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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日本与大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看“中日逆转”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08日 转载)
    
    来源:掺望东方周刊
     日本家具商大冢先生走进北京的家具城时,有些惊呆了。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专卖家具的集散地。从古典中国式样的,到最现代的欧美日本家具应有具有,价格大都在日本的1/10左右。但大冢先生熟练地拉开衣柜门,用手在门背面上下滑了一下。一个木刺迅即穿进了他的食指。一阵刺痛反而让他笑了。 (博讯 boxun.com)

    
    “如此粗糙的做工,在日本是不会建立起好的信誉的。”他说。这也让他放心下来。规模虽然巨大,但中国的很多家具还没有做到细腻。日本消费者还会在很长时间里消费自己国家生产的家具,或是日本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家具,中国企业以现有的做工,想要与日本企业争夺高端市场,还有不少差距。—以上段落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陈言。
    
    小日本与大中国
    
    初次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除了体会日本人的礼貌以外,还能明显感觉到日本之“小”。不是说我们通常意义上贬称的“小日本”,而是从心里感觉到日本许多地方像小一号的中国。无论是京都的皇宫,还是奈良的佛教寺院建筑群,处处都能感觉到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痕迹,但是格局却远远小于中国的建筑格局。欧美的游客恐怕感触更深,他们进入日本以后感觉就仿佛像法国作家拉伯雷笔下的巨人庞大固埃进入到小人国一样,居民身材矮小,建筑格局很小巧,街道窄小,甚至连卫生间的设备都十分不适合欧美人的体型。曾在德国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位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入住东京一家旅店的时候,几乎要猫着腰小心翼翼地探身“钻”进房间,叫人真是忍俊不禁。
    
    与日本相对应的是中国格局之大,我们描述自身的时候从不吝啬使用带有“大”字的成语: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气势宏大、博大精深,而日本文化对于自身的描述则是百分百认同日本人的“尚小”情结,无论是园林,民居,佛寺,还是日本的民间传说,甚至是饮食和点心制作,都充分体现了日本小而精美的格局(见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2005年)。
    
    公正地说,中日两个民族对“大”和“小”的不同态度和文化审美情结反映出两个民族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民族心理特征。“大”固然代表宽宏大度和大人大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代表“大而无当”,“粗枝大叶”;而“小”除了表示“境界狭小”和“小心翼翼”等负面意义,也可能组词成为“小家碧玉”,“小巧玲珑”和“精致微小”。日本人的“小”既体现了某些文化中的负面意涵,但是也反映出日本民族的许多独到之处和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中华文明中的许多文化元素在日本都发展成为艺术修养之道,比如“茶道”,“插花”,“剑道”,“盆栽”等,这些在日本都巧妙转化成为细致精深的文化艺术和对“完美”的不懈追求。在对“小”的发挥上,日本人可以说是螺壳里做道场,充分发挥了日本民族精益求精以及要把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完美艺术化”的倾向,就拿日本的浮世绘来说,明明只是风俗画,但那精确的细节、优美的线条、雅致的色彩令人过目难忘,传入欧洲后甚至影响了西洋绘画。
     小人国出巧匠细活,日本饮食文化也有类似的特点,在日本料理店吃饭,往往是满满一桌精致的碗碟,里面无论是米饭还是菜蔬,都作得精巧细致,活像艺术品,但是量却少得可怜,中看不中吃。如果说,在生活领域可以充分体会到日本的精致,那么在工业、经济和科技领域就更可以从中发现二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的奥秘了。日本人对产品的要求真是面面俱到、精益求精,从而能够不断开发出超薄、小型精致产品,正是那种仔细认真的精神造就了日本产品的高质量。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的轿车如丰田、本田、日产等品牌以令人乍舌的速度占领欧美市场,日本产品从劣质到优质品牌的过渡仅仅用了二十年(比较王志强《如此日本人》2006年)。
    
    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泱泱五千年华夏文明、地大物博的地理环境给予了我们博大宽广的胸怀,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优越感和爱从大处着手但忽略细节的民族性格。一句“差不多”,一句“马马虎虎”,深刻反映出了中国人心理文化所积淀的知足常乐的文化特性,对一件小事精深的挖掘和对一件小作品千百般的精雕细凿一般不属于我们文化固有的特性。
    
    反映在经济领域就体现在中国产品虽然在全世界迅速占领市场,但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领域,同时中国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常常是因为忽视一些细小环节所引起的,正如文章开头所引用的关于中国木制家具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在类似汽车这样高端技术产品领域,数百个精密零件的生产和组合需要的是生产人员高度的敬业精神以及对每个细节的充分重视,当然也需要各个领域的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和协调能力,这里日本人的“小”(追求细致和完美)恰恰成为日本人的巨大优势,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仍然值得学习的地方。
    
    “小”在中文中根据不同的搭配也可以含有“小人”、“宵小”的意思,这些负面的描述总是跟“阴险”和“狠毒”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或是一群普通日本人时,我们不大会产生过于负面的联想,不少人还很喜爱日本文化如当代小说、流行音乐、日剧等。但是从一个民族深层次精神文化的层面来分析,的确积淀着很多固定不变的集体无意识。大中国身边的这个小日本,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处处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痕迹以及中国无处不在的影响。但是这个小人国的居民似乎天生就具有某种“矮个子不服输”的尚武精神,民族心态之好斗争强、阴冷狭隘有时候的确令人恐惧。
    
    在大唐高宗年代,吸收了大唐盛世文明不久的日本旋即开始了不安分,还没有学到中华文化精髓的日本就开始思考如何“彼可取而代之”。被大唐击败后,日本安分起来,开始了全面学习中国哲学、艺术和制度的时期。安分了近九百年之后,刚刚结束了日本战国时期不久的丰臣秀吉就开始谋划征伐朝鲜和中国大陆,狂妄地想让日本取代中华成为中央帝国,一统海内外万国。这个时期,中日国力的对比已经不像大唐时期那么明显了,但是大明和朝鲜的陆军和海军还是经过数年的艰苦抗日最后重挫日军。日本战败,再次打消了“以小取大,以小欺大”的念头,中日之间又安稳了三百年。蛰伏了三百年之久的日本终于在中华文明衰落的晚清王朝依靠突袭一举击败占据千年文明中心的中央王朝,改变了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勾践击败夫差蛰伏了近二十年,成就了中华文明历史上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日本蛰伏击败中国,从大唐初期起了妄念开始,蛰伏了1200多年。小小东瀛为了击败巍巍中华,居然有这样的潜伏能力,中华民族即使在强大时也不得不提防这样的“宵小”邻居呀!
     之后日本上演了更多以小博大的赌博和偷袭,1904年日本靠亡命式的偷袭击败了俄国海军,自诩为“黄种人第一次击败了白种人”,然后开始贪心不足蛇吞象,先吞并朝鲜,再进攻中国,然后又故伎重演两次海上偷袭美国海军,最后终于招来了两颗原子弹。日本战败后再次体现了“小”日本的古怪,之前发誓要用日本列岛沉没和一亿玉碎来抵抗美军的日本在天皇宣布投降后,居然开始列队欢迎美军的到来。德国在战败后还有零星的抵抗,而美军占领日本后,美国大兵即使是单人乘车到很偏僻的地方,都不会有任何危险。许多小孩和妇女还列队微笑喊着“Hello”欢迎美军的到来,之前殊死战斗的日本人现在却带着无比文明礼貌的笑脸欢迎美军的到来。很快,日本人开始成群结队地访问美国,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看看这个战胜日本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全国对美国的崇拜升高到极点,这就是东瀛小人国的奇特之处,从来不讲究道德,只臣服于实力(对比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本尼迪克名著《菊与刀》,2006年译著)。
    
    但是美国人会放心日本吗?精细研究日本人民族文化心理特点后,美国当然不会放心这个小人国。谁敢担保今天全面学习美国的小日本明天不会再来一次以小搏大?1980年代日本经济通过大肆收购,咄咄逼人地向美国本土进攻再次证明了日本人秉性难移。于是美国联合西方五国狠狠敲打了日本,通过广场协议和巴塞尔协议激化了日本内部经济结构性矛盾。日本经济再次败于美国,这次经济战败被称为“平成战败”。今天,走向头等强国的中国也不能忘记提防日本,我们要好好研究日本,彻底吃透日本,千万不要再给日本翻盘的机会。
    
    弱小与强大,自卑与自大
    
    许多研究日本的社会文化心理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日本人周期性地摇摆于弱小和强大的心理感受之中,具有严重的自卑和自大情结。自卑和自大恰恰成为一对孪生兄弟,当实力低于对手时严重自卑,一天到晚幻想有朝一日强大后可以反戈一击,取而代之。在实力不如对手之前,日本人谦恭地向老师学习;当实力超过对手时,蛮横地欺凌对方,恨不得将对手从世界上彻底铲除。当实力弱小时,对强者顶礼膜拜,尊敬有加,谁都会认为日本人是好学生,当实力接近对手时,擅长搞突袭和偷袭,试图如武士道一般一剑封喉,彻底肢解对方。
    
    这种周期性近乎反常态和反社会的行为成为日本集体潜意识中的文化情结,同时日本人也有严重的社会人格心理障碍,落后时往往整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哀怨连天,耻辱无限。但是这种耻感文化却成为日本人追赶先进的强烈动力,落后激发着这个东瀛小人国去改变落后,奋发图强,锐意进取。一旦超过对手后整个民族又会膨胀为“日本民族是高于人类其他一切民族的优秀民族”,这时日本人往往又会洋洋自得,野心膨胀,最后在其他强者联合下被击败和肢解。日本几乎周期性地摇摆于矛盾的两极,似乎永远学不会人类的平等和博爱的精神。日本人似乎永远不懂得道德观,日本人的词典里充斥着“压服和征服”,不是我压服你,就是你压服我(见戴季陶的《日本论》和蒋百里的《日本人》,2006年收于《日本四书》)。
     唐朝初年,日本对于强大的盛唐文明产生了敬畏感和屈服意识,同时日式的耻感文化驱动着日本人源源不断地去学习中国。当中国衰落时,日本又肆无忌惮地欺凌这个曾经在精神和文化上哺育了自己的母体文化。不要期待日本人真心地感恩或是谢罪,日本人既不会对中华文明哺育东瀛列岛而真心感恩,也绝不会对二战中的残暴罪行真心认罪。日本就是日本,日本只认实力,中国要真正赢得日本的尊重,不能仅仅满足于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刚刚超过日本,而必须在总体实力上大幅拉开同东瀛小人国的距离,让对手真正臣服和敬畏我们。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天然缺乏道德感和正义是非观的民族来说,道德说教和道德感化是苍白无力的。当我们的实力刚刚接近和超过对手的时候,日本对中国的最大感觉就是不服和憎恶,当中国大幅度拉开同对手的综合国力的差距的时候,日本人反而会敬畏和尊敬中国。
    
    日本人面对西方的时候,支配他们的同样是“弱小和强大”、“自卑和自大”的民族文化心理潜意识。19世纪中期,日本人第一次和英美文明相碰撞,日本人面对船坚炮利、人高马大的欧美人非常自卑。在日本的横滨码头,当时的日本政府专门寻来肥胖之极的东瀛巨无霸----相扑运动员来扔百来斤重的沙袋,试图展示日本人是有力气、高个子的人种,这一段让人今天读起来仍然忍俊不禁,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日本人强烈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内心的极度自卑激发极度示强的欲望。当美国人的舰队于1853年轻松击败了日本的幕府政府之后,日本的幕府政府居然来了个180度转弯,立即要求和美国修好,答应美国的条件。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把美国人轰开日本港口当作节日来庆祝,这与中国人将鸦片战争当作国耻来纪念形成鲜明的对比。相比日本人的实力逻辑和小国的奇特心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曾经领先全球的世界文明,会把任何外来的征服和欺压当作是历史的永久伤痕。仅从这一点来看,中华文明的成熟心态就要远远健全于日本的岛国文明。
    
    二战日本战败后,同样是实力逻辑决定日本人的行为,面对西方产生耻辱感和自卑感,而正是这种耻辱感和自卑感成为日本民族前进的动力,并转化成为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万丈雄心。当日本取得重大成就、在许多方面赶超西方后,老一套故事又重新上演,日本不仅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骄横自大,在西方文明占主导的世界不明智地追求日本收购西方产业和文化象征的“轰动效应”,甚至一些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感觉又可以和美国叫板,完全忽视了美国仍然占领日本的基本事实。当美国在经济上暗施策略敲打日本后,日本结束了经济奇迹增长期,进入了漫长的经济冬眠期,日本于是又一次陷入自轻自贱的民族信心低落期。
    
    进入了新世纪后,日本发现不再是西方和日本的强弱问题,更麻烦的事是自己的“宿敌”,曾经领先了东亚和世界近1500年的中国重新回来了,中国崛起,迈向头等强国之路更让日本失去了国家定位和方向感,日本进入了更加郁闷的心理“黯淡期”。
     日本的集体文化心理活动模式
    
    有社会学家这样形容日本人的集体行为模式:日本人就像一群水中向着一个方向游动的鱼群,当一颗石子投进水中的时候,击中了鱼群中的某些鱼,于是它们开始掉头往另一个方向移动,其它所有的鱼于是都改变了游动的方向,往同样一个方向游弋。这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人们的行动往往是“非自我”的集团行动和集体行动,这样的组织模式易于集中人力、调动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目标,但是这种缺乏反省能力和哲学理论思考的从众运动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弊端,当移动的方向正确的时候,可能产生很大的爆发力,取得巨大的成功,当移动方向错误的时候,由于严重的从众心理和大众集体运动不会轻易改变方向路径,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走向灭亡。
    
    19世纪末期,日本学习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变得比西方更加社会达尔文。1885年,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明确提出:“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法而对待之。”这段号称“脱亚入欧”的宣言是篇不折不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述,日本受西方欺凌,反而要加入欧洲列强的队伍来欺凌亚洲邻居。于是看似成功的日本“鱼群”起了贪天野心,游向错误的方向,最终导致了原子弹攻击的惨剧,差点招致毁灭。
    
    二战后,日本人总结教训:我们本以为用过去的方式会赢得世人(西方人)的尊敬,结果得到的却是世界的厌恶,现在我们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赢得世界(主要还是西方)的尊敬,于是日本鱼群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为日本划定的跑道上义无反顾地游向和平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且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奇迹。但日本始终令世人难以放心,巨大的集体动员能力和反省精神的缺乏,固然可以在短时期内取得重大成就,但一旦方向改变,可能又会给自己甚至世界带来灾难。日本的集体组织能力是日本成就的关键,也是日本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原因。一个严重缺乏道德关怀和人文关怀的集团,一个始终可以用巨大力量变换游动方向的“飞鱼群”,永远不可能为世界带来文明意义上的更新,更不可能有任何道德使命感,而日本的崛起只能带来人们无限的提防。
    
    正如日本社会的组织结构内部高度复杂一样,日本人使用的敬语空前繁复,见到每个不同级别的领导和同事都要使用不同的称谓和动词变位,都要决定使用不同深度的鞠躬,根据鞠躬的不同深度来判定对方的社会阶层(日本人的敬语使用见《百万个为什么:外语》1990年)。日本人在组织结构里极端小心翼翼,也极端地压抑自己的个性去遵守那数不清的繁文缛节,任何一个外来群体都不可能学会日本社会繁杂的“规矩”,除非他或她从小是在日本长大。这样的组织化结构固然有非常巨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但缺点是缺乏流动性、灵活性和改革更新能力。内部受到压抑的日本人下班后往往会爆发性发泄出来,于是文明礼貌的日本人在晚上又可能变为邋遢的酒鬼和卡拉OK和迪厅中的疯狂发泄者。日本人在人前彬彬有礼,但是来到远离日本的国外,又往往可能成为最放荡形骸,最不遵守人类正常规范的一群,无论是在曼谷、马尼拉,还是在金边还是巴厘岛,日本人失范放荡的行为令人讶异,这是与日本人平时接触时看不到的另一面。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优越感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民族,自己的国家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国家。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区别,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勿宁说是一种由于文明长时间领先亚洲和世界积淀下来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博大精深的文化、哲学、春秋战国三国时期悠久灿烂的文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明世界观。在古代,中国人即使持有“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并贬低中国周边的民族和国家,但这都是建立在文化潜意识上的优越心理,而不是建立在种族优越感和宗教优越感基础之上的霸道,这是认识中国人优越感同日本和欧洲优越感差别的根本基础。
    
    而日本人的优越感则是建立在种族基础之上的狭隘的优越感,由于日本是环海的岛国,和亚洲大陆的距离远超过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距离,这使得亚洲大陆和日本之间的距离在古代成为保护日本的天然屏障。在西方列强侵袭之前,日本在历史上除了面临过元军入侵以外,没有在严格意义上面临征服的危险。即使元军的入侵都被所谓的“神风”所阻击,导致唯一的一次外来侵略破功。跟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在历史上不断面临征服、侵略、民族迁徙和民族大融合不一样,孤立的地理环境导致日本没有同外来世界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换和文化交融、民族融合,因此中国人那种由多元文化共同融合而成的中华文化是日本人难以真正理解的。孤立的岛国和孤立的岛民以及带有功利色彩的对外部文化的模仿和抄袭,导致日本人无论是在古代学习大唐还是在近代学习西方都没有能产生真正的世界性观念和理想。
    
    从国土、语言和民族的角度来说,在日本国土上居住的99.9%都是大和民族,只在北海道居住着人口较少的阿伊努民族,但已经在大和民族的扩张与同化下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明。而日本国土上的外来居民,即使已经数代生活在日本的韩国人和中国人都一律被视为“外国人”。最奇特的是日本人对其海外移民的态度,由于日本社会重视所谓的民族纯净性和纯洁性导致日本社会超级保守和凝固的世界观,日本人固执地认为只有在日本国土上居住的才是真正纯粹的日本人,19世纪移民到巴西和秘鲁的日本国民由于长期脱离日本社会和日本固有的心理文化环境,则基本上不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日本人”。“日本人”,就必须是长期居住在日本本国的日本人,长期脱离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日本人基本上被排除在主流视野之外。日本人对“日侨”的观念迥异于中国人对于“华侨”的感情,无论在海外生活多久的华人都会被我们视为“同胞”,华侨和母国之间始终存在着文化纽带和感情联结,华侨利益受损的时候,中国则对这些华侨具有保护责任。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领土、国民和语言达到高度一致,可以说,日本形成了领土、国民和语言高度一致的“三位一体”现象(王志强《如此日本人》2006年)。高度的同一性和均质性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为均质单一的国家,这也跟日本人追求“纯粹”和“完美”相一致,即使是在种族问题上也要追求完全的极致。从临近的中国来看,中国的土地上居住着56个民族,其中除了满、回没有自己的语言或是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以外,其他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中华民族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包含了多种文化和语言在内的多元民族文化。这就不难理解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能力和吐故纳新的更新能力。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历经五千年而不衰,成为世界古代文明唯一的奇迹,这是同中华文明的宽容、淳厚和巨大的包容能力紧密相连的。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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