应该是几万美金。”我说:“那好吧,那就是2万、3万、4万、6万美金。”他们说:“怎么给的,是不是在办公室给的?”我就顺着说:“是,2003年、2004年,分两次,一次3万。”
    他们接着说:“还有,英国欣切斯特公司的顾杨莹也给过你钱。他给过刘存义,还给过别人,怎么会不给你?顾又做设备又做燃料油又做原油、化工品,这些都是你分管,怎么可能不给你?”我有些央求他们了,说:“我真得没收过钱,顾从没给过我钱。”他们不干,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喊叫着:“你不老实,你坦白交待,不然过不了关。”我熬不过去了,于是又开始胡编,“给过6000至7000美金”。他们说:“怎么会给你这么少?每一次都要上万美金,还有英镑、人民币。”
    这时我的脑子已经完全乱了,精神恍惚,不知自己在说什么,信口开河,“顾给了20万美金,5万英镑,8万元人民币。”
    姜拿出一张纸折了折,露出中间几行字给我看,说:“有人揭发韩箭、严军在餐馆给过你5、6万美元,你看看。”又说:“你现在是墙倒众人推,相关人员都陆续到位,你们公司领导也相继谈话,只有一个人在外出差,这两天回来也要谈话。你自己先坦白是有好处的。说吧,荷兰托克公司驻京办韩箭(此人只听杨桦说起过,但从没见过面)是不是给过你10万美金。”
    我完全惊呆了,说:“你们编故事也得编像点,韩箭这个人我从来没见过,他怎么会给我钱?”他们说:“不对,你们见过。你和杨桦、韩箭在烤肉馆吃饭,韩箭给了你10万美元,杨冰也在场。他们都承认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说:“真的没见过他,不信你们把他找来,让他认认我。”“不行,你态度不好,他就是给你钱了”。我完全糊涂了。
    尹、姜非常高兴,他们也笑了,笑得也很灿烂。过了会儿,他们拿来准备好的笔录让我签字摁手印,笔录上写着韩箭的体貌特征,我说:“我真的没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而且韩箭的‘jian’字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字。”姜说:“没关系,就这么写就行。”笔录作完后,他们又说:“只交待自己的问题不行,你还要揭发别人,揭发杨树杉的问题。”我说:“别人的事我不知道。”
    晚上,马祥处长、小刘又来谈话。他们说:“你的问题还没有完全交待,组织上还掌握你大量经济问题。你与杨桦、杨冰的不正当经济关系还没有说完,还有隐瞒。”马说:“杨桦也被我们关进来了,现在距离你不到300米,他都交待了,你还不说。你要争取宽大处理,必须交待清楚问题,不然我们就无法保护你了。”我说:“我和杨桦杨冰之间,真的没有不正当经济关系了。”马、刘说:“还有不少,除去送钱,还送房子、有价证券。”
    我茫然了,就是瞎编也编不出来了。这时马祥假装接电话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刘一个人审。刘说:“你在东方太阳城的别墅,还有哪个公司的股票,都是杨桦帮你买的。”
    这时我更明白了,所谓组织上掌握的材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在恍惚中,我竟然全部按照他们教的“认”了下来。
    或许有人会骂我没骨气、软蛋,没有的事情为什么承认?我真的不知道,当你--一个无辜的人、一个清白的人,被迫罚站10来个昼夜,不得稍事休息,不得合眼睡觉,体力被消耗极点,精神恍惚;与此同时,4-6个人,2个人一组,分二、三组,一刻不停地轮番对着你,指着你的鼻子,吐沫星子喷到你的脸上,大呼小嚎地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地喊叫,“你拿了别人的钱!你就是拿了别人的钱!你肯定拿了别人的钱!你不承认也得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大脑将会如何指挥你呢?
    那时,我已经无法理智地控制自己。
    后来,听说他们会在饭菜里下一种药,人吃了后,会附和着他们说话。让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自己无法控制自己。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给我下了药。但在当时,心里只想赶快结束这种非人的审查,别人说什么我都会认下来,甚至会去主动要求。
    但马祥还是不封口,说:“你和杨桦的经济关系还没说清,继续交待。”这次谈话他们还录了像。
    9、清醒后的“翻供”
    马、刘走的时候,估计已经是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又让睡了几个小时,天就亮了。头脑稍微有些清醒。回忆起16日深夜,到18日凌晨所说的,自己也吓了一跳:都不是事实!不但编造的离谱,还诬陷了好几个人。
    清醒之后,决定立刻向领导写检讨,澄清事实。于是,我书面写出了对党组织的检讨,承认自己这几天的笔录都是编造的,并对几件所谓“收钱”的事一一澄清,做了解释。
    书面材料交上去,他们急了,大声吼叫,姜还一脚把床踢翻。从此,到25日移交检察院前,就再也没让坐下,没让睡觉,连眨下眼都不让,眼睛刚有些闭上,那些保安就拍桌子、跺脚,大声训斥。站着要立正站好,头不能低,腿不能弯,身子不能斜。既使让坐下也要抬着头眼看前方,腰挺直不能弯,手要放在腿上,直直地坐在小木凳上,稍有松懈,便又是拍桌子跺脚大声训斥。保安时刻用眼盯着你,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把手指关节摁得嘎吧嘎吧响,不断地在你面前伸胳膊踢腿,进行轮番的精神折磨。
二、2005年1月23日——1月25日(正式“双规”阶段)

    1、正式被“双规”
     大概是23日黑夜,尹、姜正式出示了陈同海签字的、对我进行“双规”的决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组织上关于对我“双规”的文件)。
    看到“对我实行双规的文件”后,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逼着我承认他们编造出来的谎言,钻进他们设好的“套”里,拿到我的口供,然后上报党组,对我进行“双规”。
    但是,我仍然困惑不解,仅凭我在被体罚、被精神摧残、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被骗诱出来的口供就能决定对我“双规”?我实事求是地写出的关于我是清白的、没有任何经济问题的书面材料,以及我在清醒时写出的书面检讨是否上报党组了呢?
    这时我已经被他们非法监禁达10多天。
    当晚,他们煞有介事地说,再给我换个地方。于是,我又被戴上头套蒙住眼睛,拉上汽车绕了一圈。到了地方后,拿掉头套我才明白,还是原来的地方,只不过换了一个屋子。这次,可能是真懵了,没有记得铁饭盒上写的是几号,但小窗户的朝向却变了,好像是朝北了,因为再也见不到阳光了。
    2、坚持实事求是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被罚站,但我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承认工作上的失误和小金库的问题,但从未收过别人的钱财。他们则反复说:“你就是态度不好,与组织对抗。”对我讲零口供判刑的例子,讲齐鲁石化公司经理张琛的案例,讲党内双规的无期限。“你不老实,关你仨月、半年、一年、两年…都可以关在这里审你。”他们说:“双规不像法律有期限,胜利大名石油总经理李荣兴,在这里关了1年,最后整出了3000多万,送了山东检察院。”“我们是省部级纪检监察部门,权力大得很,可跨行业、跨省办案;只要是我们盯上的人,一个也跑不了。只要你态度好,涉案金额大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按违规违纪在内部处理你,不送检察院,检察院有意见,也没办法。”他们又跟我讲王言康、董明臣的例子,强调他们手里的权力有多大。
    他们说:“领导今年让我们过“无双规”春节,你尽快交待,我们给你作内部处理,春节前让你回家,我们也都放假。如果你不说也行,把你一个人关在这里,我们也不理你,放假回家。
    他们还把这个意图贯彻到保安,看管的保安也多次向我施加压力说:“你快交待,我们好回家过春节,否则大家都不好受。”这些保安都是外地人。
    3、面对再次被“升级”和逼骗诱供
    24日半夜,尹、姜再来谈话。说:“领导还在等你交待问题,只要你态度好,把问题交待清楚了,就可以内部处理,春节前可以回家。主要是杨桦的问题,他已经承认送给你钱,杨冰也承认了,他们两口子没见面,但说的一样,你不承认不行。还有韩箭,也承认送钱给你,你必须认,有个好态度,与组织配合好回家过节。”
    此时,我实在想结束这种非人的生活。
    13、14天不让睡觉,脚肿得像大面包,腿肿得像大萝卜,脚趾已经麻木没有知觉,眼睛肿痛得厉害,精神已经接近崩溃。幻觉,满眼都是幻觉。我总觉得地砖已经浮在眼前,伸手去抓又抓不到;左右都好像有人,回头看又没有。眼不能闭,脚不能移。保安随时都会拍桌、跺脚、瞪眼、恐吓、训斥,还伸胳膊踢腿,把手关节摁的啪啪作响。连喝水、上厕所也要打报告请示,同意批准后才行。保安的每一次拍桌子、每一声跺脚、每一次开关铁门的咣啷声都会让我感到心惊肉跳。监察局的人不用亲自办,只要暗示一下,保安就明白对你管到哪步。
    我真的切身体会到,康宪章所说的“态度不好随时升级”是什么意思了。“态度不好”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按他们的设计进行制造。如果你是清白的,没有拿过不该拿的钱,坚持陈述自己的无辜清白,那就是“态度不好,与组织对抗,不配合组织”,对你的体罚、精神摧残就要“随时升级”。
    我感觉到在中石化监察局、在中石化集中营里有一套,甚至几套体罚、精神摧残的模式,从局领导、处长、处员(他们之间互称领导,集中营的人叫他们主任)直到集中营的保安人员都配合得非常默契,只要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可以传递出一套折磨人的程序。
    我估计,我还没有“享受”到最高级别的折磨,因为我没能把自己的清白坚持到底。我屈服了,我按照他们的设计思路胡说八道了,我的“态度好了”,所以也就不用“随时升级”了。
    4、再次妥协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实在想回家,实在想得到自由,实在想得到“宽大处理”。我又一次下定决心,违心的承认“罪过”,以换取春节回家。
    但是我没有问题,我从哪里承认呢?这时,尹装作接电话出去了,剩下姜一个人,开始对我启发。
    姜说:“杨桦送你5万美金,分3次,第一次是杨冰在办公室送1万;后两次是杨桦送的,在他家玩牌临走时送的。
    韩箭送你5万美金,一次送的,是与杨桦一起在亚运村韩国烤肉馆吃饭时送的。”
    最后,姜说,“我对你说的话,你要是对别人讲,我也不承认。而且,除组织上掌握的情况以外,组织上不掌握的你也交待一些,以显示你的诚意。”我说实在没有人送给我钱了。姜点拨我说:“顾送你钱了吧?”我为了立功,为了显示诚意,便顺着姜的话,说:“顾送我7000美金。”
    他们让我把认下的问题都写下来。没等我写完,他们就把打印好的笔录拿了进来。
    姜一进门就说:“杨冰给你钱时还有一条烟,是中华烟,硬盒的。”我说:“当时我不抽烟,她给我烟干吗?”姜说:“没事,就这么写。”他把准备好的笔录让我签字。我看了一下内容,原来他们已把杨冰送钱时还有“一条中华硬盒烟”的环节已经打印在笔录里了。
    这样,10万美金加7000美金的笔录就形成了。他们又是很高兴。我也觉得虽然都是胡说八道的假话,但总算是可以结束这种非人的监禁生活获得自由,可以活着回家过年了,心情轻松了一些。尹、姜发话,可以睡一会儿觉。这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
    5、谎言
    没多一会儿,尹、姜进来说:“再给你换个地方。”戴上头套蒙住眼睛、拉上汽车,送回石化招待所。在楼下,姜还阴笑着对我说,“见到老婆别激动啊”。等走上楼才知道,检察院的人已在等候。我傻了,脑袋一片空白,我再一次被中石化监察局戏弄、欺骗。
    
三、2005年1月25日——2月6日(被移送检察院)

    1、刑拘
    1月25日傍晚前后,我被检察院带走问讯。
    在检察院问讯时,我依然处在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头脑木然,昏昏沉沉的,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糊里糊涂地又将被中石化监察局骗诱供出来的案情内容复述了一遍,并做了笔录。大概是26日凌晨3点左右,我被刑拘并送往北京市第二看守所。
    2、在看守所
    北京市第二看守所坐落在北京东郊豆各庄附近,一片灰砖砌成的2-3层小楼,里面羁押着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罪犯,大院边上有一栋5-6层楼高的办公楼。据说这里是北京市的模范监狱,2004年初建成,是专供外国人参观用的,这里实行“人性化管理”,经常参与国际交流。
    我是2005年1月26日凌晨3点左右,被检察院的检察官驱车从二分院送到这里来的。
    检察院的吉普车进了大院门后,有人下车到大铁门旁的小屋里办了个手续,然后连人带车一齐开进了大铁门。大铁门是两道,相隔10多米远,汽车开进第一道铁门后停下,等第一道铁门从上至下关好后,第二道铁门才从下至上打开,然后汽车才能进到看守所里。
    进来后,检察官与警察进行了例行的交接手续,然后一个警医模样的人问了我的身体健康状况,让我在一张什么纸上签上了名字,好象是意味着我认可了什么,当时我脑袋里已没有什么意识,傻乎乎的,反正你让我做什么我做就是了。
    之后,狱警开始检查我的行李并搜身,凡是带把的、带绳的、金属类的东西统统搜去。塑料牙刷、匙的长把掰折,腰带、鞋带、裤带全都拆去,衣服上的扣子、拉链的鼻子都用钳子掰掉,衣服从里到外都脱掉,一件件检查后再穿上。
    完事后换了个房间给我照像,就像电影里演的抓住罪犯一样,手举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正面一张,左侧面、右侧面各一张,然后两手的食指沾上炭末在白纸上摁上手印。
    在照像时,我偶然间看到地上扔着一个写有杨桦名字的牌子,我想看来杨桦比我先一步到达这里了。
    狱警人还不错,说时间挺晚了,先借你一床被褥和一双布鞋,以后家里送来钱了再还上。
    然后把我带到了西区402室,这就是我在“二看”羁押期间所住的“号”。在这里,房间叫“号”,床铺叫“板”,铺边每人所属一个凹进去的洞,可以放些杂物,这个洞叫“窑”。
    狱警打开两道铁门,让我进去后又从外边把铁门锁上,隔着窗户对里面说,“这个人年纪大了,今晚让他上板。”
    这时是凌晨四点多,号里的人都已睡了,开铁门声以及狱警的喊话声把大家吵醒,一个人从板上爬起来说,“躺我这吧,我去值班。”说着穿好衣服,抱起被褥,下到了地上。
    我客气了一下,把被褥扔到板上腾出来的60-70公分宽的空位上,铺好,倒头便睡过去了。
    这里的作息时间是,早上6:30起床,8:00早饭,然后是“坐板”学习,主要是学习背诵监狱的两个规定,简称“两规”。每天发一份《北京日报》,号门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台电视机。每天上下午两次播放“两规”,有时播放监狱广播操。如果大家表现好,管教高兴,还会放会儿电视剧。中午11:30左右午饭,12:00-13:30午睡,然后又是坐板学习,下午17:30左右晚饭,晚上21:00睡觉。晚上睡觉时号里的灯是一直开着的。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感到头脑清醒多了,浑身也轻松了许多,但腿、脚仍然肿胀,疼痛难忍,实际上我才睡了两个多小时。大伙说昨晚我的酣声如雷,吵得旁边的老外一直没睡着。
    402室在看守所西边的二层,狭长的房间是个刀把型,窄处有3米多宽,宽处有4米多,长有8-9米。门朝东,门外是走廊,走廊朝东的窗户外是个大天井,天气晴朗时,可以透过几层窗户看到对面号里的人影。门旁边有个小窗儿,号里右手一遛的大通铺,叫“板”。板是用砖砌起来的,铺面是木板,刷过几遍油漆,呈深棕色。板上可躺10个人,每人有60-70公分左右宽的铺位,挤一挤也可躺11个人。号里宽出来的地方,大概有4米长,1米多宽是用厚玻璃隔起来的卫生间兼淋浴房,里面有一个蹲坑,一个柱盆,一个淋浴喷头,每周二、四、六可以洗澡。还有几个塑料盆、桶,可用来洗衣服、洗碗等。墙上有一排小塑料挂钩,每人一个,挂着自己的毛巾。号里是地热,暖气管走在地底下和板下,号里温度不冷不热,比较适宜,有时洗了小件衣物,在地上铺张报纸,放上洗好的衣物,一个晚上就干了。号里墙壁1米来高的地方,伸出个水龙头,平时出冷水,到了快吃饭时间就变成了开水可以饮用。门旁边,凹进墙壁竖着有一排1米见宽的木板隔子,隔子上放着“学习号”家里送来的书籍和大伙的饭碗等杂物,外面挂着布帘。号的西头是一个窗户和一扇铁门,再外面是放风用的“风场”,与它连接的那扇铁门叫“风门”。天气好时,管教会打开风门,让大家到风场放风。
    负责我们这个号的管教姓陈,大家都叫他“陈管”。
    我所在的号里关了10个人,经济犯、刑事犯都有,还有三个老外。号里的头叫“学习号”,负责与管教联系,协助管教管理在押人员,是个上海人,24-25岁左右,搞外贸业务的,据说是参与了北汽的汽车备件进口走私,案发后被北京检察院逮捕。这个人机灵乖巧,为人诚恳、热情,大家比较信任他,英语也不错,肯学习,家里给他送来许多书,还在学日语。看他学习很认真,我还教了他几天日语。
    另一个“学习号”是副头,协助正头管理号内事务。也就是第一天夜里给我腾铺位的那人,叫温梦杰。当时他说是中行搞计算机软件的三产公司经理,是个处级干部,有不明来历资产罪的嫌疑,还没定罪。
    另外几个人是,倒卖毒品的嫌犯内蒙古人、倒卖增值税发票嫌犯温州人、搞黄色网站农大大三的学生四川人、倒卖假币的瑞典人、偷盗的伊朗人和不知何罪的尼日利亚人。
    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把被褥及厚重的衣物叠成30公分宽窄的长条形,整齐地码放在板的、靠墙的两头,再用床单罩好。午睡时还要折腾一次。
    早饭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蒸的馒头+萝卜条咸菜+棒子面粥(因号里有伊斯兰老外,故特加了牛奶、面包,中、晚饭特加了米饭),午饭晚饭都是两种混合面的馒头+牛肉汤炖土豆或白菜或洋白菜,天天如此。此外,如果外面有钱送进来,可以用卡买小炒,每份10元。有时还卖些香肠、茶蛋、可乐及日常用品等,过年节有水果,都可用卡买。
    号里10个人相处得还融洽,“学习号”办事还算公道,对大伙也挺关照,大伙也支持他,都能按他说的做。与3个老外沟通主要靠“学习号”和温,他俩的英语还都可以。
    号里的卫生保持得不错,10个人生活在一间屋里,没感觉脏臭。打扫卫生10个人有层次、有分工,最高层次是刷碗,3个人,其次是擦板、擦地、刷厕所,各2个人干,“学习号”是机动。一般新进来的人都要从刷厕所干起,进来一个,往上顶一个,慢慢地升到刷碗的层次。我在号里的12天,不巧没有新人进来顶我,故刷了12天厕所。平时,一天3顿饭每顿饭后都要打扫一遍,从刷碗、擦板、擦地到刷厕所,一拨人干完,另一拨人干,很有秩序,很默契。
    在号子里这种等级是分明的,新来的一定是最低等,打扫卫生、吃饭、睡觉、洗澡、安排值班,新进来的人一定是干活干最脏最累的、排队排最后。
    按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新来的要在地上睡两个星期左右才能“上板”,好在冬天地面是热的,躺上去还挺舒服。
    可能是看我头发白、岁数大,管教对我还算优待,5-6天后,指示“学习号”说,看老韩岁数那么大了,你们挤挤,让他上板。
    我躺到了床上。但说实在的,躺在板上并不如在地上舒服,因为板上的空间是有限的,一个人挨一个人,挤得很,地上一个人可以打滚,自在得很。
    3、清醒
    在看守所,按规定的作息时间生活了几天后,身体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神智也清醒多了。我开始意识到中石化监察局欺骗了我,他们精心设了一个“套”,并把我折磨到精神恍惚的地步,然后让我自己乖乖地、一步步地走进“套”里。他们努力“设计制造”出一个“贪官”,并诉诸法律。
    我非常气愤,决心向检察官说出事实真相。
    在检察院再次提审时,我说了实情,告诉了检察官中石化监察局对进行我体罚、精神摧残、骗供诱供的过程,拉起裤腿给他们看腿、脚肿胀的情况,告诉检察官所谓受贿10.7万美元的事情都是假的,都是中石化监察局教给我的,甚至连行贿受贿的情节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拿过任何人的钱财,没有拿过杨、韩、顾的钱。我从来没见过韩箭这个人,他怎么会给我钱。都是中石化监察局在我神智不清的状况下,欺骗我说按照他们说的办,就可以内部宽大处理,可以春节回家。恍惚中,我为了换取所谓的“内部处理”、结束对我的折磨、得到自由,而违心地承认了那些子虚乌有的东西。
    在看守所的12天里,我被检察院提审一次,会见律师一次。
    4、取保候审
    2005年2月6日下午,检察院的刘检和一位女检来到看守所,告诉我检察院决定对我实行取保候审,中石化监察局的张殿辉处长是我的保人。(这一点他们说了谎话,明明是我的家人委托律师到检察院申请办理的取保手续,保人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印象中,让我签字的那份取保书,保证人一栏是空白的,没有人签名。)
    他们提了3条要求:1,不准离开北京市;2,不准串供;3,随叫随到。并说张在外面等我。
    我一听就有点傻,张作保人肯定没好事,因为我在检察院说了中石化监察局对我进行体罚、精神摧残的实情,等于在外面说了他们的坏话,把我交给他们就等于让他们继续折磨我。
    我当时就想对刘检讲,把我交给他们还不如让我继续在看守所,等你们调查完毕出结果,我不跟他们走。但又一想万一这次他们能实事求是呢……。抱着这一丝丝的希望,我走出看守所的大门。
    杨桦与我同时出看守所,他坐上检察院的车走了。
    我被张、孙带出看守所大门。门口、路边停着一辆大轿车和3、4辆小轿车,车子旁边列队站了二三十名保安候着我,还有一个人扛着摄像机在录像。
    我第四次被戴上头套蒙住眼睛,推上汽车。
    当时我那一丝丝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我的心凉了。肯定还是带回中石化集中营,继续接受他们的折磨。
    恐惧!我被再次戴上头套那一瞬间,恐惧充满了全心!(后来听说,康宪章这样做就是为了中石化监察局的名誉而战,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送进检察院又被退回来的先例。这次丢了面子,所以必须把我再搞回来,继续捏造事实以给我定罪)
    
四、2005年2月6日——4月30日(被非法拘禁阶段)

    1、形为“继续审查”,实为“非法拘禁”
    到了中石化集中营,张、孙告诉我,组织上继续对我审查。主要是我自己写交待材料,要配合组织。
    我说:“你们已经把我移送检察院,我是取保候审,在司法程序中,我是犯罪嫌疑人,不应该再由组织上审查,你们这样做是否违法?”他们说:“检察院由于时间不够,委托我们继续对你进行审查,不矛盾。”(事后,我曾正式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求证,是否检察院因时间不够,而委托中石化监察局继续对我审查?检察官明确讲:不是,中石化做的事与检察院无关。)
    他们让我端正态度。我呆了,傻了。我真的想不通,原本清白的我被你们逼、被你们骗、被你们包装成贪官送进检察院。现在检察院对我实行了取保候审,你们却又要关押我,美其名曰“继续审查”。中石化监察局的权力真是够大的,大得可以干预国家司法,可以肆无忌惮地制造冤假错案,却还要堂而皇之、明正言顺地打着共产党的名义。多么可怕!当一个人把自己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的佩剑,随意挥砍,乱杀无辜,却又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反腐的幌子,动用组织的力量,为的是一己私欲。
    这,在那颠倒黑白的“文革时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在时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断健全发展、全党全国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现象还会惊现在首都北京、还会发生在中国石化股份公司总部机关。
    我困惑、迷惘、孤独、恐惧,犹如一只迷途的羔羊...
    2、为坚持真理而再次被体罚折磨
    但当时我还是想,无论如何这一次我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再说谎求生。南非曼德拉坐牢50年,韩国金大中也是坐牢,朱镕基当右派也有几十年,即使做张志新也罢,再不能对党组织说谎。
     张、孙临走时,我要求道:“我不知道你们还要审查什么,但你们不能再让我罚站,不让我睡觉。”张一脸怒气,恶狠狠地说:“想站就站,想坐就坐,想睡就睡。”我心想,“一定是我在检察院说的情况,检察官对他们讲了,所以他们不高兴。管他高兴不高兴呢,既然处长发话了,那就是圣旨,保安就得照着办,不能再对我体罚。”
    但实际上,接下去近3个月的时间里,所谓坐,就是在小板凳上直直地端坐,头不能低,腰不能弯,腿不能伸。
    有一次,晚上10点多钟了,我坐得实在太累了,无意间坐着把腿向前伸了伸,身子晃了晃。没过1分钟,外面的铁门就被咣咣地敲响,随着几声怒斥,“坐直,坐端正!”。原来他们通过针孔摄像头在随时监视着你。
    所谓站,就是在小板凳前站起来,两脚不能移动,腰腿都不能弯,两眼平视,头不能摆动。
    过了几天,我向保安申请在房间里遛遛步,保安说不行。我说,你们去请示一下领导。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饭后可绕着小板凳走几步。确切说,就是围着小板凳周围地面上9块30X30见方的地砖,方圆不到1平米大小的地方,来回走几圈。
    就是这样已经是很大的施舍了,我怎能不领情呢?此后,我坚持每顿饭后绕着小板凳走几圈,像驴拉磨一样,活动一下腿脚。
    我非常珍惜这个时刻,每顿饭后都不放过,而且,每次都偷偷地加快速度,争取多走几圈。
    因为,除去这个机会和上厕所以外,就再也不允许在房间里走动了。为了多一些挪动腿脚的机会,缓解一下腰腿劳损的疼痛,我每天都喝许多水,增加上厕所的次数。
    按照中石化集中营的作息时间,晚上是11:30睡觉,但每天都是要等到外面的保安咣咣敲打铁门来通知,允许睡才能睡。如果外面保安不来敲门,你就得一直等。
    也许会突然间,咣咣几声铁门响,保安喊,“不许睡”,那这一晚你就要瞪着眼熬夜了。由于一整天的直坐或直站,腰腿都酸痛难忍,颈椎、腰椎也都僵硬疼痛,每天夜深后,我都在一分一秒地盼望着外面铁门咣咣被敲响,以及随后而来的“睡觉”一声喊叫。
    那时让人心惊肉跳的已经不是铁门的咣咣声,而是那随后而来的“不许睡”的喊叫声和那也许再也不会有铁门声响的深夜的寂静。
    3、心理战术
    大年三十,即2月8日晚,忽然告诉我,监察局领导关心我,让看“春晚”电视(由于关押我的小屋里没有电视天线插头,只好给我换到隔壁的房间,实际上就是门挨着门,两、三步的路,即使这样,在出门时还是给我带上了头套,进了屋才摘掉),同时可以与家里通个电话。
    我告诉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和爱人手机。过会儿,来人说:“有没有你父亲的电话?”我说:“没记住。”他们说:“那就算了。”不让通电话。我当时想,“不让我与老婆通话,肯定是害怕我老婆告诉我什么。”心里很紧张,怕我的事牵连到老婆。从8日晚开始,我每晚为老婆和孩子祈祷平安。
    初五,即2月14日晚,马、刘来到屋里,说和我聊聊天。马说:“腊月28,你爱人来我办公室要人,说:‘检察院都放人了,中石化为什么不放人?’我说,‘你要救他,组织上也要救他,但你的作法超越了你的权限,害了老韩,最后也害了你自己。’我们是省部级监察部门,权力大得很,北京市有文,可以查一查。杨桦离开中石化多久了?我们照样可以关他。”(后来得知我老婆根本没找过马,她找的是康宪章。康说:“这次就是要给他定罪,给他板上钉钉儿,就是有一万块钱也要给他送检察院。”)
    马还说:“你肯定收了杨桦的钱,你也没有诬陷杨桦,我们办案是100%的正确,不会出错的。你们在监狱里串供、翻供,现在不行了。你上次招供的那么多钱都是假的?我不信。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找出来,你肯定是转移了,是不是转移到了你的亲属那里?像是你兄弟姐妹、甚至在国外的亲戚朋友那里?。这次要老实交待清楚。”那个女性刘,临走时还留句话,说:“我这两天值班,有事情可以找我。”
    听了他们的话,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想是不是他们对老婆下手了。否则为什么大年三十不让我和老婆通电话?初五晚上为什么女刘到这里?大年二十八,为什么马说“最终害了你自己”?想到这些,我心里非常恐慌。
    4、阴谋
    2月27日半夜,忽然外面人声鼎沸,狗吠不止,肯定又押来不少人。
    到28日早上,看管我的保安变成了一个人(原来6个保安三班倒,每班两人)。起床后,保安队长来了说,领导让我宽松两天,不派保安看守,要我自己管好自己,遵守纪律守规矩。
    但是吃完早饭,又变成两个人入住特别看管。这时我确实感到又来了新押来的人,看守的保安不够用。我担心是,他们把我的兄弟、大姐等人都弄来审查了。我真的害怕自己牵连家人,心里非常的不安。
    这次他们的手段非常阴险,制造出种种假象。用语言和现象,让我感到已经把我的家人包括老婆、孩子、兄弟、姐妹甚至父母都关进了“中石化集中营”进行审查,给我施加高度的精神压力,并贯彻到看管的保安。
    就在他们假装说漏我爱人关在这里的第二天,屋外的保安队长在门口问屋里的保安说:“他家人在这儿的事都知道了?”屋里的保安说:“都知道了。”
    有一天,天很冷。我对小王(女性,管理铁门钥匙的)说:“我知道我老婆也关在这里,替我给她买双棉拖鞋,她脚怕冷,不要告诉她是我买的。”小王听后眼睛看着看管的保安,点头说:“行,请示一下领导。”几天后我追问买了没买,她说:“和领导说过了。”
    后来才知道,从我被非法关押的那天起,我爱人就一直不断地,给我送了很多换洗的衣物和药品。可他们为了制造假象一直不拿给我。直到3月下旬,也就是我的“态度好了”、开始“认罪”了的时候,才开始隔一个星期拿给我1、2件。
    有一次我央求他们,“不要为难我的家人,赶快放他们出去,我的事我自己承担。”他们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事。”
    我对王家平说:“我父亲今年就80岁生日了,身体也不好,血压高,你们放他回去吧。”王说:“你可以给他写个纸条。”我说:“我能写什么呢,我不写。”王说:“要不,让他给你写个条。”可见他们是坑蒙拐骗,有意制造这种假象,给我施加心理压力。
    5、火力侦察
    3月1日,王家平和小梁来了。
    这时自2月6日以来,第一次来人谈话。上来就问:“你是否赌博?玩麻将,一分钱也是赌。你要交待违纪违法的错误。”我不知他们要谈什么?这次是否只谈工作上的错误、失误?
    他们说:“不论什么错误你都要说,什么性质是组织上来定的。”梁还文绉绉地背了一段古文,大意是父亲犯了事,牵连了家人,耽误了儿子,后来父亲回家了,儿子不认他,骂他。
    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猜想也许就是组织上要处分我,要找到一些理由。
    他们再来时问:“你家庭存款有多少?你的存款怎么多了240万日元?还有1万多美元?”
    就是这所谓240万日元存款,他们一直审了我4-5天,无中生有,一定要我承认,一定要我说出是谁给的。我说:“没有,不可能有这笔存款。”他们说:“有,肯定有,我们已经到银行查过了,你一定要说出是谁给的。”4-5天的时间,就这么一个问题,反反复复地纠缠。我很无奈。到后来,我被他们逼得恍恍惚惚,自己都有些不相信自己了,恍惚中感觉好像真有这笔钱。我最后说:“如果你们查过银行,确实有这240万日元存款,那我确实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就是那笔存款不是我的,我在这里明确表态,如果真有这笔钱,我把它上缴组织。”就这样,他们还是不依不饶。说:“这算不明来历资产罪,党内纪律条例里没有这个罪,刑法中有,你要把这个问题说清,争取党内处理。”关于这240万日元存款问题,他们还让我写了书面材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6、制造心理压力
    我说:“我们的存款都是工资收入,有据可查,具体有多少我也没有认真地算过,也没记住。我和老婆的存款是分开的,2004年年初时,老婆曾算过,说过好像总共是100来万元。其中有两个人在日本常驻时积蓄的外汇,总共5万美元左右。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240万日元。”
    他们又急了,又开始大喊大叫,大声训斥我不老实,不与组织配合。过了一会,王、梁玩弄着手机接发短信。又过了一会,告诉我说:“你说的与你爱人写的不一样。”
    我一听“与你爱人写的…”就急了,问他们,“她怎么写的?在哪儿写的?你们把我老婆也抓来啦?怎么这么狠!”他们奸笑:“不止你爱人,还有其他家人。”
    我完全被他们制造的假象蒙蔽了,我相信了他们的黑手已经伸向了我的家人,只是不能确定范围有多大,只有我的老婆,还是有孩子、兄弟姐妹,甚至还有父母?我悲愤万分,痛苦欲绝!
    中石化监察局真是无法无天,在共产党领导的朗朗晴空之下,竟然使用无比肮脏的手段,以达到他们那不可告人的目的。
    7、彻底剥夺所有权利
    我恼了,抢过纸笔写道:我要见检察院的检查官。他们说你想出去不可能,见谁也不行!我说:“我是检察院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我有权力见检察官!”他们说:“你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你想出去,没门儿,你想见谁都不行。”我说:“你们不安排我就天天写,我要控诉你们的罪恶行径。”
    我对他们讲:“你们从一开始就在搞一桩冤假错案,你们设计了一个‘贪官’,并千方百计把它制造出来,但是你们搞错了,我没有严重经济问题,从来没有收过别人的钱财。
    中石化陈同海太狠了,康宪章太可恶了。我在中石化作了近九年的外事局副局长、国际公司副经理。在领导身边工作,陪同过多少次领导的外事活动、出差出国,你们对我这么狠,就不怕我揭穿他们的老底。”
    他们害怕我再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站起身走了出去。出门时,一个姓张的保安问道:“让他睡觉吗?”王、梁奸笑着说:“让他自己说,能睡着就睡”。但我的心乱了,那一夜我一直坐着,瞪着眼发呆。
    以后的几天,我天天向他们要纸笔,他们再也不给了。他们不敢给了,他们怕我再写出我的诉求。
    我深知这里面有问题,他们不敢让我见外面的人,甚至连检察官都不敢让见。我当时想写信求见的有:国资委李毅中,中石化陈同海,中纪委、检察院的同志,向他们反映问题。
    但他们不会让我见中石化监察局以外的任何人,甚至就连我想写出书面诉求,他们都不给笔纸,不敢让我写出来。我完全失去了自由。我茫然了,我失去了所有的民主权利,从党员到公民的,甚至连我当时身份——犯罪嫌疑人要见检察官的权利都被中石化监察局剥夺了。
    接下去四、五天没有人来。我每天被关押在中石化集中营那10平米的小屋里,心被绞痛着,头脑呆呆的,整天面对着两个保安四只警犬似的眼睛。
    8、绝望
    这次关押我的小屋,小窗户是朝东的。饭盒上贴的橡皮膏写着108。
    早晨,看着从东边小窗照进来的阳光,慢慢变短,从墙上移到地面,消失;
    下午,看着从西边门上的小窗照进来的阳光,逐渐变长,从地面跑到墙上,变短,消失。黄昏,偶尔可以透过小窗,在远处的东边看到一、两架飞机映着晚霞,一闪一闪地飞过,隐约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晚上,看着小窗外得月亮冉冉升起,数着小窗框内仅有的两、三颗星星。
    我悲愤、痛苦、孤独、无助!我几次想到死,想到绝食,以此来控诉中石化监察局的罪恶行径。
    但又想到,死了又能证明什么?
    死只能说明我的无助、软弱、悲惨。死也不能救出家人,死只能让那些陷害我的人高兴,死是无谓的。我要活着证明我的无辜!我要活着救出我的家人!
    9、从后台走出来
    3月5日,全国人大召开的日子。晚上,中石化监察局副局长吴晓琪和孙处长来了。
    吴讲:“给你指两条路:第一条路,积极配合组织,相信中石化党组,主动交待问题,要有个好态度,争取从宽处理;党组主要领导派我来和你谈谈,看看你的态度。走第一条路,我的担子重些,但扛也要把你扛出来。”(举了韩庆志、苗毅的例子)说:“你要争取走苗的路子。你的朋友也找了我,我也要向他有个交待。但是走第二条路,就是死扛不说,死路一条,关你半年一年两年都可以,时间越长,揭发你的事情就越多。到那时问题就大了,别的不说,光究小金库的事,究半年也是究。你能说清楚吗?你现在在圈子里面,看不明白,你要跳出圈子来看就明白了。”
    我瞪着眼睛听,越听越糊涂。我说:“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什么叫跳出圈子?”
    吴用两手比划成一个圆,说:“你在这个圈子里,看不懂周围发生的事,不知道如何做。你跳出圈子来,如果你是领导,你的部下不听招呼、不听指挥,你能高兴吗?你跳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了。”
    吴又说:“你的问题相当严重、相当复杂,我们已上报中纪委,成立了一个跨省市、跨行业的专案组,有60人分5个组,在调查审查你的问题,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生活作风问题等等。现在我根据调查归纳出来你的错误大概有10条。
    他拿出一张纸晃了晃,说:“都在这儿呢,你只要自己说出60%,其他的就可以不查了。要争取时间,党组主要领导很关心你,只要你态度好,领导会给你一个好出路。不怕金额大,我可以帮着摘,最后认定金额,由我们来定,你不用怕。”
    听完他的话,我真的相信了中石化就是要给我定罪,需要理由。我想,要让领导高兴,让组织下得来台,就要承认些“罪过”,要凑够吴晓琪说的60%。
    但不知吴的胃口有多大,60%又都是什么内容呢?好像这是在谈一桩买卖,不知对方能在什么价位上成交。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像上次一样,瞎编出收钱的事来。况且没有的事情,怎么能说人家给过钱呢?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对吴说:“听说把我的家人都弄来了,这不是株连九族吗?”吴眼看着我,没有否认。我说:“我自己的错误由我自己承担,和家人没有关系,请你们把他们放了。”吴说:“大家都在为你着急,你要尽快交待问题,争取组织宽大处理,对你自己、对你家人都有好处。”
    10、事实证明:人最难过的是“亲情关”
    吴走后,我想了很多。
    想到家里的三位老人,老父亲近八十岁高龄,患有高血压病;岳父母都七十多岁了,一个患帕金森、一个患高血压糖尿病;我老婆心脏、肾脏都不好,连续三个月镜下血尿查不出原因。孩子还在读大学,耽误了学业怎么办。要是把他们都关进来,可怎么能受得了。
    我恐慌了,他们像绑匪一样,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事都作得出来。我下决心,为解救家人配合他们。
    11、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3月6日,王、吴又来谈话,同时录像。王说:“你交待你的违法违纪的事情。”
    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考,我决定把家里一些值钱的物品,说成是收受外商礼物“交待”出来。我本以为有这些“礼品”就已经够“受贿罪”了,组织上定罪处分我也够数了。
    没想到,王、吴很不高兴。说:“你对吴局讲的挺好,表示积极配合,但是你交待的问题都是避重就轻。你收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不算,谁没收过礼品?你的态度不好过不了关。”
    我说:“除了这些我真的没有了,我没有收过别人的钱。过年节偶尔和同事玩麻将我承认,算赌博也可以。小金库问题我也承认,但是没有私分过,主要是花销,都是职工每人一份,我没多拿过。工作上的失误,在“三讲”时已经讲过,书面材料也有,王基铭也在场。”
    王、吴说:“不行。你现在所讲的都是鸡毛蒜皮,没有讲到实质。你就是收过别人的钱。小金库也私分过,余款1万多美元的事你也知道,杨冰都承认小金库私分你还不承认,还让财务毁账。 你不老实,态度不好,怎么走第一条路?”
    王不只一次地点拨我说:“你怎么就不开窍,我给你定位是贪官,也不是大贪、巨贪,你家里有100多万存款,拿出几十万上缴了,不就没事了,这点事理都不明白。”
    王说:“你无论如何要坦白交待60%以上,才能算态度好,才能在领导那里为你说好话,对你的调查才能停下来。你在外面是条龙,在这里就是条虫,就得听我们摆布。”王还说:“你再不老实,态度不好,我们还可以把你送到外地的检察院,比如江苏省检察院(王是个南京人,满口南京话),给你来个异地办案,看你老实不老实。”
    我对他们讲:“如果我是贪官,那中石化总部机关包括驻京单位司局级以上干部,就没有清白的人了,你们搞我是搞错了。”我说:“你们都还年轻,都是党员,都是执法者。你们这样颠倒黑白、栽赃诬陷、制造冤案是要犯错误的。”
    他们说:“这是领导让我们这样作的,我们听领导的。”他们所谓的领导就是康宪章。
    我说:“我对不起吴局长,我只能如实地讲,没有收钱,不能再说谎。我要见吴局,告诉他我无法走出这个屋门,我宁可死在这里。”
    12、摸底
    第二天,吴真的来了。
    王说:“我知道你找领导是思想有顾虑,想要政策。吴局来了,你讲吧。”我说:“我真的没有收钱,我的错误已经交待完了。”
    吴说:“你走第一条路,我会保你不送检察院,还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也许会还使用你。领导很关心你,要抓紧时间。杨桦、杨冰两个人都说给过你钱,你能不承认吗?杨桦说谎,杨冰与他又没见面,也说你收钱了,你怎么说呢?几个人做的事是有痕迹的,你不承认,只能是态度不好。现在有6个组、五六十人都在外调,落实你的问题。你尽快承认了,我们的外调也会停下来,对别人的审查、对你同事的审查、包括对你家人的审查都会停下来,大家都会感谢你。不然问题会越弄越多、越弄越大,涉及的人会越来越多。你不要有顾虑。”
    我说:“我真的没有收过别人的钱,我在这事上是把握得住自己的。”吴局说:“你肯定收过钱。”孙处也斩钉截铁地说:“你肯定收过钱,别人都承认了你还不认。”我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至此,我想明白了。他们的筹码就是要搞出我收钱的罪过来,才能收场,才能挽回他们的面子。
    我说:“我是取保候审,有新证据,检察院会要人。”吴局讲:“没关系,只要不是新事,我们不会把你交出去。”我说:“上次不就交出去了吗?”吴说:“上次不是我管,是李国锦管,也是检察院盯住你来要人。”我斩钉截铁地否定他说:“不对,刘存义四个人与我没有一点关系,是你们交出去的。”
    吴改口说:“这次不会了,我保证不会了。”
    我依然哀求他们:“放了我的家人,不要为难他们,我的事我承担。”他们说:“你尽快坦白交待,对你家人是有好处的,大家都为你着急。”
    13、下定决心委曲求全
    这期间,他们讲了山东一个人的例子,说这个人收了别人的钱,有10万元存在他情妇处,让她交出来,她不交,就把这个人的情妇也关进来了。他们之间有一个人4、5岁的小女孩没人管,就一齐关进来,由他们派个女同事照顾小孩。
    王、吴、梁还多次讲见到了我的儿子,个子高,白脸,爱打篮球,话不多,也为他爸爸担心。
    我的心颤抖了,是不是连儿子也被他们弄进来了。以后每当我听见外面拍篮球的声音,都会想到会不会是我的儿子。每听到屋外有女看管的说话声,都会想到是不是看管我老婆、看管我姐妹的人。
    我神经质了,我傻掉了。我痛苦着,颤抖着。我感觉到已经衰弱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脑袋昏昏沉沉,整天整天呆呆的、傻傻的,大脑一片空白。那时,我耳边响起了那首著名的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多么可笑而,又可悲的结局!我不是王若飞,我更成不了江姐、许云峰。我有心想学一下张志新,但终究没能做到。我屈服了,我又一次屈服了。
    14、讨价还价
    3月16日下午,我为了拯救我的家人、为了不让他们再多受罪,尽快地放他们出去;也为了尽快结束对我的审查,结束这种非人的生活,保住自己的身体;为了不再继续审查我的那些无辜的同事、部下,使他们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同时为了使中国石化的领导们保住颜面,能够给我定“罪”,在吴局承诺内部处理不再送检察院,并且争取说服领导继续在原单位使用的前提下,我再次违心地说谎,再次违心地承认了虚构的事情。
     这天,王、吴接着谈话。我想顺从他们,配合他们,但我无从承认。
    他们给我指路说:“彭云龙给的5万人民币是真的。”我就顺着说:“那好吧,是真的。”他们说:“给钱的时间不是2002年,而是在2003年春节。”这样,时间改在了2003年春节期间,(真可笑,这正是“非典”肆虐的期间,如果不是脑袋有毛病,谁会在这个时期从美国到北京来呢!)在亚运村某茶馆见面送的。其中,3万元存在银行,2万元放在手头花掉。
    后来他们真的查银行,发现我在2003年2月16日存过25000元,就认定这笔钱是赃款。于是他们就让我把存3万元改成了存25000元。实际上这25000元,是我从工资卡转存成定期的钱。(中国银行工资卡对帐单全部存放在我办公事抽屉里,出来后我特地去找,但发现所有对帐单都已让他们搜去了,说明能证明这25000元是从工资卡转存成定期存款的证据—银行对帐单就在他们手里,可他们却明知故作啊!)
    我不知道彭在2002年或2003年春节期间是否来过北京,我也没有在北京与彭见过面。但为了以上的理由我也只好诬陷彭云龙了,真的对不起彭了。
    他们又说:“顾杨莹也送过你钱。”我只好继续“承认”。先说送了5万人民币。他们说:“不对怎么这么少?”我又长到10万元。还不行,最后只好认到20万人民币左右,他们这才满意。
    我编造说是从1993到2002年10年间送的,分10次,每年1次,每次2万元。他们发火了,说:“怎能这么平均,每年2万元?发奖金呢?”我恍然大悟,只好调整为每次0.5万、2万、3万不等,总共19.5万。
    关于钱的去处,我也只好说都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里,随时花掉了。后来小梁又逼问:“是不是美元?”他还嫌金额不够大。小吴说:“你可别说是美元,搞那么大我们可救不了你。”
    实际上,顾根本就没送过我钱,我也没收过钱。实在无法,只好再次诬陷老顾。对不起老顾,真是罪过大了。
    说完这两桩收钱还不行。
    王、吴继续说:“杨桦杨冰都承认给了你美元,你不能不认。”王指引说:“一次杨冰一次杨桦,各1万美金。”时间改为杨冰是2001年春天,到办公室,一个纸袋,装有一条中华烟和一个信封,内有1万美金。杨桦是2002年春节前,亚运村青叶日本餐馆,1万美金。
    关于钱的去处,我很困惑,编造受贿的金额已经太大了,这些虚无缥缈的钱在哪里呢?又把它们如何处置呢?
    我开始说,2万美金部分换成人民币,存在银行,部分美元花销了。他们说为什么兑人民币?我说听说人民币要升值。他们说要到银行去查兑换人民币的流水单。我想坏了,我从没收过这钱,也没有兑换过钱,银行怎么会有记录,他们一查就露馅了。于是又改口说两万美元都放在抽屉里,出国时买东西,买名牌服装,金银首饰等,花掉了。(这两种说法都有笔录)至此,总共2万美元,约25万人民币。
    作完笔录,王、吴很高兴,他们又笑了,又是笑得很灿烂。说:“你态度变好了,今后会有好出路。”并转达领导意思说:“领导也很高兴。”
    我戏谑地对王说:“你们的办案‘水平’很高,不比检察院的初审员差。我以后要是有了钱,一定回来给你们排个电视剧,而且就请你们当演员。”王听了高兴得哈哈大笑。
    我心说,“我是要把你们的丑行、把你们的黑暗公布于世人眼前,曝露在阳光之下,你们还高兴呢。”
    我以为事情该收场了,受贿40多万,罪过也够大的了。他们为我录像,做证据,说给领导看。但是实际上,问题远没有结束。他们的胃口尚未满足。
    15、无法猜测的底线
    吴局再次来到这里,对我说:“祝贺你迈出了这一步,领导们很高兴。但问题还没有讲完。我掌握的这一块还要继续交待。争取三四天后,回家听候处理。”
    我很无奈的说:“我就怕是这样,问题总没有讲完,上次就是,两组人分别谈话,跟班盯进,永无止境。我确实已经说完了,再也没有了。”
    吴问:“杨子石化的戴厚良认识不认识?”我说:“认识,但不熟,与他无特殊关系。”吴又说:“其他企业是不是有人与你有不正当的经济关系?”我说:“没有。”
    吴又说:“托克公司的韩箭是不是给过你钱?”我说:“这个人我从来就没见过。”吴说:“出口汽油与托克公司的往来,你是不是收了好处?”我说:“出口汽油是由香港公司决定客户,而且不是刘存义的部门管,是成品油部门管。托克公司是国际上著名的、排名2、3的油品贸易大公司,内部分工很细,燃料油、汽油、原油肯定也不是一个部门管。我从来没有指挥过把汽油卖给谁。”吴最后讲:“你继续想,好好回忆,把问题讲清楚,金额不怕大,我会给你处理,抓紧时间,不要停滞不前,领导在等着你。”(这次谈话有录像)
    第二天,吴、梁继续谈话。又扯出东方太阳城的别墅。说:“杨桦拿到了你的身份证,为你交了订金,你还两次去看房。”我说:“都是胡扯。”他们又说:“你和托克公司的韩箭在一起吃过饭。”我说:“绝对没有见过这人,不信可以让他来指认我。”
    又过几天,孙处长、梁来谈话,明确告诉我:“就把杨桦的事说完,别的就不问了。”
    我说:“没有了,杨桦没给过我钱。”孙说:“还有,没有说完。”我说:“真的没有了,我再收钱也没有地方放。”
    但是他们不干,说一定要再认下来。他们拿出一叠纸,是笔录之类的东西,从中抽出几页,晃着对我说:“你看这是杨桦的笔录,他都认了给过你钱,不信你自己看看。”
    说着把那几页纸折了折,把内容遮盖住,只露出最下面的签字,拿给我看。说:“你看看是不是杨桦的签字,就快结束了,你要继续保持个好态度,争取个好结果。”孙说:“你要是还不信,就把杨桦的录像放给你看,但不能听声音,只让你看看他是怎么招供的。”
    然后换成吴、梁。吴指点说:“你去年一年工资多少钱?”我说:“可能有十五、六万人民币,比正处长少。”他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会,我看实在躲不过去,只好说:“我承认,但是具体钱数和经过说不清了。”
    这时梁出去了,吴就说:“两万美元,2003年‘十一’在杨桦家玩麻将时给的。”
    我想起了,在上一次谈话中有这样的情节,于是我又明白了。可实际上,那一次去杨桦家玩麻将是2004年春节。因为他们刚搬了新家,我们去给他们温居。白XX还送给杨桦两个儿子压岁钱。因为都是蒙古族,老白很喜欢杨桦的两个儿子。2003年“十一”,杨桦尚未搬新家,真是胡扯。我很生气,说:“杨桦的话你们都信,我说没有收钱你们就不信。杨桦真是金口金言,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出美元。”
    认完这两万美元,我又一次以为结束了。
    没想到过了两天孙处长又来了,说:“还有,还没说完”。我真的受不了了,委屈的痛哭起来。小吴有些同情,拍着我肩膀劝我不要哭,拿烟给我抽。抽过几支烟后,我平静下来,说:“你们说吧,我认。是不是还有1万美元?”梁和小吴也显示出无奈的样子,说:“真的是为你着想,告诉你还有1万美元,是在2002年底左右,在你公司楼下停车场送给你的,在杨桦汽车内。”
    我照着他们的指点完成了最后的笔录。
    16、按照旨意编圆口供
    吴讲,“其他的事我们不再问了,别墅、证券等都算了。但收了钱就要有去处,你要交代出钱的去处。”
    我从来没收过钱,钱又放在哪儿呢?他们说5万美金不是小数,你把它放在哪儿了?
    我自问自答地说,“没有存银行,存银行有帐可查,也不可能存在国外,怎么办呢?只有把它花销掉。”“我在历次出国时,在国外购买了物品,首饰、衣服等,部分送人,部分自用,还送给国外的朋友部分现金。”
    他们说,这么多钱就没买过大件,汽车、房子之类的?我说没有,你们可以查。他们说你把何时何地买的什么、送给谁了,都写清楚。为了按他们的意思把钱的去处说圆,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开始挖空心思,回忆从2002年起的历次出国,国别、时间,再对照四次收钱的时间、金额,相对应地编造所购买的物品、金额。他们不断地提醒,要注意购物时间、所购物品金额与收钱的时间、金额对应好,不要碰不上。除去回忆过去几年历次出国时间、地点,编造相对应的购物清单,还要考虑物品的价值,送给谁。送的人与物品是否合适,还不能牵连更多的人。为了编造得更合理些,只好创造出一些虚无的人。最后,人员、金额、时间、地点实在对不上了,只好说送现金给了在国外的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用他们的计算器反复计算、核对。
    那天搞到了凌晨2、3点钟。搞好后,我又害怕他们去一一核对,因为都是瞎编出来的,经不住查对,就对他们说:“我不写了,这些事情如果你们去核实肯定对不上,我无法继续编造下去了,我想反悔,我想说没有收过钱,或者说把5万美元都还给杨桦了,在最后和他见面那次全还给他了。”他们一听有些慌了,说:“已经走到这步了,你的态度也很好,领导也很满意,也会给你一个好结果,说不定还会回国际公司继续用你。你现在推翻以前的说法不行,你放心吧,我们不会再核实了,只要你说得详细些,我们肯定不再核查了。”
    这时我真的明白了,原来是把上次说的10万美元减了半,硬压给我承认。我以为这次真的结束了,但我又一次天真了。
    17、最后的“伏笔”
    几天后,吴、梁又来说:“小金库私分,你个人分了多少?”我说:“没有私分过。”
    孙处长又来了,说:“不对,别人都分了10万,你是处长,怎会比别人少?”
    我说:“实在没有私分过。那么算一算,小金库总共有100来万人民币,全处24--25人,每人每年过生日、买bp机和其他礼品、玩保龄球,买过两辆旧车,还在保险、运输公司存有部分供报销用,哪能再有钱私分呢?”
    他们说:“李明、杨冰他们都认了,你还不认。小金库的事比起收好处费要轻得多,你承认了就结束了,其他的真的不问了。”
    他们又拿出几页杨冰的笔录,折了折拿给我看。说:“你看看是不是杨冰的签字。”
    我一想,60多万受贿都认了,还怕这一点吗?就说:“我实在记不清了,就以李明、杨冰说的为准吧。”
    他们说:“杨冰认了从93年—99年共9万元,你不能低于这个数。”我说:“我任处长时的“小金库”只是给大家过生日、打保龄球、接待客户宴请等,从没有私分过。”他们说:“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趁谁献血时发补助费,你们多取出钱少数人私分了。”我说:“不用想,肯定没有。我任处长时,陈志军和付婷两人献血,当时大家都不愿献,硬是靠俩人觉悟高,为全处完成献血任务才献的,而且都是第二次献血。当时经处里研究决定从“小金库”发了2、3百元的特殊补助费,但从来没有趁机多取钱私分。”
    他们坚持让我认下来。最后他们算来算去,说:“你个人私分所得是8.5万元。”我说:“8.5就8.5万元吧。”
    过了几天,到最后写“错误事实见面材料”时,梁告诉我:“杨冰是8.5万,你是处长要比她多才行,你就8.7万元吧。”事已到此,我说:“行吧,8.7万就8.7万元吧。”
    至此,审查就真的结束了。在中石化监察局的刑讯逼骗诱供之下,这场闹剧,最终以我受贿74.7万元人民币收场。
    18、镜子
    台湾李敖曾在回忆录中写到:
    ...为了坐实我是五委员之一,特务们硬要从我口中,落实这一事实。因而把我刑求,刑求内容从拶指到夹竹竿,不一而足。后来得知;我是受刑受得最客气的一位,同案的…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的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人在办案时,心理状态都是极有问题的。例如他们刑求逼供时,我反复问他们,我说;“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你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赠,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悉随尊便,都行!”可是,他们不肯,他们说;“他妈的你李敖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看不起我们!你以为我们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不行!你死进了棺材,我们也要把你棺材盖撬开,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在我们眼里,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不行!”我说;“你们要我说,总得透露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来编。”他们说;“我们不提示!”正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不提示”,所以才有新疆王盛世才那种整人作风。(盛世才自己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不胜刑求,向盛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一定要逼人自诬。于是丁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嫌少,毒打之下,卢布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可是还打不停,嫌太少。丁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又嫌多。于是,丁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一路上升后,再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说出五十万,盛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这种办案人员的心态,后来我才悟出道理,原来这是一种自欺型的心理变态、一种自欺型的虐待狂。明明以冤狱整人,却视被害人自诬细节以为乐,乐而久之,他们也多少自欺这不是冤案、假案、错案,这是无风不起浪的。于是,他们心虽不安,理却得了,遂根据人犯的胡说而乱编,嵌入法律,把案子咬得死死的,最后,奖金他们拿,大牢人犯坐,周而复始,冤狱连台了!
    世事真的好奇怪!眼前发生的事情就如同历史的镜子一样。
    19、痛苦
    他们整理出我的错误事实见面材料,让我签字。
    签字时,他们还特地告诉我,写上“这些事实都是我主动交待的”,以便在领导那里争取好印象,求得领导的宽大处理,有个好结果。
    之后,又让我写检查,为我录像。
    做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所谓违纪违法经济问题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用骗诱供的手法强加于我承认的,我又如何基于这些莫须有的“事实”,去深挖思想根源,去剖析犯罪起因呢?但在他们的高压下,为了能按他们的要求走完所谓他们的“程序”,为了能活着走出中石化集中营,我仍然要继续作贱自己。
    于是,我搜肠刮肚地寻找那些最能诋毁自己、又最能博得他们高兴的、最恶毒的语言和词汇来咒骂自己。
    实在从记忆中找不出了,只好抄报纸(大概是从4月中旬左右,我交代完了“罪行”,态度非常好了以后,经我多次要求,他们终于同意给我一些过期的旧报纸看)。
    我把自己从1992年以来10多年的人生,涂抹上丑陋的色彩,唯有如此,才能表现出我的真诚。似乎也唯有如此,才能让中石化监察局的领导感到某种快感和满足。
    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最终得到了首肯。于是,又开始录像。录像时,他们说我的表情、语气不好,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不像在作自我检查,一遍一遍地反复,搞了3、4遍,总算过关。
    20、交钱赎人
    之后,他们逼我交钱,说是要上缴违纪款,交了钱才能放我回家。我求他们说:“能否先放我回家,出去后我一定把钱交上。”他们说:“不行,这是程序,必须先交钱,才能放人。”
    我身陷囹圄,已被中石化监察局逼成了“贪官”,心理受到极大创伤,精神已经不能自制,思维已经紊乱。
    我生怕我爱人不能体会到我的处境,不会用我们的合法收入积蓄来赎出我的自由。我亲笔给她写了字条,让她“见字照办”。
    在那几天里,张殿辉一天跑来几趟,逼我交钱,并同意让我与老婆通电话要钱。
    我在电话里告诉她,要积极配合他们,尽快把钱交上,他们才能让我回家。我甚至说要懂得掏钱买命的道理。
    几天过后钱依然没有交上。
    张又来了,指点我说:“可以向公司里的人借,甚至可以找老杨(国际公司总经理杨树杉)先从公司里借。”我说:“不行,这个时候不能再给老杨添麻烦。”最后张指给我说:“也可以向其他朋友借,出去后再还。”
    我想事已至此,只有按他们的程序走完。碰巧有个朋友愿意借给这笔钱,上缴到了中石化监察局。(我被康宪章放出来后,整理了我全部的银行存折,拿出了我自16岁起参加革命工作,至52岁被康非法关押止的所有积蓄,还不够,又添上了老婆的积蓄,凑足74.7万元,还给了朋友。这74.7万元都是我的劳动所得、合法收入啊!上缴了,上缴给中石化监察局了!据说中石化监察局可以从这里提成发奖金。)
    21、康狗现身
    4月20日左右,康宪章、吴晓琪等来谈话,又听我把“错误事实”复述一遍。
    临走时康说:“你以为是检察院放的人?是我们把你保出来的。把你保出来就是为了继续审查你。你要写出像样的检查,彻底交待问题。”(事实上,是我的家属委托律师在检察院办理的取保候审手续,保人是我的家人。但作为中石化监察局的局长康宪章却敢面对面、大眼瞪小眼地说谎话,真是无耻到了极点。这次谈话有录像)
    22、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又写了检查,重新录了相。又让我写保证书。
    保证书的内容是他们告诉我的,保证出去后不反供、不串供、不向外泄露与组织的谈话内容等。
    当时,我一边写一边心里在笑,既然是与党组织的谈话,那就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应该经得起舆论与历史推敲的,怎么还需要向外界保密呢?除非你在搞阴谋诡计!
    又让我写情况说明。内容也是他们告诉我的,说明在审查期间没有受到刑讯逼供。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自欺欺人!
    23、美容
    4月23日晚,梁给我戴上头套,带回石化招待所,告诉我在这里等几天,情况会越来越好。领导们出差回来后就讨论,肯定不会进检察院了。
    我再次与他们确认,如果检察院来要人怎么办?张殿辉说:“我明确告诉你不会再送了,你想想如果再送检察院,你出去后也会与杨桦见面,你们还可以再翻供啊。我说的这些话,你要是说出去我也不认。”
    当天晚上,由吴晓琪领着到芍药居附近的理发店给我剪了发。因为,我被非法拘禁了3个月,头发长得可以梳辫子。胡子长得还没赶上马克思。按吴晓琪的说法是,像个阿拉伯人。(到最后时,他们交给了我老婆早就拿来的电动剃须刀,让我一个星期用一次)
    我估计,当时我的脸色也相当难看。恐怕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长时间受到折磨的结果。因此,让我先在招待所修养修养。这段时间,可以看电视,可以随意在房间里走动,想坐就坐,想躺下就躺下。
    24、“作秀”式的审理
    过了两三天,张又来告我说:“监察局内部的审理部门还要找你谈谈,你就按原先说的再讲一遍,就没事了。”我问他:“审理应该审理你们调查部门搞出来的材料、证据,为什么找我谈?”张说:“这只不过是个程序,没什么。审理部门也归康局长领导,你按原样说就没问题。”
    4月28日,监察局三处刘秀枫处长负责审理。我又问刘处长:“按道理审理应该在监察局内部,审理调查出来的证据,你们找我来审理什么?”刘也说:“这是程序之一。”
    他给了我一份“见面材料”,让我照着复述了一遍“错误事实”,完成了最后一道程序。
    刘处长问道,“就因为你的一个电话,事后也再没有过问,杨桦就先后给了你5万美元。你的一个电话就那么值钱?你想过为什么没有?”我心说,你们都归康宪章领导,我现在能说什么真话。我说:“没想过。”
    4月30日中午,吴晓琪来房间告诉我可以回家了,听候处理。同时,他还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关押过我的家人。(他们把阴谋一直隐藏到放我回家的一刻,可见他们多么阴险)
    四、重生
    走出被关押的场所,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我终于可以随意到外面走动,感受阳光直射到脸上,能够看到整个天空。
    从2005年1月12日到4月30日,其中1月25日至2月6日在检察院,总共14+86=100天,在“中石化集中营”度过。这期间,我7次被强迫带上头套,最长连续13天14夜不让睡觉、白天晚上连轴转地审讯,最长连续14天15夜罚站、不让坐下休息。
    我在中石化监察局的刑讯逼供、体罚、精神摧残下,体重减少了近30斤;右眼的视力下降不到0.1,几乎失明;腰肌劳损导致腰部疼痛,至今不能较长时间站立或直坐;双脚脚趾至今麻木,没有知觉;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导致患上了过敏性鼻炎;神经受到极大刺激,时常精神恍惚,发呆发痴,不知所措;常常会不知不觉地想起在中石化集中营受到的折磨就心有余悸,心惊肉跳。中石化监察局办案人员以及他们雇佣的保安人员的辱骂声、训斥声、拍桌子跺脚声、拍打铁门声以及那沉重的铁门开启声都宛如就在耳边;他们逼供时那恶魔似得面孔、骗诱供时的奸笑、逼诱供得手时的狞笑至今沥沥在目。
    事后,我听说,中石化监察局长康宪章为了座实我的“受贿”案,2005年2月6日,把在荷兰某公司工作的杨桦,也从北京市第二看守所,直接带上头套蒙住眼睛,绑架至“中石化集中营”关押了近3个月。其间,同样对他进行罚站、不准睡觉休息等体罚,刑讯逼骗诱供,逼迫他承认给了我钱。
    这还不够,康狗一伙从2004年12月初,就把杨桦的老婆杨冰(中石化国际事业公司的财务人员,白牌群众),以谈话为名关押了近2个多月。同样以罚站、不准睡觉休息等手段,逼骗诱其作伪证,承认伙同其夫杨桦,对我进行了“行贿”。
    据说,康狗们对杨冰的折磨更“升一级”,不但要长时间“熬鹰”、罚站,罚站时还要把双臂、双手高高举起。在体罚和精神摧残下,这位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被中石化监察局逼疯了,逼成了神经病。在心理学上叫做精神控制,在医学上叫做拘禁性精神障碍症。
    可怜啊!堂堂的省部级纪检监察部门。
    可悲啊!纽约、伦敦、香港、上海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上市公司。
    为了创造出,居然使用如此卑鄙的手法,制造冤假错案!
    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007年6月22日,答案出来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陈同海为了掩盖自己的真腐巨贪,而对外做出大力反腐的姿态。又指使王康之类,在具体操作上,作出己类和另类的区别。凡自己的人,即使真腐,也睁只眼闭只眼;反之,则“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
    何谓“具有中石化特色的反腐运动”?中石化的纪检监察部门,一般办什么案?查谁?完全不是由谁腐败而决定的。而是由陈同海决定的,由权力斗争的方向决定的。他们的主子让查谁,他们就查谁,或谁伤害了纪检监察部门权力人物的利益,他们就查谁。查的方法就太多了。最常用的方法大搞逼供信,本质上与明朝的东西厂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亲自批准并在幕后操纵、中国石化监事会主席王作然亲自指挥、中国石化监事会监事康宪章亲自操刀,上欺中央纪委和国资委纪委,下骗广大党员和群众,导演了这场冤假错案。他们失去了人性,丧心病狂地要把我“设计并制造”成贪官。
    尽管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无辜的、清白的,尽管他们手里没有任何证据,但他们仍然精心策划,给我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违规违法办案,剥夺我的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财产权,剥夺了我的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定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
    按照他们的“设计制造”贪官的理论和目的,非法收集口供,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搞体罚、精神摧残、威迫利诱、骗供诱供。他们不敢拿出审讯的全过程的录像记录,晒太阳。但他们善于搞“作秀”式的片断录像,假以作为他们的证据。
    中石化监察局领导、办案人员公开宣称:这是组织内部,不讲法律,不怕律师,要讲法,到检察院、法院去讲!
    据说在公司凡是归我分管的处室处长、主要业务人员,都被他们叫去谈话调查,而且手法都是高压诱骗,企图从大家嘴里找出我的罪证。按他们的说法找了公司1/3的人谈话调查。
    他们口口声声组织内部调查,我真的恍惚了,他们的行为能否代表党,能否与党划等号?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公然制造冤狱,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硬是把假的变成真的,把无变成有,手段极其恶劣。
    我是无辜的、清白的,我从来没有收受过杨桦、杨冰、韩箭、顾扬莹、彭云龙、任建华等人、以及其他任何人的钱财,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是以康宪章为首的中石化监察局用违纪违法的办案手段,编造谎言陷害我——一个1969年上山下乡到东北黑龙江插队、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进入石油化工系统工作、大半辈子勤勤恳恳为党和祖国的石油化工事业努力奋斗、大半辈子夹着尾巴作人并以清廉为官时刻给自己敲警钟的党和国有企业中层领导干部。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危害要比十次严重犯罪还大,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污染的是水源。
    一场打着党的旗号,以反腐败为名、以“文化革命”的手法、精心设计制造冤假错案的闹剧。我真的要感谢中石化监察局长康宪章,使我在人生旅途走到53岁的时候,终于亲身体验到什么是冤案,终于明白了原来“贪官”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我只有一点想不通,在二十一世纪,全国上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民主和谐社会的今天,在首都北京,在中石化集团公司党组领导下,怎么会任凭康宪章之流如此指鹿为马、诬陷忠良,践踏法律和正义?党纪国法何在?而这其中又掩藏了多少深层次的、见不得太阳的因由啊!?
    千古悠悠 有多少冤魂嗟叹 空怅望人寰无限 丛生哀怨 泣血蝇虫笑苍天 孤帆叠影锁白链 残日升 骤起烈烈风 尽吹散
     滂沱雨 无底涧 涉激流 登彼岸 奋力拨云间 消得雾患 社稷安抚臣子心 长驱鬼魅不休战 看斜阳 照大地阡陌 从头转
    
     韩钢
    
     2012年6月4日
    手机:13552426491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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