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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自传》揭示触目惊心的现象:高校内部的派系纷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6日 转载)
    
    来源:中华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博讯 boxun.com)

    
    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度过,教育生涯构成了他这部自传的重要内容。朱东润先生不仅桃李遍天下,而且有大量重要著作问世。在这本书中,朱先生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高校内部的派系纷争。
    
    1929年,朱东润应聘赴武汉大学任教。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为王世杰、教务长为王星拱。校中设四个学院,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法学院,院长皮宗石;理学院,院长王星拱;工学院,院长石瑛。每院中又有实权派人物,如文学院的陈通伯,法学院的周鲠生、杨端六,工学院的赵师梅等。由于法学院是武汉大学的重心,而法学院的几位重要教授都是湖南人,所以他们成了武汉大学的重要一派:湘军。
    
    闻一多虽为院长,但非湘军嫡系,难免不被排挤。他不得不辞职。这对武大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损失。
    
    不久,王世杰出任教育部部长,教务长王星拱担任校长。王星拱出身安徽,他提拔了一批安徽人担任要职。这样一来,武大内淮军崛起,湘军的力量被削弱。由此,派系争斗趋于激烈,学校开始走下坡路。朱东润如此感慨:“这一切虽没有表面化,内部的斗争已经把这所大学的发展前途搞垮了。一座新兴的大学由于内部斗争终于变得生气索然。”
    
    因战火蔓延,武大迁到四川乐山,校中的“湘军”与“淮军”已由暗斗走向明争。温文尔雅的“金德孟”(绅士的英语音译)变成了你撕我咬的“尖头鳗”。两派不仅在学术观点上针锋相对,就是住处也各据一方,呈“割据”状态:“那时淮军的地盘主要在鼓楼街、半壁街,湘军的地盘在玉堂街、丁东街。当然这是指的将士们的所在,主帅是深居简出的。”
    
    为了不卷入派系纷争中,朱东润只得找了个“既不偏东,又不偏西,既不太左,又不太右”的地方住下,可谓用心良苦。
    
    陈通伯推荐叶圣陶去武大做教授,淮军便将其目为眼中钉。中文系的刘主任特意安排自己的得意门生做叶的助教,其实是变相监督叶。这位助教也很“敬业”,把叶圣陶授课时的口误一一记录在案,再交给中文系刘主任,作为叶学问“不通”的证据。
    
    叶圣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刘主任想方设法对其排挤,一学期给他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另外两个教师却完全赋闲。叶圣陶气不过,就问刘主任:“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大一国文课?”刘主任答:“这哪能比啊?人家是专家啊!”
    
    派系纷争必然会殃及学生。
    
    大一入学后半学期,要安排一次摸底考试。那年刘主任出的考题是,将柳宗元的《佩韦赋》译成恒言。叶圣陶、朱东润等中文老师一看卷子,就明白这分明是“杀鸡给猴看”。因为,不要说学生,就是他们这些国文老师也不知道什么叫“恒言”。结果是学生要么干瞪眼,交白卷;要么胡乱答一气。这一回,叶圣陶等人忍无可忍,拒绝阅卷,以示抗议。由于处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叶圣陶辞职了,结算薪水时,校长王星拱又克扣了他一个月的薪水,叶去信追问,得到的回答是:“不能以公帑为馈物也。”叶写信力争,并将信先给朱东润过目。朱要叶在信里补充两句:“不独不望先生以公帑为馈物,并望先生之不以公帑为馈物也。”朱东润是以此讥刺王星拱虚伪、无耻。因为,对上峰、对亲信,王星拱不知道干了多少回“以公帑为馈物”的勾当。
    
    将叶圣陶排挤出局,刘主任就可以放手重用自己的亲信了。那位所谓的专家徐教授一直无课可代,恰好当时的重庆教育部颁布新章,提倡在大学中文系开传记研究。中文系刘主任是专门研究《说文解字》的,对“传记”似懂非懂,又耻于下问,竟想当然地认为传记在古文范围内,便让那位徐专家开设传记研究课,从韩愈、柳宗元讲起,自然是大闹笑话。
    
    
    
    
    
    
    
    钱穆这番话对余英时产生很大的启示,他由此知道了钱穆对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是他对历史的系统见解,但他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是允许别人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余英时因此懂得,学问的系统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他说:“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 ----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
    
    对学者而言,“尽量虚怀体会”他人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非常重要,然而,却有很多人甚至一些学问大家都很难或不愿做到这一点。
    
    “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有‘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有许多原来主张用‘语法’二字来表述的人,都纷纷放弃己见,投到 ‘文法学派’的旗下,只有张世禄先生仍旧坚持‘语法’的称谓。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这是1949年以来,陈望道唯一的一次登上张家之门,目的是要张世禄先生同意‘文法’的提法。但是,张先生就是不肯答应。”(《海上学人》P58)
    
    本来,校长屈尊拜访一位老师,倒是有几分礼贤下士之风,不过,倘若拜访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就让人不知道该说啥好了。这件事却让我想起李晓小说《继续操练》里一个情节,某大学两位教授因对“之”字有不同的解释同结下梁子。
    
    “别客气。”我送他到门口,“没本的生意,想舒畅尽管来找我。顺便请教一下,刘柳二老是怎么成了对乌眼鸡的?”
    
    “据说事出五十年前,当时他们对《尚书・盘庚》里的一个‘之’字的释义起了分歧,刘老训是,柳老训适,先是人前人后地争辩,后又在书上报上论驳,一发而不可收。其实两老都没对,按目前公认的解释,那字是文章虚词,没有实义。”
    
    派系纷争是一种内耗,内耗的范围既包括人与人之间无谓纠缠和猜忌,还包括一些重大项目的流产。
    
    复旦的鲍正鹄教授晚年曾准备修订《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已组建了工作班子,申请到了项目经费。因为年老体弱,他想请吴中杰教授协助他工作,吴教授婉言拒绝,任鲍教授再三劝说,他也不肯出手相助。原因是什么?多年后,吴中杰才吐露了实情:
    
    “其实,我对近代文学是很感兴趣的,而且还曾想把近代、现代、当代三段文学史连起来研究,能在鲍先生指导下研究近代文学,就像当初在他指导下从事鲁迅研究一样,收获一定很大。但是,他的工作班子已经组成,由于某种人事关系,我进去之后也无法开展工作,而这情况又不便在老师面前直言,----我想,那是即使讲了,他也未必会相信,所以只好借口我正在撰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而加以推诿。”((《海上学人》P116)
    
    由于害怕陷入人事纠纷中,担心不好开展工作,吴中杰违心也狠心地拒绝了恩师的求助,不仅开罪了老师,最终还导致这个项目因人手不够而被拖垮了。派系纷争,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
    
    高校内为何派系林立,纷争不休呢?朱东润先生在其自传中有这样的剖析:
    
    “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中,派系观点特别严重。旧社会的中文系是派系斗争的场所,这是无可怀疑的。一经进入新社会,即使社会制度完全变了,在大学工作的只是一般工作人员,一张工作证可以保障人的一生衣食,不需要聘书了,不需要每年每学期为聘书而担心了。但是一切都有惰性,聘书没有了,不等于为聘书而产生的担心就没有了。我在武汉大学后期,聘书是照发的,但是系主任的挤压、刁难,使我时时感到非及时离职不可。所以尽管大家都有了工作证,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安心工作。还有核心小组,还有这派那派。你不属于核心小组么?不属于这派那派么吗?很好,你自己努力吧,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时代的难关。”
    
    正因派系纷争根深蒂固,朱先生在自传里发出这样的呼吁:
    
    “所以最好的系主任,应当在系内打破一切派系,使大家安心工作,了解到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做人民需要的人。工作证是给我们的一个工作目标、一个奋斗目标,不是给我们开的吃饭门票。”
    
    倘若人人都这样想,派系自会消亡,纷争也就停息,则善莫大焉!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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