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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4)最初发现艾滋病疫情并“报警”的人/陈秉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1月28日 转载)
-《尘封的抗争与呐喊》续篇

    【本文作者:陈秉中,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局级干部
     爱知行研究所发布】 (博讯 boxun.com)
四、最初发现艾滋病疫情并“报警”的人


1、 第一位给卫生部报告有关河南省农村卖血者感染艾滋病疫情的王淑平
    王淑平原是河南省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后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从事病毒研究工作。她于1995年初发现卖血者发病症状酷似艾滋病,于是从1995年5月到9月,王淑平等4人在周口地区的卖血人员中提取了404份血样,通过同事丁红的试验室初筛,发现了惊人的艾滋病毒阳性感染数字。她们担心结果不准确,接连用了几种不同的试剂,但结果都是一样。为了避免失误,王淑平把从河南省商水县卖血者集中的西赵桥村艾滋病毒初筛阳性的62份血样送往北京做权威鉴定。
    做一份血样检测要700元钱,62份全做下来需要4万多元,这对于自己掏路费跑到北京求结果的王淑平来说,是太多了,当时她有些气馁。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毅院士得知此事,听了王淑平所讲的疫情非常紧张。曾毅院士果断地说,不要你这个钱了,先做15份吧。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的鉴定结果很快出来,15份血样中有13份确定为艾滋病毒阳性,2份为疑似。这一结果让曾毅非常震惊。他让王淑平赶紧写报告,马上报告卫生部。他说,剩下的47份阳性血样已没有再做鉴定的必要了。在我国病毒学泰斗曾毅院士大力支持下,这位从偏远地区来的普通医生王淑平,在北京连夜起草了第一个上报给卫生部的关于河南省卖血者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毒的报告就这样“出笼”了。
    王淑平的报告经曾毅院士上报给卫生部后,卫生部在第二天就给河南省卫生厅打去了电话,询问情况。王淑平于第三天回到周口,卫生局的一位负责人见到她说:“你可弄了个大地震。”
    王淑平从北京回到周口后不久,一位退休的卫生局长悄悄对她说:“你别在这儿干了,有人要找你的麻烦。”之后,王淑平接连碰到了好几个人前来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找碴,反反复复追问到底往北京送了多少血样、都做了什么检测。临床检验中心的工作从此陷于停顿,后来被关闭,做病毒检验的几个卫生人员的工资随后被停发。
    在该中心被关闭之后,王淑平给卫生部写过三四次报告,汇报她和同事的处境。她最终选择离开是非之地,遗憾的是她没有能够帮助同事讨回被停发的12个月工资。1996年12月,卫生部有一个奖项准备颁给对艾滋病工作的有功之人,曾毅提名王淑平,但最终她与此奖项无缘。王淑平的同事丁红,想起10年前的经历,仍不觉得有悔意,“我们当时认为,这事早晚要暴露出来的,我们问心无愧。”
    1997年初,王淑平离开河南,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王淑平离开河南后得知,西赵桥村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是一个姓雷的妇女。第二个遭遇不幸的村民是赵继来,他苦于无药可医,在病痛的折磨中悲愤地死去。王淑平说,这个村庄发生的事情完全印证了她送往北京检验的西赵桥村的血样结果的准确性。
    王淑平上报给卫生部的报告中还提到这样一个重要情节。 1995年3月初,也就是早于王淑平1995年5月给卫生部的报告之前的两个月,河南省太康县一位郭姓在昆明献血时,其血样检测被发现为艾滋病毒阳性,并有性乱行为。而这个外出打工者1992年去昆明打工之前就已经在在河南省的周口及其他地区的4家血站卖过血,共计卖血30多次。直到被昆明检验发现他为艾滋病毒阳性,才间接暴露了河南省的污血案。这种暴露不是先在河南省而是在外地。
    王淑平检测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后,西赵桥村和其他村庄开始陆续有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高热、腹泻、口腔溃疡等症状,但没有人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随后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发病,一些发病者接二连三地死亡。

2、 有“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挺身痛揭“血浆经济”黑幕
    高耀洁是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的妇产科大夫,退休后开始对性病艾滋病着手进行研究。开始时她仅仅是对街头巷尾的人群进行宣传,后来则重点转移到艾滋病重病区。她由此获得了“民间防艾第一人”的尊称。
    高耀洁从1996年开始在民间大声疾呼防治艾滋病。对于艾滋病的严重威胁,在河南不是没人知道 ,但没人敢公开说出。
    高耀洁写了一部揭露河南省诱惑农民卖血的书名为《艾滋之怪》。她说,我这部书以个案为主,“谁也击不倒我”。高耀洁用她那颤颤巍巍的小字记录下她深 入河南农村,调查艾滋病的所见所闻,时间、地点、图片样样俱全。
    她要用“最立得住”的个案让人们相信,正是1990年代初兴起的“血浆经济”,让成千上万老 实巴交的农民走向了坟墓。
    1996年,高耀洁医生遇到了她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当患者那双骨 瘦如柴的手拉着她说“我不想死”时,高耀洁不能平静了。她也曾认为 艾滋病是因行为不检点得的“脏”病。但眼前这位患者不吸毒、不性乱,她是被输血 感染上艾滋病的。
    从此,她投入了“抗艾的战斗。”这位穿旧式衣服,戴廉价花镜,甚至还是缠足小脚的老人, 走了100多个艾滋病村,探望了上千病人,给他们送药送钱;当了164名孤儿的奶奶,寄钱 供他们上学。
     她平日粗茶淡饭,算计每一分钱,却慷慨地将自己的百万元奖金和稿费全用来印发她自己编写的4页8面的防艾小册子,先后印发了77万份 。她还用一双仅有34码的小脚走遍了郑州5个长途 汽车站,向旅客散发宣传资料。
    高耀洁这位80高龄的老人,告诉采访她的人一个非常惊人的细节。她说当年农民卖血的时候,他们正在田间种地,血头会到田头采血,说是采500毫升,实际上采600毫升、700毫升,报酬却仍然是500毫升的钱。被采完血后的那些农民,有的因为采血过量头晕不能动弹,这个时候,血头就提住农民的双腿,头朝上脚朝下地抖来抖去,待血又回流到头上。农民不那么晕了,接着又下地干活了。还有的人因抽血过多,一起身就扑通倒下。
    高耀洁凭她所见所闻得出结论,河南省1990年代传播艾滋病的途径,不是性传播,主要是卖血。如果中国不从治理血源着手,继续卖血继续输血,那只能继续死人。她说:“这种情况不能再隐瞒了,我不能沉默;政府不对外公布疫情,那我就要公布事实,让更多人的知道,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我最想表达的是,中国如果这样卖血、这样输血下去,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艾滋病必然继续传播,继续死人,孤儿也会继续增多。你光说救孤儿,救得了吗?”
    “我是一个儒教徒,不会害人。”高耀洁教授如此总结自己,但她又说“我常常觉得,我 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文革中,她自杀过3次,虽然没有死,但胃被打坏,后来切除了3 /4。因为“不说软话”,她还被断断续续关到太平间里8个多月,导致了肝硬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本来应该应邀出席联合国“健康与人权奖”颁奖典礼的高耀洁医生未能前往美国。据报道,河南省一位副省长本来同意她到美国领奖,但是河南省卫生厅,以及高耀洁原来任职的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惧怕她将向外界透露河南省农村艾滋病感染的严重状况,因此拒不合作,以致高耀洁无法申请护照,不能办理出国手续。媒体报道说,高耀洁所在医院的负责人指责她为“国外反华势力所利用”。河南省卫生厅厅长派人到公安局,索取她的护照申请,说高耀洁有政治问题,甚至要求对她加以逮捕。但公安机关认为,他们不便介入卫生体制内有关艾滋病防治看法上的分歧。
    正是艾滋病在中原大地肆虐的情况下,高耀洁才决定自己出钱购买基本药物,帮助病人。
    高耀洁横空杀出,打乱了当时河南省卫生厅长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如意算盘,他种种拙劣的欺骗手法,只能是欲盖弥彰。
    到了1990年代后期,艾滋病症状开始在河南省一些村庄里大量出现。新蔡县一个叫东湖村的村民中,80%以上卖过血的成年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一个叫文楼的村子里,65%的卖血者都感染了艾滋病毒,相继有大约40人死亡,5人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自杀。然而直到患者死去一两年后,村民才知道死者得的是艾滋病,但他们中的许多感染者仍不知道自已是如何被感染的。
    然而近10余年来河南省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惨致死,却从来没有一位官员站出来为此负责。
    由于高耀洁勇于曝光艾滋病疫情蔓延的真相,所以当高耀洁到农村探访艾滋病患者时,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农民可以受到“奖励”。所以她尽量选择便宜的寄宿,因为那里的人们不会经常向政府报告她的行踪的。她撰写的关于“艾滋村”的书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她相信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甚至怀疑有人可能试图刺杀她。
    早在当年河南省有关方面就想把高耀洁从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人物”中去掉,换成别的人。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有关当局恼羞成怒,规定在省机关报纸上一律不许出现“高耀洁”三个字,有关“艾滋村”的内容未经允许也不能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有10多名记者和编辑因为“以身试法”失去了工作。
    高耀洁曾数次被河南省政府阻止出国领奖。2001年,她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的奖励,但河南省拒绝向她发护照,最终高耀洁未能成行。2003年,她获得菲律宾政府奖励,也因为河南省里的阻挠未能成行。2007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
    不仅如此,河南省有关方面还向高耀洁的家庭和子女施加压力。她在一次接受BBC采访时透露,曾有20多名河南省地方官员到她家劝阻她到美国领奖,而且还指责她是在“制造恐慌,说假话,讲故事”。官员们甚至要她亲自告诉北京的中央领导人说她自己“病了”,无法出国领奖。她哽咽地说,50多岁的儿子甚至向她跪地磕头,希望她听取地方官员的话;而高耀洁的女儿也因母亲对河南省政府的态度而被工作单位开除。
    后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总书记的直接过问下才引起了事态向积极方向转化。
    为了一个官方公布的不实数字,高耀洁会从沙发中跳起来,愤怒道:“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这造假可把中国害苦了。”
    高耀洁说,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是我近年见过的几十个卫生官员中态度最好、最诚恳的。我80岁了,就图一句真话。第一是王陇德副部长承认中国河南的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是卖血和输血导致的。他说,我并不否认河南有性传播、吸毒传播和母婴传播,但河南省的艾滋病主要是因为卖血,因为输了被污染的血。第二个他承认宣传力度不够,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医学生,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打电话向卫生部求救,卫生部后来派人给他检查,发现他只是得了“恐艾症”,他都学了四年医学了,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何物,王也觉得很奇怪。第三,他承认救助不普遍,少数病人得到救治了,多数病人没有得到。
    河南省文楼村7名艾滋病患者到北京上访,寻求帮助。这7个人里有两个是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一名请愿的中年妇女说,他们这些人都卖过血,都有艾滋病。他们说,如果当时知道卖血会染上艾滋病,谁都不会卖,令人气愤的是河南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对他们不闻不问,还不许他们讲话,生怕给他们给自己的脸上抹黑。这些上访者对上访请愿不抱太大希望,现在实在是没有其它出路了,他们没有希望、没有钱、没有药,只能等死。村民们谴责当地官员对艾滋病蔓延熟视无睹,令他们失去亲人,孩子沦为孤儿,妇女成为寡妇。
    在举世震惊的民族灾难面前,高耀洁就这样与艾滋病孤身奋战。高耀洁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天地!

3、时刻关注艾滋病灾区疫情的中国首席病毒学专家曾毅院士
    自1995年以来,河南省艾滋病的流行一直是国内卫生界有关专家警惕和关注的焦点。包括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发出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的、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时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曾毅气愤地说,艾滋病病毒感染后到发病有潜伏期,到时候大量死人还能捂得住吗?专家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些预言已经演化为现实。据估计,河南省当时至少有数万或更多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乙肝和丙肝病人更多。上面揭露的患病人数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要比这些数字严重得多。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卖过血。由于大批病人陆续死亡,豫东南多个县市的农村,平添起了许多坟头,有些村一年之内竟有几十位青壮年死亡,其情景如同毛泽东当年《送瘟神》中所描述的那样:“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曾毅和北京专家多次向河南省卫生官员说,要时刻关注本地艾滋病疫情,建立艾滋病防治点。如果需要,国家将提供帮助。但时任省卫生厅厅长的反应是否定的。卫生部主管疾病控制的一位有关负责人在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上讲,河南的那位厅长就会讲空话、假话,就是没有实话。
    以曾毅为代表的科学家以他们特有的敏感性、责任感和洞察力,指出了河南省艾滋病疫情蔓延的极端严重性和由此引发的难以预料的后果。他们忧心如焚地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可是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河南省主管艾滋病防治的有关当局却怎么也听不进去,竟把其当成了耳旁风,以致本来可控的疫情发展到失去控制的地步,造成了令人非常痛心的灾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当年曾毅来到河南省查访艾滋病疫情和调研村民的遭遇时,省卫生厅厅长对他好吃好喝招待,但百般阻挠他下基层,让这位中国艾滋病首席专家难以亲自接触病人。曾毅为此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地走下去。
    尽管曾毅在1995年5月就帮助王淑平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和向卫生部送达疫情报告,后来也一直对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给予关注,但没有引起各方面的支持和及时采取措施控制这个病魔的淫威。曾毅当时遗憾地留下话,河南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其实那位省卫生厅厅长见了棺材也没有掉泪。
    令专家们特别感慨的是,在问题已经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于对待疫情的态度。可是河南省有关当局就是不一样,不仅毫无顾忌地隐瞒疫情,而且拒绝任何形式援助,不论是国际或者国内的援助,一律拒绝。在这种有意识地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让疫情一次次失去控制的良机。以致最终酿成了世界公共卫生史上一场典型的人为的大悲剧。
    

4、 桂希恩 勇揭中国“艾滋病村”的实情
    1998年,著名传染病防治专家桂希恩教授首次进入上蔡县文楼村调查,发现困扰当地村民的“怪病”就是艾滋病。文楼村逐渐成为让外界深感神秘和恐惧的“艾滋病村”。
    这年8月,桂希恩是接到他的一位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的信而前往。他的学生接触的病人中发现许多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于是桂希恩在赴北京开会返回武汉途中,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急切地在中途的河南下了车。文楼村成了桂希恩第一个深入考察的村庄。
    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病人都卖过血。他抽取了11位病人的血样带回武汉,化验确认10份血样艾滋病毒阳性,这个结果令这位毕生心系广大人民健康与疾苦的专家非常震惊,同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当地政府和卫生局作了汇报,希望引起重视,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回音。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到文楼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竟有一半血样艾滋病毒检测阳性。经过他的调查了解与核实,证实是那些“合法”与非法血站采血时的交叉感染导致了艾滋病流行。他的检测结果再一次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即血液传播。惊人的数字,沉痛的代价让这位花甲老人忍不住流泪了。
    1999年7月,桂希恩又来到文楼村。他见到第一个病人是李娟。李娟面色蜡黄,口部生疮,脸上、手上、胳膊和双腿,凡是能看见的部位,无不黑斑点点。李娟的孩子刚刚满月,也是发烧、咳嗽不止,医生让她吃了1000多元的药,稍稍有些好转,可没几天病又犯了。后来李娟病倒了,腿上长疮,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续低烧、咳嗽,不能吃饭,极度痛苦。
    晚上,桂希恩来到李娟家,掏出50元钱,叫她和孩子去医院拍片。第二天她的丈夫老陈带着在医院拍的片子,找到桂希恩。桂希恩又抽了李娟的血,说县里的条件有限,回到武汉才能确诊。检测的诊断为艾滋病。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药,想自杀,幸被被邻居夺了下来。
    “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写信,以真实数据揭露河南省的艾滋病问题。在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桂希恩为了艾滋病事业,为了那些他牵挂着的病人,就再也没有消闲过。他以极大的勇气承担普通医生身份以外的道德责任。
    2000年初,在得知河南上蔡县许多青壮年不明原因死亡后,桂希恩又一次赶赴现场调查,在短时间内摸清了当地艾滋病流行现状和原因。2001年,他在众人怀疑和恐惧的目光中,将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了5天。这是什么样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所谓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贝利—马丁基金会的创始人、英国慈善家马丁•哥顿先生在武汉将2003年“贝利-马丁奖”授予桂希恩教授,以表彰他为关爱艾滋病人和艾滋病防治所做的贡献。
    同时,桂希恩积极争取各种援助,为艾滋病人捐药,为“艾滋遗孤”捐款。他从1998年起,30多次自费到河南的艾滋病流行的村庄送医送药,资助58名孤儿继续上学。桂希恩把2003年所获奖金全部捐出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正在河南省卫生厅厅长为高耀洁揭露河南艾滋病疫情内幕和新闻记者的报道伤脑筋时,桂希恩像一位不速之客进入中原腹地。“如果谁都不管,那里状况将会更糟糕!”为了病人,为了摸清疫情,桂希恩“常常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他利用节假日去文楼村调查,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被感染,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更多的时候,桂希恩带上药品,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艾滋病病人看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了他们来回奔波劳累,一贫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这位救命恩人,他们只能端碗水给他喝。这时的桂希恩会毫不犹豫地接过水一饮而尽。他这种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黎民。
    在人们谈“艾”色变的年代,河南省广大农民对艾滋病刚刚有了初步认识的时候,桂希恩的行为无疑触动了当地的某些人。他们认为桂希恩来到河南省破坏了当地的政府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就这样,这位在防治艾滋病战线上的有功之臣的桂希恩,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5、捅破“窗户纸”的张可
    “我在1998年就已经接触到了从河南省来的病人。”“起初,我并不相信,可后来到他们那里实地查看之后,事实让我惊呆了。”北京佑安医院张可医生放下手头工作,于1999年8月前往文楼村东南的新蔡县东湖村,在那里,他一个上午就见到了10多名艾滋病患者。
    1999年,由于艾滋病发病高峰期来临,河南省卖过血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开始“不明原因”死亡,许多有一定文化的农村病人开始到大城市寻求医疗救助。就在这个时段,张可曾先后多次到达河南省新蔡县的东湖村和其他村庄。他曾数次参加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针对河南问题的专题讨论,参与制定防治策略。除了新蔡县之外,张可还去了河南省柘城、睢县、南阳等地,看到了病人大量死亡。张可见到一些官员,希望他们做些工作。可官员却说:没关系,这些人过两年死完了就没事了。还有的地方政府官员干脆说,“这病就没法治,只能等死”。2000年,张可到一个地区和地方官员商议,能否将艾滋病疫情公开,并说公开以后会获得许多援助。张可讲,我可以在北京为你们寻求到许多援助。结果一位官员说,此事万万不可以,一旦公开,就没有人到我们这里投资,经济就不能发展了。
    这些官员的话反映了当地大多数地方官员的普遍心态,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晋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政绩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与晋升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认为,如向张可和外界坦诚公开疫情,可能会因此承担责任。这种状态为地方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不作为埋下了深深隐患。
    由于河南有关当局的不作为,超过3%的艾滋病患者因无法经受艾滋病晚期的折磨和歧视自杀身亡。
    庞大的孤儿群体需要救助。河南省郸城刘家兄弟8口人都参与卖血,除了老大本人和其一个兄弟的妻子外,其余6人先后死于艾滋病,留下13个孤儿。郸城冷庄的冷新华,除自己妻子病亡,儿子和儿媳妇均病死,现在一个老人带着3个孤儿,是典型的隔代家庭。
    由于张可多次去河南省艾滋病村,大量河南省的艾滋病病人知道北京佑安医院能治疗艾滋病,此后,该省柘城、睢县和开封、周口、驻马店和南阳地区的很多艾滋病病人到北京找张可,大量河南省艾滋病人涌向佑安医院。每天早上一上班,总会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医院门口等着。久而久之,医院职工一看见河南省农民,就知道是来找张可的。但是,佑安医院资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涌入,不但给医院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且病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也产生不少矛盾。这种矛盾后来上升到医院,以致医院领导开始对张可的工作颇有微词。
    据张可讲,卫生部希望能够查清河南省艾滋病疫情,但长期遭到河南省拒绝。张可曾经随卫生部专家组第二批到达上蔡县文楼村。在当天的座谈会上,上蔡县领导大量阐述了文楼村被公开后的痛苦,说公开后有很多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资金等等。言外之意对公开疫情不满,同时认为中央应承担全部救助任务。他们把艾滋病防治当成是中央政府的事,与他们无关。自此,卫生部和河南在河南省艾滋病问题上产生了不少矛盾。
    张可认为,卫生部在以下几点对河南省很有意见,其一是疫情报告不真实,其二是工作不作为。多年间,河南省严重疫情的真实数据曾长期无法获得。河南省在数年间曾一直报告艾滋病人数从几千到一万多人,这样的数据卫生部很难相信。由于数据不准确,卫生部一度不知道要提供多少援助、购买多少药物、需要多少资金、需要什么技术,致使长期无法对河南问题做出科学决策。这种粉饰太平的做法严重妨碍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因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在其它省市也存在,有的省市局部地区疫情也较严重。如山西、河北、安徽、湖北省的部分地区等。但与河南省不同,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能正视问题。地方政府态度积极,主动到北京寻求援助,并主动做好防治工作。如山西省夏县主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艾滋病基金会合作,共同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山西省文喜县多年来一直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合作,并在国内成立了首家农村地区关怀艾滋病人的民间机构“温馨家园”,为全国农村艾滋病防治起到示范作用。张可曾多次应邀去山西省讲课,看到那里的病人与地方官员关系融洽,大家积极配合一起做工作,情况与河南省大不一样。
    河南省的艾滋病大流行是一场灾难,然而,更大的灾难是不愿意正视这个现实。
    张可说,在我给卫生部的报告快要完成时,传来河南“拉网式普查”的结果。“2.5万感染者,万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属于低流行地区,卖血者感染率10%”,这个结果让所有人为之诧异,继而感到震惊。这样统计数字显然不能让人信服。据我所知,仅上蔡县在两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左右,死亡人数超过1600人左右。总数将近8000人,加之没有查到的,总数可能超过1万人。仅一个县就有接近1万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像上蔡这样的县还有新蔡、确山、沈丘、项城、尉氏、镇平、郸城县等等,怎么就只有2.5万感染者呢?
    张可还对河南艾滋病死因做了死亡分析。他对2343例死亡病例的分析结果是,32.8%死于合并严重的肺部感染,18.1%死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8.2%死于肝硬化,6.6%死于各种恶性肿瘤,3%死于自杀;其余23%死亡原因不明,其中有3%死于自杀值得关注。
    作为传染病医生,张可更注意河南艾滋病人的临床表现和发病现状。他自1999年开始和当地村医合作,对40个村庄11057个病例中进行了调查。由于感染时间相近,感染途径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发病情况基本相同,并和国外相关临床资料有一定差别。临床表现为高丙肝感染率(丙肝阳性率为95.1%),高艾滋病毒母婴垂直传播率。临床特点以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口腔溃疡)、搔痒性皮炎为主,并合并大量的疟疾感染。对66位艾滋病毒阳性的母亲在1995年后所出生96个儿童调查,36个儿童艾滋病毒检测阳性,母婴传播率为37.5%,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5%~25%的传播率水平,与亚非国家基本持平。自1995年至2004年8月,调查40多个村庄11057个病例,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已经死亡患者占艾滋病总感染人数的30.2%。年龄20-68岁不等(不包括儿童或因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人),死亡患者平均年龄41.9岁。男性略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1.3:1。70%为30-50岁的患者。
    张可认为,应建立问责制,对政策失误导致的后果要追究责任。
    张可的大量工作和所做的病情与死亡分析难能可贵,学术价值也比较高,他的忘我执著精神,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6、《华西都市报》、《大河报》、《郑州晚报》、《城市早报》等媒体,是新闻舆论战线先行的尖兵
    2000年1月,成都《华西都市报》发表了独家报道《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记者张继承、子尚),率先揭开河南省令全国和世界震惊的艾滋病和“血祸”的盖子。
    河南省第一个被确认艾滋病疫情的重病村是王淑平所去的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在发现西赵桥艾滋病疫情4年之后,距离西赵桥村30多公里的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因被《华西都市报》曝光,文楼村因此成为首先被打开“缺口”并具有标本意义的重病村而名闻世界,而4年前被发现艾滋病疫情的西赵桥村则退居次位。
    《华西都市报》对上蔡县文楼村艾滋病疫情的曝光,这令国内外舆论哗然,并震动了我国高层,打破了妄图以欺上瞒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愚弄舆论、蒙混过关的人的美梦。它把这样的人推上了被告席。河南省诸多疫情严重的县乡村从此有了得救希望。
    河南省的《大河报》、《郑州晚报》和《城市早报》一直关注该省乡村流行的艾滋病疫情。1999年11月,在几位专家支持下,河南一个媒体记者写成内参上报给高层,但是后来他们遇到了阻力,以致《大河报》、《郑州晚报》和《城市早报》有些记者对阻拦他们正当新闻报道的无理行为愤怒了。他们不点名地大幅刊登河南有关艾滋病的文章,有的借宣传高耀洁的民间防治艾滋病行动含蓄地批评河南省卫生厅捂盖子行为。该省卫生厅厅长则通过省委宣传部给报社施加压力,制止和封杀这方面的消息。记者们只好开始从外围包围河南。
     之后,《南方都市报》、《长沙晚报》、《南方周末》、《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观察报》、《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北京青年报》、《燕赵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和《北京娱乐信报》等多家媒体,纷纷加入了公开报道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行列,国人从此透过一篇篇报道得知了一度被封锁但他们非常想知道的信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栏目如《生活》栏目后来也参与其中。
     由于媒体报道和艾滋病发病期的到来,河南省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被省卫生厅厅长捂得严密的艾滋病“血痂”被新闻报道一点点揭开。
    为了继续掩盖真相,河南省有些县规定未经县里批准,一律不准接待记者采访。不止一位官员指责说,正是新闻记者把“艾滋病村”搞得臭名远扬,他们为了赚稿费,不顾人家的死活。中国新闻社记者一次在文楼村采访时曾经被围攻三个小时,证件也被扣压了很久。
    河南省省委宣传部对本省媒体一再抱怨,并指责说,各省都有艾滋病,别的省都不报道,为什么河南非要曝光报道不可?!这种指责就像河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千方百计掩盖真相,为腐败官员充当了极不光彩的“保护伞”。
    高耀洁的呼吁和媒体报道,成了阻碍省卫生厅厅长迈向更高政坛的噪音。他通过人际关系将《大河报》爱“放头炮”的一位卫生记者调离。1998年末,有一天这位厅长听说《大河报》要刊登一篇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道,立即下令他手下一位与报社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拿八万元将那篇文章在开印前换成了大型广告。他使用不正当手段,将没有按照自已意图报道的河南某些报纸有影响的卫生口记者调离。
    由于外界的强烈反响,河南省卫生厅在1999年和2000年派人小规模到乡下“摸底”。据河南省疾病防控中心的一位不愿意暴露姓名的人员讲,他在上蔡县实地调查抽样,了解到下面有些情况比报纸上说得要严重得多。上蔡县卢岗、邵店乡疫情最为严重。他举了邵店乡十里铺村的一位妇女为例,该妇女因为1993和1994年卖血感染艾滋病,后因难以忍受的高热上吊自杀,留下了5岁和2岁的小孩。她的丈夫和孩子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
    可怕的是否认和冷漠,和政府的不作为。

7、在河南省抗击艾滋病的志愿者-杨松
    杨松曾写道:“以前我觉得艾滋病都是‘外国病’,离自己挺远的。没料到,它已经威胁到了身边的亲人。”
    杨松是《“艾”情紧急—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调查报告》的作者。写报告时杨松是浙江传媒学院大二学生。他当时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上蔡县文楼村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写成约21万字的调查报告。《中国青年报》等有关报刊先后7次报道了杨松的行动。
     1999年,杨松中专毕业回乡,在山西省南部一个小县城工作。媒体报道说:“当时,他听说河南这边卖血的情况挺严重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自已老家也发现有人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让他更为震惊的,因为自己的学费中就有一位是亲戚卖血换来的钱。”
    从那时开始,艾滋病问题就引起了杨松的强烈关注。此后几年里,他先后当过记者和教师,利用这段时间查阅了大量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书籍和资料。“我亲自去过河南艾滋病疫区,震撼太大了,文楼村是一个缩影”。
    2004年杨松通过高考成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的大学生。此时,他已经23岁。高考一结束,杨松立刻开始在河南省上蔡县实地调查。此后每逢节假日,杨松就一个人悄悄地去上蔡县收集资料,短则两三天,长则半个月。有时候,杨松坐周五晚的火车,次日中午到达上蔡县,然后周一早上7时赶回学校上课。“自己想做的事,特别是有意义的事,一定要一步步去实现。”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杨松工作5年攒下来的7万元钱,除了交学费,大部分用在对艾滋病的调查上。
    第一次进村,文楼村村民对艾滋病的态度让杨松有些吃惊,他们对陌生的来访者并不隐瞒 。在那里,杨松与艾滋病人在一起,和他们握手,吃他们夹的菜,喝他们酿的酒,整夜促膝长谈。说没有恐惧是不可能的,但凭着对艾滋病知识的充分了解,杨松清楚地知道一般接触不可能造成病毒感染,但他也非常注意自我保护。“他们让你坐就坐,他们让你喝就喝!推推搡搡的话,受伤了有创口就有危险。”如果患了口腔溃疡,就不在村里吃饭。“在那里,走路一定要小心,路边经常能看到一些废弃的输液针头,要注意不能被扎到。”
     杨松写道:“看,这个小孩多可爱啊,也被感染了。他的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妈妈也得了艾滋病,爸爸是家里惟一没被查出问题的人,可他自己跑去外省打工再也不回来了。” “这个是前几天出殡留下的坟墓。村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他们知道,也许哪一天,躺在棺木里的就是自己。”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访了数十名艾滋病人、卫生局退休干部、卫生所医生、乡政府官员,用诚意打开了很多不愿轻易打开的话匣子,对艾滋病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拍摄了500多张照片。
    杨松说,死亡威胁成了压在村民心头的一块重石。只要不发病,部分人还是不愿意去检测,就算明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但是还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怕承受不了压力。尽管如此,一些村的村口不远的田地里每个月都在添新坟。
    偏僻、贫穷的村庄为什么会有大范围的艾滋病毒感染呢?是卖血,是疯狂的“血浆经济”。
    有村民告诉杨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些经济落后的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这个胳膊是化肥,这个胳膊是种子”。 如今,村民们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那句风靡一时的顺口溜“一弯一蜷,50大元”。
    上述介绍的以高耀洁为代表的情系河南艾滋病重病区的贤者,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奔走呼号,却未能躲过“小人”的算计 。这是时代的悲剧,但他们绝不是失败者。
    高耀洁和王淑平已经离开了是非之地;一位移居国外,一位客居异国。
    高耀洁这些贤者孤军作战,但他们并不孤单。
    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待续 五、河南省血祸殃及全国
    
    有关中原艾滋病暴发采访:
    [email protected]
    1-267-988-5266 (美国 万延海)

(Modified on 2010/11/2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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