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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邓小平与美国高层秘密会谈/宫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18日 转载)
     一、 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
      
       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之后,美国一方面对中国保持压力,以图以压促变,另一方面,也留有余地,注意观察中国事态的发展,并适时作出一点姿态,以防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一发而不可收拾。 (博讯 boxun.com)

      美国在宣布中止中美两国副部长以上的高层官员互访之后,仍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中国对话,因为这是了解彼此立场,避免错误判断的唯一有效途径。 1989年6月7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盖茨电告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说美国总统布什希望在当天下午6时以前与邓小平通话,请中国大使馆将这一信息转告国内,帮助安排。当天下午3时,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外交部美大司的回电,请其转告美方,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直接通话的习惯,美方有事可以通过中国大使馆与北京联系。布什由于未能与邓小平通话,于是亲自起草了一封信,向邓小平说明了他的想法,并提出要派一名特使去中国,希望中国有所回应,以便让特使“得以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他的使命。” 6月10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办公室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讨论解决方励之夫妇在美驻华使馆“避难”问题。
      1989年6月12日晚,中国驻美大使馆收到国内致布什总统的一封英文口信,口信指出:“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您,中国政府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形势,我们一贯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不会有所改变,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邓小平主席在最近所作的讲话中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口信对美方的信件作出回应说:“您表示愿意恢复与发展中美关系,这与中国方面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重要的是双方必须加深相互了解,并且任何一方都不应当做伤害对民族感情与利益的事情”。
      6月21日上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拿了布什总统的一封密信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面见韩叙大使,并且说:布什总统本来想下午接见韩叙,但是怕被记者泄露,改派他来与韩叙碰头。布什表示他本人将不再“卷入中国内部事务,指手划脚”,希望中国政府发表宽恕闹事学生的声明,并妥善解决方励之问题,为了商谈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布什决定派一名特使去北京见中国领导人,希望中国领导人予以考虑。中国方面很快做出反应,下午5时,韩叙约见斯考克罗夫特,面交北京的来电,表示愿意接待总统特使。这样,中美高层之间的私下联系终于有了着落。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作为特使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并与其就中美关系中的紧迫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格尔伯格事后所述,在会见中“我们坚定地表明,美国不宽恕使用骇人听闻的暴力来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也不宽恕随后采取的镇压措施。”“我认为,第一次访问表示了美国的目的是严肃的,清楚表明了我们关系的恶化包含了多大风险。”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说:“我需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我可以自豪地说,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邓小平的讲话使美国方面了解了中国领导人真实想法,减少了错误的判断。在此之后,美国于1989年7月7日宣布批准波音飞机公司向中国出售4架原定于6月交货的商业性喷气客机,但中国政府订购的其余飞机的交付仍然“取决于中国局势的发展”。
      1989年7月下旬,恰逢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美方又暗示东道国法国将美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们在开会期间“有机会彼此能长时间见面”。会议期间,贝克三次会见钱外长。7月31日中美外长的会谈长达90分钟,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贝克为此推迟了返回华盛顿的时间。在会谈中,双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也就中美关系进行了坦率的谈话。钱其琛外长向贝克国务卿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他强调指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贝克表示,布什总统十分珍视12年来双方培育起来的中美关系,希望共同努力,使这种关系得到维持和发展。钱外长强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共同利益,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中美关系是能够得到发展的。
       1989年8月8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赴天津,参加美国MGM商业公司在天津租借签署土地划片开发合并的仪式。表明了美方对在华商业利益的重视。这个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中美关系恶化后,双方签署的最大一个项目,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8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由于“北京安全情况正在改善”,批准260名驻华使馆外交人员家属返回中国。
      中国方面抓住这一机会,作出适度反应,向美国商界人士及美国大使阐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希望中美能够保持在经济领域的合作。8月1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会见美国MGM商业公司总裁马利克波尔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继续改革开放,中国才能繁荣富强。马利克波尔一行是在天津签署了划片开发的合同后来到北京的。李瑞环对马利克波尔的远见表示赞许,对为此项目尽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李瑞环认为,这一项目的签署有力地证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最近,有许多外国朋友都很关心或者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能持续下去。他表示相信,如果这些外国朋友到中国来看看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些顾虑就可以很快消除。李瑞环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历史,大量的事实证明,实行改革、开放对于四化建设的推进,对于国家面貌的改变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的前提下,走好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不是哪个人的愿望,而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过去我们出现一些问题,那是因为改革、开放搞得还不够好,而今后的困难如何解决,也要靠继续搞好改革、开放。李瑞环说,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也必须改进和适应。毫无疑问,由于我们长期封闭,对国外情况不太了解,加上经济等条件的限制,我们在思想、作风、政策、措施等许多方面还不适应。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使对外开放搞得更好,步子迈得更大。李瑞环对会见时在座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专程到天津参加合同签字仪式表示赞赏。他说,希望大使先生多跑跑这种地方,多促成这类事情,这很有意思,其意义可能超过具体项目的本身。
      为了使处于困境中的中美关系早日出现转机,中国方面继续作出努力。1989年9月28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纽约参加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钱其琛向贝克表示,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但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双方的努力,中国希望美国方面采取一些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实际步骤。
       10月2日,钱其琛外长应邀到设在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他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钱外长在讲话中阐述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
      第一,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根本不同,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中美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首先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需要。其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都可以从发展经济贸易中获利。
      第二,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否则的话,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中美目前出现的困难并不是因为中国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而是由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所引起的。其次,中国对纯属自己国内的事务实行什么政策,采取何种行动,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如果有人企图通过施加压力的办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那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增进相互了解,首先要准确地了解事实,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其次,应该避免用本国习以为常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是非。如果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那是不明智的,也是做不到的。我们不想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输出给其他国家。我们也希望别的国家采取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第四,处理好台湾问题十分重要。当前,台湾当局利用某些国家同中国关系出现暂时困难之机,加紧推行“弹性外交”,其实质是谋求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一做法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美国政府多次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希望这些声明能见诸于行动。
      钱外长还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大势所趋。战后历史的发展表明,凭借军事优势发动军事入侵、对别国施加压力、实行经济制裁,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既不合时代潮流,也不能奏效。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关系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持久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才有希望,中国不仅首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一贯身体力行,并主张在此原则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讲话结束后,钱其琛外长还耐心地回答了美国朋友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通过尼克松和基辛格传递中国的立场
      
      在中美关系处在僵局的时刻,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又对布什总统对外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的特殊身份,肩负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话,共同探索摆脱危机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尽管严格说来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但中美双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美国白宫在尼克松抵达北京之前就在一项声明中直言不讳地说:“总统正期待着阅读尼克松的报告”尼克松的发言人在谈到此次的目的时指出:“这是一次进行实地调查的访问,以估价中美关系目前形势,并讨论两国目前所处的战略格局”。
      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来访也极为重视。邓小平与之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邓小平对尼克松指出;“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他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邓小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邓小平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在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生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邓小平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邓小平认为,“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还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邓小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并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也分别会见了尼克松。江泽民对尼克松表示,中国已经打开的大门不会关上,不会走闭关锁国的道路。我们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尼克松在上述会谈中表示,现在美中关系正面临着严重困难,但是,按照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仍能找到现在和未来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他希望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想办法,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尼克松不同意中方关于解决中美冲突,应先由美方采取主动的提法,他认为,恢复两国关系的势头,需要双方的努力,向前迈进的唯一方法是共同起步。
      尼克松在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之后,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希望恢复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是坚持必须由华盛顿采取主动;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对6月份发生的事件重新作出估价。尼克松说,在这件事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就象是两条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但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讨论这些分歧,并尽力解决分歧。
      尼克松回国后于11月5日向布什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他这次中国之行的情况。这次访问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对于美国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及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有意义的。11月7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前总统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希望找到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正常化的方向。他对记者说,尼克松是受中国尊重的一位老朋友,他是在情况非常困难的时刻打开同中国关系的人,他看到这种关系至为重要,我也看到这种重要性。他说,我们有巨大的地缘政治的原因要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希望以静悄悄的方式找到或许是双方能够采取的步骤,使这种关系回到更加正常化的方向。但布什在谈到中国方面所坚持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点时,他又说,他认为“不是那种情况”。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又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中国。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以及江泽民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基辛格。邓小平对基辛格说: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在谈到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的原因时,邓小平认为:“美国确实有人希望中国动乱。你只要查一下美国之音前两三月的报导就可了解”,“美国在中国动乱中卷入太深了 ”。但邓小平仍然认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钱其琛外长会见并宴请了基辛格博士。钱其琛说,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并没有妨碍两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只要我们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基本原则,这些差别现在和将来也不应成为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钱外长说,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发现这样的客观现实,即中美之间有着长远的重大共同利益,中国希望尽快结束中美间这几个月来不愉快的纠葛,共同开辟未来。他接着说,我们为了维护两国关系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事情不取决于我们单方面。我们期待着美国政府采取主动行动。基辛格强调说,他继续重视美国同中国发展密切的关系。基辛格指出,多年来,两国尽管有各种分歧,但双方发现彼此间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自17年前“上海公报”起草以来,情况一直如此。他说,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谋求加强同中国的谅解。不过还有一点,就是一项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既反映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要反映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传统。基辛格说,一些美国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应走第一步,而一些中国人认为,美国应走第一步。他认为,由于稳定与和平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共同采取步骤,使双方的关系更顺利地发展。
      在此之后,邓小平又于1989年11月17日会见了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夫妇,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他说:“中美要友好相处,这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不做伤害美国的事,美国也不能做伤害中国的事。这次美国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厉害,甚至连回旋余地也没有留。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有好处。要尽早结束这个纠葛,最好不要超过今年,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事情要拖到九十年代?不必讲是谁占了上风,谁占先,谁胜利,也不能让世界上的人认为哪一家输了,哪一家屈服了。解决中美之间半年纠葛,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作为一条原则,将来两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和争执,双方都应该采取克制态度来解决纠葛。”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宣布中止中美高级官员接触的情况下,与以私人身份所进行访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谈话与沟通,实际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维持了两国间的微妙联系,促进了两国对彼此间立场的了解,这对于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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