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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授:不要以怜悯心态把地震当事人当作灾民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07日 转载)
    
     来源:解放日报 
       ●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博讯 boxun.com)

    
      ●嘉 宾:梁永安(复旦大学副教授)
    
      编者按一年前的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让数万同胞殁于瓦砾。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心仍然牵系着那片土地、牵挂着那里的人。我们在思考,这一年来,我们是以怎样的方式铭记这场震灾?这一年来,我们的防灾减灾工作取得了哪些进步?一年来,我们的志愿者服务意识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我们推出“再望汶川”系列访谈,让我们一同梳理:这场震灾究竟改变了什么?教会了我们什么?
    
      龚丹韵:再过几天,就到“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纪念日了。痛定思痛,汶川大地震后,表现地震的作品,从诗歌、电视剧到文艺演出等层出不穷,其中有不少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您对这些文艺作品总体感觉如何呢?
    
      梁永安:表现真实灾难的文艺作品有很大难度。因为灾难总是突如其来,这时候的创作,不管是日常经验,还是个人的生存体验,都与当事人有很大距离。出于习惯思维,创作者很容易不知不觉套用非灾难经验,去演绎和叙述灾难,把一切都抽象化后,再提取出意义。事实上,反而是地震中当事人一些朴素、原生态的只言片语,更能打动人心。
    
      多年前,电影《紧急迫降》放映后,该航班机长接受采访时说,当时迫降过程并没有那么紧张,因为人都处于全身心的投入中,想不了那么多。其实,反映地震的作品也是如此,如果渲染得很大、角度宏观,反而可能会流于粗糙。
    
      我们常常想从大灾里面找出英雄主义的气概,但是真正具体的环节上,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壮烈,处处都是传奇,而是有一个自然的展开过程。生命体验需要体会细节的一点一滴。宏观叙事、英雄主义叙事,连普通大众都能想象出对白和场景如何设计,在感染力方面就可能有所欠缺。虚构片里,观众会为一个英雄的命运揪心,而在真实的灾难面前,作品里的情节和结局怎么走其实无关紧要,观众想看到的,是在生命展开的过程中,能否带来心灵的撞击。灾难作品如何把握分寸,不落入俗套泛泛而谈,确实考验艺术家的功力。
    
      龚丹韵:文艺本来就要高于生活,戏剧效果和矛盾冲突是叙事的核心所在,究竟需要怎样的把握,才能表达好汶川地震?
    
      梁永安:主要难度在于,进入现代以来,人的生存体验不像以前那样具有共振性。比如泰坦尼克号沉没,以前拍的《冰海沉船》非常朴实,表现茫茫大海中人力的不可抗争,也就足够了。但现在是一个高度分工、高度技术化的时代,人们在不同的生活处境里,感受非常细化,平时都未必能够相互理解,差异越来越大。一千个人脑子里有一千种灾难场景,想象灾难的时候,需要越过个人差异体会当事人的感情,不像过去用自己的经验也可以替代,实在很难。
    
      但是从中获得文化冲击还是有可能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生命的关怀视角有了很大改变,加入了更多科学的成分。除了情感反应,还有前因后果的观察、理性的调查、诊断式的解读,已经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人道主义关心。为什么生命如此无常?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有没有避免大规模天灾人祸更好的方法?每一次灾难面前,都会激荡起人们对这些千古母题的再一次思考,而且由于时代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理念的不同,每一次的启迪都会不一样。如果认真、具体地去探求,无论什么样的回顾纪念形式,应该都能给我们以回味。
    
      龚丹韵:那么您觉得在汶川地震中,值得我们铭记的文化意义有哪些呢?
    
      梁永安:这个时代,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平民时代。面对日常生活时,平民的艰难困苦是一种常态,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在大灾难面前,人们不仅要靠大无畏的英雄主义,还要依靠一些基本的生命能量,一股迸发出来的求生欲,这些能量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生命的顽强、人不断去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文化有一种伦理的梯度。讲群体意识的干部放弃家人去救百姓,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而普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自己的亲人。只要亲人还在废墟里,就不顾一切跑回去救人。这是千古传续的亲情,同样很真实。我们以往只注意社会性、公共性的表达,不太彰显那些亲情伦理的力量,但是在汶川地震中,却是这些平凡人的故事,令大家将心比心,感同身受。
    
      回溯历史一般有三种维度,一是大的国家民族观,二是家族血脉的延续,三是文艺作品对生活的超越、想象。近代以来中国大事不断,所以宏大叙事的角度成为我们回溯历史的主流,几乎形成了对大事件的本能反应。家庭叙事一直处在边缘状态。然而不得不承认,朴素的血缘家庭也是感动炎黄子孙的地方。比如地震中11岁的男孩背着4岁的妹妹长途跋涉,走出灾区。妹妹太小还不懂事,拿着唯一的一瓶水只管喝,哥哥满脸尘土、嘴唇干裂,不弃不离。又如有个人一定要把妻子的尸体整理干净,换上一身新衣,用摩托车带回家去安葬。还有一位乡村里的父亲背着去世孩子的遗体,一路上人们纷纷让道,充满人道光辉。这种伦理型的默契,无言无形,却掷地有声。
    
      龚丹韵:一年后的今天再回顾这场地震,与一年前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梁永安:我们不可能随时保持在抗震状态,后期渐渐会步入常规,如何在平静下来的生活中,对待这场灾难,着手进行重建,显然更加艰难,也更加复杂。
    
      地震让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难忘的瞬间,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这些感动在日常的模式化生活中,本来未被察觉,现在一下子透露出来了。比如“80后”当志愿者的热情,比如全国人民同此一心的凝聚力,比如草根生活中豁然显现的道德文化。我们不能光从书本里学国学,也要从生活本身来思考文化传承。文化蕴含最丰富的部分在乡村社会,在民族生活的地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地震的纪念,可以把中国人的文化基本面打通,促进文化内部的自我认知。
    
      我也希望不要以一种怜悯的心态,一直把当事人当作灾民,把汶川当作灾区。现在,视他们为新家园的建设者可能会更好。同样,怀念逝者,不在于生命消失本身,而在于生命的尊严。汶川的各种情景,一年后回忆起来依然感人,是因为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饱经灾难,还能如此坚韧,不是因为个体强大,而是人和人之间那朴素的生命联系。这是我们发展的文化动力,是生活幸福的希望所在,值得深深铭记。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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