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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也论“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16日 转载)
     《零八宪章》月刊特约评论
    
     今天汪洋先生正视现实,皈依现代普世文明,将人民的幸福正位为自主追求,也即归还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将党与政府在人民幸福观上的“救世主”情结剪断,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诚如前面已经论及的,幸福要实现人民自主追求,就必须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完成“政府归位与还权于民”,只有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才成其为独立主体,才能承担追求幸福的主体角色,也才能真正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实现物质层面的免于匮乏与精神层面的信仰自由,达成物质与精神统一的自由幸福。 (博讯 boxun.com)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5月9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汪洋代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汪洋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汪洋先生在讲话中谈到的“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引起了网络热议。正如有的评议者所言,这种幸福不是党和政府恩赐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常识。早在《国际歌》中就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见,汪洋先生的幸福观是共产主义理论中幸福问题的现实注解。但是,一个原本常识的观点,为什么今天汪洋先生表述出来,却迎来了如此大的关注,甚至可以说引起了不少轰动?
    
    要理解汪洋先生幸福观轰动效应的原由,另一首在中国传唱甚广的《东方红》可以作出回答。《东方红》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 ,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 , 哪里人民得解放。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他为人民谋幸福 ,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大救星。”《东方红》这首歌将红太阳与共产党、大救星与毛泽东紧密联系起来,进而等同起来,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传唱,尤其在文革时,中国只要能发声者无不传唱此歌,真可谓家喻户晓,老幼皆唱,由此使大救星深入人心,使民族神经中植入了幸福是毛泽东为人民谋,亮光是共产党为人民照的意识,于是幸福就变成了毛泽东与共产党给予的,进而延续下来就成为“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这种灌输了半个多世纪的幸福观,今天汪洋先生指出是错误认识,当然会引起轰动。
    
    耐人寻味的是,由《国际歌》的“没有什么救世主”、“不靠神仙皇帝”怎么就演变成了《东方红》的“大救星”、“红太阳”,幸福观由“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就蜕变成“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转变?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追溯人类幸福观的发展历史,而且需要研究马列主义演化与共产主义运动史。
    
    从今天人类已经走出的历史轨迹来看,幸福早在远古时期就潜藏于温饱的满足中,但随着人类的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满足日益突显出在幸福感中的份量,故古希腊那种哲学的思考、精神的探索,成为人们的一种至高追求。在远古到古希腊时期,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靠自己的劳动与智慧而创造物质与精神的财富,使自己达到某个理想境界。这个时期的幸福是立足于自己的付出与收获上的,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幸福观在古代也是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中的安贫乐道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都有不同侧面的反应,如儒家以道德理性满足为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墨家以共乐利他为乐,即兼爱、非攻;法家以建功立业为乐;道家以无为自由为乐。
    
    然而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人类进入王权专制时代,社会资源在暴力的竞技中日益为权力获得者所垄断,进而出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情况,人们自我主宰与创造在这种资源被剥夺的情况下日益失去了自主性,人们获得物质文化生活的满足日益被外在的国家权力所左右,理想的实现日益依附于统治意志之上,这样人们因愿望实现而产生幸福感的主要物质条件取决于王权,个体只能在王权许可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某些满足。这样在物质层面上的幸福观就演化成了专制王权的恩赐,而在精神层面却日益转向虚空、彼岸世界,或对现实权力的神化膜拜。这种物质上对权力的依附与精神上受权力的辖制,使人民的幸福成为一种外在权力的赐予。
    
    随着西方启蒙运动的兴起,个体价值与权利意识日益苏醒,人们日渐认识到幸福原本应该是靠自己劳动创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学理上将人从资本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时,《国际歌》也就唱响了“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然而,后来随着列宁暴力革命理论的引入,共产国际就分化成暴力革命夺权派与和平议会民主演进派。暴力革命夺权派很快借二战东风,席卷了东欧、中国、北朝鲜、越南、柬埔寨、古巴等。这些先后在暴力革命手段下夺取的政权,由于其夺权的暴力性、残酷性而使夺权组织具有极其严密而高度集权的特点,这种特点的组织一旦掌握政权,就沿袭了专制极权的路径,事实上就重复了文艺复兴之前的政教合一式专制模式,出现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世俗的权力不仅垄断社会的物质,而且僭取人们的精神,将自己奉上供人膜拜的神坛,社会由王族统治转换成党团外衣包裹下的权贵集团统治,社会专制王权的本质在现代政党名义装饰下苟延。在此情况下,创造人类幸福就只能是权力(党和政府)的恩赐。所以,半个多世纪来发生于中国土地上的人民幸福靠党与政府,这并不是什么奇闻异事,它只是人类专制王权历史下幸福观的一个延续而已。事实上这种幸福靠党与政府恩赐的观点也不是中国的特例,它是一切暴力夺权国家的应有景观。所以无论从昔日的东欧、越南、柬埔寨,还是从今日的北朝鲜、古巴、中国,都流传着“幸福全靠某某主席、某某党、某某政府”的口号、歌谣与标语。由此可见,幸福恩赐论事实是人类王权专制时代的固有观念,也是当代暴力革命夺权国家的通用意识。
    
    由于幸福恩赐论源自社会王权专制对资源垄断与精神辖制,使民众生存发展处于对王权的依附之下,那么今天民众要想获得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要想实现自己创造幸福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实现人格独立与权利平等,即人民必须挣脱对权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完成从臣民转变成公民。应该说一个没有脱离人身依附的人,是没有独立主体性的人,是不可能实现自己追求幸福的人,而只有拥有自己独立、尊严与权利的人,才能自主追求自己的幸福。正如《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载“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们的最高愿望”,显然实现这个愿望就是普通人们的幸福,而实现这种愿望的前提是“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落实。所以完整享有现代公民的权利是人实现追求幸福的主体地位的保证,是解开幸福依靠权力恩赐的钥匙。对此,《国际歌》中唱到“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
    
    今天汪洋先生正视现实,皈依现代普世文明,将人民的幸福正位为自主追求,也即归还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将党与政府在人民幸福观上的“救世主”情结剪断,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诚如前面已经论及的,幸福要实现人民自主追求,就必须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完成“政府归位与还权于民”,只有公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才成其为独立主体,才能承担追求幸福的主体角色,也才能真正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实现物质层面的免于匮乏与精神层面的信仰自由,达成物质与精神统一的自由幸福。
    
    应该说广东近年来在实现人民追求幸福主体地位上是做了些工作的,如社团登记上的放开,乌坎事件中的落实村民自治等,这些工作无疑会促进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但要充分实现人们追求幸福的主体地位,显然广东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远的路要走。当然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广东,如果中国公民的权利落实问题不能得到充分解决,广东公民追求幸福的主体性也是不可能得到最终保障的。
    
    今天作为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汪洋先生既然已经提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那么着力消除阻碍公民追求幸福的壁垒,推进公民权利的落实与保障,就是破除幸福恩赐的制度性前提。什么时候公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利得到充分而有效的落实,什么时候公民追求幸福的主体性才得到真正的确立,什么时候才真正破除了“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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