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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接访室搬迁后附近上访户随之搬家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14日 转载)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最高人民法院启用新接访室,老接访室已摘牌谢客,附近被称为“上访村”的东庄里,长期盘踞于此的上访户开始随之搬家,新的“上访村”正在形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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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有访民选择了留下,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信访局接访室还在东庄附近。
    
    访民迁徙:从东庄到红寺村
    
    □本报记者 刘 长
    
    11月18日,最高院正式启用了位于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40号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和申诉立案大厅。这意味着以往因聚集大量上访者而形成的永定门东庄“上访村”将成为历史。
    
    新接访大楼占地1.5万多平方米,共3层。1楼为来访接待大厅和申诉立案大厅,2楼和3楼是分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不同案件类型的接谈区。整个大楼可同时接访1000人。公开报道称,新址搬迁后,“初访访民当天均可被接待”。
    
    最高院立案一庭副庭长姜启波说,最高院将新址的来访接谈区设计为“回”字形,也是希望访民们“置身其中似有回家般的亲近感觉”。他坦承,永定门旧址“场所拥挤、设备老化、条件简陋”,而严重的是,由于条件所限,接访室的内部功能难以合理划分,各类案件的上访者聚集在一起,信访秩序难以维持,“多次发生危及工作人员和来访群众安全的事件,与最高人民法院担负的立案信访工作任务极不适应。”
    
    永定门幸福路18号,最高院老接访室所在地,胡同尽头两道红色铁门紧闭,原来悬挂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站”牌子已经不在。透过门缝,可以看到里面空荡的院子,破旧的房屋与不远处新建的北京南站对比鲜明。铁门一侧的墙上,贴着一张接待室迁址的通知,也已被撕得残破不全。
    
    因最高院接访室搬家,不少访民也随之搬迁。不过,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全国人大信访局接访室还在东庄附近,也有访民选择了留下。
    
    东 庄
    
    曾经的东庄“上访村”,范围要远大于现在。随着北京南站的开始动工,公路铁路一起夹击之下,老上访村被大大地压缩,最后残存下了北面这一片
    
    12月9日凌晨6点,天还未亮,一轮新月挂在天空,北京南站附近的一处角落,55岁的山东淄博访民张岩还在酣睡中。
    
    张躺在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简陋窝棚里,窝棚外是零下1摄氏度的北京和成堆的生活垃圾。相比周围另外七八个窝棚,张的显得更“精致”——从新发地市场捡来的竹片被整齐地插在地里,组成支架,外面搭上一块防水布——这得益于张多年上访、搭棚而居的经验。
    
    这里是东庄,著名的“上访村”,城市边缘的访民聚居地。目前残存的东庄,是开阳桥和陶然桥之间,以最高院老接待室为圆心,北到护城河、南到新北京南站的一片狭长区域。有资料显示,至少有2000访民常居于此,但具体数字从未有过精确统计。
    
    6点50分,张岩从窝棚里爬起来,摸索着穿上一件露出棉絮的绿军大衣,神情十分疲惫。与此同时,来自甘肃兰州的访民曹冬梅正从外面回来。
    
    “张大哥,你要出去?”曹冬梅放下手中拖着的两个体积巨大的纸箱,问道。“我去新的高法接待室看看。”张岩回答。
    
    曹的窝棚也搭在这里,与张岩是“邻居”,她趁天没亮,“捡破烂的还没起床”,出去捡了些服装店废弃的纸箱回来。天亮之后,她就要去各个部门接待室递材料,为死在煤矿中的丈夫“讨个说法”。而这些纸箱卖给废品收购站后换得的钱,将是她这一天唯一的经济来源。
    
    曾经的东庄“上访村”,范围要远大于现在,除了现在这一片,还跨过南边的铁路,延伸到凉水河两边。“那里以前叫花园村,建了楼房之后,还剩一些没有拆迁的房子,上访的就在那搭棚什么的,那就是原来的上访村。”
    
    曹冬梅从2005年开始进京上访,赶上了上访村“最后的辉煌”。由于收容遣送制度废止,一些地下小旅馆终于开始光明正大地接收访民入住。但是不久,北京南站开始动工,大规模拆迁开始了,公路铁路一起夹击之下,老上访村被大大地压缩,最后残存下了北面这一片。
    
    凌晨7点,张岩收拾完毕,小心地用一块布遮住窝棚的“门”,将三轮车推到窝棚外的马路边。这条两个月前才正式贯通的马路,此前曾覆盖着尚未南移的铁轨。
    
    几年前,就是此处的铁轨上,一位上访的老妇因躲避身后追来的地方截访者,被迎面而来的火车撞倒,顿时粉身碎骨——这是东庄日常生活中最残酷的一面。它发生的背景,是2004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和2005年新《信访条例》出台后,不断升级的各地方进京“截访”。
    
    有人曾来到这里,拍下一部名为《东庄》的纪录片,记录了这里的许多悲欢离合。那位拍摄者后来这样写道:“我们进入上访村,希望能够拍摄一部反映上访者生存状况的纪录片。我们远未想到,这里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恶劣残酷。”
    
    幸福路18号
    
    “你学不会捡饭、捡破烂,你这官司永远都打不赢”
    
    张岩开始发动三轮车的电瓶,时间是上午7点零1分。
    
    此前去最高院接待室,张岩根本不用车——老的接待室就在张岩栖身的住所百米开外。此外,接待室上到主任下到门卫,张岩全都十分熟络。
    
    这个门牌号为“幸福路18号”的院落,曾被媒体认为酷似“某县城候车大厅”,在近30年时间里,它曾是和张岩一样的无数怀揣判决书的访民心中最后的希望所在。每天,都有无数访民从东庄的窝棚和地下室、从北京的各个角落里赶来,在此排队、领表、填表,等待接谈。
    
    但此时此刻,幸福路18号门口,两扇红色的大门紧锁,围墙边一度密密麻麻的访民们的窝棚,现在已荡然无存。20天前,这里已停止使用,新的接待室搬往了更为偏僻的南四环红寺村。
    
    此后好些天,不断有曾住东庄的老访民赶来,凭吊这被废弃的“幸福路18号”。一位从1999年开始上访的访民,回去后如此感叹道:“那里冷清清的,见不到访民的影子了。我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回顾了10年来的变化,不由得泪水流了下来。”“在这个地方我来了多少次上访已经记不清了,但我永远也忘不掉我在这里奔波的10年。”
    
    “(高法接待室)原先是一个四合院的平房,朝东,现在的已往北挪了。”“有个木板房,可以在里面写材料。”张回忆说,“那时候,最高法对信访的态度是很负责任的。”
    
    张岩第一次来东庄是1982年9月,正逢党的十二大召开。张岩为父亲在“镇反”中蒙冤而来,反映的是“历史遗留问题”。“他看你的案例有道理,就给你开免费的住宿单,免费吃住。”“免费吃住”的地点是与“幸福路18号”一墙之隔的永定门接济站,那里同样凝聚了众多老访民的集体记忆。
    
    由于我国的信访制度实施“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张岩从最高法接待室拿到介绍信后,只能回老家找当地司法部门解决——当地不给解决,张岩又一次进京上访……无数次轮回往返后,20多年过去了,张岩发现,“最高法接待室的主任已经换了4任”,“县法院的院长换了13任”。
    
    张刚开始上访时,上访材料全是手写,到后来发展成为油印,油印之后是铅印,直到如今的电子复印。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张还是没有“打赢官司”。
    
    “那个时候年轻,也有力气,从家里带钱当生活费,1982年到1983年,我就花了将近3万,那时候的3万块是什么概念啊!”进京上访的第二年,一位老上访户教育张岩:“你学不会捡饭、捡破烂,你这官司永远都打不赢。”
    
    多年以后,张岩说,他终于明白了那个人的话——“就是说官司要无限期地打。”
    
    中间站
    
    东庄还是访民们上访生涯的中间站:一头是老家的“冤情”,一头是北京的“青天”
    
    天还未亮,只依稀能看见新北京南站巨大的轮廓。张岩驾驶三轮车,开始向南四环的最高院新接待室进发。
    
    三轮车经过的第一个路口,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附近。此刻,除了几个早起乘车的旅客,路口冷冷清清。但到每天中午,这里便是另一番景象。那时,这里总会聚集好几十人、上百人,有些是张岩这样的衣衫褴褛的老访民,“衣着稍微光鲜些的,肯定是来京不久”。每人都提着一个装满上访材料的手提袋,三三两两地说着话。这是东庄的另一个场域——信息交流市场。
    
    中午“交流信息”的人群中,有老袁和小吴。老袁在这里卖报纸和复印资料。“资料”包括各种法律法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等等。刚来京的访民们不了解情况,所以往往会花两元钱,从老袁手中买一份“中央国家机关来访接待室乘车线路地址”,由此,踏上漫漫上访路。有时,一些新来的访民,买了资料还要问个明白,老袁只好掏出一沓旧照片,指着其中一张说道:“这就是中南海,看清楚了没?”
    
    小吴是安徽亳州人,今年年初来京上访。中午在永定门车站出现时,他往往刚从相隔一站地的“两办”上访回来。“两办”指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全国人大信访局接访室。由于地址在“永定门西街甲1号”,它也被访民们俗称为“甲1号”——在访民心目中,它与“幸福路18号”同等重要,是访民们的“应许之地”。
    
    和小吴一样的访民大多是上午刚去“两办”递完材料,吃过午饭,就来车站这边“交流信息”——包括当天上午在接访单位所遇到的情况、同类型案件间的讨论等等,然后就回“住的地方”。
    
    “我们住的都是地下室的旅馆,4到10元不等。”小吴说,“现在3块一晚的已经没有啦,4块的也少了。”“住旅馆”的访民在生存状态上往往要比“搭棚”住的张岩们高一等级,一般而言,他们的“访龄”也更短。
    
    小吴住在比东庄更偏远的郊区,地名他也说不清,不过他仍然每天来东庄。从2005年新北京南站修建开始,大批访民已开始从东庄向更为偏远的郊区迁移。小吴的经历则印证了张岩的判断:“现在的东庄已经成为一个中间站,很多人不住这边,但白天会过来,晚上再回去。”
    
    不过,从更大范围看,东庄还是访民们上访生涯的中间站:一头是老家的“冤情”,一头是北京的“青天”。2007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上访村的访民中,66.54%的人进京目的是为了引起中央机关的重视,使得问题可以直接解决,甚至有50.38%的人认为,至少能够拿到中央领导的批文。
    
    该调查还指出:“访民大量聚集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彼此间有精神上的影响,互相鼓励,对各自案件传递一些错误信息,各种传言流行,这都为未来政府化解上访洪峰带来困扰。”
    
    红寺村
    
    “我是第一个搬来搭棚的,这几天我们搭棚的一共来了6个”
    
    凌晨7点30分,张岩的三轮车已驶出东庄,混在南三环和四环之间的滚滚车流中。与此同时,吉林访民李钰已从窝棚中爬起来,试图用拾来的木柴生火。
    
    “11月10号贴出通知说要搬,14号我就来了。”李钰说,“我是第一个搬来搭棚的,这几天我们搭棚的一共来了6个。”
    
    李的窝棚与新接待室的大门直线距离不过20米,抬头就能看见最高法新接待室楼顶那个硕大的国徽。由于坚信她的案子只能找最高法解决,从1994年进京上访,“住得离最高法接待室最近”就成了李钰的原则。从东庄搬来之前,她和张岩、曹冬梅一样,搭棚而居,捡拾废品为生。搬来之后好些天,她还没有出去捡过破烂,因为“刚来,还不熟悉环境”。
    
    11月19日,有媒体报道称:“最高院正式启用了位于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40号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和申诉立案大厅新址,这意味着,以往因聚集大量上访者而形成的永定门东庄‘上访村’将成为历史。”
    
    李钰在19日体验了气派的新接待室,事后,她嘲笑新来的年轻工作人员是“小孩”,“业务不懂”。“我这案子特殊,他们搞不懂,还管我要什么高院判决书。”
    
    李钰曾向红寺村村民询问关于租房的事宜,得到的答复无一不是:“领导说了,不能把房子租给你们上访的。”围绕着新的接访室,几家小旅馆已经建起来,设施在李钰看来“十分奢华”,“50块住一晚,除了新来上访的,谁住得起?”李得出结论,“红寺村是一个无法留住人的地方。”
    
    此时,时针指向早晨7点45分,东方露出曙光,天已大亮。张岩和他的三轮车缓缓出现在接访室门口。李钰的柴火早已经燃起,烧开水的铁锅正“咕咕”地冒着白气。往日人头攒动的景象并没有出现,最高法新接待室门口,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在打扫空荡荡的大门。
    
    张岩跳下车,困惑地向李钰询问:“今天怎么没人啊?”“今天周三,不接待,你上访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这个?”“啊?那天不是说改成周一休息了吗?”“那天是电脑故障,临时改了,现在还是老规矩。”“哎呀!”张岩露出一脸懊丧——从东庄到红寺村,一路颠簸了40多分钟,结果白跑一趟。 他决定明天一早再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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