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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阿妞不牛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3月25日 转载)
    来源:万维读者网    
    
     中国的农民问题实在不要我等来叫嚣。党中央一直重视农民问题,除了北京上海大都市都有“农村办”之外,中央还专门有“三农问题研究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这样的历史悠久与严重,以至历史学家从秦汉研究到太平天国,都知道陈胜吴广成不了气候,洪秀全打下了半壁血色的江山却没有让我等有幸成为天国天民,都是因为中国有农民问题以及陈胜吴广洪天王的“农民意识”的过错。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有人指责他有农民意识,才犯下那些如今尽人皆知的高级而又伟大的错误。 (博讯 boxun.com)

    
        到底中国的农民是什么人?或者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农民?他们到底有什么农民意识?或者到底人们为什么意识到他们是农民,而成为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学者专家研究来研究去,俺最近发现秦晖先生眼光独到。他在《农民学丛书•总序》中曾说:“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 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 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的‘农民’。”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广为转引。他讲到“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如果仅就“种田人”而言,我国的种田人大概不会占到世界种田人的40%,但我国在户口上被规定为“农民”身份的人在联合国统计下的乡村人口中的确占有如此大的比例。而如果把“农民”看作与“市民”相对的一种社会类型,则中国在1956年以前“市民”的数量就比“城里人”要少得多,而在这以后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已被消灭。
    
        他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特别界定了中国的农民:就中国没有citizen这个意义而言,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即peasantry,以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依附性为本质的共同体成员),尽管我们并不都是种田人(即farmer,作为一种自由公民的职业,它完全可以存在于市民社会)。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严格地讲并没有peasantry 与citizen 的区别,而只有peasantry社会中的不同等级身份阶梯之别。正如在现代发达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市民(公 民),也有从事农业的市民(公民)(a citizen as a farmer )、有住在城里的公民也有住在乡间的公民一样。
    
        他进而指出:这一切显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农民观,而不仅仅是在褒扬农民或贬低农民、“改造农民”快些还是慢些上兜圈子。当我们谈论“农民问题”时首先要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他还说: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毛澤東,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如今的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上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
    
        “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
    
        秦晖的论证要让肉食者读懂不难。难在这个问题一旦着手认识与解决,中国特色的主义就会被抹去。
    
        叫俺说,农民问题中国问题的实质就是小人与大人。而无小人莫养君子。君子是两个词:君主与子民。养君主与子民的就是村野小人。他们连子民的资格身份都不配,就叫“农民”。农村寒家出身的洪秀全都懂得,把他的随从跟班贬为“天朝田亩制度”下的农夫,是比流放还更惨的惩罚。毛泽东同志更加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体验到了“下放农村”的光荣烙印与刻骨铭心的锻炼。中国的农民,佃农与自耕农,加上乡村的无地无产无业游民,尽管被过去的朝代放在士农工商的第二主体,被毛泽东更加提拔到工人阶级同盟军以及人民公社的主人翁地位,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几千年至今的一个最下层种姓贱民。比欧洲传统社会里被人嘲笑鄙视的peasantry还下贱。甚至下贱到进城里不能住宿,吃饭要身上背着米加钱去换,因为他们没有粮票。
    
        可是就是这个最下层种姓贱民支撑着中华帝国的千年大厦。通过保留并不断制造这样一个最下层种姓并把他们浸泡在恒河里,每个人就都要挣扎出苦海,盼望救生圈与上岸。科举是几乎唯一的救生圈。参军提干升学招工等等,也是多种形式的救生圈。上了岸的,大部分只能做王朝王权的拥趸与看管这些村夫野人的州牧,同时给苦海中的小人一个爬上去做大人的榜样。
    
        真正开始向浸泡在恒河里的农民大规模扔救生圈甚至筏子的是邓小平。他废除了人民公社的井田制。虽然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女仍然在额头上烙有“农”字光荣标记,怀里没有良民证,但是他们可以进城赶集,可以成群结队来修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甚至可以在工棚里常住。现在甚至可以在城里开店置产了。腰缠万贯的,甚至有“农民企业家”的美称。但是,不管你是建筑工,车衣工,码头工,还是“企业家”,你还是象德国当年的犹太人一样,有一个特别的光荣标记:农民。这个农民,不管种地不种地,绝对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因为据说那就成了地主。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民”:既不是职业,也与土地几乎没有关系。就是一种籍贯,一个种姓,一个胎记。象洪秀全毛泽东那样当了天王主席,人们还可以评说他们的“农民意识”。至于李鸿忠那样一个省长,因为当过农村治保主任,所以在大庭广众对女记者动手脚,也被人当作不过是“农民意识”的表露而已。
    
        到底什么是“农民意识”呢?就是意识到自己是被浸泡在恒河里的贱民。作为贱民,只有两个选择:安分守己,来世再投胎;或者“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爬上岸做大人或者揭竿造反称王。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通过逐步深入教育农民,揭竿造反称王不但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根本要不得的农民意识。
    
        连著名的非党马克思主义学者何新现在都认为,在中国历史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动力并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经济力量。农民兄弟,国家需要你们:深圳浦江北京鸟巢,都是要靠你们来建设的。就象美国需要墨西哥的贫苦劳工一样,祖国需要你们。就象美国绝对不是对墨西哥殖民一样,祖国不是对农村“内殖民”。至于要象墨西哥劳工一样向美国要绿卡要公民身份,对不起,这里是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民兄弟,无论你们务农与否,你们都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自古以来,你们就是帝国大厦的根基。一旦去掉“农民”这个光荣称号,换成什么公民,国家社稷都要乱套。不是党不答应,全中国上了岸的城市居民,包括城市里有户口的无业游民,也不会答应:他们宁可不做公民,也不能跟农民同流合污。你们农民都跑到城里来,这个国家还能有一块净土吗?如果你们都不是农民,谁来捅下水道呢?
    
        保证和保留落后贫困愚昧的农村,保留中国特色的农民,保持“农民”peasantry这个庞大群体与固定概念,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的特色。尽管王朝翻来覆去,这个基本中国特色一直秉承,是故江山有稳定器与稳定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从毛泽东到胡锦涛,都有这个“农民意识”,他们都深刻意识到中国 peasantry的重要性。如果把这当作个问题还真的来解决,这个中国特色如果给磨灭了,中国社会成为了公民社会,农民成了一个自由选择的职业,那就象台湾南韩泰国一样,成群结队的拖拉机上街喧哗闹事,政府几年就要更替一次。
    
        这就是中国如果没有了“农民”的问题。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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